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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忆连载之三十九
我的母亲
杨芳林
我的母亲于2004年春节后去世，享年92岁。她的高寿要归功于她的强健的体质和她的勤劳，要归功于中央对“三面红旗”政策的纠正，更要归功于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她在大饥荒中的1962年春节过后因饥饿而得的浮肿病几乎要了她的命，我把她带到县医院，大夫在看了她虚肿的脸和肿胀如鼓的肚皮，又拍拍她的满腹积水，竟当着她的面对我说：“快把老太太带回去准备后事吧，不行了。我们每天都要看不少这样的病人，没办法啊！医难胜天呐！”所谓“老太太”，那时还不到50岁。后来我每个月多寄一些钱，父亲每月又偷偷地用这些钱多买几斤粮食，再加上中央纠“左”政策的见效，形势渐渐好转，浮肿病也就渐渐地好了，腹水也就渐渐地消失了。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生活大有改善，我在北京的经济情况好转得更快些，也可以寄更多的钱回去了。老人们的吃、穿和住房条件都比以前好多了，我弟弟一家对二位老人也很孝顺。这一切给我母亲带来了健康和长寿。我每次回去探亲，母亲都要和我提到那个三年大饥荒，都要长吁短叹一阵子：“那几年大荒年就是老天要来取我们这些人的命的。从古至今凡是大荒年都是要来取我们这些老百姓的命的。我们这些人不死，谁死？有几个大官是饿死的？我多活了几十年是漏网的，白赚的，我知足了。我这没用的人倒留了下来，你爸爸有用的人反而早走了。”我的父亲是1986年春节后去世的，比她早走18年。
母亲的一生经历了贫困——屈辱——艰苦——
生活小康几个阶段。杨家是租种地主土地的佃户，生活贫困自不必说。母亲姓唐，唐家比我们杨家更穷，要不她的母亲——我的外婆怎么舍得把一个九岁的女孩送到姓杨的家里来做童养媳呢？我外婆有四个孩子，最大的是个女孩，就是我母亲。外公去世了，外婆无钱无地，一个女人领着四个孩子怎么过？只好首先把女儿送给婆家当童养媳（娃娃亲在当时颇为盛行，早就定婚了），这样外祖母就可以少供一张嘴。接着外婆便招夫养子，即自己不改嫁，招一个男人来家结婚帮助养育已有的孩子，撑起这个家。虽然亲朋好友街坊四邻都知道我的祖母是个非常善良的人，待我的母亲会像对亲闺女一般，但对一个小女孩来说，有谁能和妈妈一样亲呢？再说我祖父的脾气可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谁都怕他。连我父亲自己成了老人时还很怕他。我大学期间回去探亲，已经20多岁的我在他面前也不敢大声喧哗或高谈阔论。作为九岁的童养媳，我母亲那时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在那个年代，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处在社会的最底层，而童养媳又在妇女的最底层，简直就是“受气包”的代名词。她的地位在全家最低自不必说，就是和邻居家的小孩们一起拾草挑菜也要让人家三分，因为小伙伴们闹翻了急了嚷嚷一声“童养媳！”就会使她难过半天。一天三顿饭不能上桌子，要等其他大人孩子吃完才能吃，吃起来还得快，这样才能尽快地去洗碗刷锅，喂猪喂狗，尽快地下地干活。如果是晚饭后，还要尽快地去烧水供全家人洗脸洗脚或洗澡。我们家的人代代都是干活狂，习惯披星戴月，收工晚，吃饭晚，洗漱晚，睡觉晚，等到童养媳睡觉已经快半夜了。第二天还得早起。春、夏、秋三季早起干活还舒服点儿，冬天可就够戗了。那时侯河汊多，荒地多，到处有荒草和苇子可砍，晒干了就是好燃料。据我母亲说：那些荒地河汊离家挺远，还隔着一条河。砍柴只能在冬天，而且只能在数九寒天，因为那时苇子荒草都干枯了，再一冻，都变脆了，容易砍，也容易运走。更重要的原因是河面冰层很厚，推着轻重手推车都很放心。不过就得半夜起床，踏着厚厚的霜，摸到那里，左手一抓，右手一刀下去，苇子就砍下来了，可是左手和草却冻得粘到一块儿了。就这样每年都得砍几千斤。你想这样的活儿，一个小女孩干起来苦不苦？不过母亲说头三年照顾她，没让她去，我父亲去了。虽然我父亲只比她大一岁，但毕竟是个“男子汉”。他要不去光靠我祖父祖母怎么行？那时我大姑已经出嫁，二叔刚一周岁，三叔尚未出生。
