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大学
一敲开大学之门
专业的选择
青年人对前途对事业一般都抱有许多不切实际的美好幻想，把自己看作是治国安邦的济世之才，大而无当，好高骛远，缺乏脚踏实地的精神。我在高中读书时，一直幻想做一个什么大家，能提出解决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的学者，我以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也就是老百姓的民生问题。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但是什么是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我也不甚了了。有人说人类知识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类，要想在社会科学方面有所成就，必须有自然科学作基础，反之亦然。两者互相依存，相得益彰。我报考选择的专业，就受这种认识的影响。我的兴趣原本在社会科学方面，高三分文科理科时，我毅然地选择了理科。文科理科是为报考大学而分设的，有共同的课程，也有不同的课程。学文科报考理科，有很大的难度，学理科报考文科的，也有很大的难度，而我兴趣和志愿在文，却选择了理，原因就是我想将来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融会贯通。看起来，精神可嘉，理想高，抱负大，但仔细想来，有很大的幻想和可笑成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成体系，每个体系中都包含着分工细致分门别类的专业，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这种专业越分越细，越分越多。人的一生，生命和时间是有限的，穷其全力，也只能在一定的专业内有所发现有所成就，而不可能在很多专业内更不可能在很多门类的专业内有所突破，均能成功。当然，搞社会科学的也必须具备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
这种想法体现在报考大学的专业选择上。1948年夏季，我高中毕业，报什么大学，报考什么专业呢？别的同学一般都是在高中学什么科，考大学就报相应的专业。而我学的是理科，却文理都报。我报了四个大学四个专业：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系研究社会问题，是我的兴趣所在，那里有几个著名教授学者是我敬佩的人；中央大学水利系，属工科，水利建设乃中国经济的重要命脉，中山先生早有教诲，我心向往之；山东大学中文系，中文是我的兴趣，也是我各科学习中的强项，读中学时老师曾鼓励我当个文学家，我也心花怒放，跃跃欲试，况且系主任老舍先生，是我所仰慕的著名文学家；暨南大学经济系，经济是我们关心和喜爱的问题。三文一工，跨越两个学科，体现了我的观点和想法。我对专业的选择，无处咨询，无人咨询，完全是独立自主决定的。
1948年的夏天比往年来得早，杭州是一个盆地，“环杭皆山也”，四边不透风，热起来象个火炉，灼烤得难受。常常是大汗淋漓，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再加上内战正打得你死我活，烽火连天，硝烟弥漫，从心理上更增加火热的感觉，好象天气热得使人没法活了。尽管如此，我们这些莘莘学子为了前途，完全不顾天气带来的恶暑酷热，依然投入到紧张的复习功课中。那时功课很多，需要死记硬背的也很多。酷暑、课重、吃睡不好，加在一起，真是苦上加苦，苦不堪言！
一个月以后，我们移师上海，住在一个破庙里，准备最后的冲刺。白天和尚念经，振振有词，善男信女，烧香拜佛。晚上地板上躺着几十个人，热气散不去，蚊虫叮着咬，身上流着汗，怎能睡得好！但是不住庙住旅店，我们付不起钱，住庙是不要钱的。我们吃的也很简单，馒头、米饭、白菜、粉条、豆腐、萝卜汤，不能比这更简单的了。这些食住方面的艰苦，我们都能承受，因为我们一门心思考大学，有个立身之地就行了，其他的都不在考虑之内。上海是个大城市，交通较为发达，很多大学都在上海设有考点。只要各校考试时间错得开，考生可以报考几个学校，我们常常考完这个学校再考另一个学校。早上很早起床，八点以前要赶到考场不得迟到，路上车子非常拥挤，天气又热又闷，我们常常挤得喘不过气来，车子里常常听到有人喊叫：“轧死嘞！”有的同学挤不上车，误了点，就进不了考场，不得不哀叹：“数载之功，毁于一旦!”
当时的上海，举行高考的有两类学校，一是国立大学，一是私立大学。国立大学不要交学费、饭费、住宿费，师资水平高，设备和教学条件也较好，大部分高中毕业生都考这类学校，如果不考或者考不上这类学校，“毕业即失业”，不仅找不到读书的地方，连吃饭的地方也找不到了，我属于这一类学生。私立大学有外国教会办的，有中国著名人士办的。学杂费、饭费、住宿费都较高。有的学校教学条件好师资水平高，有的则较差。一般人家子弟是读不起的。
如愿以偿
上海“鏖战”之后，回到杭州，等待发榜消息。为了准备考大学，长一点说，两年苦读没有好好休息，短一点说最后一学期的日日夜夜，全力以赴复习功课，再短一点说，半个月的最后冲击，简直要拼命。生命已到了极限，回到杭州后昏睡了几天，醒不过来，什么也不想，只想睡觉。等到体力稍为得到恢复，也有了精神，想起三件事情。
一件是评估一下这次高考考得怎么样？有无希望考取？考取与否，我没有把握。我不知学校的取分标准，也不知道自己的考分，当然无法估量有多大把握。但是哪个学校考得好些，哪个学校考得差些，自己是知道的，哪门科目考得顺利，哪门科目考得困难，自己也是知道的。四个学校的考试好坏，在我心中的排列顺序是山东大学、暨南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山东大学和暨南大学的考题，我做起来很顺利，尤其是国文、英文、数学三科，我几乎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国文中的古文翻译更是我的强项，点句，释字，分析大意对我是得心应手，这两个大学也许有希望。清华大学的数学考题较难，有的题不会做，估计通不过。中央大学的考题，我稀里糊涂记不清怎么做的了，估计也没有希望。另一件事，我已经一年多没有回家看望我的母亲和其他亲人，很想念他们，他们也想念我，我想回家探亲。这一愿望暂时不可能实现，学校通知学生，凡参加高考的都必须留校等候消息，因为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都在近日内寄到学校，究竟是什么时候，谁也不知道，万一通知来了，你人不在怎么办，岂不误了大事？那时内战双方你来我往正打得起劲，家乡是个变化无常的地区，一会儿共军来，一会儿国军来，老百姓在他们厮杀时就跑，躲避战火，在他们停止厮杀时就回到家里。我即便回家也是居无定所，有可能是逃来逃去，所以我同母亲同家人，只好遥遥相望，“望穿秋水”了。再一件事，我来杭州两年，有一年半就住在西湖边上净慈寺，但不识“西湖真面目”，西湖四周的湖光山色，名胜古迹，我从未驻足遨游其间，真正享受天堂赐与的快乐，想想真有点冤了。苦读时为了考大学，不玩也罢，现在大学考完了，正在等待通知，为什么不游玩放松一下？
