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一束花

孙永安

2006年第一期的《北外老年》刚刚编辑完毕，就听到老马同志去世的噩耗，我还有些不太相信，前几天他还坐着轮椅，到《北外老年》的“编辑部”来找我，我们还约定，下一期“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五周年”专刊时他还要写一篇文章，我答应帮助他完成。

“我现在一写字手就哆嗦，还总是提笔忘字。”老马坐在轮椅上，用他那带有邢台口音的话对我说。

我说，您不用动手，口述就行，过些日子时候到您家去，您说我记，写好了您再看看。他高兴地说：“行行，那太好了。”当时他还想跟我多聊会儿，我因为还有许多事情，没来得及听他再说下去，就匆匆离开了。

谁知，这竟是我和他最后的一次谈话，刊登在《北外老年》上的那篇文章也成了他最后的遗作！

我认识老马是刚到附校不久，听说他很爱下象棋，时常跟我们一些年轻的教师“杀”一盘，没什么领导的架子。文革中，他也和其他“当权派”一起被打成“牛鬼蛇神”，略有不同的是，红卫兵对他和老曾（曾远辉）还算比较客气。当时红卫兵把一些资本家给关在和平门附校操场边上的防空洞里，其中一个人不堪忍受，夜里上吊自杀了。红卫兵让几个当权派去抬死尸，有人害怕不敢抬。马占忠自告奋勇：我来！他帮着把死者抬上来，让车拉走。事后，有“小将”问，你不害怕死人么？他说，打日本鬼子时，那死的人多了。这算什么！“小将”们由此对他产生了敬意。

外附西迁之后没几年，外语学院就从湖北迁回来了。房子紧张，他便张罗着给附校跑地皮，想另外再找个地方建附校，但这个愿望始终没有实现，他就调到东院搞人防去了。离休后，我们见面不多，等搬到十二楼，倒经常见面了，夏天常常见他穿件“老头儿衫”领着生病的外孙在院里遛弯儿。

他知道我笔头比较快，也好求，就让我帮他修改东西，我曾想帮助他，把过去的战斗经历写出来，搞得有点儿“文学味儿”，然而始终未能成文。在他八十大寿时，请了许多人，学校的有关领导也去了，他嘱咐我也去一起“热闹热闹。”我给他写了首诗，还为他拍了一些照片。那时，他的脚还完好。后来，他的脚被截去了一只，我再见他时，就已经坐在轮椅上了。天气暖和，他就出来晒晒太阳。见了面，他很乐观，没有一点颓丧的样子。去年，逢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他又找我写东西，但没找到我，只好另请人帮忙。事后，他还很遗憾地说：“怎么也找不到你，电话又打不通！”（因为我家的电话号码变了两次）。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会上，他和一些抗日老同志上台，接受国家统一颁发的“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年纪念章”，我上去为他们照相，照片登在了《北外老年》上，还摘录了他的一段回忆文字。离退休处把他们这些老同志的照片放大，制作了几块展板，放在橱窗里。我不知道老马是否也看到了——他一定会去看的。我或许想象得出，他坐在轮椅上高兴的样子。

当然，人无完人。

在人生的旅途上，会面对各种事情，应为之而不能为或不应为而为之的事情很多，方寸之间的把握也许就在那短暂的瞬间。

八十五岁高龄的老马走完了他的一生。

愿仁厚的天地安息他的灵魂，休息吧，老马……

2006年4月5日清明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