外婆家和我家在同一个村，她家在村西北头，杨家在村东南头，不要说鸡鸣犬吠之声相闻，就是大声呼喊孩子的名字全村人都能听见。我们那里有个在傍晚或天黑前大声呼叫孩子名字的习惯。估计那时孩子不会跑得太远，或仍在附近地里干活，或在亲戚朋友家玩耍忘了回家，妈妈（或爸爸）就大声呼喊孩子的名字让他（她）快点回来。记得我上小学时，我父亲曾几次笑着跟我说起我外婆怎么呼喊我母亲的情况。我父亲说：“你外婆嗓子可尖了，我们在自家门口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小云！快来家啦！’”对了，我母亲的名字叫小云，做童养媳时还叫小云，可是一结婚就失去了名字。在农村，女孩子一般没有名字，都叫什么“大丫、二丫”的，就算像我母亲有个名字，到了婆家后名字也就自动消失了。周围人们（包括家里人）总是想方设法称呼她，就是不叫名字。比如在杨家，公公婆婆就以我父亲的名字叫我母亲，不过后头要加一个“家的”，表示我母亲是属于我父亲的。平辈的姑娘小伙们则称她为“大嫂子”。有了孩子以后，叫起来就更方便了。父兄辈的叫一声“xx（孩子名）他妈”就行了。孩子们乍离开家，谁不想常看见父母？但我母亲极少回到只有几百米外的娘家看看。多年后她曾对我说过：“你外婆不要我常回去，因为越常回去就越想回去，就不想在人家呆着了。那还了得。再说我有时也在地里或道旁见到你外婆，也说几句话。就不必常回娘家了。你外婆知道我在杨家能吃饱穿暖没挨打也就放心了。”
中国的封建社会“规矩”真是多，至少在我们家乡是如此：童养媳和未来的丈夫是不说话的。这并没有明文规定，家长也没有禁止，是风俗习惯使然。顺便说一句：大伯和弟媳妇是不说话的。小叔子和嫂子可以说话。公公对儿媳妇可以说话，但那只限于命令或叮咛嘱咐，不可以是一般的聊天。儿媳妇可以和公公说话，当然只限于请示、询问或叙述情况等等。但奇怪的是，年轻的姑娘和媳妇们倒可以和街坊邻里的男人们说话。
母亲在婆婆家过了几年后差不多能干一个成年妇女所能干的一切轻活重活了，什么料理家务、煮一大家子的饭，地里的重活如割麦、收玉米、收花生山芋等等都能做得很好了。很多年以后在跟我提起那些年的生活时，她说：“我那些年身体好，虽是粗茶淡饭，顿顿都能吃饱，可就是觉不够睡的。困，困，老是困。我宁愿不吃饭，也要多睡一会儿。”我记得后来在我十几岁时，我的叔叔们都结婚有了孩子，家庭也变成十几口人的大家庭了，农忙时从地里干活回来母亲也常常觉得困得不行，累得够戗。到家倒头便睡，说是浑身不舒服。这样她就不必非去帮忙做一大家子的晚饭，也不必去刷锅洗碗烧洗脸水洗澡水了。这样就能节省几个钟头睡觉了。当然这样就要损失一顿晚饭，挨饿一整夜。这大概就是她在实现她小时侯“宁愿不吃饭，也要多睡一会儿”的愿望吧。多年来我有时会想：她虽然少吃了一顿饭，却多睡了几个钟头，恐怕对恢复疲劳更有利一些。
我父亲15岁时得了天花，很严重。那时农村无医无药，只靠土法护理病人，如隔离、吃喝分开、用具分开。在漫长的患病养病期间，祖母带着我母亲日夜伺候在我父亲的床前。后来提起这些日子，我父亲就对我祖母和母亲感激得不知说什么是好。
日子过得飞快，我母亲已经做了七年童养媳，我祖父母眼看孩子们都长大了。就把我母亲送回娘家等候花轿去接来做新娘了。
我母亲在娘家等了几年，等来的不是花轿，而是一辆大牛车。杨家刚刚打造了一辆挺大的漂亮的牛车，这是周围的街坊邻居都很羡慕的大农具，但用来接新娘还真少见。当然这是事先得到了我外婆的同意的。不过我母亲后来说她到婚礼前两天才知道。起初她觉得面子不好看，农谚说“大姑娘上轿
——头一遭
”，她连这“头一遭”也没有，挺不高兴的。不过我母亲一辈子的最大优点是“听人劝，吃饱饭”，很快就同意了。这的确省了杨家一大笔开支，而且新牛车装饰得红红绿绿，漂漂亮亮，车厢里还放了两条长凳子，连牛脖子也套上一个花环，这样也就可以了。外婆家离我家也就几百公尺，可接亲的牛车走了足足一个钟头，因为看热闹的人太多，在城里人们叫“万人空巷”，那天我们村子应该叫“千人空室”吧。不过实际上人们就是看看热闹而已，心里肯定觉得用牛车取媳妇不怎么样，要不从那以后至今的七十年里为啥就无人仿效呢？