三件事只第三件事可行，于是邀二、三知己，租来自行车，开始了西湖之游。西湖的确很美，像美人西施一样，秀色可餐。她的美自然、质朴，没有一点雕琢加工，这给我留下深刻美好的回忆。几十年之后，当我有了许许多多名山大川名胜古迹的游览经历，仍觉得都无法与她相媲美。西湖及周边的景点，我们骑车到一处游一处，远处和山里的景点，我们只能以步代车，虽然有点累，但也玩得痛快。
这个暑假，是我过得最愉快的一个暑假，也是我第一次游历了西湖，欣赏了她的美丽。
八月初，天气还在酷暑难耐，丝毫没有凉意。同学们的心又浮动起来了，一种紧张、焦急、期盼的气氛弥漫在我们中间，因为大学快要发榜了。发榜的方式一是登报，一是发信，有的同学已接到了录取的通知。我表面上显得平静安详，但心底却波澜起伏。我能否圆了大学之梦？圆不了怎么办？同学传说我考取清华，我心里明白，清华取不了，中大更没门儿，有点希望的可能是暨大或山大。我们是在焦急盼望中度过的，同伴录取了，我们祝贺他们，未被录取的，我们鼓励他们，但我更关心的是自己。不久录取的同学陆陆续续地接到了通知，我也是接到了通知的一个。果不出所料，我被暨南大学和山东大学录取了，山东大学中文系考的是前四名，可能成绩不错，还给我寄一份奖学金申请表。清华、中大呢，我一直等到发榜的最后期限，没有任何信息，失望了。
考取大学，圆了大学梦，找到栖身吃饭之地，引来同学的羡慕，受到亲友的赞誉，心里的欢欣不言而喻。但也有一丝酸楚，一份遗憾。我没有考上清华，没有实现北上进军文化古都的愿望。我们班考上大学的有四个人：一个中大，一个交大，两个暨大。另外，同我多年生死之交的×××，考了四个名牌大学，连考连中，无一虚发！成了考试状元。相比之下，我不如他。看来我还得继续战斗，实现进军北上清华的梦想。
回家看看
我办理了一切离校手续，领取了毕业证书，把行李书籍寄放在同学处，告别了杭州，然后回故乡看望母亲和亲友。因为故乡是国共双方互相争夺来回拉锯的地区，家人都到五河县城里了，我只好冒险回到县城，在县城临时住所里见到了家人。我们家里祖祖辈辈没有人当秀才，上大学，现在出了个大学生，要到上海读大学，他们万分高兴，见人就夸。亲友见了也是赞不绝口，有的说你是我们这个县唯一考取国立大学的人，有的说从小看大，我们早就看出你聪明过人将来一定有出息，等等。他们对我刮目相看，好像我了不起似的，在一片赞扬声中，我自是欣喜，但是还没有到忘乎所以的地步，因为我还有一丝酸楚，一份遗憾。我的愿望还没有完全实现。
1948年夏季的国内局势，继续朝着有利于共产党方面发展。共产党已由内战初期的劣势变为明显的优势，国民党已由优势变为明显的劣势。好象胜败大局已定，只是时间早晚而已。这种局势对我读书择校多少有点影响，同时，我仍然做着北上的梦，山大和暨大选择哪一个？经与家人商量，选择了暨大。暨大在上海，短期内那里不会发生战事，相对来说，环境比较稳定，是个读书的地方。我要北上，必须重温高中课程。参考书在上海容易买到，考点考场设在上海对我也比较方便。万一北上不成，在暨大读下去也未尝不可，经济系也是我喜欢的。山东大学在青岛，整个山东战事正酣，大部已被共军解放，青岛等几个孤城已被重重包围，指日可破，到那里能安心读书吗？从那里转去北平，有什么保证？中文系虽然好，我也有兴趣，但我从未想过以它作为终生职业，虽然我考取了奖学金，但要不要奖学金关系不大，因为我服过兵役，大学四年期间我都能享受优待，不交学费住宿费和饭费。这样我选择了上海暨南大学。
我在五河短短的逗留期间，还办了一件大事，即解除了祖父为我同王姓订的儿时婚约。1948年，我已经二十岁，上了大学，而王姓的女孩虽经其叔父教学识字，但由于年龄较大，时局动荡，学习不定时，文化水平提高有限，恐怕还没有脱离文盲状态。我们不是自由恋爱，是上辈老人一手包办，双方文化水平相差太大，将来无法生活。我思之再三，决定快刀斩乱麻，不能再拖。我同祖父、母亲、大哥说了我的意见。他们听了我的陈述之后，居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让我自己决定自己办理。我原以为祖父会持反对态度，因为婚约是他订的，没想到他很平静，说：“现在时兴自由恋爱，你已经成人，上了大学，自己决定吧！”大哥不发表意见，实际上是支持我。母亲爱儿胜过爱一切，当我向她细细陈述包办婚姻的错误，并保证将来为她娶一个好儿媳时，她笑笑也就同意了。我取得家庭的同意后，壮了胆子，到山后凌村找了四表叔，说明来意，请他转告王家，表达我的歉意。从此以后，这个有十四、五年的婚约，虽然在法律上不于承认，但也是我羞于出口的一块心病，是一团说不清楚的迷雾，现在解除了，我的心病没有了，迷雾吹散了，我轻松愉快了。
不几日，我告别了家人，告别了故乡，束装就道，先去杭州，然后转赴上海，到暨南大学报到入学。没想到，这一离去，就是九年。1957年我再次回到故乡时，那里发生了巨变，农民已由土改、互助组、初级社进到了高组社，正在进行“改天换地”的群体战斗。我的祖父祖母已经离开人世，他们在动乱的年代，寝不成寐，食不甘味，忧愤凄凉，惶惶不可终日，没有活到该活的年龄，怆然去世。
二大学生活
学习放松了
暨南大学是我国第一所华侨高等学府，创办于1906年，校址在南京蒋家巷妙相庵（今汉口路2号），时称国立暨南学堂，1923年陆续迁往上海真茹新校址，1927年改为国立暨南大学，分大学、中学、小学三部，大学部分文、商、理、法，教育五个学院。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真茹校舍毁于战火，学校迁入租界，三迁其址。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各租界，学校关闭，并组织师生内迁至福建建阳文庙，郑振铎写下名篇《最后一课》，结束了四年的“孤岛”生活。1942年春，到达闽北建阳。1942年9月各院系全面复课，在建阳四年，各项工作都是有较大较好的发展，学术空气浓厚，抗日救亡和民主进步活动蓬勃开展，学生由原几百人增加到一千三百余人，成为东南民主堡垒。抗日胜利后1946年迁回上海，文法学院在宝山路，理商学院在虹口东体育会路。两年后的1948年我考取了这个大学法学院经济系。
