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黄河

周志兴

七、难啊！

柯受良飞过黄河，全场一片欢呼，我却一下子蹲在欢呼的人群后边，一股说不清是什么味道的东西涌上心来，止不住的眼泪滚落下来，一会儿，又变成了号啕大哭。

我不是一个脆弱的人，眼泪不是说从没掉过，当在大庭广众放声痛哭，还是第一次。身边是山西省旅游局的副局长韩和平，他也是飞越黄河的副总指挥，主要协调山西方面的事情。他从来没见过我这样，愣住了。他先是呆呆地看着我，找不到话来安慰我，只好找了一大帮人，他们局里的王修筑、吴雪陶等来劝我。其实这会儿任何语言都是多余的，因为我心里的感触他们并不知道。

飞黄太难了，以至于之后很久，我们遇到困难时，还经常以飞黄为衡量难易程度的尺度：这事有飞黄难吗？刘庆东对我说，你把飞黄总指挥的胸牌挂在墙上，遇到困难时就看看它，还会有困难吗！

飞越黄河，是一个诞生不久的香港电视台，协调山西、陕西两省的旅游局、延安市政府、临汾地区行署、中央电视台等机构组织的一个跨越两省的活动。没有政府的批文，名不正则言不顺，组织过程中困难重重。

而在我参加这项工作不久，就被凤凰卫视和合作单位派了个新差事：组委会秘书长。这个秘书长不那么好当，八家主办单位，有政府，有政府的职能机构，有公司，各有各的系统，各有各的利益，各有各的打算。利益一致的时候，有事好商量，利益冲突的时候，就会有争执。就说搭建舞台，原来的计划，是在壶口的山西一侧搭建舞台，这样，是在陆地上搭建，费用低。但是陕西方面有意见：壶口在两省之间，说不清是谁的，凭什么让我们到山西去看飞黄？说个玩笑话，山西的吉县，陕西的宜川，隔一条黄河相望，却没有远亲不如近邻的感觉，据说在解放前，西岸的宜川当国民党兵的人多，东岸的吉县是当共产党兵的人多。矛盾有渊源。

后来，在中央电视台的编导坚持下，舞台凌空搭建在了壶口龙槽的上面，陕西山西两个省的人都可以在本省的地盘看飞黄，大家都满意了，又出了经费问题，谁出钱？又是费力的讨论。

如果说内部的矛盾还可以讨论，那外部的事情沟通起来费事得多。航拍，要找空管部门层层审批；进口车辆，要找海关办复杂的手续。就在临近飞越没几天，陕西省公安厅突然问我们：怎么没有公安部的批文？组织这么大的活动，又涉及就在临近飞越没几天，陕西省公安厅突然问我们：怎么没有公安部的批文？组织这么大的活动，又涉及两省，有这么多观众，一定要有公安部的批文，不然，我们派不出警力。

这么大的活动，现场没有警察来维持秩序，那是不堪设想的。

又是一通紧急公关。公安部的时任副部长牟新生很帮忙，大概也就是两三天的工夫，公安部的批文到手了。拿到那张宝贵的批文时，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只是说了句：凤凰福气真好！

山西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王锚深局长问我：“你们的红头文件在哪儿？”当听我说没有红头文件时，他犯难了。本来，王局长是十分积极的，而且一再要求要在组委会名单上把山西的名字放到陕西前面去，可是这会儿，他犹豫半天的结果，是提出了新的要求，说我们在没有红头文件的前提下还是参加，但是，在主办单位名单上，我们就不在第一位了，还是把我们摆到陕西后面吧。

我打电话给张小可，小可倒是爽快，还跟我开玩笑说：他们想在前面就在前面，想在后面就在后面，我们怎么这么好欺负！

说是说，但我知道，他没有问题。

就是王锚深，我也十分体谅。我知道，王在任山西省旅游局长前，是省政府副秘书长，而他进入政府机构工作时，是公务员。那时公务员的概念和现在可不一样，实际上是端茶倒水的勤务员。从底层做起，到厅局级高位，他的法宝之一，应当是谨慎。小心使得万年船，当然在这种关键时刻，他肯定不会忘了这一条。不管怎么说，这个问题算是解决了。

