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附回忆

穆小芒

报考外附

 一、目标男四

1963年夏，我正好小学六年，该报考中学了。当时我就读的是东城区分司厅小学，只知历史悠久，前身是什么第二中心小学。我则因与校为邻，学校打两分钟上课予备铃，我出家门都不迟。是真正的就近入学。

当时虽然没有象今天这么讲究排名，但学校的档次等级则早已有之。当时，还有男校女校之分。如有名的男校有：男四中、男五中；女校有：师大女附中、女二中。男女混校有：清华附中、师大一附中等。

那时小学的毕业考试分成两部分。语文、算数是统考，安排在最后。其它副科如自然，地理等先考。六年级的学生们早在统考前就在一起嘀嘀咕咕商量着报考学校的事了。

我和同班的铁哥们儿小前子（如今某大出版社的社长）所作的选择是一样的：第一志愿：男四中、第二志愿：男五中、第三志愿：男二十五中。我俩一心想上男校。多年前的风气可不如今天开放，还多少有些封建。班上男女生界限分明，偶有男女生一起说个话，马上就会被起哄。如今思想是开放进步了。小学是广交朋友、中学是大尝禁果、大学是专修一夜情。人生精彩，尽在两性！唉，后悔啊！早生了几十年！

那年头，敢报男四，得有点拿手。咱哥们儿小学六年的成绩单上，语文、算数基本都是双百。男四的录取分好象是要97.5；男五是95。这对我们来说根本没看在眼里。

二、紧急动员

 一天，学校通知六年级的学生和家长参加一个紧急会议。会上宣读教育局的通知，动员报考两所新冒出来的学校，“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和“北京市外国语学校”（后以“白堆子外语学校”闻名）。通知上有什么，培养外语人才，适应日益扩大的国际交往等等。我当时是根本没往心里去，只掂记着和哥们儿一起上四中呢！

晚上回家，母亲跟我说，开完会，学校李校长找她单独谈了谈。说我条件不错，希望我能重新考虑，改报外语学校。我一直是个听话孩子，怎么也得给校长点面子，家长也同意了，就这么着吧。只不过要和哥们儿分手，不太心甘情愿。

我的报考志愿于是改成，第一志愿：外语附校：二、还是五中；三、还是二十五中。

二、帅府园口试

 统考完了没多久，接到通知，说报考外语学校的还要进行一次“口试”。东城区的考点在帅府园小学（在王府井，协和医院附近。）。

那天，我是和六四班的周晓和一起去的。我们家住在交道口附近。从那里乘4、8路无轨到王府井要7分钱，4分钱只能坐到美术馆。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腿着去” 即走路。家里给的车钱一上街就变成了一大抱西红柿。当时也就是2、3分钱一斤。兄弟二人边走边吃，不一会就肚滚腰圆了。

还剩了不少西红柿，没带书包，兜里也装不下。再说也不可能揣着西红柿鼓鼓囊囊的去口试。于是，我们就把剩下的西红柿扔到马路中间。汽车开过，噗的一声，红汁四溅，路上一片鲜红…这要是现在，我们把衣服一脱，往西红柿汁上一躺，那绝对属“行为艺术”。次之，往马路上扔西红柿，也应算具原创意义的时尚元素。再不济，也可联系到和国际接轨的尝试上。我们这些准外附生，在60年代就不仅与时俱进，而且是超时前进。可惜，当时社会主义初期阶段，还是早期的人们觉悟还不行。路上行人对我们侧目而视，还有人喊：怎么这么淘气！吓得我们拔脚就跑，逃离了现场。其实我们还是挺高兴的。既使是乖孩子，做点出格的事心情也会感到兴奋的。

不过，扔西红柿之前，我们已将红领巾都摘了。要保持少年先锋队的光荣形象，这个咱们懂。虽不够八荣八耻，也凑合了。若干年后，看到西班牙满街扔西红柿，真是颇有同感。回想当年我们所做的事，不敢说是西班牙人的前辈，至少也是他们四五十年的东方同志。这件事多少让我有些愤愤不平，满街一车一车的扔西红柿，叫过节，叫传统文化。扔一两个西红柿，叫淘气，不良行为。拿别人钱包，叫小偷；从千百万人身上刮钱，叫银行！路边上放颗炸弹，叫恐怖分子；用飞机导弹一片片的轰，灭它一国两国，叫反恐！真是没地方讲理去！