我出生直至长到八岁都是我家唯一的小孩，又是个男孩，全家都把我当作掌上明珠。但并不娇惯我，父母从来不护短。我在外边和人家小孩闹翻打架了，回家后一定先受责备，接着就会被母亲带到那个孩子家向那家大人赔不是，还对那家孩子轻声慢语地说你们在一起要像兄弟一样友爱。有什么事要跟大人说，不要打架，一直说到那孩子连连点头才算完事。我母亲从来没有因我的关系而同街坊邻里吵闹过。我常听她说：“现在你在家，我们娇惯你，就是害了你。以后你出门做事了，还让人家娇惯你不成？现在娇惯你，你以后就会欺负人家，你想想欺负人的人有几个有好下场？一句话：谁惯孩子谁就是害了孩子。”这句话再简单不过，但今天的年轻父母们有几个不惯孩子的？她不娇惯孩子，可是对我的身体的健康或病痛却十分关心。在地里干了一天活，回来后的头等大事就是给我做吃的，给我洗澡，替我洗衣服。我三岁时因出麻疹而患上肺炎，险些送命，那可苦坏了全家，尤其是我父母亲。母亲一连几天守侯在我床前，有时抱抱我，为了让我换换睡觉的姿势，休息休息。后来家里人告诉我，当我父亲用手推车把我从医生的诊所里推回并说医生断定我没救的时候，全家顿时起了一片哭声。很奇怪我母亲没有哭，而是接过医生的救命药，赶紧去熬，当晚我喝了第二次药以后奇迹般地活了过来时，我母亲却泪如泉涌、号啕大哭起来。多年后在回忆那晚的情景时，她说：“我要是拿到药时像大家一样哭个没完，你就吃不成药了。也就没有你了。”我们家不少人常说我母亲没主见，我就不同意，因为我记住了这个重要的例子。还有一个说明我母亲任劳任怨心里有数的例子：1950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好几个很要好的同学到我家过夜，次日黎明前要出发赴县城考初中。也就是说，黎明前我母亲必须做好早饭并让我们有时间吃完。那时谁也没有手表，时间不可能那么准确。我从小就是一个心中有事就睡不塌实的人。我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就把母亲叫了起来做饭。我母亲说天还早着呢。我不信，反而埋怨她起来晚了。我就接着唠唠叨叨没完。她呢，只说了“不晚”二字，就再没说话。后来证明不但不晚，反而太早。多年来，就是我在写这几句话的时候，想起那个夜晚，我就觉得太对不起她老人家。后来她对我说：“我那时说什么你也不会听的。干脆不说，你自会明白。”是的，我明白了。可是我每次想起这事，心里就不是滋味，就怨自己太混。
在我上小学四年级时，我的两个叔叔都分别有了几个孩子，这就成了大家庭了，十几口人“一个锅里使勺”还不是大家庭吗？大家庭的利弊一目了然：好处是人手多，好干活，再加上生产工具较全，简直有点万事不求人的味道。我祖父母是吃过“单打独斗“苦的过来人，好不容易有了这么多能干活的一大家人，绝对听不得”分家“二字。祖母一听谁闹意见有分家的意思的时候就不吃不喝只是哭，还举出村里村外谁谁谁家”好家业“分穷了的例子。祖父则是采取高压政策，不是恶狠狠地咒骂，就是要寻衅打人。弄得谁也不敢再坚持分家了。大家庭的弊端是不能充分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比如我父亲兄弟三人，人人都觉得自己挺行的，对于哪块地种什么，猪牛羊怎么饲养，该种什么蔬菜，怎么种，还有的甚至要做大生意或小生意的，反正各有各的想法。但是我祖父对什么都是”一票否决“，一定要照他的几十年一贯制办：种地，而且地也是按老方法种，不得有任何改变，而且首先是不分家。结果是我们家提前十几年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就吃上了”大锅饭“。我母亲的态度是：她虽是外姓人，童年就来到这个家，我叔叔们都是她一手带大的，也是在她的帮助下娶亲生儿育女的，她也舍不得把这个家分开。再说，她很明白，作为一个儿媳，她人微言轻，干脆不说话。她只盼全家平平静静的种地过日子，“饿不死胀不昏”也就满足了。最后这个家还是听从了祖父母的意见，没有分。解放后分地主的土地也是以大家庭为单位的。方圆十几里甚至几十里，只有我们一家十几口人一直厮守在一起，直到人民公社把全体农民的土地收归为集体所有。我的祖父母眼见自己一辈子的心血换来的土地以及土改时分得的地主的土地，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无可奈何地痛哭几场完事。他们那时已经80岁了，知道来日无多，他们说并不为自己操心，只是怕子孙后代没有土地又要变成穷光蛋。但他们没想到自己会走得那么快——仅仅过了两年就双双饿死于“三年自然灾害“中了。他们到死也不明白：贫下中农怎么也会和地主一样失去土地？他们恐怕更不会清楚：解放前经过多次大饥荒都活了过来，而解放十年后，风调雨顺反而会饿死。