面对这么多困难，我也有些害怕。尤其是除了组委会秘书长头衔外，还给了我一个现场总指挥的官位，我想，真的是柯受良掉到壶口，还真不可怕，那是他自己要冒这个险。而观看的群众要是有一个掉下黄河，我的责任就大了。我想了两个办法来减轻自己的责任，现在说这个话有点脸红，好像不够男人，但是当时的处境逼得我非做准备不可。我的一个举措是请了几位副总指挥，管事的有两位，一位是山西的韩和平，一位是陕西的张小可，他们对各自省负责；另一个举措是改换自己的头衔，我把自己总指挥的胸牌换成了“总协调”，我的理由是我指挥不了山陕两省，只能协调。这样，飞越黄河的现场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只有副总指挥，没有了总指挥。当然，这也许是我的一厢情愿，也许是掩耳盗铃之举，不过，心里还是得到了些许安慰。

6月1日当天，又是“危机四伏”的一天。

主持人刚开始说到：“陕西是我们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山西的副省长薛军就找到我，说：“这是怎么回事，这个稿子怎么没给我们审查啊！陕西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那我们山西呢？”

因为我也没“审过”稿子，这话说得我心里也一阵发紧，嘴上却不软：“这是中央电视台的稿子，我们都没看过。”

薛省长一脸不快地走了。

过了一会儿，薛省长又笑容满面地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也说到我们山西了，皆大欢喜，皆大欢喜！”原来，主持人是分别介绍这两个省在文明发展中的地位，性急而又热爱家乡的薛省长听了陕西的好话就坐不住了。

过了一会儿，我又听到了薛省长的声音：“听说柯受良飞过去以后就不回山西了，要到西安开庆功会？”

我知道是这么回事，但不知道薛省长有什么想法，只好含含糊糊地敷衍他。但薛省长是带着想法来的：“这可不行！应该先回山西开庆功会，要不然，山西人民不答应。”

我说：“柯受良已经飞到陕西了，再让他回来开庆功会，怕不方便吧！”

薛省长的态度不容商量：“有什么不方便，那不是有桥吗？”他指了指不远处的公路桥，“要是柯受良不回到山西一侧开庆功会，他的东西可还都在壶口宾馆呢，到时候老百姓不让东西离开，我可负不了责任。”

话说到这个份上，我还有什么说的。只好去找柯受良。

说实在的，看到这段文字的人会认为我对薛军副省长有意见，其实真的是错怪我。我真的很佩服这位热爱家乡的副省长。我觉得，这才是让当地人民放心的父母官呢！

在主持人正慷慨激昂的时候，我在人群里看到了体操王子李宁，大家都站着，只有他，可能是站累了，蹲在地上。我心想，这可是大明星，就受这种委屈？但又一想，怎么顾得过来，壶口宾馆只有几十间客房，挤进了200多人。我们组织者有十几个人，就挤在一个小套间里，大家全部睡在地上。那英够火吧，照样和8个女明星挤在一间房里睡觉。

所以，我可以送给李宁的，就是几句客气话。

客气话还没说完，那边又闹起来了，原来是凤凰卫视的刘长乐总裁出去上厕所，回来被山西临汾的公安干警拦住了，不让他进来。我只好又去找临汾管公安的领导，把刘总裁接进来。

总之，乱的不得了。

柯受良的日子也不好过。

越到临近飞跃的正日子，他的情绪越紧张，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前两天，他到跑道上看到了西安市保险公司做的大广告正好对着跑道，马上就变了脸，说那一大块红布影响了他的视线，也影响了他的情绪，如果不挪位置，他就飞不了。

这可麻烦了。不飞是绝对不行的，因为这个广告而不飞更是不行。所以我只好去协调西安市保险公司。好在保险公司的侯总和负责宣传的邢亚民都是通情达理的人，连夜挪广告。要知道，那是申报了基尼斯世界记录的，面积特大的广告，整整蒙住了一座小山。拆下来，再从新订上去，又是在壶口这种远离城市的地方，不说别的，找施工的工人都找不到。

但第二天早上一看，广告已经挪了位子。把柯受良请到现场审查，他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算是给了我面子，通过了。