到了帅府园，我们愣了。来应试的学生们，女孩子打扮得是花枝招展。男孩子是衣冠楚楚，干干净净的。不少还有家长陪着。应试的学生除了红领巾，还佩戴着臂章，两道杠、三道杠。我也有杠，就是太少，只一横。且一放假就不知放到哪去了。哥俩身上的衣服，不仅不整，还有西红柿汁…赶紧找个角落， 拍打拍打，红领巾掏出来，把前胸太脏的地方挡一挡，就这样去应试了。

口试的内容很简单，朗读一小段文章、一段绕口令、接着是外文字母，考试老师发个音，考生跟着念。主要是看看口齿是否清晰，及有没有什么音发得不准吧。

老师还随便问了些个人及家里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我至今记忆犹新。那个老师问我是不是回民。这令我十分奇怪。回家之后，我立即问父亲，老师为何会提如此问题。父亲回答，是有姓穆的是回民。如天津就有一著名的穆家大院，全是回民。

我则对父亲的回答不甚满意。趁着长假期，又去了王府井。不过不是去帅府园，而是去东安市场。当年的东安市场黑黑暗暗，一家一家小店铺挤挤挨挨的。我最喜欢是钻旧书店，特别喜爱那里带有霉味的墨香。忘了是从《姓名考》，还是从《中国姓氏起源》之类的书查到了我的老祖宗。原来“穆”姓有两个来源。一源于回民的先知“穆罕默德”，其教徒以“穆”为姓；一源于春秋战国时的宋穆公。其后人以谥号为姓。我们家既非回教徒，那就只能是“宋穆公”的后代了。真不好意思，考口试竟考出一个皇家血统，确是令我高兴了好几天。

录取通知来了，我进了外附。和我一起扔西红柿的周晓和也被录取了。他大概是周文王的后代才要的他。我没替他去查姓名起源，要大家都是皇族后裔，就没劲了。铁哥们小前子去了男五中，因那年男四只收西城的了，但我们没断了来往，交情一直保持至今。

据说63年的招生，全北京市有3万多学生报考。“外附”和“白堆子”共招320人。百里挑一啊！我后来想，外附要知道我往大街上扔西红柿的话，还会不会录取我呢？！

年轻的语言学家们

一、小班，小小班

63年考入外附，编在初一一班，学生证号：初63011。63年共招了160人，分四个班。最开始外附的班级结构还是混语种编班。我所在的初一一班是由一个英语小班和一个法语小班组成。每一语种小班有20人。初一一和初一二均是英、法混合班；三班和四班是俄语、西班牙语混编班。

语文、代数、理化课是大班，外语一般课是小班上，口语课则将20人的小班再分小小班，为了有更多练习的机会，每班仅10人。不仅编制上体现了对外语的重视，更有外教来教口语。每天早上，什么“胜利20”、“伏尔加”小轿车一辆辆的开进南新华街的校门。够牛！那时聘请的外教都称为“外国专家”，英语外教是通过英国文化委员会聘用的。要求讲标准的伦敦音。哪象现在什么美音、澳音、加音，音色俱全。除了有时候互相听不太懂，但说得都叫英语。

初二时进行了调整。按语种编班了。初一一的英语小班和一二的英语小班组成了初二英语班。并按英、俄、西、法排列。

为了推行环境教学法，每一语种一座教学楼，各有自己的播音室。播出的节目有新闻、歌曲等。这招还真挺见效，天天这个调在耳朵边轰轰着，巴甫洛夫的狗都能咬出外国味来。咱怎么也比狗强多了，现在我还能哼哼两首法文儿歌，都是那时给轰轰出来的。

二、“小舌音”

