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黄河

周志兴

三、   上山西

在叙述这一段之前，该说说我自己了。

     1996年11月，我刚刚离开我的老单位中央文献出版社不久，正无所事事，在帮国家旅游局的国内旅游协会编一套旅游方面的丛书。11月7日，凤凰卫视的创办元老，常务副总裁崔强打电话给我，让我马上到凤凰会馆来，有重要事情。

   崔强为什么会找到我，说来又是一段故事。应当是另一个章节的内容，这里简单一说。

   我在中央文献出版社任副社长时，做了当时名噪一时的一本书《我的父亲邓小平》的责任编辑，因为当时12集纪录片《毛泽东》广受好评，中央电视台军事部的主任刘效礼和汪恒找到我，希望合作一部12集的纪录片《邓小平》，他们推荐的投资方，就是刘长乐的香港乐天公司。这时是1993年，还没有凤凰卫视。崔强是刘长乐的属下，他和我做为这部片子的制片人，在一个锅里吃了几个月的饭，合作得不错，也结下了友谊。当然，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乐天公司退出，由中央电视台继续投资完成此片，其中的事情，不是一两句话说得完的。

    算是个枝杈吧，打住，接着往下。

到了凤凰会馆，才知道刘长乐总裁叫我帮助组织飞越黄河的活动，并马上参加了第一次办公室会议，一头雾水的我被委任为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我得到的指示是：由于凤凰卫视原有的工作人员每人都有一摊事情，所以，你是专职的。

在凤凰卫视工作久了，我才知道，这就是凤凰风格，没有什么长时间酝酿，也没有价钱可讲，干脆利索，不拖泥带水。

好在我喜欢这种作风。

在办公室做了些案头工作后，我们就登上了去太原的火车。那时凤凰刚刚起步，所以崔强告诉我，不要坐飞机，要坐火车。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凤凰当时也很少人坐火车。事实上，我们以后也基本上没有坐过火车。

为什么急着去太原呢，因为我们知道，柯受良早就与山西省取得了联系并得到支持；当然我们也知道，因为未能如期飞越，同时由于工作程序上的问题，山西对柯受良有些意见。

火车在夜色里吭哧吭哧地爬行。我有吃零食的习惯，事先准备了一堆吃的，跟我同行的三个人中，宋彦俐、张绍刚来自凤凰卫视节目中心，李家琦来自赛特文化公司。

这三个人，后来都好生了得，宋彦俐后来在电视圈都是响当当的，做过凤凰卫视纵横中国栏目的制片人，旅游卫视的公关策划总监；张绍刚因为是广播学院的研究生，王纪言的关门弟子，一直混迹于电视圈，现在成了中央电视台小有名气的主持人，主持一档法制节目；而李家琦，后来成了有点名气的导演和制片人，他拍的《手心手背》、《九九归一》等电视剧，好像给投资方赚了不少钱。

我们坐在开往太原的火车上时，大家都不熟，甚至还有些隔膜。但当围在一起，认真地吃起来时，距离好象一下子拉近了。

太原到了，正好是早晨7点。下火车，扑面而来的是一股寒气。这是塞外的风。山西省旅游局派来的车已在等候。接站的王修筑是旅游局市场处的工作人员，也是个摄影爱好者。提及这一点，是因为在飞越过后还有一段插曲。

住在山西国旅大厦，安顿下来。但我们的心却不安起来。为什么呢？旅游局的领导迟迟没有会见我们，这好象不合常理。我猛地想起在太原有几个朋友，都是我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时的朋友，而且在省委办公厅工作，找他们去吧。没想到收获还挺大，主要是知道了旅游局领导的“底细”，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嘛。

    第二天，到省旅游局见到了王锚深局长和师联秀、李太阳两位副局长。果不其然，他们对飞越黄河的组织已经有了想法。因为柯受良若干次到山西，他们化了许多精力和经费来对应，但始终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更令他们不满的，是柯受良在香港的一个公众场合宣布飞越黄河消息的同时，和陕西省的一位省长合影，照片登在报纸上。壶口位于晋陕交界处，到底属于山西还是属于陕西，两省一直在争。柯受良这一来，屁股好象坐歪了。说句公道话，两省旅游局的干部都有极强的敬业精神，都想为本省的旅游事业作出贡献，然而，就是这种精神增加了我们协调的难度，后面还会提及这一问题。

