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忆连载之三十八

回忆老附校的领导

在附校近30年的历史上有二十几位校长、教导主任和总务主任等领导同志。   我跟领导来往不多，甚至跟有些领导一句话也没说过，所以写起来一定会干巴巴的，不写也罢。转念一想，还是写吧，了解多少写多少，记得多少写多少，让我们的老附校的同学们对老领导多了解一些，未尝不是件好事。再说，我跟他们的关系都是工作关系，下级对上级的关系，没有私人的亲疏之别，厚薄之分，写起来就比较客观，容易实话实说，不会偏一个向一个，也便于校友们对他们更好地了解。至于在我离开附校之后来上任的领导的情况，因不大了然，我就不一一赘述了。 

    照理讲，首先应该说一说第一任校长李棣华，但我不愿没话找话说，浪费大家的宝贵时间。他是北外副院长，兼教务长，1959年附中成立，他又兼任校长，纯属挂名。有人可能听说过他的名字，但没有几个人见过他。我们从来就是把副校长韩铮同志当作校长，因为当时他一天到晚在办公室同教师们在一起，不是谈论教学，就是谈某个班的纪律问题，或者跟某个教师谈如何做一个既教书又育人的好教师。韩铮同志在此之前曾做过俄语学院的图书馆馆长多年，听人说他一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我想这一定是真的，因为他做了附中的校长后，就是这种表现。他谦虚谨慎，和蔼可亲，不笑不说话，从不强加于人。对学生也从不疾言厉色。我亲眼见他是如何把一个学生说得心服口服，感动得痛哭流涕的。有时他甚至会给人一种婆婆妈妈的印象。这在反右斗争、大跃进、反右倾之后。阶级斗争的弦儿绷得很紧，干部对群众态度很厉害的情况下他有这种表现实在难能可贵。1962年寒假我回乡探亲。当我回来和他谈到农村形势如何严峻时，他显得非常关心、同情，对我的“思想负担”非常理解。他对我讲话时的亲切语气、实事求是的态度、平等待人的作风，使我感到我有这样的一位好领导是我的福气。韩校长还有一个一般人—— 尤其是领导干部—— 最最缺少的优点，即如他所说的“与世无争”。中国大大小小的党政组织和行政单位何止千万，有几个组织和单位的领导干部能像他那样不争权夺利，洁身自好，能像他那样见工作就上，见荣誉就让？要知道他是附中的“开国元勋”，头一号功臣，可后来变成了第几把手？文革中竟连这样的好人也被当成走资派，靠边站，劳动。不过学生们还是知道他的为人，并没有太为难他。可是好人没长寿，四十几岁便英年早逝了。他逝世时，我正在斯里兰卡做援外工作，听到噩耗，万分震惊和伤心。

和韩校长一起开办附中的还有一位女同志。他就是韩校长的好搭档、和韩校长一样踏踏实实废寝忘食地工作的崔启瑶教导主任。这位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高才生，解放前即参加了革命。当时的附中虽然不大，但麻雀虽小，肝花肚脏俱全，从政治学习、抓阶级斗争，到各门功课的教与学，哪一方面不需领导过问？她家住在学院，却要到和平门外上班，起早来校，摸黑回家。甚至常常干脆不回家，在学校找个床位住下，有时星期日都不回家，计划着、盘算着怎样把工作搞好。这几年我们老附校的“老人们”一提起创业的那些日子，都对崔启瑶称赞不已。可惜的是，这么一心扑在公字上的好领导，在“文革”中竟然被迫自杀，虽然未遂，腿脚却留下终生残疾。

崔启瑶同志的行政工作，群众有口皆碑。那么她是否抓政治思想呢？当然抓。当时有哪个领导干部胆敢不抓政治、不抓阶级斗争呢？但她只是按上级指示办事，奉命行事而已。她对人诚恳，我们有什么意见都敢对她讲。记得在“文革”尚未结束的那些狠抓阶级斗争的日子里，我对运动有什么看法常会跟她说一说。一次我和她说起对“三自一包”的看法。我说：不搞三自一包，不搞分田到户，粮食永远过不了关，农民永远吃不饱肚子，国家永远没多少储备粮。作为领导，她当然不会表示赞成我的看法，只是笑笑说我胆子太大了，竟敢说出这样大逆不道的话来。我是了解她才跟她说说心里话。她是不会向上汇报请功的。

马占忠同志大约是在1962年从人大附中调来外语附校当第一副校长的（李棣华还是校长）。他是“三八式”老干部，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工作塌实，为人谦虚谨慎，跟学生讲话有一说一，不来虚的一套，颇受学生欢迎。当时基建工作最重要，因为即将开设小学部，要盖一座小学楼。老马当仁不让，挑起了这付重担。他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据说他用上级固定的拨款，保质保量地盖起了小学楼，还“超额”建了一座大食堂。1965年秋我教高三英语，跟学生们一起去顺义大柳营挖运河，领队的就是马校长。老马通过某种关系让外语学院农场补助劳动学生的粮票，可以敞开肚皮吃饭。这在当时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劳动中，老马不愧为工农出身的干部，他和老师同学们一道挖土、挑担和拉车，他常常提醒老师同学们既要有干劲也要实事求是，要安全第一。他对师生们的教导和关心给我们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我记得在1965年秋的一天，老马找我谈两件事：一是让我当附校教职员工的民兵连长，二是说让我积极争取入党。他鼓励我说，你的家庭出身好，本人条件也不错，继续努力，定能达到目的。对他的鼓励我一直铭记在心，即使后来闹文革，我也没有忘记他的好处—— 他是和我谈入党问题的唯一的附校领导。在我写这篇短文时，他已经作古几个多月了。让我把这一段文字作为对他的纪念。安息吧，马校长！

