泄漏的天机

周志兴

     我在凤凰卫视七年（十）

我在两个月前写了我在凤凰卫视七年的飞越黄河部分，本来是说暂时不在往博客上贴了。但是，最近许多人，尤其是前同事们，总是动员我再写。就算听一回话吧！这个章节，是讲我和内蒙古蒙古族青年合唱团相处的日子

一、

故事是这样开始的，起码，我听到的开头是这样的。

有一次，应当是在1996年的10月，凤凰卫视的总裁刘长乐到呼和浩特出差，那时，凤凰卫视刚刚起步不久，还没有今天这么大的影响，刘总裁的行程也还没有像后来一样，早早地安排妥贴，有人一路关照着。当时还在一个较为随性安排的阶段。晚饭时，当地陪同的人问，晚上安排些什么活动？刘长乐表示客随主便。当地的人就介绍说，呼市有一个内蒙古蒙古族青年合唱团，主要是由当地的几个专业文艺团体，如内蒙古歌剧舞剧院、内蒙古广播文工团的青年专业演员组成，利用业余时间练习和演出，擅长无伴奏合唱，唱的非常好，这个合唱团的指挥是蒙古族姑娘雅伦格日乐，在北京音乐学院深造过。这个合唱团每年都会到国外参加演出，获得了许多荣誉。

刘长乐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也喜欢唱歌。可以说，他的歌唱得相当的好。像他这样的年纪，老歌会唱是可以想到的，但很多流行歌曲他都能拈来就唱，而且颇具水准，就很令人吃惊了。记得有一次唱了一首我从没听过的歌之后，刘长乐对我说，这首歌，全北京会唱的人不超过五十个人。我对此深信不疑。我也曾经想过，这么忙的一个人，他是用什么时间来学的歌呢？最后我的结论有两条，一是刘本人在唱歌上确实有天分，更主要的是他坐在车里时不闲着，总是在听各种歌曲，听着就耳熟能详了。

听到有这样一支合唱团，刘长乐当然感兴趣，马上就把合唱团的部分团员请到了餐厅。十几个人围在餐桌的后面，唱起了《草原恋》、《雕花的马鞍》、《草原之夜》等歌曲。合唱团员们是站在刘长乐的后面唱，他们看不到这位体态硕大的刘老板的表情，他们也很难猜到，眼前这个粗壮的身体里，还有那么细腻的情感。

刘长乐流出了眼泪。

合唱团员们的歌居然把他的眼泪唱出来了。

而他是极少流泪的。

后来，我若干次听过这个合唱团在舞台上的演出，也若干次听过他们在餐桌旁即兴的演出，说实在的，每次在餐桌边的即兴演出都使我激动不已，效果远超过他们在舞台上中规中矩的演唱。以至于后来每当合唱团员们到北京来，我们招待他们在餐厅吃饭时，听他们的歌成了一种享受，其他的顾客听到这似天籁一般的声音，发出由衷赞叹时，我们似乎也飘飘然起来。

唱完了歌，刘长乐非常兴奋，他表示，要支持这个合唱团。

当然，到具体实施阶段，还经历了一段时间。开始，是由凤凰卫视的节目口对应此事，因为比较顺，不止是因为节目口可以比较方便的用好资源，比较容易给合唱团以出镜的机会，更主要的是负责节目口的王纪言和在大陆负责节目中心的郭滢都是来自内蒙古，王纪言的父亲还长期作过内蒙古的领导，因此，王在内蒙古有很好的人脉，作起事来方便许多。

因为当时凤凰还在草创阶段，节目的操作人员事情实在太多，所以，没有一个详细的计划，只是明确了这样一点：这个合唱团出国参加比赛或演出的经费由凤凰卫视资助，而出国期间的名义，为凤凰蒙古族青年合唱团。在国内演出时，如果凤凰需要，也以这个名义出现。根据测算，一般来说，合唱团四十个左右的人出国，机票加上住宿和置装等，一次大概需要四十万元左右，当然，有时他们还会在国外取得一些补贴或门票收入。

