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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觉醒
逃亡后方，大别山的经历
告别故乡
私塾读书生活从1939年秋冬到1940年夏，我的童年生活有了较大的转折。
这一年夏天，我大哥从国民党安徽战时省政府所在地大别山区回到了故乡。他于抗战发生前就在蚌埠一个中学念书。抗战爆发后，许多同他一样的年轻人参加了抗日队伍，他因年纪小就留在家里，后来于1939年初，跟随舅舅刘植才逃至国民党的后方统治区，舅舅做了省政府教育厅的督学，驻节蒙城，负责收容皖东北沦陷区逃出的青年，送到国民党的战时学校免费读书。大哥也就在他的帮助下进了六安流波疃安徽第一临时中学读书。他回来一是探亲，二是带我和二哥到国民党统治区读书。国民党统治区设立的公费学校（吃、穿、学的费用均免）名称大都沿用已被敌人占领区域的原来学校，如第五临时中学就是原省立凤阳第五中学。
我们兄弟二人小学未毕业，出去之后进不了中学。可巧后来国民党中央赈济委员会又在各省各区域设立难童教育所（相当于小学），专收从沦陷区逃出的流离失所的儿童，大哥回来就是要带领我逃出虎口，进这样的学校。不过当时父母并不知道详情，我们更不清楚，只晓得逃出总比在家里强，更何况还有舅舅作靠山呢！
我们的出走逃亡，父母在感情上极为复杂，舍得又舍不得，认为我们年纪太小，在家一切都由父母亲照顾和呵护，出去之后，天各一方，一切都得自己料理，独立生活。饭吃得饱吗？衣服破了自己会补吗？冷了懂得加衣服吗？热了懂得减衣服吗？头疼脑热时有医生看病吗？病重了、危险了怎么办？无数的问题和困难，无尽的牵挂和思念。临走的前几天，母亲就把要带的东西收拾好了放在一个布包里，其实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两三件裤褂一双备用鞋而已，可它凝结着她全部的爱心和希望，也渗透着她的心血和泪水。
幼儿时，老人们教我们背诵母子分别难舍的诗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虽然会背诵，但体会不深，尤其不能体会母亲的感情。我经常看她一个人呆坐，一面抚摸着衣物，一面静静地流泪，我默默地走过去依偎在她的怀里，她的泪水滴在我的头发上，面庞上。她的全部思绪似乎凝聚到一点：“此时别离，何时重逢？”“孩子能独立生活吗？能活着回来吗？”
我年龄幼小，体会不到母亲的心情，也不会象母亲那样想得深邃、遥远，我只是恋恋不舍，不愿离开亲人，尤其不愿离开母亲。“逃出敌占区，跑到国统区，”虽然对我有一定的新奇感和吸引力，但那个外部世界在哪里？我将去向哪里？我还会回来吗？统统一片茫然。这次出走，是我一生中新的转折，是我人生之路新的起点。
这一年是1940年，我十二岁。
8月初大哥带着二哥和我踏上了征程，同家人告别时，我记不清都说了什么，因为害怕别人知道，所以没有声张，静静地悄悄地离开了家。先到五河县城大姐家住一天，大姐对我们特别好，又送了一些钱和鞋袜给我们，第二天东方欲晓，由一个同伪军有关系的人领着我们走出五河县城。那时通过敌占区都要出示敌伪颁发的“良民证”，否则他们就视你为“刁民”、“坏人”，而把你扣压拘禁。由于我们事先花钱买了“良民证”，花钱托了人，所以走出县城没有受到阻拦，很顺利地到达五河西面四铺的大哥的一位同学家里。
我们到时，他家里已经聚集十来个年青人，都准备到国统区去上学。怎样才能通过敌占区，进入国统区呢？有一些同伪军有关系的人，我们大家花钱托他们，他们又花钱买通关卡、车站、码头上的伪军，只要通过伪军把守的封锁线，我们就进入了两不管的无人区，再步行一段就到了国统区。这些人并不都是出卖民族的汉奸，或大部分不是汉奸，他们利用与日伪军的关系，把大批的沦陷区青年输送到国民党后方或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这是一件好事，于国家民族是有益的。
