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 三 班 杂 忆

 李迁（法）

我1965年入外附法三班，到1968年夏季复课后因肾炎转回街道小学，在外附前后有三年。自从离校便与同学们失去了联系。幸亏英三班沈忆玲（我们也是前两年极偶然相遇）临时告我那次2004年年级聚会，我才能梦游似地摸到那片柿子林，回到法三班。掐指一算，离开同学们已37年。可能是附校三年的记忆太深了，居然还能凭着儿时的印象将本班到场的同学认出多半。

能考上外附的孩子应该都算是好学生。那时一个学生成绩如何可以从他/她的“官阶”看出来。记得第一天开学时，班上好几个同学都挂着“两道杠”，萧冬京甚至是“三道杠”。我在街道小学时格外捣蛋，经常被留校。只是成绩尚好，班主任力排众议让我在二年级入了队，还担任班学习委员，想来是缉縻之策，却也管用，使我能适当收敛，足以让校长在学校正式推荐参加外附入学考试的八个（至少）中队委级名单之外，破例开恩同意我参加考试。听着班主任何建华老师逐一介绍各位同学的身家出处，我真感到身处这样能人成堆的班级和学校环境中，我中才之人，要维持一份像样的成绩除了多吃辛苦，实在没有别的办法。相信有相当比例的同学有适应压力环境的问题。到第一个学期结束，班里徐小航因劳累而患上肾炎而被迫休学。而我也仅仅比徐小航多坚持了一年，到1967年第二学期也得了肾炎。据统计仅三年级就有八个同学得肾炎。现在回想起来，每天早晚自习之外要上六节课，夺去我们这些十一二岁的孩子多少玩儿的时间！

“正在西平据点被土八路包围得吃不消”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革初期最大的变化就是不再住校了。说实话，记得当时由住校改成走读时，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因为不仅可以省掉早晚自习，下午也没有正经课上。这样一来，把早上和下午往返学校路上的时间（看热闹的好时候）去掉，每天也就能上三堂课。学些什么早记不得了，只记得有段时间早上第一堂课每个人要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洗脑兼点卯。开始时大家还认真准备，力求新颖独特，长短基本在三五句之间。一日，陈育明迟到，在门口被老师（记不得是谁）喝住：“陈育明，你就站这儿背！”陈育明白白的脸上有一丝尴尬，但马上就换上不在乎的神态，轻轻道：“多思。”未及老师发作，陈育明已翩然落座，一片笑声。时尚没多久，渐渐的最后也不再多此一举了。

上课基本上流于形式了。那时上课看课外书是常事，我读《西游记》就是那时在课上时间干的。有这么好的日子，当有人提出要“砸烂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温床”时，我们这些得益于“无政府”现状的学生自然不高兴。于是，“三王”（三个王姓老师，其中有本班数学老师王丁柱）起意，高年级（记得有西五的郝力田等）裹挟一二百低年级同学，趁着当时外院学生在外交部门外安营扎寨揪陈毅，外交部有人推举姚登山当外长的当口，涌进东交民巷15号外交部党委大院，在部党委办公楼内足反三天。我们不仅在办公室之间流窜，还在大门口设哨盘查出入车辆行人，一次竟将赶着见外宾的徐以新副部长在大门口扭住，要他向周总理传话，说学生们都反对砸烂学校。整整三天，这帮孩子过足了小童造反的瘾，白天饿了到旁边一家小饭馆（现在的“松鹤楼”）吃一碗一毛三分钱的肉丝面条，其它时间就在院子里斗蛐蛐玩儿骑驴捉迷藏之类。晚上就在部长楼大厅的地毯上睡觉。外院揪陈营寨撤走后我们还在折腾。可能真是把事情闹大了，第三天下午总理的王姓联络员就打电话给部党委传总理指示：“学生应撤出外交部复课闹革命。”学生们如领到圣旨，欢天喜地回了学校。在2004年的年级聚会时才知道，还是老师们秋后算账厉害，日后把孔泉、李志毅等能折腾的都弄进了“肃清无政府主义流毒学习班”。自1968年秋天后我就转回附近的街道小学并在那里小学毕业。此后再也没有机会见到法三班的同学们了。

真想不到李建国已经走了。记得文革后每天走读，我和他经常一起回家。建国家在十里堡国棉三厂，我家在南小街。我们每次先坐13路到府右街，再换1路或9路无轨往东走；到十里堡要换12路电车，起点站在美术馆。为建国能有座位，我一般都陪他在美术馆换12路，半路我在南小街下车。有时天气不好时建国就不在美术馆换车，而是送我到南小街，他在朝阳门或红庙再换12路。现在每次去美术馆边上“三联书店”（我只认此店），时时想到建国，只是天人永隔了。

2004年的那次聚会，法三同学中没有以前在新小学楼同宿舍的李军和李平。李军离班最早，记得是跟随家长到宁夏、青海那边去了。李军住李平上铺，记得一次李平晚上洗脚后没有把水倒掉就睡了。半夜，李军从上面裹着被子掉下来，砸在脚盆上，李军竟毫无觉察，迷迷糊糊爬上去接着睡。早起李平发现脚盆瘪了，水洒了一地，甚是纳闷，再看李军，被子湿漉漉的，还在那里稳稳地睡。还是李军，有次起夜对着李平的球鞋解决问题。早起李平发现情况，问李军，李军低声道歉：“我说呢，怨不得昨天没听见桶里有动静。”李平几气绝。

据说李平现在香港，李军杳无音信，三李再恭一桶其可得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