    在以后的日子里，王局长成了我的好朋友。但当天他却不太好说话，总的意思是说，他们支持这次飞越黄河的活动，但不再是没有任何要求的，他们的要求很简单：成为这次活动的主办单位。他们表示，成为主办单位后，他们可以提供交通、食宿等各方面的便利，起码是明天就可以派车送你们去壶口。

这恰恰是难以答复的。因为三家发起单位有协议在先，必须要三家都同意，才能增加新的主办单位，而山西旅游局的要求也在情理之中。我犹豫了。环顾左右，只见李家琦对我直使眼色，见我茫然，又轻声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下坚定了我的决心，我表示，同意。

现在看起来，山西省旅游局的加入实在是大好事，就像梁山好汉入伙一样，进了这个门，退就难了。

第二天，王修筑带来了一辆面包车，我们开始向壶口进发。

从太原到临汾要开四个多小时的汽车，从临汾到壶口又是四个多小时，这后四个多小时，更是山路盘旋，好象车是在不停地转弯，没有一处的直路能有几百米长。一天要坐9个小时的汽车，又是颠簸弯曲的路，实在是很辛苦的事，而就在这条路上，我们走了不知道多少趟。

壶口终于到了。

第一眼看到的，是宽阔的河床被两岸光秃秃的山夹在中间，河床里没有水，只有一些石块孤零零地躺着。寒风在两山之间掠过，发出尖厉的叫声。一下车，我不禁打了一个寒战，这就是壶口吗？

向河床中走去，隐隐就可以看到河床中升腾起黄色的水雾，伴随着瀑布的轰鸣。吉县旅游局的高国稳局长告诉我，前面就是瀑布了。越走近前，声音越大，我的脚步越快。当我站在瀑布前时，不由感到血脉蹦崩张，激动不已，一首歌仿佛响起在耳边：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我终于见到了咆哮的黄河。

上游方向，是浩浩黄河之水，大约有400米宽，随着山势的变化和岩石的阻挡，滔滔黄水骤然收成约50米宽的一束，跌落到30多米深的河槽中。黄色的河水，后面的浪头追赶着前面的浪头，打在岩石上，迸出几米高的水花，象金戈铁马，象万众欢腾，轰鸣之声震耳欲聋。高局长告诉我，这瀑布水由于流速快，象钢刀一样锋利，曾有人试着扔下一头猪，结果到水里后，发现猪毛被刮得干干净净，猪当然是乌呼哀哉。瀑布下面是深不可测的水潭，据说从来没有人见过水潭的底。接着水潭的，是大约30米宽的河槽。这河槽，两岸直上直下，仿佛是在一整块石头上凿出，又象是一条巨龙蜿蜒潜行，因而被当地人称为龙槽。龙槽是无数年来瀑布水冲击而成，据说每年只能前进10厘米，几公里的龙槽，记载了大自然何止千万年的历史！

对岸就是陕西了。在水雾中，可以看到几十米开外的对岸，岩石上挂满了黄色的冰凌，这就是柯受良将要飞车越过的地方。我拣起一块小石头，向对岸扔去，石头却落在水边的岩石上，跳了一个高后，掉到滚滚河水中。

很快，初见壶口的亢奋变成了疑虑：柯受良能飞过去吗？跑道架在什么地方？舞台怎么搭建？现场观众的秩序怎么维护？这是我们此次壶口之行主要考察的问题，看起来，问题并不简单。

架跑道是一件颇费脑筋的事情。

壶口在山缝里，从山西方面的山根到壶口，有约200米。从陕西方面的山根到瀑布，只有80米左右。显然，起点要在山西一侧，架起200米的跑道，落点在陕西一侧，架起约60米的平台。总的造价在100万元左右，谁来干呢？两家施工队在等着，一家是铁道部一局桥梁处，驻陕西渭南，这是柯受良推荐的；一家是临汾地区建筑公司，是当地领导推荐的。

又是牵涉到两个省，总不能各干各的吧。

我们分别见了两家的领导。铁一局桥梁处的卢永年经理和临汾建筑公司的侯天元总经理。铁一局强调的是自己强大的实力，临汾强调的是自己的地域优势。但我们总是战战兢兢，因为跑道是人命关天的事情，来不得半点马虎。我们当时就设想了这样一种情况：跑道架好了，柯受良来一看，不行，我不飞！我们哭都来不及。

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请柯受良自己定施工队伍，自己监督质量。这个想法，最终也得到了凤凰卫视管理层的认可。