为了把这件事情做好，刘长乐还特地请了一位专家级的人士，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编辑陈莲。陈莲大姐从高中起，就是邓小平的大女儿邓林的同学，那时，她们同上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后来邓大姐因为身体原因，当时她嗜睡，上着课就常常睡着了，所以改上了中央美术学院，成为了画家，而陈大姐坚持学习了音乐。这两位大姐尽管专业不同了，友谊却保持了下来。后来，我和陈莲大姐帮助邓大姐出版了她的摄影集《邓小平，女儿心中的父亲》。这是后话了，暂且放过。

陈莲已经快60岁了，基本上处于退休状态，又是科班学音乐的，所以既有时间又有能力来帮助这项工作。难得的是，她还有着让人难以想象的热情。

由于我在组织飞越黄河后基本上属于打杂阶段，联系这个合唱团的任务就落在我的肩上了。

第一次接触这件事情的日子，是1998年的10月17日，我在本子上记着这个日子。根据我的记录，这个合唱团在1994年澳大利亚世界合唱节上获得金奖；出访过台湾，得到热烈反响；在西班牙举行的欧洲合唱节上获得铜奖。

总之，这是一个十分出色的团队。

一是由于合唱团的人唱的真好，再是老板喜欢，所以，凤凰卫视和内蒙古蒙古族青年合唱团关系非常密切，凤凰会馆的走廊里，听到的都是蒙古族的歌曲，到凤凰会馆来办事的人常常以为是到了大草原。

合唱团的团员都是蒙古族，尽管有的人名字是汉族的。草原上的人嗓子就是好，他们中有几个男高音据说是国内都数得着的。指挥雅伦格日乐，是个漂亮的蒙古族姑娘，也是这个合唱团的灵魂人物。团长兼领唱乌力吉图，长得很帅，但却是牧民出身，他真的在大草原上放过羊，我后来常说，他是放羊时喊出的嗓子。

但是，别以为带这个合唱团就是一个美差，有喜有愁着四个字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先说喜。

我接触内蒙古合唱团的时候，正是他们到北京参加北京国际音乐节，10月19日晚上的火车，20日一早到京，而这个音乐节后的行程安排，是11月下旬出访新加坡，明年2月到美国芝加哥演出两个专场。在北京和海外的演出都很成功，合唱团拿到了金奖回国，自然是高兴事。有一位女中音，叫阿拉坦其其格，唱蒙古长调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她有点胖，唱歌要有底气，身材自然魁梧，回来后高兴地对我说：我下了台，有个老外抱住我，又是亲又是夸，真不好意思。

我看了看她的腰，说，抱得过来吗？

更高兴的在后面。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雅伦的电话，总书记江泽民到了呼和浩特，而且听了合唱团的歌，并且和团员们合影留念。雅伦说，总书记问他们，会不会唱赵元任的一首歌，歌名是《教我如何不想他》。当时他们都不知道这首歌，有点尴尬。

其实用不着不好意思，这首歌太老了。我只知道赵元任这个人，因为隐约记得是我的老乡，江苏常州人，是知名的语言学家。记得我出于无知还惊奇过，像常州人这样的吴语口音，能做语言学家吗？

后来我去查了资料，知道赵同乡是写过这么一首歌，但是好像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事情。今天的人不知道也是正常的。

这点小遗憾一点都不会影响我们的高兴。我立刻电话向刘长乐报告了这件事。他当然也很高兴，因为这个合唱团就像我们自己的一个下属团体一样，受到总书记的关注，当然是好事。记得当时我拿到总书记和合唱团员的合影，大家看到总书记和我们熟悉的人在一起笑得如此开心，我们好象更开心，直个劲评论：顾苏荣应该站在这个位置，乌力不该谦让，该站在总书记身边。

但是,坏消息像好消息的同胞兄弟一样，很快就出现了。

二、

上海一直是凤凰卫视十分关注的一个城市，为了扩大凤凰卫视在上海的影响，我们策划了一个活动，就是由合唱团以凤凰蒙古族青年合唱团的名义到上海大剧院组织一场演出。

其实这是一个一揽子的计划。当时我给凤凰管理层的建议是，在国外演出，以扩大影响为目的，在国内演出，在扩大影响的前提下争取收益。正好赶上1999年3月31日是凤凰卫视3周年台庆，当时决定台庆在深圳办，并且决定请合唱团到深圳演出，于是我建议在上海演出后，到广州和深圳组织3场商业演出，然后参加凤凰的台庆演出。为此，我专门到上海大剧院和乐胜利总经理，到广州星海音乐厅和赵冰陶总经理，到深圳大剧院和一位从北京来的谭姓副总谈了此事，总算顺利，都签定了合约。日程安排是3月16日 上海大剧院演出，3月19日在广州星海音乐厅演出，3月20日、21日在深圳大剧院演出。算起来，合唱团这一行，除去成本，还能有一些收入。