1948年8月中旬我到上海暨南大学报到。因为我参加过青年军，暨大的青年军联谊会愿为代办一切手续，可以享受青年军复员学生的一切优待，尤其是免去住宿费和伙食费。我当然乐意请他们代办，并交出我的有关证件，如录取通知书、复员证、高中毕业证书等。开学以后，他们还开了一个欢迎会。自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参加他们举办的任何活动，也没有与他们任何个人发生过联系。坦率地说，联谊会在大学里名声不好，常与学生运动唱对台戏，阻碍与破坏学生运动，个别头头与特务有联系，或者本人就是特务。而我站在学生运动一边，决不能与他们为伍，同流合污。
未上大学前，我对经济学一无所知，对经济系开设什么课也不甚清楚。我以为经济学是研究国家建设中的大事和国际交往中的贸易问题。但开学一看，便冷了半截，有些失望，主科经济学学的是西方人写的教科书，多为一些概念，名词，原理，基本常识，与本国毫无关联。讲课人是系主任陈彪如教授，美国留学生，用英文讲课，必要时用中文解释,每讲完一章节，都要求我们做作业，由一名助教判改作业。虽然觉得乏味，但因为是主科，我们还是认真听讲完成作业。另有会计学，统计学，银行学，微积分，我们也都每课必到，不过不似经济学那样认真和努力。国文和英语是主科，是必修科，我非常喜欢这两门课，国文由施蛰存讲授，施是著名作家，学识渊博，讲课时旁征博引，生动有趣，谈笑风生，口若悬河，很受同学的欢迎。英语是圣约翰大学的一位兼课教授，用英语讲授，从不用中文，语音准确，语调浑厚深沉，朗诵时就象一个男中音在唱歌，我们都爱听他的课。历史课是不受欢迎的课，老师虽也是一位教授，但不善于讲课，总是照本宣科，把有丰富内容、生动哲理、丰厚遗产的历史课，讲成呆板乏味的历史流水账和大事年表，怎能使我们爱听呢！
一学期过去了，所开设的课程虽然我也学习，照常上课，但兴趣大减，劲头不足，不如我在中学那样勤奋努力，刻苦认真。期末考试时，由于没有好好学习历史，竟当着老师的面，作弊抄书，老师虽视而不见，没有罚我，但我一直感到惭愧，对不起老师，这种感觉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抹不掉挥不去。
我本来打算复习高中课程，准备来年再考，因我忽冷忽热，浅尝辄止，致使计划未能实现，这是我内心深处颇感遗憾的事，固然这与时局动荡、人心浮动、个人生活出现困难、参与社会活动过多等因素有关，但意志不坚强，无恒心毅力，缺乏锲而不舍的精神也有关系。 1948年冬天，上海已进入大雪纷飞天寒地冻的世界，我来校时只有几件单衣，一床薄被，一条被单，别无长物，自然抵御不了寒冷的侵袭。南方的冬天，屋里屋外温度一样，甚至比屋外还低，白天在教室上课感到透心凉，手脚麻木，晚上回到宿舍坐在被窝里看书，灯光昏暗，眼力不济，看着看着就困乏了，或者赶快脱衣入被，或者和衣而卧，半夜风起常被冻醒。我们的宿舍是简易平房，大概是抗日胜利后学校由福建建阳迁来上海临时修建的，不象学生宿舍，倒象临时搭建的工棚，夏天不避风雨，奇热无比，冬天经不住风沙的吹打，雪花直飘入屋内。1948年冬天，对我是难熬的冬天，一个同乡陈××送了一件棉长袍，我穿上它，算是熬过来了。
热情饱满地参加政治活动
1948年，由于国民党对学生运动的残酷镇压以及共产党的隐蔽
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反击、迎接解放的相应政策，国统区各大学的学生运动显得冷冷清清，一派沉寂，我入学时正遇到这种局面。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共双方战局的变化，从1948年秋天开始，人民解放战争已发展到战略决战阶段。国民党军队分别龟缩在西北、中原、华东、华北和东北五个战场上，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而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并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至1949年1月31日止，共发动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历时四个月零十九天，国民党精锐部队丧失殆尽，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基本解放，国民党首都南京处于解放军直接进攻之下，国民党的失败和共产党的胜利已成定局。这种大的格局和有利形势对国统区广大人民和学生是个极大的鼓舞。青年学生极富于政治敏感，开始“蠢蠢欲动”，逐渐恢复学生活动，若明若暗的歌咏队、舞蹈队、学习小组、同乡会、学生自治会都在酝酿成立或已经成立。我参加这些活动，完全是自发的，凭我的良知、正义感、直观感觉、对国家前途的忧虑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国民党宣传说，学生运动是共产党操纵的，青年学生是受共产党的欺骗。我反对这种说法。我认为国民党的失败，是自己内外的错误政策造成的，是咎由自取，国民党的腐败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国民党不败，天理不容。我那时特别喜欢唱一首歌：“山那边哟好地方，穷人富人都一样，你要吃饭得做工哟，没人为你做牛羊。老百姓管村庄，讲民主，爱地方，大家快活喜洋洋。”我受到时局变化的鼓舞，被学生活动所吸引，政治热情激发出来了，同我中学时代相比判若两人。
那时，学校每一个社团的成立，每一个活动的开展，都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都是国共两党、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斗争、角逐、争取学生的场所，我入学之初政治上处于朦胧状态，以后才逐渐有所醒悟。
参加办理伙食团是我参加政治活动的第一件大事。伙食好坏关系到同学的健康。办得好，同学拥护，交口称赞，办得不好，同学反对，怨声载道。1947年风靡全国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就是以反饥饿为由头而发动起来的，给国民党统治以沉重的打击，在国统区第二条战线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了争取学生，护大影响，高等学校的伙食团是共产学领导的进步势力必争之地。鉴于上届伙食团一些人面目不清，身份不明，账目混乱，有贪污嫌疑，伙食办的不好，同学意见很大，我们年级同学鼓动我出来办理伙食，一位地下党员找我谈话，力劝我出任采购。伙食团是一个年级出一个，分管财务，会计，出纳，采购等项工作。我于1949年3月进入伙食团，开始了紧张繁忙的工作。
