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动荡的年代里成长

程小林（法）

一

从1965年9月入校，到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位于和平门的附校旧址在我幼小心灵里留下了许多美好回忆：西式洋房、参天大树、古朴校园；全日制管理、大家庭乐趣；奇妙的法语，从此与我们为伴。一句校园歌曲恰当概括了这种无忧无虑、欢快无比的心境：“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过的太慢，你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

的确好景不长。随着文革的爆发，我们的生活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一时间，大小字报扑天盖地，邻班的老师成了牛鬼蛇神，我们的班主任老师何建华，法语老师蒋重桢，生活老师李文华也成了大家恶作剧的对象。我们这群刚满十岁的孩子未能逃脱“史无前例”的浩劫，开始了“停课闹革命”的岁月。

对附校的这段记忆有些杂乱无章，断断续续。新小学楼的开启带来了些许新奇，让“未来的花朵”们初尝到现代化的舒适。工、军宣传队的到来平添了不少奇闻逸事，包括谁与谁“相好”。去石村学农使同学们首次领略到“广阔天地”；在用好奇的眼光观察世界的同时，一部分同学成了另一部分同学恶作剧的牺牲品：一觉醒来时，有人发现自己满脸被抹了墨，嘴里被塞了黄连片，真是苦不堪言。中苏边境的冲突不断升级，“备战、备荒、为人民”成了当务之急。于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小学楼前的广场变成了一道道防空洞。

此时，父母已双双下放到“五七干校”，我游离于动荡的校园和空旷的家庭之间，感到无着无落。于是在1969年12月，终于“走为上策”，告别了非常时期的附校，义无返顾地随父母落户到河北省固安县一农民家庭。

二

1971年8月，随着形势的缓解，我又悄然回到阔别一年多的附校。其实我对附校、对法语已十分漠然，是父母坚持让我回来的。为此，母亲好几次在彻夜田间劳碌之后，换下泥泞的水靴，穿上干净的凉鞋，迎着晨曦，踏上北去的长途汽车，为我重返附校开始了一天的奔波。终于，附校张开双臂接纳了我。在当时的环境下，给人添麻烦、提要求而又被拒绝也是很自然的。但是我是幸运的；否则不可能有后来，更没有今天。

重返附校之时，也是“复课闹革命”之际。附校的领导和老师们似乎较早意识到了“红与专”的辨证关系，开始强化教学。我们便成为这股“整顿风”的受益者，法语重新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外教柯恩先生是一位参加过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的左翼人士。他通过图文并茂、生动活泼的教材和教具，向我们悉心讲述西方的语言、文化、思维和习惯。

在那动乱的年代，是他们这些伟大的园丁们，顶住各种压力，孜孜不倦地耕耘，默默无闻地奉献，用知识武装起这群迷茫的少年：李静昭，王素波，张佑昌，司徒双，柳正琛，张光灿……从此，我们的学习热情开始高涨，兴趣也日益广泛。

随着岁月的流逝、知识的增长，同学们的个性特长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一时间，苏州街旁的校园变成了一个人才济济、争奇斗艳的百花园：学习尖子、小提琴手、鼓号队员、学生会主席，文体部主任、板报组组长、排球队主力、篮球队队长、乒乓球冠军、长跑健将、校播音员……在这个集体中，每个人都在彰显着自己的实力，发挥着各自的能量，开辟着个人的天地。

当我从固安县重返这个集体时，陈育明敞开心扉向我伸出了热情之手。不久，我俩竟成了一对形影不离、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其时，大家都有压力和孤独感，都需要对方的抚慰和支持。这段友情纯真可贵，绝无哗众取宠之意。至于“被窝里打着电筒学毛选”等插曲，姑且归咎于那个年代的“无知”、“冲动”或“赶时髦”吧。

三

1973年1月至1975年1月，是在附校上高中的两年，也是附校生涯中最激奋的两年。除了学业，新的挑战也迎面而来。我，一个貌不惊人、才不出众的无名小卒，一跃成为班里和学校的团干部。名声、赞誉构成了巨大冲击，好在没有被击倒。我从担任的社会工作中学会了与人交往，锻炼了能力，为日后走上社会打下了基础。当然，这段经历也具有那个时代的特征。值得庆幸的是，我对人始终以诚相待，没有愧对良心，没有辜负同学、老师的信任。借此机会，我要特别感谢王唯群、邱光欣老师的鼓励和教诲，感谢团支部全体同仁的理解和支持。

高中为我们提供了更广阔的体验人生、接触实际的社会大课堂。三合庄的支农、外印厂的学工、武清县的学军、亚非拉乒乓球赛的实习，构成了一个个鲜活的场景，令人激动、难忘。在那里，我们与工农兵大众、国际友人打成一片，结下了深厚友情。作为社会的宠儿，我们开始体会到自己的微不足道，生活的艰辛不易，决心用所学知识报效祖国和人民，为世界和平友好贡献力量。

告别附校、走向社会的时刻终于来临了。记得离校那天，许多任课多年的老师和低年级的小同学自动聚集到校门口，为我们夹道欢送。大家热泪盈眶，依依不舍，像孩子离家一样难过。这真是一段割舍不断的情感。

从小学三年级到高中毕业，整整十个春秋。十年对于人生来说虽不算长，但在附校经历的动荡十年令我终身难忘，也令我终生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