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一回首

王助（法）

40年前的今天，160位9-10岁的孩子走进了位于和平门的北京外语附校。一走进学校大门，看着高中部的学生们在校园内高声流利地朗读外语（不知是什么语言），心中是那样地羡慕，看着他们就跟大人一样。今天我们的孩子也都20来岁了，可我们看他们还是那样地幼稚。真是时光飞逝，一晃40年过去了。往事如烟，一件件小事又从脑海中闪过。

一、一间巨大的宿舍

刚一入校，英语班和法语班两个班的男生都住在“乐育堂”楼上一间大屋子内（我们一直都念“乐(lè)育堂”；近来听宋岱说，应念“乐(yuè)育堂”，是“音乐教育”的意思）。屋子中横竖满满当当摆着60来张床。有些孩子调皮，睡觉时讲话、打闹。于是那些最调皮的孩子的床的四周就被老师安排一些“乖”孩子，以适当将调皮的孩子隔离。我就是“乖”孩子之一，“负责”隔离英语班的某调皮孩子（好像是张坚）。但是记忆中，大宿舍里一直就是很热闹，有人说话，有人打闹，从这个床跳到那个床。你想想，60来个10来岁的男孩子放在一个大屋子中怎么能不热闹？！

大屋子中放着一个大尿桶，晚上睡觉时小便可不出屋。一夜经过几十个孩子尿过尿后（再加上几个臭小子尿床），早上屋内散发着一股怪味。记得还有几次，不知是有人故意还是无意把大尿桶踢翻了，搞得屋内一片混乱。

另外记忆颇深的是楼内无盥洗室，洗漱都要下楼到另一楼内。1965年在附校过的第一个冬天感觉特别冷，每次洗漱完走到门外，手和脸冻得冰凉。

二、一间特殊的屋子

1965年底，小学部楼建成。据说这幢楼加上边上的食堂花了100多万元人民币。这在当时对我们这些小孩子而言，真是一个天文数字的价格。

我住进这个楼的第一个宿舍是一层东侧尽头右手朝阳的屋子（忘了门牌是101还是110）。记得这是个套间，有一大一小两间，生活老师李老师在小间也有个床位。我们在这间宿舍住了没几个月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于是就离开了这间宿舍。

复课后，大约在1967年下半年或1968年，我和少部分同学住在学校。一天夜里正在睡梦中被乱哄哄的嘈杂声惊醒：原来有一间屋子内着火了。我随着大家跑出楼，一打听，原来就是在我小三儿时住的第一个宿舍屋内，一个外地来的神经不太正常的人用桌子从屋内把屋门顶住，然后在屋内放了火，一股股浓烟从门缝和窗缝钻出。混乱中一个外地口音的男子在屋内高呼：“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做谁做？！（这是年青毛泽东在1919年发出的豪言壮语）”“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外面的人花了不少时间才冲进屋子，制服了该男子，并把大火扑灭。

这次大火后，我对这间宿舍印象更深了。有意思的是：又过了近20年，1987年上半年我报名参加了“中国文化书院”函授班的学习。报名的地点就是在原来的附校小学部楼。更巧的是，当我按着地址进楼报名时，报名处又是这间我在小学部楼住的第一间宿舍。报完名我走出这幢楼时，不禁感慨到：自己与这间屋子还是真有缘啊！

三、一位难忘的高年级同学

高年级的同学中我知道不少人，但是在我头脑中印象特别深的是英四班的姚建同学。

在文革复课后，由于其父的缘故，姚建在学校也算是比较有名了。记得还是在和平门的时候，姚建就很招眼：常常戴个挺帅的眼镜（当时有人说他未近视，戴的其实是个平光镜），背个被我们称为“马桶包”的包（当时能出国的运动员常常也背这种包，而一般学生都背军用书包式的书包），这在当时也就算是很时髦的了。

他们那一届初三毕业离校后，我们就见不到他了。但是再次见到他时是在一个极为特殊的场合。

1975年4月至1977年5月我和另外9位同学高中毕业后被外院留作师资并先后在温泉公社白家疃大队、北京特殊钢厂和保定38军学农、学工、学军锻炼（当时被称为“外院小分队”）。其间，1975年10月至1976年10月在北京特殊钢厂劳动，当时住在特钢厂工人民兵连的小院内。1976年年初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天安门广场爆发了悼念周总理的群众运动，被“四人帮”等污蔑为“反革命活动”，一些群众被抓。一天，工人民兵连说有政治任务，但他们人手不足，让我们小分队派几个人协助他们。于是我和另外几个同学就上了工人民兵的车，随他们前往位于宣武区的“模范监狱”提几位被抓的群众，去某处开“批斗会”。到了监狱外，我们在车内等着，工人民兵们把从监狱里提出的几位在押人员押上了车。我看了一眼几位在押人员，不禁大吃一惊：姚建兄也在其中。只是他当时未戴眼镜；如果他是近视眼的话，也不知他是否认出了我。这一幕一直深深记在我的脑海中。

