“小三儿”的回忆
李志毅（法）
1965年9月1日开学那天，记得是我爸妈一起送的我。爸爸和秦鹏的妈妈同在铁道部工作，那天碰上了，经家长介绍我认识法三班的第一个同学是秦鹏。从那起，秦鹏便是我朝夕相处的好同学。后来，再后来……今天，听说秦鹏成为法国食品企业在中国乃至亚洲赫赫有名的代表。
要知道，那个年代家家孩子都多，我们同学在家排行老四、老五，甚至老六的也不算稀奇。那个年代也不娇生惯养，老四老五，不比老大老二干活少。不会就学呗。看看今天咱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同学那包饺子的手艺，绝对比专业还专业，快而馅大。哼是那会儿练的！
说到吃，忘不了在和平门上“小三儿”时吃的几个典型饭菜：大米粥加枣馒头或肉卷，还有肉丁馒头八宝菜，白菜汆丸子，雪里蕻肉末炒米饭加鸡蛋汤。我们那年上“小三儿”时，小学部食堂正在施工，用餐是在教室；住在“乐育堂”二楼百人大宿舍。全年级的男生住在一起，这在今天简直不可思议。一早起来“乐育堂”楼下按照各班排好队，9—10岁的孩子端着各自的洗脸盆列队奔“盥洗室”（这个名字是在附校学来的），这当中自然有生活老师照料着。盥洗完毕将脸盆等放回宿舍，盆放在床下，毛巾像叠被子一样，弄成小豆腐块挂在绳子上整整齐齐，立刻下楼，再列队到教室用早餐。法三班教室在学校二道门右手教学楼一层西头，隔壁是西三班，接下来是俄三、英三。送饭师傅已经将大盆的粥和用棉被盖着的大笸箩摆在黑板前。我们每人拿起两个小搪瓷碗，一个盛粥，一个盛咸菜和主食。记得大锅熬的粥有股特殊的味道，可能是由于大铁锅熬粥比较爱粘锅，那粥总有一股煳味儿。后来习惯了，没有煳味儿的还不香。大棉被下面盖着的，不是糖三角就是枣馒头，遇上肉丁馒头，9—10岁的孩子胃口大增，得多吃一个半个的。在家已经习惯用筷子吃饭，在这儿都用勺，感觉挺资产阶级的。附校的咸菜很是讲究，最多的是六必居八宝菜，里面有多种咸菜组成，据说有八宝，我不喜欢软绵绵一咬咸水流淌的宝，偏爱比较脆的酱瓜。班里有几位特别喜欢吃咸的同学，记得有徐小航、杨少卿和鲁振刚，半碗咸菜能够空口吃下，我们吃不下的他们全吃。后来才知道他们当中有人得肾炎与吃的太咸有关。
午饭在第四节课即将上完就在教室门口恭候了。到第四节课时，我们已经饥肠辘轳了，哪儿有心听课。生活老师李文华最理解我们，只要第四节的老师拖堂，就要遭到李老师的一阵抱怨。忘了当时饭前有没有洗手的环节。现在想想，一群孩子有序地扑向饭菜的情景一定很讨人喜欢。午饭一般比较丰富。我记得最清的就是白菜汆丸子，老师先盛一勺清汤白菜，再在上面盛上8到10个小丸子，也有11个的时候。丸子白白的，现在看来就是水调肉馅加入葱、姜、蒜和盐，但货真价实不放淀粉，放在白菜上面显得满满一碗，很过瘾。当中个别姜切得粗了点；小孩不喜欢姜，但我们也惯了。
到晚饭，一般相对简单，但绝对不凑合。我印象中总也吃不够的是雪里蕻肉末炒米饭加鸡蛋汤。下午活动量比较大，到了晚上胃口不错，遇到这饭我怎么也要添它两次，之后还有一碗鸡蛋汤下肚。饭后在校园里继续玩耍一番就上晚自习了，此时仍在打着至今想起来都想打的——油嗝。那真是附校的一绝！
“小三儿”那年，无论是上操，集体外出看电影，还是到虎坊路做体检，我们都唱着“日落西山红霞飞，……”班主任何建华老师、法语老师蒋重祯、生活老师李文华无时无刻不在呵护着我们。我们真是一群幸福的孩子！
洗 澡
文革前的附校生活，与其说是军事化，不如说教会化。身处昔日“京师学堂”，从尘封着二三十年代文化的图书馆的门窗缝隙吹出阵阵阴风中，流淌出各式各样的鬼的故事：无头女尸，还有绣花鞋什么的。正宗科班毕业的老师们似乎也与众不同，他们的修养、威严、博学和慈爱，也令人想到神甫、修女、教堂和管风琴。还有些特殊的……
集体生活就是透明度大，几乎没有任何隐私。谁爱尿炕，谁老想家，谁爱流鼻涕，谁有什么生理特征，大家都知道，因此外号也是五花八门。
集体生活就是集体行动，包括洗澡。