法文小班的同学们开学没多久就说练发音练的喉咙红肿，是发什么“小舌音”。就是要让靠近喉咙那里的舌头发音时颤动。我从小讲义气，同班同学，一个班里抡马勺，别人嗓子肿了，咱不肿好意思吗？！“为朋友两肋插面条”是我们中很流行的一句话。插刀太疼，不插又说不过去，总得插点什么。最后选得是面条。

听法文同学讲，最好早上含着水练，发出的音带水声，嫩。他们是早上刷牙时，把水多含一会儿，扬头，让水流到喉咙处，颤动那一部位的舌头…我也是照搬不误，早上刷牙也含着水“喝喝”地在喉咙处响着。大概是没得端木老师和司徒老师的亲传，“喝喝”是“喝喝”，但经常是真喝了！而且连牙膏沫。刷牙时间也长了，且一遍两遍的捣鼓着。那一阵子，不仅口腔卫生好，连胃和肠子的清洁状况也大有改善。

老天不负有心人，漱口水喝多了，小舌音也嘟噜嘟噜的打出来了。而且我敢肯定，当时陪法文班一起喝漱口水的绝不止我一个。

令我没想到得是，当年苦练小舌音，为我后来讨了一个学法语的老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然，我老婆也不会轻易上钩。那年头，对此类问题的警惕性都特高。为严防假冒伪劣产品，本着认真负责的革命精神，准老婆对我展开政审。她也的确神通广大，居然找到同年级法文班的李巧燕、张泽明进行调查。巧燕和泽明当然没得说，铁！两年前，在北京泽明开的法国餐厅和巧燕、泽明再见面。泽明又提及此事。其虽有夸功之嫌，但溢于言表的“互相吹捧、共同提高”的外附情谊还是真挚坦诚的。（一扯老婆就远了。）

那会儿，不光是学法文，西班牙语、俄语，见着谁跟谁弄两句。俗话说：艺多不压身，吗。音乐林老师是从印尼回来的，我现在还能迸出一句半句印尼语呢！

别说是我们这些学生，外附食堂的大师傅，见着我们都：

“大瓦力士，哈拉硕。”

“古德冒宁，好肚油肚。”

“高帽子大礼服。麦合西。”

“……”

（另文专述食堂的师傅们。）

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学英文是从26个字母、拼音、单词、简单对话一点点入门的。一段时间下来，几百个单词一串念下来，也挺唬人的。走路也有点飘飘然了。

有一天，上某门课。可能学习秩序不太好，老师有些不高兴。但他也没发火、也没明说，只是用教鞭敲敲讲桌：

“各位同学！你们都在学英语，谁能把上面这个给翻翻？”

边说边抬手用教鞭一指黑板上方贴的八个红色大字：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教室一下安静下来。大家都傻了。我们入学后，勤学苦练，功夫够深的了，但好象还没深到那一步。

老师得意了。嘿嘿一声冷笑，说：“不会了吧！告诉你们，此句应翻成：

‘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

语音未落，已是全班倾倒，佩服得五体投地。那一节的后半堂，秩序出奇的好。

下课，可就乱了。同学们七嘴八舌的，是啊，这些单词我们都会，放在一起不就是翻译了吗！一时感慨连声。要是在今日一定会有Ｎ个“哇噻”奔腾而出。当时“哇”肯定是有的，“噻”就没有，更不要说连用了。故失去一次领导潮流的绝佳机会。

我们到底是百里挑一的学生，并没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所吓倒，反而是豁然开朗，所有的脑瓜子全部飞速运转起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立即进入了多层次、多台面、多学科、多领域的翻译尝试。大有直追傅雷、朱生豪的劲头。由于已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绝大多数都忘了。但有两个经典，一直牢记至今。

一是：‘小人书’译成‘Little People Book’

一是：‘牛皮纸’译成‘Ox Skin Paper’

还有一些太高难度的，如：‘搧洋画’（亦作‘拍洋画’）；‘掷老’或‘逮老’（一种丢石头的胡同游戏，看谁扔的准。）就放弃了。

前不久，在网上看到一篇关于国内翻译的文章，说有地方将‘一次性用品’译成‘One Time Sex Thing’。

我看了不禁嗤之以鼻。这个译法，完全是抄袭我们几十年前的创意。且从对仗工整，用词结构上讲，大为逊色。真是学风日下。作此翻译者一定不是我们外附的，也绝没受过‘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的启迪！