事情确定后，上海，广州和深圳都开始了宣传工作，尤其是广州更为正规一些，他们通过报纸、电台和招贴，作了不少的广告，也引起了观众的关注。据说，还有来自广州以外的城市有人专门来定票。

一个少数民族的在国际上多次获奖的有凤凰卫视背景的无伴奏合唱团，还是有相当多的卖点的。

当然也不是一点毛病没有。因为星海音乐厅是广东省委宣传部门十分关心的一个窗口，所以，音乐厅把此事汇报给了省委宣传部。而我们是以神州电视有限公司的名义去联系的，省委宣传部开始不知道神州公司的背景，还特意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了解情况，知道确无问题后，广东的宣传部文艺处还专门向内蒙古的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单学文发了邀请函，邀请他到广州来看演出。

还有一个细节，合唱团去美国时，曾经邀请了自治区的几位官员同行，我也同他们讲过要在内地演出几场的事情，也得到了他们的支持。这几位官员，不见得有决策权，但是还是有建议权的。

按说是没有问题了。

没想到大意失荆州，合唱团差点没有成行。

事情要从合唱团的内部矛盾说起。

前面说过，这个合唱团是由内蒙的几个专业文艺团体的专业演员组成的业余团体，是一些青年演员出于对合唱艺术的热爱组织起来的队伍，为了便于管理，自治区有关部门决定由广电厅负责管理，因为其中不少团员就产自广电厅下属的文艺团体广电文工团。广电厅指定的一个负责人叫呼日勒。

在凤凰卫视介入之前，合唱团内部就产生了较为激烈的矛盾，大部分合唱团员对呼日勒有意见，就改选了团长，由男高音领唱乌力吉图当团长，他是来自内蒙古歌舞剧院的，顾苏荣当副团长，他们和指挥雅伦格日勒，作曲恩克巴雅尔组成了领导核心。

也就是说，民选领导取代了官派领导。凭心而论，尽管这是一个业余的团体，这样做也会使广电厅的领导心里不舒服。

合唱团内部矛盾谁是谁非其实是很难说清楚的，但是，我们确实看到了大多数团员都团结在了他们选出的领导班子周围，也是因为我们远在北京，而合唱团在千里之外的呼和浩特，所以，我们也就主要和乌力和顾苏荣等人联系，基本上没有和呼日勒接触。

但是，呼日勒的影响马上就显现出来了。

本来，在酝酿上海之行时，我就问过乌力，自治区有关部门会同意吗？他是个天生的乐天派，说，没问题，都打过招呼了。但是到了二月份，乌力的口风有点变了，似乎出了麻烦。

乌力是个极有特点的人。他真的是牧民出身，放过羊。但是嗓子出奇的好，让我更惊讶的，是他嗓子是天然的好，他自己说，从来没有善待过自己的嗓子，抽烟喝酒，无所顾忌。他有个秘诀，唱歌前吃个馒头，他管馒头叫“被子”，唱歌前，他常常乐呵呵地说，我又吃了一个“被子”。现在我车上的碟中，最爱听的，还是乌力领唱的《草原恋》。

扯远了。

根据我的经验，乌力的含糊大有问题。

对于许多乐天派来说，他说没问题了，可能要打个折扣，而他说有点小麻烦，那一定是大问题。

真的出了问题的话，那影响就不得了了，三个城市的票都出售了，到时候看不到合唱团的演出，后果不堪设想。

我决定马上去一趟呼市。到呼市用什么理由呢？正好合唱团有一个庆祝成立12周年的机会，我和当时的神州公司办公室主任何新京一起到了呼市。首先见了自治区宣传部长张国民，张部长又带我们见了自治区党委分管宣传的乌云其木格书记，他们都答应帮助协调合唱团到南方演出的事，但是，我心里还是忐忑的很，因为始终见不到广电厅主管的副厅长刘瑞。

