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淌的思绪

                                                                          王     宁 

百年不遇的酷暑终于在和一场中雨的持续奋战后偃旗息鼓，被晒蔫儿的伦敦人又回到了他们久违的清凉世界。阴雨绵绵，傍晚十分。我用力推开高大的格子窗，清新的湿气拂面而来，花园里的石头路被雨滴敲得啪啪作响，五彩缤纷的花儿们贪婪地享受着雨露的滋润，一首悠扬的小提琴曲透过茫茫的水雾飘然而至，若有若无，似远似近，牵动着我淡淡的寂寞之情。它穿越时空，把我的思绪带回到遥远的故地————银杏树下，紫萝藤旁。

也是一个蒙蒙细雨的黄昏,我坐在同样有着古老历史的灰色宿舍楼里,听着高年级大姐姐拉着小提琴曲。委婉缠绵的音符从琴弦上悠然滑出, 洋洋洒洒地飘落在那棵百年洋槐茂密的叶片上, 和着雨滴在校园里轻盈地跳跃, 回荡。四十年前的场景就这么在我的眼前拉开帷幕, 徐徐展开…

 一、    此情依依

1965年的整个暑假，我过得快乐极了。我考上了外语附校。其实懵懵懂懂的我根本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只是从学校老师和周围大人们的赞许之言和同学们羡慕的目光里，能明白这是件好事,至于和我的将来有什么关系，即使有人告诉我，我也搞不清楚，听不明白。当初我们学校有十七个考试名额，下发的时候，恰逢我生病在家，等我去上课时，已经没有了。我们校长不知中了什么邪，居然跑到区里，花了两毛钱的手续费，从哪儿又划拉来一个，我又歪打正着地中了头彩，成了那年我们这所才不出众貌不扬人的小学唯一的上榜学生。

初秋，是我们入校的日子。此时我才知道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我不仅要住在学校，而且由于我的父母要调往外地，我不得不一股脑地住到放假才能回家。转型期是艰难的。平时还好办，那么多同学从早到晚在一起，还交了个亲密无间的同床好友，日子过得挺快乐，和住在全托幼儿园不相上下。第一个周六的中午，眼看着同学们都高高兴兴地回家了，剩下我一个人孤零零的。看着同学们远去的背影，上下不接碴儿的事儿打着醉拳在脑子里乱比划：我爸妈怎么尽跟我作对呢。

五岁时就被弄到山东舅舅家图谋送我上学，据说是为了让幼儿园老师消停点儿，再者还能学知识，是我赖床不起才逃过这一劫的。六岁又差点儿被塞到一所学校去，还是我文争武斗地打退了他们的进攻。上学后虽然我行我素，但凭着学习好当上了一班一个的优秀生，还胡里糊涂地参加了一个算术比赛，给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学拿了奖。要不校长肯花两毛钱东跑西颠儿地给我办考证呢。按说挺给爸妈面子了吧，他们可倒好，不但不领情，还把骗我到这儿，扔下就走了…… 望着窗外的秋叶被风卷着，飘着，我竟羡慕起它们来：它们虽然没了根，却还是一簇簇、一群群的。

“王宁，”透过泪眼寻声望去，是班主任王素波老师笑盈盈地向我走来。“我到宿舍找你，你却还在写作业，真是好孩子。”我的作业都是到了不得不的紧要关头才写的，若有这精神头儿，当华罗庚的弟子还不是迟早的事儿？但不管怎么说，她那歌儿一般的声音竟让我那坏到底了的心情好了一半，确切地说就像迷途的羔羊找到了依靠。那会儿，我一直以为只有我这么落魄呢。几十年后才听说，我们如此强大的俄三班男生居然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成串儿地坐在楼梯上，自觉分成声部，和声高哭：“我想我妈了！”有干嚎的，有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此起彼伏，正儿八经一场戏——“东边日出西边雨”。据说很有观众缘，上座率不一般。那场面，一定很经典。

有了王老师呵护，周末的阳光一下子灿烂了许多。留校同学少的时候她就让我住到她的宿舍里，平时缺什么日用品，她也会尽快给我买来补齐。尽管当时她还没有结婚，我对她却有一种母亲般的依赖。那时候，她很年轻，两条飘逸的长辫子甩来甩去，说话时声音很轻，平静如水的眼神常常不经意地流露出略带忧郁的含蓄。她在我眼中很漂亮，很特别。多年以后，领略了“贤淑”这个词的含义，一下就想到用在她身上很恰当，很贴切。