教育部拨给学生的伙食经费本来就不富裕，如何在有限的经费内把伙食办好，让同学吃得比较好，这是个大问题。我必须认真负责，精打细算，不辞辛苦，不怕劳累。柴、米、油、盐集中买几次就够了，而蔬菜、豆制品、咸菜、少量的肉鱼，必须每天到菜市场采购。我每天清晨起床和炊事员步行到苏州河市场，共同选购，由我付钱由他挑担，八点上课以前回到学校。“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时菜金少，只能买些新鲜菜和大路货，如白菜、油菜、菠菜、芹菜、萝卜、黄瓜、土豆、豆腐、豆芽、粉条等。平时很少吃鱼、肉，只在周末才能吃一点，叫打“牙祭”。伙食团结束时，可以吃到较多的鱼、肉，打一次较美的“牙祭”。
采购是很辛苦的，每天很早起床，顶着烈日，徒步行走，风雨无阻，南方天气变化无常，又无天气预报，常常是顶风冒雨去采购。有一次遇到暴雨，没带雨具，变成了一个落汤鸡，全身湿透，不停地颤抖，回来后我感冒发烧了，好几天高烧不退，昏睡不起，不知怎么的睾丸都肿了。同学看我烧得厉害，无钱医治，于是发起募捐，捐了一笔钱，把我送进设在四川北路的一家市立医院，经过打针吃药，一周以后我才病愈出院。之后，一位热情好心的华侨同学，又带我去找他的一位亲戚，他的亲戚是著名的外科医生，经过他仔细的检查和治疗，我的睾丸肿痛也治好了。这个善良的医生没有要我一分钱。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一生中有三次重病，都是靠朋友、同学的热情帮助，精心呵护，慨慷解囊而治好了，活了过来，可谓大难不死。尤其是这次重病，如果久延不治，出现并发症，后果就难想象了，幸而同学朋友及时伸出援助之手，捐款求医，把我从重病中拉了回来。每每念及此事，我都情绪激动，感谢不已，一方面我对同学的友谊感到无限的温馨与幸福，一方面我总想回报他们无限的情意。可惜这些朋友和同学除少数同我有联系我还记得其姓名外，大部分都成了“无名氏”，失去了联系。
我生性活泼好动，爱唱爱跳，爱交朋友。我进大学之前，一般流行的抗战歌曲和常听的京剧片段，都能唱唱，虽不懂乐理乐谱，但模仿力强，跟着人家哼哼也就大致不差，调儿也不会走得太远。进了大学之后，唱的歌曲一改过去风格，大都是抨击国民党腐败反动统治，反内战要和平，反迫害要民主，鼓励学生团结起来进行战斗，要不怕打击不怕杀害，跌倒了爬起来再前进，向往未来，追求光明为理想社会而斗争等。唱起来激越高昂，铿锵有力，引发人们前进，为真理而斗争。这些歌曲不用教，唱唱就会。新疆和西藏的少数民族歌舞以及秧歌舞，不敢公开教，就到校外一家地下室去学，据说是宋庆龄儿童基金会主持其事。我从未跳过舞，我在那里第一次学了好几个舞蹈节目，我也第一次和女生有了手拉手面对面的接触。这些歌曲和舞蹈在学生会的竞选活动中，在学生游行活动中，在解放后欢迎解放军的活动中，都派上了用场。以后凡有慰问演出活动，我们都粉墨登场，若干年后，回想起来，还津津乐道呢！
我进暨大之后，就没有看到学生自治会的存在。据说被国民党取缔了，学生自治会是学生自己的组织，也是国共两党、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斗争的重要阵地。历来的学生会都被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势力所掌握，反动学生总是在斗争中一次一次败下阵来。学生会领导和组织广大学生参加学生运动、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必然为国民党当局所不容，以种种“罪名”被取缔。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1948年冬，由于国内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国民党统治已陷于土崩互解的境地，我校的学生会开始由地下串连到半公开酝酿，到公开讨论恢复，最后要求成立。这一正当要求遭到反动势力的阻挠和破坏，但大势所趋，他们毫无办法，后来他们又改变策略，参加竞选，这就开始了学生会的竞选活动。我帮助高年级进步同学做些竞选工作，例如刻蜡版，印刷传单，贴海报，争取选票。反动学生虽然威胁利诱拉拢选票，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但是邪不压正，最终败下阵来。学生自治会成立之后，为迎接上海解放，成立应变会，护厂护校，做了大量工作。
我还参加夜校教学工作。那时上海有许多失学儿童，他们迫于生计，家庭贫穷，无法上正式的小学，全靠进步慈善机构举办的各种形式的业余学校学习文化。暨大的夜校可能是学生会或教育系组织的，我记不清了。我被聘为夜校老师，并且义务教学，不要一分钱。我同情这些失学儿童，当人们征求我的意见时，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聘请。
特务横行，“四·二六”大逮捕
学生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引起国民党鹰犬——特务的注意。他们的眼睛在凡是有人活动的地方，就象扫描一样，扫过来扫过去，寻找猎物，他们的鼻子在地上地下，就象扫雷一样，嗅过来嗅过去，寻找异物。我对这些走狗人物非常鄙视非常痛恨，他们是青年人却干着坑害青年人的事，他们供人驱使破坏学生运动。他们有时假装进步，混入进步组织，搜集情报向敌人告密，提供黑名单；他们有时赤膊上阵，殴打同学，带着宪警到宿舍抓人，手握短枪当面威胁同学。他们领到的赏金是肮脏的，沾满了鲜红的血。
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高年级学生史××。此人平时不苟言笑，衣着整齐笔挺，严肃而有礼貌，常常带着穿时尚服装的女友出入校门，俨然是一位大人物。后来在学生会竞选时，在大教室开会，参加大会的人后来对我说，会上有一位同学发言，出口就是“我党（国民党）如何如何……”公开亮出国民党的招牌，闭口就是“你们如果不从不听，后果自负……”公然威胁恫吓同学。我一细问，此人正是史君！哦！他原来是国民党的特务，不过是个公开的特务。我想想有时在校门口或在路上遇见他时，他向我点头向我微笑，原来向你点头时已经发出警告，向你微笑时已经隐藏着杀机。这使我感到可怕，我怎么会认识这个人呢？一次我们安徽同乡会召集大会，在主楼二层大教室举行，重新选举负责人，我发现一个年青人在楼下来回走动，对会场里人东张西望，鬼鬼祟祟。我想观察他的动静，走出教室追到楼下，他已经走远了，但碰到一个同乡正在上楼，我对这个同乡说：“我发现有一个人鬼鬼祟祟，东张西望，象个特务！”这个同乡马上对我说：“什么特务不特务，你不要管！”态度生硬，口气严厉，后来才得知他也是个特务，同那个鬼鬼祟祟的同学原来都是一丘之貉！新的安徽同乡会成立之后，原主要负责人何××重新当选。一天晚上我去何的宿舍同他聊天，看见他屋子里有几个人在说话，我插不上嘴，坐在一边。不一会，上面提到的那个鬼鬼祟祟的家伙，忽然闯进来，满口喷着浓烈的酒味，满脸露着杀人的凶相，手里握着一只手枪，指着何的鼻子骂道：“你要是给他们（指进步学生）干事情，我们对你决不客气，小心你的脑袋。”说着把手枪晃了几下，何一句没有辩解，同何谈话的其他同学把那家伙推走了，他在走