在壶口对付喝酒，也同样艰巨。

当天晚上，又见到了吉县旅游局的局长高国稳。说是局长，外表却像个老农，黑瘦黑瘦的小个子，脸上的皱纹。我总是想着他的头上应该有块白羊肚手巾，像陈永贵一样在脑后系上结，那就是个典型的山西农民了。高局长是非常敬业的，为了壶口的开发，他用上了全部精力，更为奇特的，是他还兼了壶口乡的乡长。这是当地为了开发壶口旅游而特别设置的，不过倒是给我们增加了很多方便，什么事情找到高局长，也就是找了高乡长。

提起壶口的这位高总管，一定会想到壶口喝酒的习惯：主人家端着小酒壶，站在你身后，先劝你把面前的酒杯喝干，然后连给你倒三杯酒，再请你干掉，说连敬客人三杯而主人不喝是壶口风俗，然后才是主人和客人干一杯。那天晚上，喝得我们是晕晕忽忽，但好在算术还好，算得清是主人一杯换了客人5杯。当然，我们也领略了主人的豪爽与好客。据我分析，这种习惯，除了主人好客外，还有原因是当地的穷，那一年，壶口所在的吉县全年财政收入才700多万，不及广东的一个村，更不用说历史上的状况了。因为穷，饭都吃不上，更不用说喝酒了，所以，有点酒就要紧着客人喝。

为了“报复”这位局长灌我们酒的“恶行”，我们也采取了行动，有一次，高局长请我们吃饭，我和凤凰卫视当时负责国内节目制作的郭滢一起，设计对付他。郭毕业于广播学院，人很聪明，出生在内蒙，人也很彪悍，酒量很好。我们算了一下，我们俩人加起来，是十杯酒换高国稳的两杯。就算他酒量也不错，20杯酒他也就趴下了，何况我们知道他酒量一般般。而我们每人50杯3钱杯，还可以承受。结果，我们的“阴谋”得逞了，第二天，一惯很早上班的高局长很晚才出现，眼睛还是红红的，直对我说：昨天喝多了，昨天喝多了。跟我合作的郭滢后来也离开了凤凰卫视，做过旅游卫视的执行总裁兼总编辑。

第二天、我们取道临汾坐火车回北京，去临汾的路，依旧是曲曲弯弯的山路，我在车上晃着，满脑却堆着问号，怎么也静不下来。王修筑倒是精神抖擞，他这一路拍了不少好照片，兴奋得一塌糊涂，一路上为我念他创作的诗歌。我实在不敢恭维他的诗，先是礼貌性地听了几段，然后闭上了眼睛，他却又来推我，说：“周老师，你再听我读一首。”弄得整个面包车里哄堂大笑。

一个意外收获是回北京的火车上知道的。那天晚上从临汾上火车，我们四个人坐进了一个软卧包房，整整一夜，我们不停地说话，同出发的时候截然不同。他们三个人都抽烟，弄得满屋子是烟。我不住地咳嗽。宋彦俐拿出一本书来说：“我带了一本书，本来想一路上不和你们说话，只看书，没想到，一页也没看。”我问：“为什么？”她狡黠地一笑：“开始以为你当过官儿，不好说话，没想到还行。”李家琦原来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当过演员，好象演的反面角色居多，也搞过制片，是个干练的主儿，他对我笑笑说：“其实，开始我也不想理你，因为你是来抢我饭碗的。现在，你是我的哥们儿了。”我这才晓得，原来我在开始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真是太危险了。宋彦俐接着又说了一句话，大家都笑了：“周老师，你以后千万不要和我单独出差，会出问题的。”

1997年的1月6日，我们再上山西。这次是有备而来。我们带了一个11集系列片的方案，准备在凤凰卫视中文台全面介绍黄河，介绍柯受良，介绍这次飞越黄河的壮举。同行的矫捷、张绍刚、宋彦俐都是当时凤凰卫视做节目的好手，他们带了设备，大大小小的箱子堆满了火车的铺位。凤凰卫视的知名度还不大，所以，有的旅客先是好奇地问：是哪个电视台的，后是摇摇头很茫然的样子，弄得我们心里酸酸的。