那一年，不怎么生病的我却常闹些小毛病，王老师没少领着我跑医院、买药。记得一个周六晚上十点多了，我突然开始过敏性地哮喘，怎么也止不住。这下把她急坏了，连她的好朋友李宝顺老师也被牵连进来，忙得团团转。她们叫来出租车，把我送到儿童医院，照料我打了一夜的点滴。

我从小爱吃零食，一下子住到学校里，想改还真有点儿来不及。又被父母甩出老远，做妈的自然心生怜悯。那时的零食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妈妈常托人给我带的也就是黄油球、大白兔奶糖、太妃、花生牛轧一类的糖果，运气好的时候居然收到过巨大无比而核儿小如豆的甜杏。当时学校有不许带零食的硬性规定，王老师多次勒令我告诉家里不要再带了，否则就让我期末的时候一起拿回家。可架不住她心太软，我可怜兮兮的样子总能打动她，每每看见我的气色晴转阴要下雨的时候，就禁不住让我在下午课外活动时间到她宿舍里大快朵颐。有时候我壮着胆子带出一些和我的好友扬薇分享，而她周日返校时必带好吃的回赠，姜汁糖、巧克力、香蕉、苹果…… 从没让我失望过。有一次她带来炸得焦香酥脆的香椿鱼，熄灯后我俩躲在上百人大宿舍的墙边窗下，猫似地弓着腰又活像老鼠偷油，香得差点把舌头也顺下去。满手的油也没糟蹋，如数珍藏在小背心上。周末，王老师发现了这个密秘，衣服从里往外渗油，挺新鲜的。吃包子流油最多是顺着胳膊流到衬衣袖子上，就说咱的第二校徽玉米面粥嘎巴儿说什么也贴不到背心上啊。无奈，全盘交待了作案经过。生气归生气，王老师还是把我那油渍麻花的最新时尚系列恢复了原状。那时候，可没有现在这么强大的洗涤用品，费的那劲可想而知。过去，类似的事儿是我妈善后，这会儿，她倒一身轻了。

那时候，人们不懂什么是休闲，最多叫业余生活，过得也真叫业余，很乏味。但小孩子们不在乎，有一群小伙伴，徒手就能玩出花样来，乐此不疲，若能得到额外奖赏，当然是照单全收，喜出望外。有时候，学校组织老师在周末看电影，虽然次数不多，是个心意。每逢这种时候，王老师就会四处打听，谁不去，有没有富余的票。那时，周末能和老师一起看场电影实在是件很惬意的事。有一次，学校组织老师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这对老师们来说都是一次珍贵的机会。王老师忙活了整整一下午，为我那张票不辞辛苦东问西问。不知是我有福， 还是她把铁杵磨成针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芭蕾舞。那天晚上，是白淑湘演琼花，她优雅飘逸的舞姿一下就吸引了我，由此，芭蕾舞成了我的最爱之一。以后，我看过不少世界顶尖芭蕾舞团的演出，而这一次在我心中的地位不比它们低。

记得最快乐的时候是和王老师一起去公园，准确的说是王老师带着我去谈恋爱。带着孩子谈恋爱已经够新鲜的了，而我还真不见外，常约上好友————高我一年级法语班的张宝基。有时，甚至她的好友李宝顺老师和扬芳林老师谈恋爱去公园的时候，也会被赋予这项光荣的任务——带上这两个小累赘。我们高兴地疯玩疯跑，尽情尽兴，却浑然不知当了老师们的“电灯泡”。

就这样，我沐浴在柔柔的母爱里，不知恩不知谢地享受着老师慷慨的给予。少年时常想起这份让人依恋的情感；直到我长大成人后，才感到了它的厚重。渐渐地，它竟像一首温情的回旋曲，悠悠地流入我的心底，永驻不去。