在情急之下，我们决定也不管是否礼貌了，到广电厅门口去堵。终于在门口见到了刘瑞副厅长。他正在往门外走，显得很匆忙。见到我们，他站下，脸上没有什么表情。我们先他说明来意，他说：没人向我报告过演出的事情。我说，是不是让乌力他们马上写一个书面报告？他说：让他们和呼日勒商量，团里同意了再报到厅里来。

我一看话头不对，慌忙又亮出一把宝剑，说，刘厅长，王院长想和您通电话，我拨通了给您。说着，我开始拨电话。

王纪言当过广播学院的副院长，所以我们沿用对他的称呼“院长”，因为他在内蒙的根基，我抬出他来，以为会管用。没想到刘厅长不给面子，说：我没有时间听电话，你不要打。

当天晚上，张国民部长和自治区文化厅的厅长、外办主任、等官员都到了，还到了一位自治区政协的副主席，姓葛，只有广电厅没有领导出席。着又是一个极不妙的信号。

后来我才知道，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的出席，其实是一个败笔。因为乌力他们想和凤凰更好地合作，但是有没有签约的合法身份，就注册了一个“民族交流协会”，挂在自治区政协，这个协会，其实也只能挂在政协这样的机构。但这个举动，被有的人认为是合唱团要脱离广电厅，投靠政协。葛主席的出席，为这种揣测增加了旁证。

话题收回来。

当天晚上还是很热烈的，张部长发表了很好的讲话，不但肯定了合唱团，而且肯定了合唱团和凤凰卫视的合作，同时，也答应继续协调合唱团的南下演出。大家喝了很多的酒，说了很多的话，唱了很多的歌。

但是，我的心总是紧邦邦的。

最后协调的结果，是上海可以去，其他地方不能去。

有点像死刑判了死缓。

死缓就有缓。我和合唱团的乌力等人商量，先出来，我们接着做工作。但愿是车到山前必有路。

我到了上海，又想了一个“馊主义”

三、

在上海，先是协调上海的有关部门，请黄菊和徐匡迪两位市领导到剧场观看演出，我当时和上海方面的有关办事人员还到市领导休息室去看了一下，确定黄书记坐在哪里，徐市长坐在哪里，刘老板坐在哪里。

落实了这件事，心里塌实些，因为千辛万苦把合唱团比画到上海，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扩大凤凰在上海的影响。有什么能比黄徐两位领导和凤凰的刘老板一起在上海大剧院观看凤凰蒙古族青年合唱团的演出影响更大呢！

我还想好好利用一下这个机会，解决合唱团的演出难题，便和在呼市的张部长联系，说上海方面十分重视这次内蒙古的文艺团体的演出，黄菊书记和匡迪市长都要观看，请他和刘瑞厅长也能拨冗抵沪。

张部长原则同意了，但是又出了一个难题给我，说如果上海市委宣传部有一个邀请函，他就和刘厅长到上海来。

我想起来，当年我在中央文献研究室时，和中央电视台合作拍12集记录片《邓小平》，在上海和宣传部长金炳华有过几面之交，1998年，我陪小平的大女儿邓林到上海办摄影展览《邓小平——女儿心中的父亲》，也见到过金部长，便冒昧地找了金部长。当时自己也有些心虚：你算干什么的？两个省级的宣传部门之间的往来，有你什么事？再说，内蒙古的文艺团体到上海演出，内蒙的文化宣传主管官员还要有邀请才能来看吗？

但这只是心中的想法，不敢露出马脚来。

金部长正在住院，我捧了一束花到了他的病房，没想到的是，金部长十分热情，没有任何犹豫地答应了由上海市委宣传部发函邀请。为了更加慎重，我考虑到刘瑞厅长属于广电口，怕宣传部的函他不认，又去找上海市广电局的叶志康局长，请他以上海市广电局的名义发出邀请，叶局长也很痛快地答应了。

这时，又有一个好消息扑过来。听说内蒙古自治区的一把手刘明祖在上海住院，我们可以去拜访。记得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很高兴，凤凰的常务副总裁崔强还和我开玩笑说：老周你真是福将！

