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在外语附校……

萧冬京（法）

在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班级，与同一批同学能一下共同度过七个年头甚至更长，这是不多见的。我们在外语附校、在法三班就有过这样的难忘经历。因此，我记得在外语附校的人与事就很多，尽管已经过去了40年，但现在每每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

我记得，1965年初秋的一天，妈妈给我在白衬衫外面套上一件请她同事专门为我织的红色毛背心、戴着红领巾欢喜地走进和平门外语附校的大门。由于全班38个同学（编制40人，2人未到）来自不同区县的不同学校，大家互不相识，最初的班干部便由班主任老师指定。老师对大家说，以后上课先由班长喊起立，老师让坐下再坐下。接着老师宣布了班委的名单，记得第一任班委由六人组成，有我、丛林、路建平及其他几个人。上课时我按着老师的要求喊了“起立”，没想到一下课便有人找来问我：“萧冬京怎么是你？班长怎么是个女的？”这让我第一次知道了我的名字没有性别的标志。

刚一入校，我碰到的第一位“熟人”是赵薇，那也是不久前在共同参加入校考试时，在政协礼堂附近的一所小学考场上认识的，没想到就一同分在了法三班。进了法三班，老师给我们布置的第一篇作文题目便是《我考上了外语附校》，既让我们重温一下考上这个学校时的情景，也做一次摸底测试。正如李迁同学所说，能考上外语附校的学生应该都是好学生，因为这是从全北京市范围内经过笔试和面试选拔出来的学生，竞争同现在上个重点学校一样激烈。我记得1965年暑假的好多日子，我都是在原来学校推荐报考外语附校后，有老师经常来我家给我辅导学习中度过的。足见当时外语附校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和荣誉。可我当时对这个学校的第一印象却是校名太长：“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太拗口，还不好懂。直到入校好长时间后，才知道它还可以简化成“外语附校”。

“自从踏进学校的门槛，我们就生活在老师的身边，从一个爱哭的孩子，变成了一个有知识的少年……”我们在外语附校的成长经历，就如同这首歌中所唱的一样。我们的第一任法语老师蒋重桢，永远温文尔雅，细声细气，好像从来不向学生发脾气，但她同当时的法国老师一起为我们这班后来被人称为“法语发音很地道”的学生们打下了语音语调的基础。班主任何建华虽然仅长我们不足十岁，却俨然已像一位教龄很长的老教师，富有丰富的带班经验。一次何老师将我叫到她的办公室，递给我一本《王杰日记》。打开书，只见扉页上一手漂亮的钢笔字写着：“萧冬京同学，在你十岁生日的时候送上这本书，希望你……”对于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在生日之际收到老师这样一份礼物，是何等的“待遇”、何等的激励。当然何老师也有严厉的时候。1966年搬入小学楼后，正值援越抗美时期，老师安排我们女生学跳舞蹈《椰林怒火》。自小不喜欢跳舞的我，既不情愿也不认真地在那儿伸胳膊踢腿，何老师见状，厉声喝道：“萧冬京，站一边去，看其他人怎么跳！”这是我一生中从历任老师处得到的最严厉的斥责，终生难忘。

我记得1970年搬到苏州街外院西院后，柳正琛老师接手我们班的班主任兼法语老师，平时言语不多的柳老师却在如何带班上下了很大功夫，用了颇多心思。它不是简单接手法语教学，也不管我们已经有了好几年学习法语的“历史”，而是先让我们学习时任乒乓球女队教练的徐寅生的一篇文章，从学习辩证法的角度，深入浅出地谈如何学习的道理，然后带着全班同学“从头来过”，甚至从字母、发音逐一开始。一段时间后，终于打消了众人认为这是浪费时间、浪费精力的疑虑，为这个班法语水平的整体迅速提高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令我们受益匪浅。

外语附校的学生不仅学习出色，其他生活也丰富多彩。我记得第一次到农村劳动，是1966年夏天去马甸公社拣麦穗。尽管只有一天，但也让我们这些年仅十岁的孩子知道了“盘中餐皆辛苦”的道理。至于后来去魏善庄公社马坊大队、温泉公社白家疃大队和北京钢厂等地的劳动，更是让我们体验了生产劳动的艰辛，也锻炼了我们吃苦耐劳的意志。唯一一次700里长途野营拉练，也留下了不少可以咀嚼的回忆。记得在延庆县深山的一个小村子驻扎时，学校要求每班要派人轮流站岗值夜班，两人一班。排班时，王修文抢先说了句“我要和萧冬京一个班，因为我害怕……”一句话，把本来也心虚胆怯的我逼到了必须充大胆的地步。上岗时，我俩身着厚实的棉猴，头戴男式棉帽，一个大口罩把脸捂上大半，上上下下，严严实实，手里还握杆木棍权当武器。在大气不敢出的情况下，确实令人辨不出男女。

我记得，文化大革命前，早晨起床后端着自己的脸盆排队去盥洗室；在“乐育堂”楼前的院子里看露天电影《列宁在十月》，听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那铿锵有力的话语：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八月十五时听陈宝英老师唱“八月十五月儿圆，连队里分了月饼，雷锋手捧着月饼想起了从前……”；同学们搬着椅子到学校对面的师大附中借操场开运动会；搬进小学楼后，有了新的大食堂，十人一桌吃饭（法三班女生九人，分来英三班的王军“补差”组成一桌）；在新的阶梯教室里合唱《歌唱二小放牛郎》；在大食堂里听本班同学姚丹丹的姐姐姚小梅（初二英）演唱《江姐》：“红岩上红梅开……”

我记得，文化大革命中在和平门校舍的大门内、二门外毛主席像前的早请示、晚汇报；在班级教室里同学们忙着写决心书、剪花样、布置红海洋；我记得工宣队、军宣队分别进校时的情形；记得复课闹革命后的学习氛围；还有1969年为天安门国庆活动苦练组字……

我记得，解小棉激动地给我们讲她入附校前参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宛玉华在校文艺宣传队的舞台上活跃的舞姿；韦美丽因为住家离我家很近，经常来我家一同玩，甚至还留下了与我姐妹同抱一只小猫咪的合影；路建平经常在课上看课外书；张利民被称作小petit的贴切；李平见了女生就躲的远远的，恨不得扎进墙皮；李志毅把个东郭先生演得声情并茂、惟妙惟肖；程小林刚转回班里时学习的刻苦用功……我还记得很多很多在外语附校的人与事，虽然都是片断，却都栩栩如生。我将永远记得外语附校的这七年，永远记住这段美好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