廊里仍然骂不绝口，我坐在一旁不知道怎么回事，一时说不出话来，遂起身告辞。不久我得知何原来帮他们干，气味相投，后来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必败无疑，他认清了局势，“前线起义”，倒向共产党一边，这就招致了特务们的极度不满，上门警告。这件事使我认清了特务们的凶恶嘴脸，国民党依靠这些人来统治学校，怎能不遭到同学的大反特反，怎能不遭到彻底失败呢！20年之后“文革”期间，我以“特嫌”受到审查，有一位老师外调我在大学的表现，曾在一个水利工地上找到何××，他证明我在暨大期间没有干过什么坏事，更没有同特务或准特务有过不清不白的联系。后来我曾想到假如他在大学没有干过坏事，仅仅因为那段历史受到长期审查，并且不被使用，在水利工地上劳动，对一个正式的大学教育系毕业生来说，岂不有点可惜！但在那个“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年代，什么事情不会发生？
在学生会竞选紧张阶段，特务们见大势已去，无计可施，就公然派出打手威胁同学。有一天，我正在宿舍看书，忽然听见外面人声嘈杂，有一人大声喊叫，泼口大骂。我们跑出去一看，还是那个家伙一边走一边回头骂，有两个同学在劝他快点走。我当时义愤填膺，怒发冲冠，不知哪儿来的勇气，大吼一声：“打！”，那个家伙猛地回头，循着声音找人，也大吼一声：“来吧！”。因为宿舍外面的走廊里已站满了许多人，他不知道是谁居然敢和他较量，没有看清我，遂即一位华侨同学把拉我进了屋子，连说：“不要这样冲动，不要这样面对面地干，会吃亏的。”这一次小小风波就过去了，但我当时考虑欠周，不计后果。如果他认出了我，并且冲过来和我厮打，怎么办？我肯定应战。如果他手中有枪并且开枪行凶怎么办？肯定伤的是我。即使被同学拉开，没有打成，但他已经认出了我，肯定不会放过我，会告诉他的主子派人来抓我，那我就要坐班房了。这表现我缺乏经验，政治上很不成熟。
特务们在山穷水尽之际，狗急跳墙，使出杀手锏——抓人。1949年4月26日对全市各高等学校实行大逮捕。在此之前，学校已有风声，说国民党要抓人，很多学生被地下党通知离校到外地或熟人家躲避几天。我们宿舍有两人被通知，我自知无事，没有躲避。果不其然，4月26日清晨，天还没有亮我们尚在梦中，国民党军警已悄悄地把文法学院包围起来了。天一亮，早起的同学发现院中有军警武装分子来回走动，就回来告诉我们，快起来吧，警察来抓人了，我迅速起身出门一看院中停放着几辆吉普车，前几排的宿舍中已经有人被军警拉出来压上吉普车，我回身端起脸盆朝屋后的洗脸室走去，就在那里观察，直到军警武装完全撤走。我回到宿舍听见同学说，军警来到宿舍问：“张××、黄××哪里去了？”同学回答不知道，他们就走了。张××、黄××原来都参加过青年军，现在又出现在反蒋的第一线，以前是拥蒋抗日，现在是拥共反蒋，他们都是凭良知和爱国心从事学运的，不受任何人操纵。多少年后，我才知道所有学生运动都是共产党领导、组织发动的。这次“四·二六”大逮捕，由于地下党早已获悉国民党开列的黑名单，通过各学校的地下党通知黑名单上有名的学生离校躲避，结果大部分都逃避了特务布置下的罗网，少数被抓去的人或是因为没有通知到，或是因为通知了而他本人不在意。
“四·二六大逮捕”，国民党动员了大批军警，这是他们作垂死挣扎的最后一次努力，当然以失败告终，而共产党竟能通过情报机构获悉“要捕人”的信息，并通过联络网再通知广大学生疏散，使国民党扑了空，这是一次大举措，大反击，大胜利。 这次大逮捕使我又一次看清了特务们的丑恶嘴脸。带着军警进屋按名单抓人的，就是那些特务学生，上面提到的那个人这次又充当了鹰犬角色。可是不久，他们在解放军渡江攻下南京，并包围上海之后，就捆起行李，夹着尾巴，在众目睽睽之下，溜出大门，滚到台湾去
了。
甜蜜的回忆，如烟的往事
我在二十多岁以前没有机会接触美丽的女孩，没有谈过恋爱，没有对某某女孩产生过情爱，没有写情书赴约会的体会。但是随着年龄的长大，身体发育的成熟，文艺作品描写爱情故事的影响，自然对异性产生了兴趣。
我第一次对女孩发生兴趣的是1945年在四川万县的军营。驻地李家河营房在这条小河北岸的高台之上，从营房有一条小路可通河谷，河谷里布满各种各样、大小不一、形状怪异的石头，大如卧牛，小如鹅卵，表面都平滑润泽，大概为常年河水冲刷所致。雨季山洪暴发，河水奔腾而下，常把河畔的房舍和牲畜席卷以去。雨季过去，只有潺潺流水，沿着河床石缝间缓缓流去，在断流处是一泓清水。我常在假日到河谷里去洗衣洗澡，河水清清，流水潺潺，洗累了，洗完了，就躺在平滑的大石上，或闭目养神，或仰望蓝天，感到劳累顿消，身心舒畅。小河南岸是一座连绵不断的山丘自西而东，与河流并行。万县这地方的山与别地方的山不一样，有的地方的山是童山秃岭，不仅不长庄稼，连草木也很少。万县的山是一片翠绿，被绿色的天幕覆盖着。远看是一道天然的绿色屏障，起伏绵延，伸向无边无际。近看是葱笼的树木，翠绿的果园，茂盛的庄稼，奇异的花草，农家小舍掩映其间。这里雨水充足，土质肥沃，梯田里的稻子，山坡上的包谷、胡豆等庄稼都长得枝叶繁茂，颗粒饱满，有时我看到一块石头上只要有一点土都能长庄稼。我们这条河南岸的山坡上就种着稻子，包谷，胡豆。
有一次假日，我又去河谷洗澡洗衣。开始我坐在石头上洗衣服，后来我就脱光衣裤擦身，恰在此时，我看见了南岸山坡上有一位美丽的农家姑娘正在地里干活，旁边还有一位年纪较大的长者，可能是她的父辈。我立即为自己的赤身露体感到羞愧，慌忙穿起衣服，同时又被她的美丽所吸引，不知那儿来的勇气，竟然爬上山坡找个借口，与年长者搭讪。其实我醉翁之意不在酒，是想找机会把女孩偷看个端详。当然我不能两眼笔直地不加掩饰地看她，只能在与长者的闲谈中睨视她。她长着一头明亮的黑发，又粗又长的辫子挂在后背上，干活时常常左右甩动，自然悠美，她偶尔抬起头来向前方看看，随即又俯下身子，像是歇歇喘口气儿。脸孔细腻白皙，两只晶莹闪亮的眼睛像两颗黑白相间的明珠，纯清、柔和、善良。她听我和年长者说话，并不看我也不答腔，她穿的衣服是灰色裤褂，有补钉但干净整洁。她的五官匀称，但显得有点苍白，可能吃的不好，营养不良吧！她长得很漂亮，看起来年龄和我差不多。当时我就想她为什么不像同龄人一样去上学读书呢？为什么来到地里同她的长辈一起干活呢？大概是家境贫穷的原因吧！如果她是大家闺秀或小家碧玉呢，那她早已在校园里悠闲散步，琅琅读书，或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书写作业了。那时我还不清楚为什么世界上有穷人和富人之分，为什么生活在两种家庭的孩子会有两种不同的命运。我这是第一次在长大成人时对异性产生了兴趣，我也是第一次有意识地、直接地、正面地看一个女孩子。这次见面之后，我常常伫立大操场上或跨越河谷爬上山坡，寻找她的身影。二、三个月之后，我们营地迁往文家坪，彻底隔断了“鹊桥”，我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她了。