再往后，一直到了2004年年底，附校同学会在日坛宾馆聚会时我才再一次见到他。当我与姚建和黎模苏聊到那一段经历时，大家仍记忆犹新。

四、一位未见过面的“准同学”

1965年入校时，法语班应有40人，其中男生30人，女生10人。但报到时只有29位男生和9位女生报到。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两位同学入学时没来报到。

直到40年后，2004年，一个极偶然的机会使我知道了谁是法语班那位未报到的女同学。

我二哥在美国硅谷“英特尔”公司工作，工作中、生活中有不少华人朋友。其中一对华人夫妇和他们很熟，更由于女方的父母家与我父母家很近（都住在北京白堆子附近），有时两家互捎带点东西，所以互有来往。2004年底，这对父母再次来我父母家（正好我也在家），向我们道别，他们又一次要去美国女儿家了。聊着聊着，聊到了我从事法语工作，突然他们说他们的女儿1965年考上了外语附校法语专业，但没去报到。听他们这么一说，我大吃一惊，然后仔细询问了一番。原来这位法语班的“准同学”叫张敏，1956年出生。其父50年代末被选为留苏预备生，后因种种原因转到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专业学习。由于他的法语背景，1965年就给女儿张敏报了外附的法语专业，并被录取。但是在报到前，他们家里又不愿意她那么小就定个专业，所以就没让她来附校报到。现在张敏在美国硅谷地区一家公司工作。祝她工作顺利，生活幸福。

五、几位印象深刻的法语老师

从1965年起，自己接触法语已有40年了，现在仍从事法语工作，靠它“吃饭”。虽然在附校9年半中，只是在高中时才觉得真正学进了些法语，但毕竟几年断断续续的法语学习给自己打下了一个基础，也算是“童子功”吧。在附校的学习中对几位法语老师的印象比较深。

第一位是1965年入校时就教我们法语的蒋重桢老师。小三儿时学了些什么法语已完全不记得了。只记得学得不算好，好像嘴有点笨，发音有点问题。有一天，蒋老师还跟我聊了聊，鼓励我。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她对我说：入学考试面试时觉得我有点“大舌头”，主考老师认为我不适合学外语，主张不录取我，但后来考虑到其他的因素又录取了我。所以蒋老师鼓励我克服困难，努力学习。后来，蒋老师就不教我们了，再后来她又因家庭的原因调回了上海，在上外附校工作。再后来到了1991年，当我在加拿大魁北克市拉瓦尔大学进修时，正好蒋老师也去那里去看望也在那进修的老公（上外法语系的张以群老师），我们才得以又一次见面。

第二位印象深刻是柳正琛老师。复课以后在和平门以及后来在苏州街的好几年中，我们班一直是柳老师教法语，而且他还当过好几年我们班的班主任。记得从和平门时期起每年冬天我都冻手（那时冬天比现在冷得多，伙食差使得体内又缺乏热量），手上一块块冻癍。柳老师就对去学校看我的我妈说，应该给孩子棉袄的袖子做长点，让他平时把手缩在里面。我妈一直记得这件事，后来多次向我提起，觉得一位男老师心那么细。后来我工作后先是在附校，后又在北外出国人员培训部工作，这期间也都一直受到柳老师的关照（他一直是法语教研室主任）。

还有一位就是高中后期教我们的司徒双老师。她的法语水平真让我敬佩。我上她的课心里比较紧张，觉得自己法语水平较低，特别是听力弱，口语错也多，怕出丑。记得她曾给我们做过几节课的“同声传译”的练习，虽然事先中、法文都已预习过，但我翻译的速度仍跟不上，心中不爽；只记得身边的程小林同学不停地在说，因为事先已准备过，所以有的句子老师中文还未说出来，他的法文译句已出来了，让我很不以为然。不过在司徒双老师的教导下，我在高中最后阶段，法语上还是有相当的进步。

时间一晃，40年过去了。回首往事，我真觉得能在附校度过我们的青少年时代是我们的庆幸。那个时代有多少孩子无书可读，他们或是在“闹革命”或是很小年纪就走上了社会；又有多少孩子有书读也不好好读，因为“读书无用”，甚至“知识越多越反动”。而我们却有机会在外语附校接受了在当时算是比较正规、比较完整、比较高质的教育。虽然我们在当时也不可避免地接受了不少“极左”的教育，但同时也树立了一个比较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今天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地工作，小有成就，这是和我们在外语附校所受的教育分不开的。

北京外语附校是我们人生的起点，它影响了我们的人生，也将伴随着我们走完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