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离僧庐入歌楼

孔泉（法）

 　北外附中——每当嘴中说出这四个字时，总有一种绵长温馨的情怀在心中流淌，仿佛是在倾听恋人的喃喃的诉说；每当40年前的同窗们在一起谈到这四个字时，眼前没有了岁月深耕的前额和华发稀疏的头顶，只有当年的“小三儿”同学的朝气和青春。

相别30年后，每次聚会都要谈到附校当年的一切；相别30年后，每个人都会“称名忆旧容”，在自己的脑海中寻找着同学和学校的过去。我也不例外。

由于工作的关系，经常在世界各地奔走，经常会在想像不到的地方遇到附校的同学。在圣地亚哥见到了西三班的沈利锁……在莫斯科见到了俄三班的刘洪雁。尽管对自己没有能够在第一时间认出他们而汗颜，但是我们很快就会穿越时空，回到共同熟悉的和平门和苏州街。

我们对附校的感情是共同的，但每位同学记忆中的附校必然是多彩的。为纪念小三年级入学40周年，从自己7年外语附校生活的斑斓印象中，轻轻撷取几片珍藏的记忆……

记忆之一：“小三儿”眼中的和平门

我们这批小三年级是1965年入校的。令人感慨的是，40年后，在社会上、在工作中，经常遇到高中部、初中部、当然也包括小五、小四的师哥师姐们，自然会聊起附校的一切。通常他们会对当时列队欢迎我们这帮小弟弟妹妹们入校记忆犹新。而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每一个细节都静静躺在记忆深处。

应该是那年的9月1日吧，牵着爸爸妈妈的手，进了沉淀着历史的学校大门和二门。走在常青藤架下，望着两旁长廊和教室，还有两棵高大的银杏树，真像走进一幅永不褪色的油画！

当时小学部的教学和宿舍楼尚未竣工，记得小三年级的几乎所有男生都被安排在“乐育堂”的二楼东侧的大房间住宿。“乐育堂”是座二层小楼，像学校的多数建筑一样，应该建于上世纪初。说不清原来的用途是什么，但至少不是宿舍楼，而且楼上楼下都没有卫生间。夜间方便都要靠放在房间中央的白瓷桶。记得某夜，我因被子突被人掀起而惊醒，睡眼惺松中见一同学站在床前，问他做什么，他喃喃说要尿尿！不记得是否曾“幸受甘霖”，但“小三儿”众同学回忆确有“溲注鞋中”的事情。想想初离父母的9岁小童，夜间慌乱之中的类似事故是完全可以想像的。80年代未我曾故地重游，当时“乐育堂”还没有拆。隔着被锁的房门，望着地上的积尘和记忆中我小床的位置，十分亲切。后来搬入小学部新楼，“小三儿”的课堂和宿舍在同一层，很方便。每个宿舍里大概放了8－9张小床，夜间有防止碰撞摔倒的暗灯，还有轻轻为我们盖被的生活老师李文华老师。当时的班主任是中专毕业不久的何建华老师，梳两条粗粗的辫子，举手投足都是青春的跳跃。李、何两位老师，一位慈祥稳重，一位年轻激情，相得益彰，呵护着我们无忧的童年。从此记忆中不再有“夜半事故”，只有温馨。

记忆之二：星期日晚上的集合

离开附校30多年了，然而有多少次，在睡前的辗转中，从半夜的残梦里，脑海中总是出现学校小操场四边高耸的白杨，月明星稀，树叶在风中沙沙作响，同学们的嘻闹欢笑。现在回想起来，也感到有相当多的奇怪。当年“小三儿”时，学校的住宿制是周六下午放学生回家，要求周日傍晚前返校，相距不过24小时，然而集合时男生女生各归其类，永远有说不完的话，此为一怪。每星期日晚集合是例行的，想来随着四季的交替，寒冷、霏雨、秋风、小雪都有可能的，然而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是皎月当空，而且必有树叶沙沙伴随欢笑喧闹，此为二怪。照道理，晚集合的目的应该是听校领导“训话”，然而哪位校领导讲，通常讲什么，说来实在不敬，多年苦思冥想，真是半点记忆也没有了，此为三怪。