每周三下午四点，是规定的洗澡时间。全年级男生排队，来到中学食堂锅炉房旁边的澡堂（小学楼建好后改在一层西头音乐教室对面）。记得进门向右是一个大房间，周围是木头长条凳，一端有无数木制小方格用于存放衣服，这就是更衣室。管生活的是一水的女老师，她们管吃，管睡，还管洗澡。当一个个光光溜溜的孩子们像麻雀一样唧唧喳喳在澡堂子的水声和回声中玩耍打闹时，三四个衣着特殊的女老师，像母鸡带着一群小鸡，不停地关照这个，吆喝那个，生怕哪个孩子摔倒磕破了。说特殊无非是我们光着，她们穿着，但穿的是没膝裤衩和短袖背心。一般情况下老师不帮助洗，个别也胡噜一下脑袋搓一下背。薄薄的衣服让水一淋，像穿上了紧身服，成年人的肢体在孩子眼前晃动；淘气的孩子便交头接耳。老师发现了一阵痛斥：“快洗！晚饭吃肉卷！”
那时没有资产阶级的“力士”香皂，“药皂”就很时髦，真的，它的味道40年后依然弥漫着。
“老破”兄弟
同学中从九岁十岁的孩时就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直至工作还时不时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实在不多。但对外附同学这个特殊群体来说肯定不在少数，特别是在外交系统。每每谈起我们那时的故事，捋着时间的脉搏，总有永远讲不完的鲜活鲜活的话题，让人回味无穷的往事和无限的思念。我与李建国就是如此。
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插队到驻法国使馆，从一起玩闹到一起在排球队为外附效力到一起扛大包到一起住在巴黎豪华旅馆接待中国国家领导人，应该说我们像挚友更像兄弟。
建国的外号叫“老破”。据马晓宏考证，来自于建国穿过的一双球鞋。现在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年轻人都不能理解。那时的社会就是这样要求的。先是买大号的鞋，禁穿，叫“大鞋”；大脚指头漏了个洞，缝起来接着穿，再破了就叫“破鞋”。小的时候在学校玩捉迷藏，建国肯定是主力，校园里时不时有人高叫：“破鞋，你丫出来，我看见你了！”同学们把这个称呼挂在嘴边。后来大了一点，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称呼遭到女老师们的反感：“哎呀，多难听呀！”所以后来我们干脆就改叫建国为“老破”了。
记得上初中时，“老破”放学时在北外院里遭大孩子欺负，经几个回合，打之不过。我怒不可恶，拔刀相助，像是在“四号位”一记重扣，打得那厮原地转了三个圈，寻个空隙逃之。
记得上高中时，排球队“二传”张利民出国，建国接替；开始不顺手，从来都是从自己找原因，后来整个一个主力，还时常跳起轻吊对方空挡，屡屡奏效。
记得在四季青公社插队时，我们都是二级劳动力，和农民骠着干：扛麻袋、砍高粱秸、打井、盖房、插秧、割稻，样样不落后。
还记得在驻法国使馆工作时，我们一起接待国家领导人，住在巴黎某豪华旅馆。建国在接待方面真是一把好手，所有该做的，都安排得有条不紊，其专业程度绝不亚于礼宾司，与他一起工作我似乎感到有了靠山。
建国工作刻苦，爱办公室如家，爱计算机如命。他的五笔字型输入速度据说在外交部竞赛时是业余组第一名，快得令人目瞪口呆。我在巴黎曾下决心向他学习，可惜没有两个月就放弃了。
正是为国效力的年华，建国却突然离开了。我总觉得他还在驻外，再过两年就该回来了。
为什么我总是在想念他，因为我们相互了解得太深：在他的内心充满了对他人的关爱，却惟独没有他自己。为什么我总不相信他的离去，因为他已经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不是兄弟，胜似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