二、成长的光和影

常听有人说，人生是一个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而心理学家说，人格的建立是在青年时代之前完成的，即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所谓“本性”，就是人的直觉，习惯，就是潜意识，占人格的大部分，据说，占大脑意识的95％；至于以后做的就是尽量让理性——即“意识”那部分更多地主宰行为。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附校同学有着更多的共性所在吧。附校的经历赋予我们共性的同时，又因人而宜地施予个性，使我们这个群体发散出五光十色、绚丽斑斓的人生。

我的不少朋友曾问我：为什么我给人的最初印象和实际大不相同。我每换一个人生驿站都会有人对此好奇。我知道他们指的是什么。照他们的原话，最初印象就是一个“一帆风顺的、柔弱的、养尊处优的花瓶”，虽无恶意，但听起来挺“废物”。附校里和我朝夕相处的朋友不这么看，因为正是附校赐予我的特殊心路历程对我的“本性”做了颠覆性改编。

在附校学习的第二年， 我们放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长假。直到九个月后回到学校才明白, 是赶上了史无前例的年代。虽然在河南洛阳家里时,就感到了剧烈变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父亲常被揪斗,但以为那只是象闹水灾,游过那一片就没事了。到了学校才知道，哪儿也不清净，“滚滚洪流荡涤着一切污泥浊水，冲刷着全国各个角落”。年幼无知的小学生其实连看热闹都不知从哪儿下眼，谁知我却一脚没踩好，不经意洗了个凉水澡。

那年月，精明的成年人说话先把舌头绕三圈再出口都不一定能保证统一在方针大略上，一个大脑沟回尚未长够的小童就该耳听眼看不张嘴上才是上策，更何况像我这样的，家长正在挨批斗，就更应该缩起脑袋，切忌乱说乱动。岂奈童言无忌，老是指点皇帝的新装。记得那年万吨轮下水，游行的队伍打出“无与伦比”的条幅，我口无遮拦地说，国外还有几万吨，十几万吨的，怎么是无与伦比呢；有一年我国钢年产量为2800万吨，倾国倾城的人敲锣打鼓地庆祝，我又脱口说了句不合时宜的大实话：还不如苏联和美国的零头呢。不识时务的我哪懂得这是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长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歪风。再说，那时候你想了解点儿国境线以外的事，得拿出钻研火星的劲头来，出国比登月简单不了太多，你一个十龄小童怎么会知道外国的事呢，分明是资产阶级思想太过严重，盼着西风压倒东风。事态严重，想保你都找不着借口，不批你都没法交待。

我很走运。可能因为我是女孩儿，老师顾及我的面子，所以自始至终都是班内解决。那时的批判会，别管是校级的、年级级的、还是班级的程序大致差不多，先由大家批判你的不良思想或行为，帮助你回到正确的阵线里来，最后是被批的人总结性发言——宣读一份检查，不深刻通不过。

挨批的滋味不舒服，触及灵魂。批判会上，我一边听着批判文章，一边从头到脚地打量自己：蓝卡叽布裤子，红灯心绒上衣，一双男女皆宜、流行十年魅力不减的松紧口鞋，两只小辫儿还梳不整齐，这是当年普及版的学生装束，从后面看过去，甚至分不出谁是谁。这模样就想当资产阶级真有点儿不谦虚。最让我想不明白的是，都是在毛主席教导下长大的，一个资产阶级的人没见过，一句资产阶级的话没听过，怎么就成人家的人了呢？以后才知道，都是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这老家伙惹的祸，非要把对中国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才闹得我们国家那么神经兮兮，见了草绳也当蛇。

检查很难写。不在于这个阶级好不好，关键在于我冒名顶替，就像一只羊误入了马群会魂不守舍一样。怎么念好人家的经，没有头绪。我性格虽活泼外向，但内心却敏感脆弱，即使当着众人做“活学活用”的演讲，也会心发慌，腿发软。而眼前不幸上台念的是检查，恐怖程度可想而知，想故作镇静却怎么也镇静不下来，结结巴巴，上气不接下气，声音越来越小，不时有人提醒：听不见了，大点声。这时，我脑子里出现的不是王宝的宝葫芦，就是孙悟空，一个帮我把讲台变高一些，最好没过我的头，一个干脆变成我，做替身。其实我那简而不明又空洞的检查不过花费了两三分钟的功夫，对我来说却像过了几百年。其结果是，不知所云，自然是不深刻，重新来过！

