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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附的记忆
王庆华
丰富的课外生活
现在的孩子们,
我是指生活在中国的中小学生们和我们当时的学校生活相比有很多不同,
其中之一就是他们几乎没有课外体育运动.
当然我们那时没有电脑,
没有互联网,
手机, MP3,
PDA, CDMA…但是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
参加各种不同的运动队.
我记得大部分同学都有自己的运动队.
除了学习,
做作业,
那时的学习负担也不像现在这么重,
每天下午都有大约2个小时的课外活动时间.
不大的操场上,
总有很多进行各种运动的同学,
有打篮球的、羽毛球的、排球的、跳高的、跳远的,
跳皮筋的…当然也有在图书馆或教室里用功的…
学校每年都召开运动会.
每当那时,
就像过节一样,
全体师生都加入其中.
不参加比赛的同学在场外加油、欢呼.
获得全校前三名的同学是同学们的骄傲.
我记得我们班有跑得最快的:
平小坡,
有跳得最高的:
付建平…
我是1963年入学的初中生.
我的个子不高,
那时只有150cm
左右,
但是生性好动,
每年都参加跳远比赛.
初一竟然得了女子第一名,
并获得破校记录奖状.
我想那是因为首届校运会的缘故吧.
初二降至第二名,
初三降至第三名.
因为参加跳高的同学后来加入了跳远比赛,
她们的个子都很高.
虽然我也有进步,
有奖状证明成绩逐年提高,
但遗憾的是,
我的个子始终没长多少.
学校有篮球队,
排球队,
乒乓球队,
体操队,
田径队…
运动队经常在晨练时单独训练,
(早自习前约30分钟体育活动).
每个同学都要参加集体晨练,
没有运动队的同学由体育课代表带领跑步做操.
我是乒乓球队的,
我们球队的人数不多,
男女生加起来约十来个人.
锻炼的内容是步伐移动和各种标准动作:
抽球,
削球,
推档,
发球等.
小徐体育老师是我们的教练,
他一丝不苟地辅导我们,
使我校女队每年都能在区里取得前三名的好成绩.
体育队每周在下午的课外活动时间有两次活动,
有乒乓球室供我们打球.
我记得我们打球时常常会有一些小三的调皮男孩儿在我们周围跑来跑去,
有一个圆圆脸的男孩,
一见我就乐嘻嘻叫我〝猫眼儿,
猫眼儿”,
我莫名其妙,
只是瞪着他,
因为从来没有人叫我这个,
难道我的眼睛真像猫眼?
回去对着镜子仔细看,
也没看出像猫眼来.
但是这个绰号却使我不能忘却.
学校的体操队可谓名声在外,
曾经获得过很高的荣誉.
听说体操队的老师张星星曾经是专业运动员呢.
在她的调教下,
体操队队员个个身手不凡,
高低杠、平衡木、自由体操样样在行,
像专业的一样.
每次学校运动会都会献上精彩的表演.
体操队可不是随便参加的,
不但要求身材好,
柔韧性好, 还要求有基本功.
除了专项的体育活动,
还有多种多样的集体活动:长跑、负重跑、游泳、军事训练…
记得一到冬季,
我们每天要绕着200米的操场跑十来圈.
初二时我们班从广州外语学校转来了一个女生,
叫黄小慧,
她在夏天根本不穿鞋,
弄得全班同学都学她赤脚.
有一次集体排队去陶然亭游泳,
男生女生无一穿鞋,
滚烫的马路使我们不时跳着走路,
引起很多路人围观.
想起来也算是当时的一景.
我们的军事训练包括队列齐步走,
正步走,
卧倒,
匍匐前进,
拼刺刀.
每人发一把木制枪,
枪上带刺刀,
像真的一样大,
挥舞中还吼叫杀杀杀.
晨练时则常常背着背包从和平门跑到宣武门,
一个来回2公里,
累得我们气喘嘘嘘.
军事训练经常在周末进行,
在操场上摸爬滚打,
黄土的操场经过我们的亲密接触,
尘土飞扬,
我们带着满身灰土回家.
除了体育活动,
每个班在期末时都组织文艺演出,
有外语话剧,
舞蹈,
小合唱等.
初一时马挺演的威廉·泰尔使我至今记忆犹新.
他举箭射击的表演和滑稽的动作令人难忘.
马挺是我们班的活宝,
他又高又瘦,
两只大大的眼睛,
爱发表议论和掺合各种各样的事物.
不知何故我还和他打过一架,
我围着课桌在教室里转圈追他,
不但没追上还把别的同学的墨水摔到了地上.
和他打过架的同学一定不少,
因为我是从来不好打架的.
我们还亲手建过篮球场,
球场就在第二道门的右边,
是用三合土造的.
我们先把地面清理平整,
把石灰,
沙子和土过筛,
按照相同的比例进行掺合,
然后铺平在地上拍实.
在拍的过程中还要洒水.
建成的篮球场非常结实和平整.
我们在那里举行过年级的篮球比赛,
后来听说那个操场使用了很多年.
多种多样的体育和文娱活动使我们的中学生活没有一点枯燥和寂寞的感觉,
回想起来,
那是一段无忧无虑,
快乐健康的生活,
是永远值得回忆的时光.
浓郁的学习气氛
由于是外语专科学校,
学生是从各个学校选出的尖子,
加上优秀的师资,
管理良好的住宿和有力的校领导班子,
外附的学生享受着优越的读书环境.