我们从四铺出发，先分批到达蚌埠乘火车，坐一段路到达固镇，再从固镇乘船通过日伪兵把守的河上关卡进入两不管区，下船步行到怀远县境，就安全到达国统区了。在蚌埠站乘火车时，我差一点被日军扣留，进站时，我们每人拿着火车票和“良民证”，等日本兵来检查，但是我不懂手续，拿了火车票，日本兵一看我没有拿“良民证”，就骂了一句，把我拉到一边，幸而大哥对我说把口袋里的“良民证”拿出来，我恍然大悟，拿出“良民证”，他才放我通行。
在固镇我们分乘三只小船通过设在淮河上的日伪军哨卡时，都伏在船舱里，不敢出声，只听见伪军在上面高喊：“船上是什么人？装的什么？”又听见那个站立在船头的人回答：“我是×××，船里装的是货。”因为事先已买通伪军，问的答的都是官样文章，彼此心照不宣，很容易就通过了。这次经历，我第一次看到了凶神恶煞的日本兵，小小年纪的心灵里种下报仇雪恨的种子。我们走在自己的土地上，航行在自己的河流上，你们日本人凭什么阻拦我们？你们是强盗，是侵略者。
进入怀远县境，为了赶路，就迈开大步前进了，一天七十余里。这对二十来岁的青年来说虽然不在话下，但对我这个十二岁的孩子来说，就很辛苦的了。早晨醒不了，醒来不愿起床，两脚长满了血泡，火辣辣地痛疼，怎能下地？但不走不行。走累了疼了盼休息，休息了又起不来，走到下午夕阳斜照，真盼快点到达目的地。一到住店，倒下就睡，哪还顾得洗脚吃饭？但是经过四、五天的磨练之后，脚底脚趾磨了许多茧子，就不怕疼了。一天六、七十里路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几天之后到达蒙城，见到了二舅。泗县、五河、灵壁、凤阳、嘉山等县的许多青年都认识他，都经过他介绍到后方学校去读书。他在那一带是颇有点名气的。
壮丽的大别山
我们拿着他的介绍信，由大哥带领，又经过阜阳、颖上、霍邱、河南的固始等地进入了大别山区。大别山横跨鄂豫皖三省，安徽省政府设在群山包围的金寨县（当时
叫立煌县）。因为山峦叠障，悬崖绝壁，路窄林密，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它与外界几乎隔绝。金寨县就处于这样一个地理位置上，进可攻，退可守，主动积极，敌人除轰炸之外毫无办法。解放后，我才知道这里曾是共产党鄂豫皖根据地，是非常重要的战略之地。国民党抵抗日军的进攻，利用了这块要地，共产党抵抗国民党的进攻以及后来进攻国民党，也利用了这块要地，盖兵家所见略同也。
我们从霍邱南行进入山区开始走山路，路是越走越窄，越不好走，山是越爬越高，越不好爬。参天大树，密竹茂林，杂草丛生，乱石粼峋，曲径小路盘旋其中。十几个人走路要互相照顾，前后呼应，走在前面的要等一等，走在后面的要赶一赶，否则就会顾此失彼，迷失方向，走错了路，如果单独行路，可能会遇到土匪拦路打劫。由
于我们组织得好，没有一个掉队的，也没有碰到打劫的。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每隔十里、二十里，都能遇到附近农民开设的茶铺，可以歇脚，可以吃饭，可以喝茶。大别山盛产茶叶，价格便宜。走得人困马乏，饥肠辘辘时，喝上一杯绿色的清茶，醇香可口，祛热解渴也有点心旷神怡咧！吃上一顿简单的饭菜，顿解饥肠之苦，也觉心满意足咧！
我已有前面十多天的行军锻炼，后面的山路行军，我就精神抖擞，应付裕如了。几天之后我们到达大哥学校第五临中所在地流波疃。它在一条峡谷的深处，峡谷流着涓涓细水，四周是高山峻岭，翠柏掩映，阴雨天气，它被白茫茫、灰蒙蒙的云雾所笼罩，敌机来了不易发现，是个非常安全的地方，学校设在这里真是太好了。