上天是公正的，它给我磨难的同时，又在帮助我渡过这霉暗的日子。我真该感谢它给了我那么多的朋友！班里的，本年级的，高年级的，还有中学部的，一批一批，一拨一拨，她们给了我巨大的安慰，带来了无限欢乐。我的同班好友逆风而行，自始至终没写过一篇批判稿，还告诉我念检查的时候只要抬头就看她，就不会太紧张了。高年级的姐姐们写作水平比我高，言传身教，或者干脆包办代替。不知不觉，我的文字水平居然大踏步地前进。

课外时间成了阳光灿烂的日子。那时候，小学部的学生基本都不住校，只有我们六个不同年级的女生住在一起。我是我们这个群体里年龄最小的，自然向她们学到的东西最多，获益最大。我们一起唱歌、看电影，一起打乒乓球、游泳。当时，除了最高指示、雄文四卷、人民日报外，很难找到课外读物。所有文学作品在未通过审查之前均被列为毒草，闹的我们这些遇上精神饥荒年景的羔羊只好逮着什么吃什么。适者生存嘛。记得上中学时，一次暑假，百无聊赖，家里的书都被抄光了 。翻来找去，踅摸出两本书——巴甫洛夫的心理学简读和扬荣国的简明中国哲学史。我闭上眼一字一指地念道: 不是你就是它。一睁眼，手落在心理学上，一个暑假竟让我当课外读物啃了下来，后果不容忽视——条件反射，第六感、四种气质一类的词缠了我一辈子。如果我不学外语的话，没准儿中国多了个心理学家。再想想：这手若落到哲学史上，多出个诡辩哲人来，岂不是缠别人一辈子？真玄。总之，那时候我们渴望知识，就像急于吸水的海绵，见什么书啃什么书，而能找到的大多是进步小说，如《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暴风骤雨》，还有老舍、巴金、冰心、丁伶等作家的作品，外国的一般是高尔基、肖洛霍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法捷耶夫等苏联革命小说，偶尔也会遇到诸如雨果、巴尔扎克、莫泊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作家的书籍，或如勃朗特的《简爱》、伏尼契的《牛虻》、霍桑的《红字》等作品。不懂的时候问高年级的姐姐们，得到的回答大都含含糊糊，因为她们也不十分明白。其实对我们来说，懂不懂不重要，关键是把这些字看完，再慢慢消化，当时找沓儿带字的纸不容易。

友谊是快乐的源泉，快乐是心灵的戒毒剂。在挨批的日子里我不再感到孤独，少了些许惧怕，能面对现实，不再想宝葫芦脱身丸一类的东西，写检查的水平也见长，渐渐地，站在讲台上居然找到了总结性发言的感觉。那时候，其实所有学生都常写批评与自我批评来当作文，成了文学表现形式之一，而我更是信手拈来，出神入化，屎盆子从头扣到脚，“防止和平演变；中了资产阶级的奸计；无产阶级的铁拳；再踏上一只脚；反腐蚀，永不沾，脱胎换骨，痛改前非……”，这一系列当年流行的词儿一辈子也忘不了。以至于我当时的班主任直为我叹气，小文章写得多好，可惜都是些检查！

时世变迁，斗转星移。现在，我反倒越来越珍惜那段日子了。我是因祸得福呵。而今的人们，花钱去上什么卡耐基当众讲话的训练班，学完该啥样还啥样。他们哪儿知道文火慢炖是炼不出特种钢的。而当年，我那可是免费的，还是强化训练。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恰逢俄语语法改革。语法老师讲课时，会偶尔把难以识别的句子归错类。凭着附校俄语老师穆绍芬给打下的基础，有几次是我一人脸不红，心不跳，确切地说是不乱跳，有逻有辑地与老师加全班同学探讨、理论。我的好友说，换了她，即使知道自己是正确的也没有勇气以一当十。这倒让我想起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教导，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在一方面失去的同时，另一方面可能正在得到。想获益必有代价付出，辩证法嘛，我们这代人学的最多的东西之一。再者，半生的经历教我学会忘记，学会铭记——忘记所有不愉快的事情，不抱怨，不消极；铭记帮助过我的人，铭记一切美好的事物，铭记亲情，铭记友谊，这样才会以平和的心态对人对事，才会感激所得到的一切。怀着感激之情生活才是幸福。