抗战胜利，我复员读书，学校在杭州风景区。我所在的班又是一个“和尚班”，没有机会接触女性，但却有更多的机会看到更多的美丽女孩。杭州以山清水秀、美丽丰韵、婀娜多姿而闻名于世。每当春暖花开，风光明媚的时候，前来游山玩水、欣赏湖光山色的游人如织，其中很多是倩男靓女，成双成对，打扮时髦，男的西装革履，女的奇装艳服，五彩纷呈。
有人常说，春暖鸭先知，草木早知春，这是从生物学的角度说的，但是从心理学来看，最早意识到春天到来的是女人，尤其是少女。她们较早地脱去笨重的冬衣，换上美丽的薄衣，迎接春天的到来，同时展现她们自己的美丽风采。清明前后，西山龙井区的茶树一片碧绿，生长出新芽来，把这种碧绿的嫩芽采下来烤制而成的茶，称之谓龙井茶。这种茶清香味醇，汤色明亮，饮之能解渴提神，明目清心，是一种品位很高的茶。茶主们为了卖高价就雇许多采茶女到茶园采茶，这些采茶女大都是豆蔻年华美丽漂亮的农村姑娘。我们学校处于风景区，闲暇时，或在校内，或在校外，或流连于林荫道上，或漫步于苏堤白堤的湖滨，我们都能看到来来往往、熙熙攘攘的善男信女、倩男靓女以及采茶姑娘。我们借此天赐良机，大饱眼福，常常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开始时感到新鲜奇异，后来看多了，就习以为常了。在杭州读书的两年，使我对女性有了进一步的兴趣，对女性的美丑也常和同学评头品足，有时也从文艺作品中获取美的知识，我羡慕那些双双对对的青年男女们，也企盼与女孩有接触的机会，
但是我们学校是男生的学校，我们班是个“和尚班”，夫复奈何！
1948年春，上海《中学生》杂志社发起征文，讨论中学是男女生合校好还是分校好，我投稿被选中。我力主男女生合校，列举合校的理由和好处，反对分校并列举弊端。姑且不论我的文章观点是否站得住脚，是否有说服力，单就我的倾向而言，是我对异性的兴趣理念之具体而微者。
1948年我入暨南大学之后，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在影院和剧院里，有更多的机会看到美丽得令人倾倒的中外影星。此时已“见多识广”，看的多了，不足为奇。而我真正与女性接触的是在学校里，1948年冬天，我参加了宋庆龄儿童基金会举办的歌舞学习班，在班上我认识了一位女生。她是杭州人，三年级的学生，高我二级，标准的南方姑娘，娇小玲珑，窈窕淑女，一头闪光的秀发，结成长辫，摆动起来，飘逸洒脱，让人为之心颤。她两只明亮的大眼睛看人总是温和善良，含情脉脉，柔情似水。她见到你总是打招呼问好，彬彬有礼，表示大家闺秀的风范。她同你谈话，脸上始终挂着微笑，落落大方，不急不躁，和颜悦色，楚楚动人。她穿着并不华丽，天蓝色旗袍（阴丹司令布制作），干净整洁朴素大方，非常合体。
据说她出身名门，但她从不向我谈她高贵的门第或展示她的不凡出身。她很聪明，舞学得很快，舞姿也很漂亮，可见她有很好的功底，而我是一个土包子，土里土气，从未学过舞，因为舞蹈组里没有男的，人家才逼我入“围”。在她的一招一式的教导指点下，我才笨拙地舞起来。有时我们也谈论些学习、生活和社会上发生的事，感到很投机，有共同话题。有一次她对我说：“×××过去表现不好，与特务常有联系，你对她要多加小心。”原来我们学舞，不知怎么的被×××知道了，×××是高年级的女生，会跳新疆舞西藏舞，有时见到我，同我说话，想教我跳舞。我和×××的谈话与接触被她知道了，她出于对我的爱护与关心，特来提醒我，不要上当，从此以后我对她很尊敬，并以姐弟相称。在解放初期慰问解放军的演出中，我们都曾登台歌舞。1949年6月上海解放，7月我报名考入北京外国语学校，她既不鼓励，也不反对，但是看来她是想劝阻的，因为她认为我年纪还轻，应该多读些书，完成学业，再参加工作。1950年初上海院系调整，暨南大学停办，留校学生按不同专业，分别分配到复旦大学、交通大学、中央大学就读。她由暨大转到复旦，其时我已于半年前来到北京，她还来信为我未能完成学业而可惜。
7月，在我离开母校前夕，我约她晚饭后外出散步，向她告别，她非常高兴地接受了。当我们分别从各自的宿舍出来走向校门时，有一浙江学生×××看见我们，气得脸色铁青，两眼怒睁直视我们。原来他一直爱着她，而她从不搭理他。他每次见到我们在一起时，都醋劲大发，怒目而视，这次看见我们双双外出，更加难以自控，但是她对他的表情不屑一顾，同我说说笑笑走出了校门，而我也表现了男子汉的英雄气概，昂首挺胸，气宇轩昂地走出了学校。我们谁也不提刚才发生的一切，从东体育会路穿过虹口公园，走向四川北路，至此，我才打破沉默，把我报考外国语学校的经过向她说了一遍。她仍默默地走着，很少说话，不知是被刚才校门口发生的那一幕所困扰还没有完全解脱出来，抑或是离别在即，心情郁闷，依依不舍。走上四川北路，因为人行道上行人较多，路面又窄，我们就靠得更近了，时常手碰手，肘碰肘，我们顺其自然，谁也没有回避，没有感到不好意思。慢慢地，她的话多了，她开始仔细地询问外国语学校是什么样的学校，将来毕业出来干什么，我去北京后还有什么打算，是否还要上清华或北大……我们走进了戏剧学校的操场，在操场边上选择了一片砖地坐下来。我谈到此次北上，将来前途究竟如何依然不甚了了，但是只要有机会，我仍想念书，如能进入清华北大更是我追求的目标，平生的心愿，能否如愿只有看运气了。她说什么服务团、学习班、研究中心、革命大学她都不参加，她已经大三了，还有一年就要毕业，要坚持到最后完成学业。她说我还年轻，有机会还是念书为好。她鼓励我要学会如何做人，要做一个正直、诚实、有正义感、有同情心的人，要警惕沾染不良恶习，不要随波逐流，同流合污。她俨然是个大姐姐，在谆谆地告诫我。她还希望我到北平后（那时叫北平，后改为北京）常常给她来信。我们谈得很多，那时我们都没有手表，当夜色已经降临，黑幕已经完全笼罩天空时，我们才往回走。我们的谈话是美好的，满意的。但我自己事后觉得非常抱歉，我那时身上一文不名，太穷了，在炎热的夜晚进行长时间的谈话，竟然连一根棒冰、一瓶汽水都请不起她。这就是告别，这就是我们第一次“约会”也是最后一次“约会”。