我的母亲身体一直很好，我只记得她得过两种病。一种是解放前我上小学时她得的“心疼病”。实际就是胃病，更确切地说就是“胃痉挛”，经常复发，一发就受不了，就呼天抢地，哭爹叫娘，满地打滚，两三天不能吃不能喝。那时我们家只有孩子病重才带去看医生，大人（包括我祖父母）是从来不看病的，扛一扛也就好了。一看她发病，我就吃不下睡不着，到处去找偏方。据老人说，冬青叶和过冬风干的肥肉（切成片）放在沙锅里熬成的油汤喝下去就能治好。我记得她发病中，有四次我去村里村外找这种偏方，只找到一次，那一次也未见什么效果。反正每次发病就像死过一次一样。第二种病就是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得的浮肿病，上面我已说过了。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件非常有趣的现象（我父亲在世时也曾对我说过多次）：三年大饥荒之后，人们的胃病消失了，因为总是吃不饱或干脆几天没一粒粮食下肚，这样胃就得到了充分休息，就都恢复了健康。我母亲从那以后再也没发过胃痉挛。这真是托毛主席的福啊,毛主席他老人家用饥饿疗法治好了成千上万农民的胃病！
其实母亲还有一种病，也是她一生最重的病，姑且叫它“流产病”吧。她一辈子生了男孩女孩共11个，只活了我和我弟弟一头一尾两个。中间9个，有的不足月，有的足月，都在生下后一两天、两三天、三四天或四五天后死去。谁也没指望我弟弟能活下来，但他竟活了下来，现在已经五十几岁了。就是那样严重的妇产科的病也从没人说要带我母亲去医院看看是怎么回事。正因为都是产后几天即死去，就都当成未足月看待，就是当小产看待，在我们那里小产的产妇最多只能休息五六天。我记得一次正逢收麦，我母亲产后第三天孩子刚死就同别人一样下地干活了。说是当地的风俗，这实际上也是大家庭妯娌们互相较劲的结果。人家人手少的，男的不分日夜地干几天，也就完事了。哪怕在小产的情况下，女的也不会马上下地干活的，更不会像我母亲一样去干重活的。
生了（包括流产了）这么多孩子，产后基本上又没有休息，要照常劳动，无疑要落下病根。到了老年，什么咳喘、肺气肿、风寒腿都来了，几乎使她难以招架。好在她心宽，能够“听人劝，吃饱饭”，睡眠又好，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吃穿住的条件大大改善，有病到乡医院看，需在北京买药，我们就买了寄去。弟弟一家又能较好地照顾，我们从北京月月按时寄钱寄食品。多年以来我和我妻子已经养成一个习惯：每月一定按时寄钱回去。如果弟弟家哪个月需要更多的钱，只要告诉我们，我们一定满足需要。凡母亲爱吃的，只要北京能买到，我们也月月准时买了寄回去。爱吃什么吃什么，酸甜苦辣一概不忌口。我们说您岁数越来越大了，想吃什么尽管吃，免得后悔莫及。
母亲身体好，活了九十几岁，感谢她也给了我强健的体魄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但我更要感谢她对我多年的言传身教。我小时侯，甚至后来回乡探亲的时候，只要谈起为人处世，她就常会对我说：咱们这些穷人家，只要过上饿不死胀不昏的日子就心满意足了。不要不知足，人心不足蛇吞象。和人相处，对谁也不要有坏心，要凭良心办事。不要想占人便宜，要事事准备吃亏。自己没理就承认没理，有理也要让人三分。人家有难时要拉人一把，千万不要推人一把，万事和为贵。人行好事，不问前程。她的这些话几十年来常在我耳边响起，成了我的座右铭，成了我的行动指南，而且我也把她讲话的精神传给了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希望他（她）们也能这样做并再往下传，直至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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