说到这个广告，真是多灾多难。

张小海也发现了这个广告。

他从开始就反对这次飞跃活动有广告出现。当然也有道理，在壶口这样的黄土地上，出现了广告确实有点太扎眼了。但是，从凤凰卫视的角度说，能多收一笔钱，就能减少一份负担。张小海看到了这条广告，但没有说有这个广告就不转播的话，只是交代他的摄像和切换，都不要拍这条广告。

我知道这个情况，但已经顾不上了，只能听天由命了。

没想到的是，这条广告是避不开的。如果说，在没挪之前，广告还不能频繁出现在镜头中的话，向外挪动几百公尺的结果是镜头中始终有这条广告，真是好笑。

侯文忠总经理看了四遍飞黄的录象，仔细数了这条凝聚他心血的广告出现的频次，共78次，高兴得他击节称快。这个广告，相信在侯总的职业生涯中也是得意之作，因为在他和我们签署协议后，内部还有不少的不同意见，他的压力也很大。

说起这件事，现在看来有点像黑色幽默。当时，保险公司内部有人反对，是担心出大事，真的赔起来，也是不得了的。可是活动一直正常推进，没有出事，侯总心里也不舒服，一点事没有，怎么显得出保险公司的作用呢！好不容易盼来了一件小事故，柯受良的助手在西安的一次试飞中，手指头受了一点伤，本来是无关紧要的小伤，但是西安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把它当作大事来处理，好像是立刻赔了两万元，报纸上也作了宣传。

飞越成功后，中保财险公司的老板专门请柯受良到北京做客，侯文忠作陪，这下，算是对侯总付出那么多心血，得到那么多委屈的一种补偿。后来，侯总又升任陕西省财险控股公司的总经理。

不过，当时西安保险公司的人真的被累晕了，被压力压惨了，侯总亲自带了一个保险箱在身边，准备随时赔付，当场理赔，当场兑现，那精神状态的紧张可想而知。唯一的差错出在了飞越结束之后，在西安保险公司的庆功会上。作为为这样一次大型活动作独家保险的公司，他们完全有资格把柯受良请到现场，柯受良也欣然到来。庆功会由桑总主持。问题在于保险公司这样的单位庆功会是很少开的，而因为经常理赔，追悼会组织的多，见死伤者多。桑总的主持第一句话成了:追悼大会现在开始！

幸亏是飞越已经成功，柯受良安然无恙地坐在台下，他心情也好，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而桑总是个老实人，尽管没人指责他，但是他自责了很长时间。估计桑总现在已经退休了，我祝福他一切如意。

难归难，克服困难的感觉还是很好的，尤其再得到了曾经有点疙瘩的合作者的肯定后更是如此。回到北京，凤凰卫视在颐和园开了一个庆功会，庆功宴上，大家喝了不少酒，也说了不少话。张小海的话挺让我感到意外，因为说实话，我和他合作不怎么愉快，但是在庆功会上，他好好地表扬了我一下，弄得我还挺感动。

八、飞越余声

飞越黄河画了一个句号。

但是，余声不绝。

薛省长要求柯受良回到山西一侧开一个庆功会，尽管不愿意，柯受良还是照办了，他从壶口边的一座小桥上，又从陕西返回了山西。

庆功会上，弄得我还有点不舒服，因为我发现山西到场了许多头头脑脑，但是，韩和平副局长反而没到场，原来是没有请他。我表示，韩局长不来，我也不参加这个庆功会。

韩局长来了，柯受良也来了，看到我，柯受良和我抱头痛哭，他呜咽着说：我知道，你这一年太苦了。然而，我们很快就发现，山西的官员们表情突然凝重起来，但是谁都不透露出了什么事。

庆功会草草结束。因为王锚深局长早就对我说过，为了感谢我，在飞越成功后，请我到太原住两天，所以，他告诉我，专门安排了车，送我去太原，请韩局长陪我。他说：“我还有些事，不能和你一起走了。”

韩和平在车上也是心神不定，刚走了几里路，他就招呼司机停车，说：“我也不能陪你了，我要留下来。你们自己先去山西大酒店，我已经安排好了。”

我问他：“究竟出了什么事？”