8月我来到了北京，按事先的安排，我们这批从上海、南京、北京来的大中学生先要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革命理论改造思想，然后才正式转入外国语学校学习。我给她写信，告诉我到达北京后的一切情况，她及时地给我回了信，这时我又发现她的字写得也很漂亮，看得出她从小临过贴，学过体，很有功底，秀丽中透着刚劲，刚劲中透着秀丽，潇洒飘逸，气度凝重，这更增加了我对她的敬慕。1950年1月我从革大转到外国语学校，同年7月她从复旦毕业，在此期间我们一直有信件往来。但是她毕业之后，我们的联系中断了。韶华易逝，岁月不居，几十年过去了，我们都老了。人老爱怀旧，我想起几十年前在暨大与她相识相处的那一段日子，心里觉得无限美好，又无限惆怅。为什么呢？她以姐姐身份待我，爱护、关心、劝说、忠告，有友爱之情，我对她高雅的风格和美丽的外表有爱慕之情。我们的友爱纯洁真诚，朴实无华，我从未想过要同她谈情说爱，老实说我那时还不懂得什么叫恋爱。遗憾的是我们音讯杳无已有几十年之久，至今仍然不知她的下落。80年代后期，暨大校友会北京分会成立，我开始打听她的下落。我通过翻阅广州暨大出版的校友通讯录，给上海分会写信，托人在杭州她家的旧址查询，向过去认识她的人查问，均无结果。各地校友录均无她的名子，回信和回话的人说她不知去向。杭州老家的地址不仅人去楼空，连门号都不存在了，她家的老人早已离开杭州，天涯海角无处寻找。1997年5初我偕妻子谢筠去上海寻踪觅迹，访问母校旧址，通过复旦校友会询问她的下落，无结果而返。为了不能忘怀的纪念，我将继续寻觅。她和我们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解放后在腥风血雨的年代，肯定不会顺顺当当，必定遭遇坎坷磨难，倍尝辛酸，还不知吃过多少苦，受过多少罪，受到过多么不公正的待遇。但愿她仍健在人世，安度晚年。
三迎来解放，北上古都
宣传慰问，热情参加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一千余里的长江战线上，分三路强渡长江，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长江防线，并于4月23日攻占南京，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接着解放军又向东向南挺进，在攻占杭州绍兴之后，直逼上海并将其包围起来。国民党京沪杭总司令汤恩伯还想在上海负隅顽抗，决一死战。两方面都有强大的兵力，一旦直接面对面地对垒起来，形势就立刻紧张万分，大量的金银财物被国民党运走了，高级官员和家属逃跑了，反对共产党为害人民的罪行累累的家伙，也在想尽办法逃之夭夭。我们暨大校长李寿雍，我自入学以后就未见过他，据说早跑了。暨大的特务学生，我亲眼看见他们拉着行李车灰溜溜地逃出了校门，过去那种趾高气扬杀气腾腾的威风一点儿也没有了。
学校形成了权力真空，学生自治会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实际上担负起应变护校的任务。要储备必要的资金购买粮食，以防无米之炊，要组织同学保护学校一切财产，以防兵痞、土匪、坏人趁火打劫。由于学校两个部分分别位于虹口公园和火车站附近，都处于国共双方的炮火之下，为了师生的生命安全，5月迁往市区一个机械学校内暂住。随校迁至市区的学生只是一部分，有很多同学去了南方尚未解放的安全地区，或者投靠本市的亲友找个安全住处。我随学校迁至市区，每天看看书，溜溜街，也听到远处的隆隆炮声，可我心里并不惧怕，我从未想过会被不知何处飞来的枪炮打死。这样过了几日，5月27日清晨，有些同学跑回来对我们说，大街两旁坐满了穿黄色军装的解放军战士，我们一下子全明白：上海解放了！上海解放了！我们一齐拥向街头，唱着革命歌曲，扭着大秧歌舞，高呼口号：“欢迎解放军”，“庆祝上海解放”，“共产党万岁”，“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在一片欢庆声中，我们又回到闸北的学校。
回到学校之后，我马上被分配去参加护校工作。所谓护校工作就是去察看一所郊区小学，看看那里的财产如桌椅凳以及家俱被人破坏或偷盗了没有，学校里有无留守人员管理，学校房舍有无受到炮火摧毁。我去到那里之后，看到一切完好，但是空无一人，找不到一个人询问情况。我无事可做，以后就再也不去了。接着，我参加学校组织的慰问解放军的演出活动。解放前夕我们为了迎接解放已作了准备，学了许多歌曲和舞蹈，但是这些歌曲和舞蹈大部分表现学生运动争取民主自由，反对法西斯统治，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有的词意比较隐晦。用这些歌舞作为慰问的节目当然不够，必须学习新的革命的战争的歌舞，如《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东方红》、《解放军进行曲》、《南泥湾》、《兄妹开荒》、《小二黑结婚》等等。我们经常到街头、部队、学校演出，受到战士和市民以及学生的欢迎。
上海解放之前，国民党连续多年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境地，人民对满天飞的金元券视如粪纸，对国民党挽救其财政经济危机的措施完全失去了信心。资本家奸商趁机扰乱金融，操纵市场，囤积居奇，哄台物价，以牟取暴利，给广大人民带来极大的损失和痛苦。解放之初，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和战争创伤没有得到医治，生产还没有完全恢复，不法资本家和奸商仍然混水摸鱼，投机倒把，继续为恶。人民政府为了战胜财政经济上的困难，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采取了迅速恢复生产，稳定物价，加强市场管理取缔和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宣布禁止金银外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我们学生大军就参加了取缔投机倒把，禁止金银外币流通的宣传活动。我们几个人一组，拿一个凳子，走上街头在人多聚集的地方，站在凳子上开始宣传起来，一天要走很多的路，要去很多的地方，要高声讲很多的话，饭顾不上吃，水顾上不喝，确实很辛苦。但我们热情高涨，干得很起劲。
北上古都，上海再见