我当时有个助手叫刘捷，小姑娘漂亮也机灵，关键的是她来自威海，曾经是威海宾馆的公关部经理。而刘明祖书记，长期担任威海市委书记。让刘捷陪我去看望刘书记，一下能缩短好大的距离。

在刘书记的病房里，我们还遇到了自治区委常委，秘书长任亚平，把前因后果对他们一说，尤其是说到深圳、广州的票已经卖出，届时如合唱团不去的话影响极大的时候，他们两位都表示，应当去演出，自己的问题应当自己在内部解决。

3月16日，张部长、刘厅长也到了上海。

前景好象光明了。

但是，问题就像影子一样跟着我们。

就在演出前一天，上海的有关方面突然告诉我们，黄徐二位领导因为临时有重要安排，不能出席了。听到这个消息，我的第一个念头是这下坏了，张部长他们会不会认为我是在忽悠他们？

让我猜中了，我后来听说，张部长确实有这样的想法。

不过当时顾不了那么多了，演出就要开始了。

许戈辉主持。

上海大剧院是国内数得着的演出场所，许戈辉站在舞台上，落落大方，亭亭玉立。她不断地提到凤凰卫视，不断地提到凤凰蒙古族青年合唱团。我很紧张，不断地看张部长和刘厅长的表情。因为我知道，他们对把“凤凰”两个字在各种场合都加在内蒙古蒙古族青年合唱团的前面，是不太高兴的。

那天的演出说实话不太成功。因为上海大剧院把主要的票都卖给了上海的烟草公司。估计是出于职业原因，他们中的许多人抽烟把肺耽误了，剧场里咳嗽声不断。本来，我们还准备录一个现场的录音好作碟，这个打算也泡汤了。直到阿拉坦其其格上场，一曲凄惨委婉的长调唱出来，全场顿时鸦雀无声，无声之后，是长时间的掌声。

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刘长乐的眼泪，因为我的眼睛好像也有液体流出了。

中场休息时，我找了刘厅长，希望他答应合唱团能够前往广州和深圳。他说，这件事，你还是找张部长，他定。散场后，我又找到张部长，他说，你还是找刘厅长，还是广电厅的事情嘛！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得再抬出一尊神来，请崔强常务副总裁出面。

崔强是军人出身，人高马大，十分魁梧，但是心却很细，耐心也好，尤其善于解决难题，他和刘长乐从当兵的时候就在一起，在凤凰的地位十分重要。

但是，我们在演出散场后到了刘厅长住的酒店，和张刘二位谈了两个多小时，还是没有转机。但是，他们把想法都说出来了，特别是他们说到，今天他们也到医院去看了刘明祖书记，在刘书记那里听到一件事坚定了他们原来的决定。说是凤凰有一个摄影队在内蒙拍一个片子《早春》时，向企业要40万元钱，给钱就拍，不给钱就不拍。张部长很不高兴，当然，要是我也不会高兴，书记听说的事，又是属于宣传口的，宣传部长还不知道，太没面子。而且，一个如此示好的电视台，居然作出这种事情，确实让张部长心里不舒服。

其实，我们后来了解了情况，这是讹传。

另外还有一些小事，比如说，对凤凰卫视时时强化合唱团的凤凰概念有不同看法，比如说，凤凰的有些人从内蒙借了资料带，说还却迟迟没还，再加上他认为我们忽悠他的误解，张部长的态度从相对支持转换到了相对反对。

在从酒店返回我们驻地的路上，崔强和我都没有说话，我们都不知说什么好。只有长吁短叹。真的发愁！广州星海音乐厅不断地电话催促，他们不知道上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他们应当怎么办。

合唱团的团员们都在等着我们，他们接到了严格的指令，必须每天返回呼和浩特，有重要的排练任务，谁不回去，谁自己负责！

有的团员很激动，表示说，不管那一套，就到广州去，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但是我们不能这么做。既是因为这些合唱团员们还要在内蒙长期工作和生活，不能这样和领导对着干，更因为内蒙古还是凤凰卫视的重要市场，收视人口和广告都要取得内蒙古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不能搞僵了。