三、花季的回声

我生来就是与歌为伴的。入附校后我参加的第一个课外团体就是小学部的合唱团，即使在文革中文艺表现最单调的时候，歌唱也从未离开过我。去年“五一”期间，我在校园里意外遇见了近三十年未见的英语班女生张秋敏，即高兴，又激动，她拉着我的手，出口直切主题：“王宁，你记得咱们一起唱歌的日子吗？那时候我唱的歌都是你教的！”老朋友一句话把我拉回到那一个个快乐如歌的日子。

1968年，我们五个小学部住校的女生搬进了丽泽楼。我们住在一层，而楼上住着我们年级的几名男生。那时，虽然复课了，但还是以闹革命为主：语文课本是毛主席语录，外语课学的是语录经典和革命口号，算术课更绝，好像全小学部一齐学打算盘，上课时满楼的算盘珠子噼啪乱响，下了课我们在宿舍里寓学于乐，算盘成了玩具，加减乘除要诀越玩越溜，还上瘾，有点像而今的孩子们玩游戏机。那时课程少，课外时间老师和中学生在闹革命，大部分小学生回家了，剩下我们几个自由自在。可干的事太多了：打乒乓球，打篮球，爬云梯，荡秋千，玩单双杠，跳皮筋儿…… 最春风得意的当属大家一起唱歌了，一个人起头，大家不约而同跟上——毛主席诗词组歌、长征组歌、毛主席来到我们军舰上、样板戏、芭蕾舞、未遭批判的电影插曲、当年流行的革命歌曲、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插曲，数不胜数。还记得有一个阿尔巴尼亚歌舞团来中国演出，其中一个女声独唱名为《修正主义的阴谋破产了》，那位女歌唱家身着白纱拖地长裙，胸前有很多漂亮的蕾丝和绣花宽带做装饰，虽然她肥硕的像个大豆虫，可她那巴尔干半岛特有的舞姿和甜润柔美的歌喉一下子征服了我们。后来，我们在不知中文意思的情况下把原文一字不漏地唱了出来，还模仿着她的姿态，惟妙惟肖。

我们爱唱歌，楼上的男生也爱唱歌。那时，性别界限好比井水河水，所以我们是个唱个的，和平相处，前提是不相往来。可是唱着唱着，不知不觉较起劲儿来，我们唱一首，他们马上和一首，我们立即回一首，他们不等我们唱完就压一首，而且要衔接得对称压韵成系列，否则就输一筹，此起彼伏，不亦乐乎。这样的歌咏大赛每星期都会上演几场，难分高低上下，可谁也不服谁，渐渐地愈演愈烈，双方不约而同拿起毛主席语录歌做刀枪，打起歌仗来。开始，用“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来抬高姿态,不行再用“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来讲道理,对方来横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以划清界限,我们就用“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或着干脆用“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予以回击…那情景像是对山歌，又像是打嘴仗，女生伶牙俐齿，男生心高气盛，如果哪一方略有闪失，或唱不上去了，就会立刻引来对方的一阵爆笑。女生人多声高，文斗优势突出，男生急了就从楼上往下倒水，我们立刻抢救，赶快关窗。男生摆出一副武斗架势，女生嘴上不服，心里打鼓，出门的时候，蹑手蹑脚，轻声轻气，生怕被对方发现了，遭到打击。如果不幸在校园里撞上，女生自知势单力薄，拔腿就跑，男生在后面轰鸟似地起哄架秧子。但若是在楼道里猝不及防短兵相接，女生硬着头皮大气不敢出，男生皱着眉头崩着脸，各走各的路。熬过危险区，女生大松一口气，面面相视，开怀大笑，男生的面子顿时过不去了，掉头就追，这时我们也不怵，反正校园大，有的是地方躲。