    1963年附中改为附校（因为增设小学部，不能再称附中了），增加了几位领导干部和很多科任老师。

李涛同志调来当专职的党总支书记，主要是做教职员工的政治思想工作。他农村出身，为人实在，不来虚的。当时还是单身，住在学校，学校就是他的家。正因如此，接触的老师和学生也就比较多，再加上开会多，说话多，被群众抓住的辫子也就多，这就使他在“文革“初期成了重点斗争对象。

阎鑫泉同志是调来管学生思想工作的教导主任。他和崔启瑶都是正教导主任。老阎任劳任怨，和教员或学生谈话从不“居高临下“，从不盛气凌人，总是和蔼可亲，以理服人。但他和学生们打交道太多了，难免说了一些错话。有些话不一定错，但说的时间、场合不太合适，在那鸡蛋里挑骨头的年代，帽子一扣就是一堆，他成了外附第一个被斗的而且是斗得最重的”走资派“。被斗不久，在街上被人家自行车撞倒，摔得很重，掉了好些颗牙齿，但他还是坚持天天来校上班，接受批判，写检查，尽管“上班”已经失去“上班”的原有含义，而且他完全可以请病假。

曾远辉是所有校领导中最年长的一位，1964年调来当正校长，也是自附中成立以来第一位正校长。大概因为他的资格比李棣华还老，在那论资排辈盛行的年代，当然要做正校长。他是新加坡华侨，回国投奔革命胜地延安，在鲁艺学习。他的很多同学后来都成为文艺界的名人。他则被分配到外事部门工作。解放初在满洲里任外事处长。毛主席赴苏与斯大林谈判就是在他的护送下从满洲里离境的。他每次和人谈起此事都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与骄傲。他说话（包括大会讲话）从不张牙舞爪，从不大声呐喊，总是轻声慢语。他常常大大咧咧。口无遮拦。曾说：“我来附校当校长，就是为了将来当外语学院的院长的。”我看（也是我当时的看法）他完全有资格说这句话。论资排辈，他够格，谈学问呢，有富余。英文更是精通，许国璋老师曾和他谈过一次话，事后许老对我们说：“你们这位校长有真才实学，英文真是内行。”曾校长酷爱打乒乓球，在附校可能没有对手。他爱跟我们几个常同他比画几下的人说说笑笑，有共同语言。就是在“文革”初被红卫兵监督劳动的日子里，休息时我也和他聊过几次。一次我问他对红色恐怖害怕不害怕，他很轻松地说：不怕。想当初在延安，‘抢救失足者’运动跟现在是一个样。当时是毛主席和康生领导，现在还是毛主席和康生领导，运动总是要结束的，怕什么。”

齐平同志是一位女校长，大概是1965年从北外调来附校。她是老干部，是一个老大姐式的人物。原则性非常强，政治运动中从不表现出更亲近哪一部分群众。平时对教员对学生总是和颜悦色，讲话非常耐心。据说（我实在不知真假）在运动中她和李涛有矛盾，互有意见，各有一些同情者。我不管这些，更不掺和，对他们一视同仁。我那时经济困难，同时跟他们两位借了不少钱，直到我后来经济好转才还给他们。

白桂森同志来附校当校长是后期的事了。我觉得这个人不错。白校长毫无架子，大会小会或跟个人谈话都从不打官腔，有时因过于实话实说，反而显得太随便了点。他的大功劳之一是在北外西院的心脏部位建了附校楼。可惜很快因附校渐渐缩小，最后解散，此楼完全被大学的单位占领。

王凤宇、吴凌高、张沁、徐勉君、徐玫等教导主任我都是很熟悉的。他们都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实干家。王凤宇的专业是教育学，对苏联教育家凯洛夫颇有研究，在大反苏联的“文革”中，我记得她曾被一群初中的红卫兵和学生围住质问：“你和凯洛夫是什么关系？”她被问得哭笑不得，答道：“他是外国人，我是中国人，没有任何关系。”张沁在小学部管教学，很有水平，对小学部新来的年轻老师们特别关心。有个新来的年轻老师开刀住院，她像妈妈看护女儿那样日夜守在病床边。

我在一篇谈附校红色恐怖的杂忆短文中曾提到张福臻。他曾经教过高中的历史， 后因工作需要做了总务主任，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就是因为有了一点已经交代过多次且已作了结论的历史问题就在1966年8月21日夜和另一名老师张辅仁一起死在了本校红卫兵的棍棒皮带之下。岁月如梭，从他们惨死至今已有40个年头了。在此期间，如果二位张老师的在天之灵不时俯视着神州，看着当年红色恐怖时期的红卫兵们慢慢变成了中年汉子，成了老年人，而年轻的一代已经不知“文革”为何物，他们会作何感想呢？

在本短文结束之时，我想总结性地说一句：我们的领导同志们基本上都是为党的教育事业辛勤工作的好干部。他们有缺点甚至错误，但决不是什么执行17年教育黑线的走资派。谁说解放后的教育战线17年是黑线专政，而这些干部都是走资派呢？历史早已将颠倒了的是非拨乱反正，公布于众，而将那些丑类钉在了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