一夜难寐。天一亮，我就要赶到广州去灭火了，有什么在等着我呢？

四

广州星海厅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音乐厅，负责人赵冰陶是个中年女性，十分干练。我们在上海努力的同时，赵冰陶也在利用自己的能量展开活动。因为在星海音乐厅的历史上，还没有一次退观众票的事情发生。何况，他们投入了不少钱，作了许多宣传。赵冰陶后来成了我很好的朋友，她对我说，她曾经设想过，因为演员没到，买了票的观众聚集在星海音乐厅的广场上就是不散。她说，那我该怎么办呐！

赵冰陶找了广东省文化厅，宣传部，广电厅，分别去联系内蒙古的文化厅，宣传部和广电厅，希望从两个省的关系出发，放行合唱团。赵冰陶也是神通广大，居然也找到了内蒙古自治区的党委常委秘书长任亚平。

但是，她的努力也是竹篮打水。万般无奈之下，只好退票。

广州的记者们最先知道了这件事，他们都激动了，要知道，这是很少很少发生的事情，太有新闻性了。我是先让凤凰卫视负责内地公关事务的张芳早一天到了广州，她打电话给我说，记者们都等着你呢！

我真的十分为难。按照自己的真实想法，记者应当把事件原原本本报道出来，但是从大局出发，这件事一定要淡化处理。

赵冰陶很给面子，她知道我在广州的时间很少，所以，把《羊城晚报》和《南方都市报》等媒体的几个娱记都召集到了一个酒店的饭桌边。

开始，记者们都很激动，认为这是匪夷所思的一件丑闻，因为某几位领导的心绪问题，就把观众放在一边，也是把合唱团的名誉放在一边。即便是内部有问题，也应当是演出后再去解决。说着说着，又扯到了官员的文化水准问题。

我的方针是先道歉，因为确实是我们自己的问题造成的。尤其是我本人，太不了解那片大草原的水深水浅了。然后，和记者们一起痛骂官僚作风，和记者们站在一个立场上。最后，才是吐苦水，说我们操作的不易，说内蒙古在凤凰版图上的重要，希望记者兄弟姐妹们淡化处理，高抬贵笔。

结果不错，记者们认同我的话，也表示他们会考虑不再追究此事。

赵冰陶的星海音乐厅，不但受到了名誉上的损失，也受到了经济上的损失。但是她还是一个极好合作的人。提出的善后方案包括赔一部分钱，具体多少我记不得了，事实上，当时我们答应了，事后也没有兑现。另外，在机会合适时，再组织一场内蒙古蒙古族青年合唱团在星海音乐厅的演出。

我问她，你还敢接吗？她说，当然敢，说实话，广州有不少人喜欢这个合唱团呢！

在回北京的时候，我和张芳在机场候机。我不住地叹气，张芳因为常常和我一起出差，非常了解我，她说了一句话，我至今记得。她说：周总，我从来没有见过你今天这样！

回到北京后，问题的影子也跟回了北京。

3月22日，《中国青年报》在显著位置登了一篇文章，批评内蒙古有关部门的做法。而且，据消息说，还要作连续报道。我马上动员关系找中青报的领导，还巧，公关部有位王国菊小姐是浙江衢州人，她说，中青报的副总编辑陈小川也是衢州人，可以约见面。

记得是在保利大厦见面，我把情况向小川作了详细介绍，得到了他的理解，他表示，此事他的报纸不再追踪了。

至此，善后的工作告一段落。

3.31是凤凰的台庆，还是请了内蒙古合唱团演出，不过地点改在了北京钓鱼台。为了这次演出，更重要的是为了今后和合唱团的合作，我和内蒙古自治区的文化厅长焦雪岱，广电厅长白朝蓉在北京认真谈过一次，算是把前面的问题作了了结。但是，到这会儿，我才又了解到一些内幕。

为什么有的领导如此激烈反对合唱团继续南下演出，是因为他们发现合唱团为了能够到南方演出，在知道如果正式上报的话，很可能得不到演出许可证的情况下，作了假的委托书和演出许可证，经手人就是顾苏荣。这显然是不可以的。

事情过去了7年多了，现在看来，当时的许多做法确实有欠思量，但是，在我的记忆里，和内蒙古合唱团相处的日子，他们的美妙歌声，是牢记在心的。

关于内蒙古蒙古族青年合唱团的故事告一段落。下面写什么？是千禧之旅？是创办凤凰周刊？是管理凤凰网？还是我怎样离开凤凰卫视？我还要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