到了太原，一看果真不同了，不但省旅游局市场处的李彬处长亲自来接，还安排我们住进了太原最好的山西大酒店，是一副合作的样子。上午马上见到了王锚深局长，下午，我们这一哨人马就到了晋祠，拍了一下午的片子，晚上，张绍刚等人到山西电视台去转录资料片直到深夜，一派繁忙景象。第二天一早，摄影队又赶早去了大同，从山西的北部开始，向南推进。后来观众在凤凰卫视上看到的介绍山西的电视片，许多是这次的战果。

这次的重要收获，是认识了省旅游局分管这次活动的副局长韩和平，我们的友谊一直延续到今天。韩局长是日语专业出身，在旅游系统摸爬滚打了几十年，十分有经验，他在飞黄的组织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摄影队走了，我留在太原等柯受良。

柯受良是1月9日晚上到太原的。在飞机场的接客大厅，柯受良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走出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不高的个子，黑黑的脸上，滚动着一双大眼睛，黑白格外分明。他一边走，一边和认识他的人打招呼，嗓子哑哑的，嗓门却很大。没有明星派头，这是留给我的第一印象。

但是，柯受良谈到的一个消息却使我十分注意，在陕西，他找的合作者不是旅游局，而是建设厅，因为壶口瀑布由建设厅管理。柯受良有不少台湾朋友在西安投资，对西安的情况也比较熟悉，因此，早就与建设厅取得了联系。但是，做这种事情，还是旅游局更合适一些。我想，要尽快与陕西省旅游局取得联系。

     四、奔陕西

 陕西这个地方，我已经有年头没到过了。

上一次到陕西，还是在30年前，那是1966年，红卫兵大串联的时候。那时我才14岁，在北京外语学院附校上初一，顺便说一句，这个初一是我的最高学历了，以后再也没有上过学。而比我小的校友们，许多都很有出息了，像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孔泉、章启月，像眼下在博客中挺火的洪晃，像我的前同事，凤凰卫视的当家花旦许戈辉，等等。当时搞文革，上不了学了，就借串联为名到处去玩。后来，政府不让坐免费的火车了，说是大串联胜利结束，大家要回学校“复课闹革命”。而我们玩兴未尽，打着到革命圣地接受教育的幌子，用了一股不知是什么劲头，和五个同班同学一起，从西安徒步走到延安，760多里路，走了9天半。咸阳、三原、黄陵、宜君、甘泉、富县，30多年过去了，这些地名却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提起陕西，我就会有一种莫名的激动。

后来，我们若干次从西安到延安，坐车走过这些熟悉的地名，心中充满了亲切感。

但是，这会儿到陕西省旅游局找谁呢？

大家应该记得我离开中央文献后，曾帮助国家旅游协会编过旅游方面的丛书，就认识了国家旅游局退下来的一位副局长何若泉。何局长听到我的问题，想都没想，说，找小可吧，他可非同小可。

这是说陕西省旅游局有一位张小可副局长。

我辗转找到了陕西省旅游局的电话，但打张小可的电话没人接，打局办公室的电话没人接，打局值班室的电话还是没人接。直到半夜，我接通了张小可家里的电话，我先投诉：你们旅游局怎么没人上班？每个办公室都没人接电话？然后我再说飞越黄河的事情。

张小可后来成了我的莫逆之交。起因就是这个电话。在他看来：求我办事的人居然上来就指责我，看来有点特色。直到现在，虽然我们之间见面不多，甚至电话也不多，但是彼此心中都是十分珍视的朋友。

对于飞黄这件事，小可早就知道，他也正在奇怪，为什么没有人来找省旅游局。所以，他爽快地答应，可以合作，希望我马上到西安来面谈。

这个电话真的非常有效。

以后很长时间里，陕西省旅游局都在传说一个神秘的电话的故事，说是半夜三更有一个陌生人打来了一个神秘的电话，与张小可局长一拍即合。当然，这个故事都是讲给我听的。

1月14日，我到了西安。旅游局市场处的邵玺元副处长到机场来接我。邵处长瘦瘦的，颧骨很高，两只眼睛很大，不象陕西人。第一次见面，彼此还有些矜持，但熟了以后，我们成了“铁哥们”。

天气还很冷，西安的天灰蒙蒙的，一个奇怪的现象是骑车人大都戴着口罩，显然是污染比较厉害。

第二天我和张小可约好在西安的建国饭店见面，因为柯受良住在那里。

柯受良如约在等我，他又刚从壶口回来。已经不知道他去了几次壶口了。从壶口到西安，大约要8个多小时的车程，回来的路上，正好下雪，在山路上，汽车堵成一团，柯受良只好下车当“警察”，把本来就哑的嗓子喊得更哑了，身上落满雪花，才把道路疏通开。正好是晚上，过往的司机谁也不知道这个“警察”的来历。