上海解放之初，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全国还有广大地区没有解放，这需要广大青年学生参加工作。学校进行了动员，并请来一些首长作报告，鼓励我们树立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走出学校走向社会，为劳苦大众服务，做新型的知识分子。当时有南下、西南下服务团，需要大量知识青年穿着军装，跟随大部队进军江西、福建、四川、云南、贵州等这些尚未解放的地区，做政权、民运、群众工作。中央政权即将建立，需要大批的知识青年从事外交、国防、情报等等。这些工作摆在我们面前，一般说来鼓励报名，自觉自愿，任人选择。不论你选择什么，参军也好，工作也好，那时都叫做参加革命。我想参加革命已成必然之势，也是一种荣誉，最后我报考外国语学校。此校在延安时期叫外事学校，属军委，后改为外国语学校，隶属关系几经改变，最后归属即将成立的外交部。因为我想北上京都，实现多年梦寐以求的夙愿，还想到北平后，看看有无机会进北大清华的可能。其次，我想学俄语，将来或做外交工作，或出国留学，这是一条很好的出路。当然这些想法很天真幼稚，后来被证明完全是幻想。报考这种学校要考两门课程，一门作文，一门外语（考英语），我都通过了。七月份被录取的学生集中在交通大学，整装待发。期间发生了一场争论，是去南京还是去北平，也就是说校址是设在南京还是北平，上面领导的意见是南京，而学生一致意见是北平，经过数日的反复商量，最后决定去北平。
要出发了，我身无分文，身无长物，连一条较新的裤子都没有，怎么上北平呢？我向朱大姐求援。她是我堂兄张华昌的同学，他们在重庆结下了友谊。抗日胜利后朱大姐在上海因为生孩子，白天要照顾小孩，只在晚间找了一个民办老师的工作。我通过华昌哥认识了她，并且常常替她代课，也常常在她家吃饭。朱大姐慷慨解囊，借了十元，我买了一条裤子，余下的在火车上买饭吃了。后来我哥哥到上海找过他们，替我还钱，但未找到，原来住的地址已经变了，从此我们失去了联系，我为我未能回报而十分抱歉。
七月下旬，我们乘车北上，上海，再见！同学们，再见！北京，我日夜思念你，我将投入你的怀抱，开始新的生活。
从1928年到1949年我在人世间度过了整整二十一个春秋，从顽皮不懂事的幼年，成长到读书上进的少年，再成长为锐意进取略知世事的青年。其中，有九年时间是在离开父母、离开家园、逃难流浪、抗日救亡、战乱动荡中度过的。这九年是不寻常的九年，每思念及此，常常是思潮澎湃，百感交集。
志在四方，四海为家。我本是个山村孩子，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逼迫我逃出家园，走上读书救国的道路。悠悠岁月，茫茫大地，何处是我的归宿，我应走什么样的人生之路，无人指导，无处问津，怎么办？好男儿志在四方，必须闯荡天下，冒险犯难。路是人走出来的，必须不畏高山险滩，勇于攀登跋涉，这样才能寻找到自己的最佳位置，才能柳暗花明，走出困境，才能走出自己的人生之路。如果坐困山村，坐井观天，坐失机遇，坐失前程，必然愚昧落后，碌碌无为，做一平庸之辈足矣，遑论今日之我。古今中外，大凡建功立业，有所成就之人，都有冒险犯难精神，都是志在四方，以四海为家。我应以他们为榜样。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无论读书工作都要从一点一滴开始，不要志大才疏，徒有其名，要勤奋进取，自强不息，不能自甘落后，不思上进，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能浅尝辄止，半途而废，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不要胸无大志百无聊赖。我幼时在家读书，虽聪慧，但不知用功，学业无长进，昏昏然达五年之久。离家以后方知父母的期望，学习知识之重要，遂发愤读书，珍惜光阴，并以“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为座右铭。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我幼时在家受父母的呵护，过着温饱的生活，没有受过苦。十二岁离家以后，要独立生活，要自谋出路，必然会遇到许多艰难困苦，甚至险境恶运。战时缺乏交通工具，靠两条腿走路。我走过皖豫陕鄂川的部分地区，爬过大别山、桐柏山、伏牛山、武当山、荆山、巴山。开始当然是山难爬、路难行、难于上青天。脚生泡，腿肿胀，举步苦难言，但是经过锻练，路是愈走愈好走，山是愈爬愈来劲。战时缺医少药，有病得不到医治，我三次得大病，几陷于险境，但大难不死转危为安，虽长期留下病根，也不会对生命构成威胁。我读书期间正值发育成长之时，但长期营养不良，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所有这些艰难困苦都磨砺了我，锻练了我，增强承受各种压力的能力，使我意志坚强，百折不挠，艰苦奋斗，吃苦耐劳。我经常以孟子的话自勉，我们年青人应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
朋友多了路好走。“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这句话通俗易懂，极富哲理，对我感触尤深。我年幼无知，待人接物都很稚嫩，常常需要年纪较大的同学排忧解难，走出困境。我读书在外，得不到父母和家庭的呵护和温暖，心灵上受到创伤，常常以泪洗面，此时此刻就能得到朋友们的兄长式的照顾、安慰和接济。我三次得病都受到朋友们的照顾爱护而走出险境。所有这些珍贵友情，我都铭刻于心，终生不忘。“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曾屡屡想到回报，但有的朋友尚有联系，有的朋友音讯杳无。这些朋友对我的帮助与爱护并不曾想过要得到回报，但我总想如能表示一下，心灵上也算得到了安慰。“染于苍者苍，染于黄者黄。”客观环境，外在因素在一个人成长过程中往往起决定作用。我在读书期间发愤图强，积极进取，无不良嗜好，无任何恶习，这些都与我交的朋友有关。“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从不与那些很差的不好的学生为伍，我交的朋友都是志同道合、情趣相投、互相切磋、互相鼓励的同学。
爱国主义是主旋律。每个人的命运和前途都受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所决定，不可能脱离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抽象地单独地追求个人的命运和前途。我二十多年所走过的道路就证明了这一点。在日寇大肆侵略，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关头，全民奋起抵抗夺取抗战胜利这一大前提下，我走读书救国的道路。每个人的人生道路都不会完全相同，这说明多样性复杂性。每个人的人生机遇都不相同，这说明有必然性偶然性。每个人的人生结局更不相同，这说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每个人的人生历程也不相同，这说明曲折性艰难性。不论人的命运如何，遭际如何，结局如何，我以为爱国主义的高尚情操才是人生的最高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