我们学外语与其它学校不同,
采用小班上课,
在课堂上每个同学都有锻炼的机会.
除了每天都上外语课外,
每周还有两次外籍老师的课.
这为我们标准的口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轻松和有趣的教学方法使我们感觉不到学外语的困难.
外语课使用的是新的教学方法:
着重听、说、读、写.
没有专门学习音标和语法.
考试分笔试和口试,
口试一般由三个老师考一个学生,
完全用外语考试.
同学们排对等候口语考试,
这种方式锻炼了我们的心理和应对能力.
初一结束时我们曾和外语学院的大一同学进行了一次外语联欢,
那些学哥和学姐们对我们流利的口语非常吃惊和羡慕.
经过一年的学习,
我们已经能够自如地进行日常对话了.
学校强调外语环境化,
每天早自习听外语广播,
同学们在早自习和晚自习的时间背单词和练习口语.
老师安排同学之间一对一复习外语,
叫一帮一,
一对红.
有些男同学比较调皮,
采用这个方法,
使他们的单词听写大有进步.
下午的两节自习课通常做当天的作业.
如数学、几何、物理、化学作业等.
自习课没有任何老师监督,
大家都自觉地写作业,
有些快手会大声将答案说出来,
大家互相对题,
有时会争论不休,
但是抄袭的事好象没有,
也没必要.
我们的其它课程与其它学校都一样,
只是进度比别的学校快,
初三的理科课初二都学完了,
为的是初三多学些外语,
准备升高中.
我们都很爱上物理和化学课,
因为老师讲得很风趣,
又经常做实验,
课堂的气氛很活跃.
相比之下数学和语文课略显平淡,
不过初三的语文老师芮维平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讲的课与其他老师不同,
课文朗诵得有声有色,
在讲高尔基的海燕时,
他将录好了音的课文在课堂上播放,
并仔细讲解每一个经典之处.
我们至今都会背颂里面的一些句子,
还能清楚地记得老师那抑扬顿挫的语调.
芮老师不仅课文讲得好,
他还使我们的作文能力提高了很多.
我们班有很多作文高手,
他们写的作文几乎篇篇是范文.
每节作文课前,
老师都要朗读这些同学的范文.
对于作文差一点儿的同学,
除了要求改写外,
还安排作文好的同学一帮一,
取得了很大成效.
住宿制的学习生活无疑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但是我们还得益于我们的校领导和老师,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附校的老师们对我们的教导.
纯真的友谊
进校时我们是一群不懂事儿的孩子(13岁),
住在集体宿舍里,
在老师的关怀和爱护下,
我们度过了自己的青春期,
回想起来那是最纯真的一段生活.
初一的时候我们班有个别同学尿床,
尿床的同学是不会叠被子的,
因为怕别人发现.
记得我们班的霍秀珍,
她是我们的老大姐,
又是第一个入团的同学,
她经常为尿床的同学晒被子.
还有的同学在周日晚上回宿舍的时候经常因为想家哭,
又是霍秀珍耐心地哄她们.
我记得我本来是不哭的学生之一,
可是有一次几乎宿舍里的同学都哭了,
我也忍不住的哭了.
同学之间的友谊无处不在,
遇到学习上的困难,
总有同学给与无私的帮助.
每门课都采用一帮一的方法,
学习好的同学与学习有困难的同学结成对子.
没有歧视,
没有怨言,
只有一个目的,
大家共同进步.
我不记得同学之间有打架或不团结的现象,
班里的班长、班委和小组长都是选举产生.
后来还有团支部.
团支部的成员都是最早入团的同学,
他们经常找同学谈心,
帮助解决同学中出现的问题.
这些大大小小的干部在我们的学习生活中起着不同的作用.
现在有一句话是男女搭配,
干活不累.
我们那时男生和女生之间没有太大的界限,
无论是学习上还是课外活动中,
总会看到男女生在一起的现象,
一起写作业,
一起打球,
丝毫不掺加其它想法,
也没有什么风言风语的事儿.
偶尔会听到 xxx和xxx
好了,
因为不是事实,
也就无人理睬.
此话题在同学之间几乎没有市场.
有一次我胃疼,
晚上被生活老师和宿舍楼的楼长送到附近的医院看病,
生平第一次扎了针灸.
第二天又送回家休息了几天.
回到学校后,
同学们给我送来他们的笔记,
很快我就补上了落的课.
以后每当我胃不舒服的时候,
就有同学给我订病号饭,
我记得病号饭是大师傅专门做的鸡蛋挂面,
很好消化.
我们班苏文敏同学的母亲不幸去世,
大家都为她感到难过.
待她回到班里的时候,
大家都围着她安慰她,
并且常常陪着她,
怕她伤心.
这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
没想到过了一年左右,
我的母亲也去世了,
我亲身体验到了失去母亲的痛苦.
而在那时我也得到了同学们的关心和安慰.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我们离开了学校,
走入不同的社会和人生.
但是那段纯真的友谊一直陪伴着我,
是我永远珍惜的.
王庆华
原初三英学生,
1968年离校进了北京的一个工厂做印刷工.
后几经调动在外文局北京周报社任编辑和英文翻译,
现退休做自由职业.
翻译的作品有:
你跟父亲说再见了吗?
(美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传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