遗憾得是，我们的翻译激情并没有持续太久。功课忙是一方面，主要则是被‘牛皮纸’闹的。因为，很快就有人提出了疑问：

“OX是公牛，假如某张纸是用母牛皮做的，是否应译为‘Cow Skin Paper’呢？！

进一步的疑问是：如果该纸既有公牛皮又有母牛皮，该如何译法？

我当时对这些疑虑是深表不满，一个语言学问题，怎么跟制造工艺搞到一起去了！由于谁也说不服谁，只好作罢，翻译热也就冷下来了。

但我对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感悟颇深，后来虽在翻译工作中多次遇到棘手难句，凭着Ox Skin的精神，仍勇往直前…

发生在男生宿舍的事

二、宿舍里的“战争”

外附是寄宿学校。63年在和平门校址的宿舍是南一字楼。好象有五层高，下面三层住男生，上面住女生。每间宿舍住多少学生视房间大小而定，反正能放多少张床就住多少学生。且是上下铺的双人床。记得我的宿舍是一字楼第一层，进楼门往左手楼道的第一间。屋内摆放了8张上下铺的床。住16人。

16个半大小子住在一起，一定是得打的。最早的“战争”是用橡皮筋弹纸制子弹，人自为战的区域性战斗。橡皮筋弹性不大，但咫尺之间，弹将出去，也够疼。为保持威慑力量，橡皮筋越用越粗。找不到粗的，就用几根细的合股。后来，东风运载火箭的捆绑式，应是受我们的启发。子弹是用纸叠的，不同的纸质杀伤力有很大不同。较厚的画报纸和牛皮纸的威力就比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大许多。这也就是我们最早的翻译经典中有“牛皮纸”一词的缘故（参阅《外附回忆之二》）。

另外，仅有进攻性武器尚不够，防御能力也要重视。上铺同学具有地形优势，简单将棉被挡在床栏杆上即可。下铺同学位置欠优，但有床柱可依托。横着拉上一根绳，搭上床单。亦是有力的防御体系。

由于攻防不相上下，战争处于胶着态势。正在此时，新来一同学，使战争升级了。一天，宿舍新加了一张单人床。据说是京剧界某名角的孙辈。我们并不关心他爷爷是谁，我们感兴趣得是他的单人床正放在宿舍中间，不连上铺。其领空是完全开放的…… 于是他就成了众矢之的。该同学在午休和晚上熄灯铃后半小时，基本是龟缩在被窝内，身体任何部位的外露，均会招致猛烈的炮火。当然，他也不甘示弱，也购置军火，积极备战。他用被子裹住全身，坐在床上，突然掀开被子进行还击。他的还击却往往招来四面八方更凶猛的打击……

可惜过了没多久，他就因中文太差而降到小学部。

好欺负的走了，只好实施“和平路线图”了。

三、宋丹平

60年代的人没看过‘夜半歌声’的恐怕不多。不知能否算恐怖片，但宋丹平被镪水泼过的脸肯定是卖点。听说，有人在大栅栏影院看该片时吓死了。反正上映没多久，同学们都看了。

俗话说，赶时髦，今天叫时尚，其实一码事。看什么学什么，当真不假。记的电影《飞刀华》上映没多久就停了，概因男孩子手上，人人几把小刀，见什么飞什么，飞伤人，飞瞎眼睛的都有。

宿舍的舍友们看完宋丹平，决定‘夜半’一下。当然，我们不能往自己脸上弄镪水。为朋友才两肋插面条，对自己就更需温柔了。我们决定，不确定目标，谁碰上谁倒霉。弟兄们每人弄张白纸，上面掏四个洞，露出双眼，鼻子和嘴巴。晚自习一结束，便飞跑回宿舍。策应的弟兄待我们全进了屋，立即从外面把门反锁上，然后在一旁望风。