他犹豫了片刻，终于说出了这个秘密。

因为来看飞黄的人太多，在飞越的前夜，吉县通往壶口的盘山路上，挤满了各种各样的车辆。路外，就是百米深的沟壑。白天行车都十分危险，更不用说晚上了。

在看完飞黄回去的路上，突然有人发现在一百多米深的山沟里，有一辆摔下去的小汽车，车上六个人，除一个小孩活着，一个大人受伤，死了四人。就是说，在5月31日晚上这辆车掉下去，到6月一日下午飞黄结束后有人返回时，才发现了这个事故。更要命的是，死者不是别人，是当时的山西省委书记胡富国的妹妹和妹夫一家。

这就像是一个公司组织一个活动，组织者在投入大量精力取得成功后，突然发现老板的亲戚死于这次活动。组织者的感想可想而知。

当时在壶口现场的，除了许多厅局级干部，还有山西的两位副省长，分管旅游的薛军和分管公安政法的杜五安。要说管飞黄，他们俩都是正差，处理死人之案，也是正差。所以，他们不敢离开。而他们不走，厅局长们也不能走。但是事情发生了，人死不能复生，恐怕除了伤心以外，也没有什么办法。

这件事，后来怎么处理的我不清楚，应该对活动组织的主官薛军副省长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据我所知，几年后，薛军被提升为常务副省长。

这件事提起的人不多，因为总归是一件不好的事，给热热闹闹的飞黄增加了一股悲凉气。但是当地老百姓有时提起时，会用宿命论来解释。他们说，这几个人是去给柯受良探路的，如果不是这辆车掉下去，那么，柯受良的车就会掉下去。

不久以后，又一件事情把本来已经平静了的飞黄又搅起了浪花。

我们第一次去壶口时，又一位旅游局的干部王修筑陪同，他又是个摄影爱好者，一路拍了不少照片，当然也有不少柯受良的照片。王修筑照相技术不错，拍了些好照片。

当时在北京有一家制作纪念卡的公司，叫做威煌传媒，老板郑鸣，好像曾经是个小有名气的记者，他们当时找到飞越黄河组委会，说希望能合作制作纪念卡，在壶口现场销售，大家有个分成的比例。我想，这事情不坏，又能扩大影响，可能还有些收益。

没想到出了麻烦。

问题出在照片上。当时这家公司的卡面用了几张照片，其中有王修筑的作品。王修筑在飞黄现场看到有人卖纪念卡，上前一看，原来有自己的作品。他顿时觉得没有受到尊重，就发了几句议论。没想到卖卡的人也是生瓜蛋子，一来二去就争了起来。

王修筑有一股山西人的倔劲，找了个律师就告上了法院。

威煌公司并不怕，他们反诉王修筑，认为他们的项目是飞黄组委会同意的，要告也要加上组委会。而王修筑坚决不愿意把组委会列为被告。

我特别不愿意看到这种事发生。一是因为飞黄的一线主要组织者是我，发生官司，说明我的组织有缺陷；二是因为纪念卡这个项目是我亲自谈的，那家公司用了柯受良的照片我也知道，我没有提醒过版权问题。所以，我非常努力地平息这件事。我也有点信心，因为我知道，王修筑对我是十分尊重的，会给我面子。

说来巧了，王修筑请的这位律师，和我也有点渊源。我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时，当过山西党史办的一本杂志党史文汇的特约记者，党史办的一位副主任叫杨小池，当年是著名的《山西青年》杂志的领导人之一，这本杂志，全盛时期发行量近两百万册，我也做过它的特约记者。对我来说，杨小池是亦师亦友。而王修筑请的杨姓律师，恰恰是杨小池的儿子。

我做王修筑的工作，也做律师的工作，希望庭外和解，还专门到了太原中院，找法官谈，第一次开庭，我也到了法庭。开庭后，我抱着试试看的念头，提出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想法：我要请原告、被告、法官、律师，一起吃顿饭，算是给我送行，因为我下午要坐大巴回北京。没想到的是，大家都同意了。

坐到一个饭桌旁，就表示大家有对话的愿望。饭桌上气氛不错，大家愿意和解，问题在被告给原告多少赔偿。太原中院的王法官是位女士，她也没想到有这样的结局，她对我说了句我至今记着的话：我从来没有吃过这种饭，原告、被告、法官和律师被一个中间人请到一起吃饭。