柯受良正在形容他的壮举，张小可来了。

小可粗粗壮壮的，40多岁，戴一副黑边近视眼镜，黑红的脸膛上，写着西北汉子的粗犷。但我知道，眼前的这个汉子非同小可。他是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旅游局副局长兼西安国际旅行总社总经理。在西安，或者说在全国旅游界，他的干练有口皆碑。

果不其然，半个小时就谈妥了下一步的合作。

据小可说，他们早就在关注柯受良飞越黄河这件事，但一直没有什么人来找过他们，所以，他们也就没有什么动作。

这是正常的。柯受良是台湾人，他的策划班底也来自台湾，对大陆的政府机构摸不着门，他们一直在联系陕西省建设厅。倒也没错，壶口的西安一侧确实在建设厅的管辖之下。但协调全省涉及旅游的一个大活动，他们就力不从心了。

陕西人是积极，西安市中保财险公司的副总经理侯文忠（当时他们没有总经理，侯总就是当家人）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得到了消息，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得到了我的电话号码，主动找上门来，希望配合我们的活动。我觉得条件很不错，不收我们的保费，但给柯受良100万元的人身伤害保险，全体工作人员，包括凤凰人，还有参与的其他媒体的记者，按300人计，每人10万元的保险，总计为3100万的保额。另外，他们愿意付十万元广告费，在壶口陕西一侧的山上，作一个大广告。

现在想来，侯文忠这个人还真有点远见，也有广告意识。在相对保守的关中平原，这应该算个异数了。这位侯总当过兵，和柯受良同龄，而他在福建前线当解放军的时候，柯受良正好在金门当国民党兵，当时对峙的双方此刻却没有一点芥蒂，还为这事喝了很多酒。

对于我来说，柯受良这个玩命的活儿，有人愿意保险当然是好事。但是，刘长乐不太赞成，当然也没有断然拒绝。他没有说理由，但我揣摩他的想法，是因为没有直接的收益，所以不感兴趣。

作为最一线的组织者，我清楚地知道，这次飞黄，起码要有1000万元的资金保证，而如果拉不到广告或赞助，这笔钱就要由凤凰卫视一家来掏，作为一个新电视台，不是小事。所以，刘总裁的压力，我也体会得到。

好在我当时还不算凤凰卫视的员工，心态还没有从当年拍《邓小平时》刘长乐的合作者，而不是属下员工的角色那里转换过来，所以，我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最后还是和西安中保财险签了约。要是在一年以后，就是说自己成了凤凰卫视的员工后，就不会这样坚持了。

因为运气好，整个飞黄都没出什么意外，保险也没用上，这件事情的功效没有完全体现出来。但是，这件事却给我找了很多麻烦，在下文可以看到。

陕西之行大获全胜。陕西的政府，省里的姜信真副省长、省长助理李谠，顺便说一句，这位李谠省长助理还是李鸿章的曾孙女，省旅游局的孔庆森局长和一干处长，西安保险公司的侯总、桑总和一干科长，都动起来了。省政府还下发了红头文件，除了指示各有关地市和部门大力协助外，还专门规定，这次活动税务部门不要收税。这一条相当重要，因为税收问题，后来山西的税务部门找了我们很多回，拿出陕西省的文件来，是一件有效的武器。

直到现在，我还在脑海中始终刻着陕西的飞黄干将们的模样，一个个被晒得脸孔通红，瘦得像刚退了毛的小公鸡，张小可带着他的办公室主任陈荣，邵玺元，还有董亚美等一干人，侯文忠带着邢亚民、付长有，不分昼夜地劳作在壶口，脱一层皮这种形容词，对他们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夸大意义了。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陈荣，是个江苏人，但是长期在陕西旅游系统工作，他看了我在博客写的飞黄故事，开玩笑问我：怎么不写我？

真的该写他，他后来做了陕西兵马俑的董事长，居然能和秦始皇争夺对军队的领导权，率领两千年前的老祖宗。他还考上了博士，在国资委面向全国招聘国有大企业领导干部中，他在旅游系统考了第一名，现在已经是国旅集团的副总经理了。我对他说，是壶口的风，吹出了你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