屋里的弟兄全凑近门口处，有趴在上铺的，有藏身下铺，每人脸上蒙上掏好洞的白纸，静候倒霉蛋出现……

楼道里逐渐热闹起来，说笑声、开门声、脸盆口杯叮叮噹噹的声音。终于听到宿舍某同学的歌声由远至近。开门锁的声音，门开了，楼道的灯光洒进屋内，几张白森森的纸后面发出凄厉的嚎叫声……

那位同学脸色唰的一下变得煞白，肌肉僵硬，身子象被什么东西击中，腾腾腾的往后退了三步，撞到作策应的弟兄身上。结局吗，就是一番争执喽。唉，真給吓惨了，恶作剧有点过分了。

无独有偶，女生宿舍也闹鬼了，好象是夜游的鬼，只不过身上披着的床单略花梢了一点。是啊，做鬼也时髦。外附同学何曾人后过！

四、坚硬的烙饼

当时住校挺辛苦，周六上完四节课，吃完午饭才回家。周日晚自习前要返校。家住远的往往带晚饭回学校吃。带来的多是家里烙的饼、蒸的包子之类。而且互相品尝。那时小食品可没现在这么丰富，那个总是象要抹脖子自杀的薯片就没尝过。当时街头巷尾最常见的小吃就是铁蚕豆。有儿歌佐证：

‘酥皮铁蚕豆，不吃真难受。回家一要钱，挨了一顿揍！’

还有五香芸豆、酸枣面等，体现着五、六十年代的北京民俗场景。

学期结束的一天，大家都在宿舍收拾行李。只听‘啪哒’一声，从一张姓同学的褥子里掉出一黑呼呼铁饼一般的东西，落在地面上铮然有声。大家都围上去，问是什么出土文物。张姓同学不好意思地说，尝了其他同学周末带来的葱油饼，味道甚美。回家后向父母提出，无奈父母均是南方人，不懂面案上的活路，让其自制。哥们儿就凭残留在口里的余香，有咸味、倒酱油；有油香、倒香油；有葱花、放葱花若干…… 以上调料统统和入富强面粉中…… 结果克隆出一黑黑的怪物。不香、不酥、也没层、颜色也欠雅…本想也让大家尝尝，但连自己都嚼着不爽的东西，实在拿不出手。只好就近塞到褥子下面了。自己都忘了。大家听了介绍，对那块黑呼呼的东西肃然起敬。到底用得都是好料，大热天的居然不霉不变质，除了褥子油透了，直追木乃伊产品。

五、睡在下铺的是海军

宿舍里的铺位除了刚入学时是学校统一安排的，以后就随便一些了。学期开学时知道分在那间宿舍，铺位就大家协商解决了。

某学期，我选了上铺，下铺同学的姓名属绝密。第一天早上，起床铃一响，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睛，正准备起床。忽然一股热气从下面升腾上来，并伴随着一股刺鼻的味道……

老天爷！那时还不会说：“Oh，My God！”下铺是位海军！

自此，每天起床对我都是一大考验。从前，我脑袋只要一沾枕头，就过去了。由于天天的熏蒸，竟对该时间点有了反应。于是，我试图抢先一步，在海军还在水中作战时，先机撤出。6：30起床，我争取在20分时起。当我穿好衣服，整完床铺，洗漱完毕后，起床铃才响。这时，我已跑出宿舍楼去晨练了。

时间长了，我能从升腾上来气体的浓度、温度、判断出昨夜汛情如何。并且养成了想几点起就几点起，无须闹钟的特异功能。这对于既保证看世界杯，又有充足睡眠，简直是无价之宝。

此事绝非杜撰。学期末，学校开展‘帮助同学做好事’活动，女同学帮其拆洗被子。被子放在脸盆中，拿至楼外，用开水往上一浇，腾的一下，冒起一股黄烟。注意是‘黄烟’！所有人退至十米之外，一律用手捂鼻。黄烟直立，良久方息…我就是在这黄烟之上整整睡了一个学期！就是老玉米叶子经九熏九蒸之后，也变成茉莉花茶了！

穆小芒

63年入学，英语班。68年，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务农十载。77年，考入大学。毕业后在大学做行政兼教学。现定居澳大利亚悉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