记忆之三：从和平门到苏州街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漂亮的小学部新楼很快就没有了朗朗读书声，宽敞的食堂中也没有了排队而入的少先队员。小三年级的同学因年纪小，“革命”闹得不多，回家胡闹的不少。我的父母当时都进了“牛棚”，基本上属于被限制行动自由的人，所以也不可能管我。于是和同班的陈育明、李建国、张利民等人忙着养各种小动物，好像开始倒腾猫，后来张罗鸽子。整天上房爬树，修猫舍搭鸽窝，忙得不亦乐乎，刚学的那点法语早就不知去向。记得某一天突然被召至学校开会，内容是批评有些学生随大人跑到外交部领导办公室静坐，踢倒了灭火器，搞脏了地毯。若干年后到外交部工作，才知道那也是一次著名的事件，估计曾参与其中的高年级校友们今天谈起来仍会眉飞色舞？

附校从和平门搬到苏州街，好像是大树被挪了窝，全无了生气。给我们小三年级留下的印象是，同学们在老师们的率领下，男背桌女抱椅，浩浩荡荡蜿蜒数里，从上午走到下午，壮景依依在目。那时北京交通无拥堵之患，宽敞的大街和偶尔驶过的车辆，队伍开始还是很整齐的，记得好像还歌声嘹亮了一阵。但路程过半、时间过午，就不行了。前看后望，都是三三两两，往往不是坐椅就是靠桌，全然没有了队伍的整齐雄壮。当然以种种借口，抛下所负桌椅，半路溜之大吉者也有若干。令人莞尔的是，他们当中竟然也包括今天代表国家出使异邦的大使！至于坚持到底的，也是拖拖拉拉，记得我们班的几个人，在首都体育馆门前休息了一次，过紫竹院前的石桥时休息了一次，在中央气象台前又休息了一次。后来看看，这三个休息点实在是太近了，距离恐怕都超不过300米。

记忆之四：拉练路上背语录

搬到苏州街后，学校各方面的工作试图走上正轨。记得学校奉命组织拉练，15岁的半大孩子，背着被子打起的背包，一天步行几十里路，夜宿农家，自己做饭。不少老师和同学回忆，当时用洗脚盆先和面后盛菜，颇有几分不堪。其实我们哪个班不是一盆多用，走到累时，真是觉得一根筷子也是沉重负担，更不用说是脸盆了。这还不算，为了体现外语学校的特点，要求在行进途中学习外语。既然无法在路边树块黑板讲解语法，于是就让大家背语录吧。真难为了前后奔走的外语老师！

拉练途中发生的情况五花八门。不久前看到英三的马燕生在网上喊冤，说某日某村某农户家中丢的那块肉不是他拿的，态度恳切，声情并茂。回想起来俺们法三班可没有制造这种冤案，一是没有重大发现，想来必是房东大娘坚壁清野搞得不错，二则若发现有肉必然是大家一起吃了，不论出处，呵呵……那段时间对同学们真不容易。不过是各人有各人的闹法而已。记得在《和平门》杂志上看到柯忆老师的文章，说到许多趣事，情节入微，令人莞尔。反面人物不多，我算是其中一个，几乎是被“点名批判”，好委屈哟！不过仔细想想，虽说当年不是劣迹斑斑，但也确实不属于好学生，有时甚至闹得有点离边。当然也不时得到一些鼓励。我比较喜欢语文，任课的李静昭老师多方鼓励，娓娓细语至今时在耳中萦回；我比较喜动好奇，负责学生思想工作的王唯群老师就把我调入学校宣传组，从兴趣入手百般“训教”，终身受益；还有柯忆、张星星、关博兰以及曾任班主任的柳正琛和张佑昌等其他许多老师给予我的阳光雨露，其中特别包括永远与我们打成“亲密一伙”的伊熹老师（每每看到附校网页上刊登的讣告就感到阵阵心痛！）。

一年前曾读到英四的解钢写的回忆文章，深入研究附校同学所共有的气质，很有感触。我在附校的7年都是动荡的年代。但在社会的迷惘中，附校的老师们深深埋藏起自己的烦恼、痛苦、甚至是不幸，为我们提供了相对封闭、但的确是静谧、温暖和滋养的成长环境。与老师和同学们的多年朝夕相处，是我们在其它学校的同龄人所没有的经历和财富，也是附校学生对老师、对同窗特有情感的基础。

宋代词人蒋捷擅长追昔伤今之作，在《听雨》中他以“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账。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描述了人生不同阶段的心境。

今天的附校同窗，均已年至半百。生活的磨砺、社会的锤打，我们已经更习惯听雨僧庐下了。好在我们有附校，有我们共同的恋人，我们还可取蒋氏的少年豪情，弃其迟暮忧伤，欢快入附校之歌楼，重忆共同难忘的岁月。

附校永远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