俗话说，山珍海味吃腻了还想换口味呢，更何况我们唱的清一色全是革命歌曲。不得不承认，一些样板戏和芭蕾舞的确是当年的经典之作。我尤其喜欢红色娘子军，那可是当年中国音乐舞蹈界精英们精雕细刻出来的，无论是音乐还是舞蹈都炉火纯青，可圈可点。我曾买来它的简谱总谱，从头到尾地哼唱，就连老四出场的主旋都倒背如流。可是，如果走到哪儿听的都是一样的东西，你就会像反胃似地腻烦了。总得有新鲜血液。于是，我和张宝基拿出高年级姐姐们留下的外国歌曲二百首，在没人的时候轻声哼唱。西语班的张小敏悄悄地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张秋敏看到歌本，眨眨长睫毛，一脸正色地问我，哪来的？这歌你也敢唱。我故意轻声哼出捷克民歌《牧童》的曲调，她立刻被那轻盈跳跃的异域风情所倾倒：“让我抄一份！”由此，我们真正地成为了英俄西法演唱组合。我们在宿舍里自由自在地唱，准确地说，是哼唱，陶醉在异国情调优美的旋律里，不知不觉，声音越来越大，《老人河》、《苏姗娜》、《多瑙河之波》、《山楂树》、《小路》、《灯光》、《遥远的地方》《青年近卫军》《共青团员之歌》…… 声部分明，共鸣和谐。忽然不知谁‘嘘’了一声，大家赶快压低声音，生怕被楼上的男生听见惹来麻烦。过了一阵子，楼上也时不时飘来二百首的曲调，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是竹竿打狼。于是，谁也不用防谁了，尽情地唱吧。这类歌曲少了许多革命斗志，平添了不少和缓与柔美，用它们打嘴仗是不可能的。渐渐地，楼上楼下的歌战平和了许多。

1969年，我回到父母身边，在河南洛阳渡过了两年多的初中时代，1972年才重返附校。此时，校址已从和平门迁入苏州街。歌友们异地重逢，欣喜若狂。况且，我们演唱组又有新人推出——1970年入校的张克平也隆重加盟。每逢周六晚上，宿舍里就是我们歌咏会的天下。我们的节目单里又新添了文革前的歌曲、朝鲜电影歌曲、当时正流行的歌曲、还有各个语种传唱的外语歌曲等等。像《珊瑚颂》、《洪湖水浪打浪》、《卖花姑娘》、《我的祖国》、《英雄儿女》、《打起手鼓唱起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等是我们百唱不厌的。如今时兴的歌曲排行榜是我们三十年多前就玩儿过的。那时我们常常边唱边给歌曲打分，俨然一副资深评委的态势。 《我的祖国》多次荣登榜首，究其原因，却是由于花一样的姑娘、心胸宽广的小伙儿加飘香的美酒在花季少女们的心中竟化作了一幅抽象浪漫的水粉画，朦胧地描绘着永恒的主题。若乔羽老先生有知，是胡子乱颤，骂我们曲解革命情怀呢；还是满脸开花，夸我们勇于创新？

高一时，一次极偶然的机会，我第一次接触到西方古典音乐。外语老师给了我们一盘从苏联广播里录的文学故事磁带让我们当课外阅读 。其中一个故事叫《月光奏鸣曲》。文中，一个极富磁性的男中音在《月光奏鸣曲》第一乐章平缓轻柔的钢琴乐曲衬托下，娓娓讲述着贝多芬创作此曲的一段轶事。此后，这篇音乐故事我不知听了多少遍，那魂系梦绕的三连音每每带我进入美妙的冥想境界。那年头，很难听到外国经典音乐。记得上演罗马尼亚电影《奇波里安  波隆贝斯库》期间，我不知看了多少遍，仅仅是为了听里面的小提琴音乐，和当年人们一遍遍地看26届联合国大会记录片，仅仅是为了看看大洋那边儿的“三分之二”过得怎么样有一拼。那时候做事得讲策略——你批孔，我乘机找来《三字经》背背，你批四大名著，我乘机看看，你批无标题音乐，我乘机听听。总之，我们渴望知识、音乐、快乐就像渴望阳光、雨露和氧气一样……

   去年春天，在外附校友会同学们的张罗下，外附校友合唱团成立了。当年我们一起唱歌的同学，凡在国内的如数到齐，立泽楼楼上的主力成了合唱团团长。几十年过去，我们爱歌的情结丝毫不减。歌声让我们想起过去；歌声让我们向往未来；歌声让我们心中充满喜悦；歌声让我们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