双方的分歧在赔偿数目上。王修筑说，我为了取证、请律师，花了不少钱，总不能让我赔钱吧！这话有道理。而被告说，我们在卡上没有赚钱，主要是为了配合柯受良的飞越做宣传，实在不能出那么多钱。几个回合下来，我听出来了，双方的差距就在五千块钱。于是，我对他们说：也别争了，被告卖卡给了我们五千块钱的分成，我们不要了，给了王修筑算了。

问题就这么解决了。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有一天，大概是飞黄结束两个多月后，我正在北京的凤凰会馆上班，突然来了一伙人。到了会议室亮出了身份，是山西省税务局、临汾地区税务局和吉县税务局的税务人员，来专门谈凤凰卫视在组织飞黄期间的税务问题的。

好家伙，三级税务部门齐出动。我知道，始作俑者是吉县税务局，而他们的背后，是吉县的县委书记陈保堂。因为在飞黄过程中，陈保堂和小黑子闹了不少的矛盾，积怨总要有发泄的渠道。这几位税务干部说，要对飞越黄河作为商业演出征税，并要求提供有关资料。我们很惊讶这件事，但是还是认真地对他们做出了解释，说凤凰卫视在这次活动中投入超过了一千万元，而没有什么收益，说这次活动其实受益最多的是吉县，因为知名度大增。接着，以凤凰卫视的名义致信吉县地方税务局。我们以为这样事情就算过去了。

没想到的是，在半年以后，1998年的春节刚过，山西的省地县三级税务部门又来到了凤凰会馆，不同的是，这次又加上了国家税务局的人，而且向我们出示了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关于要求凤凰卫视就直播飞越黄河活动缴税的通知”，这个通知说，根据山西省地方税务局的有关请示，认定凤凰卫视“应就其在内地提供广告设计、制作、发布等服务活动取得的收入即所得缴纳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并认定“凤凰卫视拒绝提供相关的涉税资料，”应当按照抗税处理。

抗税，事情严重了。我们怎么能够承受这么大的帽子！于是，凤凰卫视的高层也出面，一起和国家税务局交涉此事。我们汇报了飞黄的前后情况，在税收问题上，特别把陕西省对于飞黄是比照大学生运动会的做法，不征收任何税收的文件给国家局的人看。国家税务局的人了解情况后，十分通情达理，他们说，由于飞黄行为跨越两省，合约三方当事人都不在山西境内，按照国家税法，境外广告发布不用在国内纳税，而在黄河现场竖立的广告牌，凤凰没有取得明确的收入，是否纳税，纳多少税很难界定。对于凤凰抗税的说法，再也不提了。

接着，我又和凤凰卫视管财务的副总裁石宁宁去了一趟太原，和山西的税务人员近距离地接触，谈得不是很顺利。要从体谅的角度说呢，吉县太穷，我在前面说过，吉县一年的财政收入才700多万，政府要增加收入，心情可以理解；而从人情上讲，凤凰刚刚在吉县作了这么大一场活动，投了很多钱，是明摆的事实，追着来要税，还告到了国家税务总局，有点过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只好麻烦山西省里的领导同志了。我以飞越黄河组委会秘书长的名义，给山西的薛军副省长写了一封信，在这封好几千字的信里，我提到了飞黄的艰辛，也提到了至今山西还欠凤凰搭建舞台用的30万元钱，我最后是这么说的：“希望您在百忙之中过问关于飞越黄河的税务问题以及舞台费用分摊问题，以免影响山西省和凤凰卫视的友谊。”

这封信薛省长肯定是看到了，也肯定是出面解决了。税务风波就这么过去了。

我们长出了一口气。

最后说说柯受良。

我最后一次见到小黑子是在差不多三年以前，我在深圳机场，准备搭飞机回北京，突然背后有人拍了我一下。回头一看，原来是他。还是那么黑，还是那么沙哑着嗓子，还是那么风风火火。他拉着我，一定要说说他的打算。他的计划是飞越长江，他那双挺大的眼睛盯着我，一定要我表态：“你说好不好？能不能带话给刘老板，凤凰再合作一把？”那情景，仿佛还在眼前。但是不久，传来了噩耗，一代飞人，再也没有了飞翔的机会。

然而，黄河肯定会记得他，壶口也肯定会记得他。

周志兴

1965年入学，初一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