学校实行军事训练，早晨六点起床，吹号十分钟以后集合完毕，跑步晨练、吃饭、休息、睡觉都实行军事化，以适应战争的需要，我看到这些非常高兴，我希望也过上这种生活。学校生活较苦，只靠三顿饭，别无补充，也无法买到可以补充的食品，而且早餐是熬稠的米粥，喝两碗就饱了，可过不了两小时撒两泡尿，肚子就叫了。但学生们安之若素，不叫苦，服从管理，勤奋读书，他们为了抗日救国，什么苦都能吃。大哥的学校不能解决我和二哥的吃饭住宿问题，不能久住。在我舅舅没有到来之前，必须找一个吃饭住宿的地方。有一个乡亲，心地善良，在戴家岭附近的山坳里，担任小学校长，他和舅舅熟悉，过往甚密，也念同乡情谊，愿意收容我们。从流波疃到他的学校九十里山路，上五十下四十，原以为我们走不到，要摸黑，但我们健步如飞，一路小跑，下午夕阳还未落山时就到了，这是我们经过几天养精蓄锐所迸发出来的力量使然吧！
从告别故乡，行程千里，历时月余，最后在大别山区的一个山坳里落了脚，住了下来，等待我舅父的到来。
住在小山坳里，闲来无事，二哥和我就遛出住屋，到附近的山上玩耍。我们家乡虽说也有山，但一般只有几十米百余米高，且有路可攀，而这里的山才叫真正的大山，蜿蜓起伏，层峦叠障，高峰耸立，直插云霄，峡谷深渊，底不可测，我们家乡的山同它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算不了山，一堆土丘而已。这里多是原始森林，高者几十米至百米以上，粗者二、三人合抱围不拢。参天大树、苍松翠柏、直挺翠竹，到处都是，其雄伟壮丽使我们感到惊奇，因为从未见过这么多、这么高、这么粗的林木。大雨来临，风吹雨急，黑云滚翻，雷电交加，树木涌动，风声、雨声、雷声、树声合奏成巨大的交响曲，有如惊涛骇浪，万马奔腾，震憾山谷，响彻云霄。我从未经历过这种场面，常常躲在屋子里，不敢跨出门槛一步。夜间遇到这种情景，更是惊恐不已，难以入睡。令我们高兴的是山上野果很多，可以解馋。人工栽种的核桃，柿子等树，时值金秋，硕果累累，无人看管，我们采摘下来，可以吃个够。这是我们闲居无事时的唯一乐趣。
过了半个月，我舅舅从蒙城来了，住在离金寨县城有六、七里之遥的戴家岭，离小山坳也很近，下到山底就到。这是一小片开阔地带。我们告别了山坳，再三感谢了那位乡亲，来到戴家岭，与舅父同住在旅馆里，结束了这一段难忘的山村生活。
戴家岭拜谒弘伞法师
戴家岭一片战时景象，到处都充满着抗战的气氛，房屋是用竹子木板临时搭起的，或用土坯临时筑起的。墙上写着抗战的口号和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消灭日寇，打回老家去”、“抗战必胜，日寇必败”、“坚持抗战到底”、“打倒汉奸卖国贼”、“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我对这些口号感到很新鲜，但对它的含义又不甚了解。我这个村野孩子，从未进过城市见过世面，忽然进入大千世界，进入火热的抗战氛围，其心情的激动可想而知。我暗下决心：“我要奋发读书，我长大也要救国抗日。”
戴家岭旅馆住的什么人都有：从前方工作回来述职的，从敌占区逃出来等待分配工作的和等待分配上学的，做生意跑买卖的，等候上峰传见的……旅馆构造非常简陋，可遮风雨，供应的伙食也只是米饭、萝卜、白菜、豆腐而已。没有厕所，可以到屋后方便，所以下雨时粪便横流，臭气熏天，蚊蝇乱飞。除了吃饭睡觉，我们都不愿在屋里呆着，我们常到旅馆外的大道上玩耍，因而认识了一个长我二、三岁比我高出一头的男孩，他也住在旅馆里等待分配上学，我们彼此都不知道姓名，但在一起玩耍。不知什么原因我觉得他有点看不起我，认为我是村野小孩，土里土气，经常向我作鬼脸，作怪手势，说我听不懂的下流话。
有一天，他又如此这般，我愤怒了，二话没说，冲上去将他死死抱住，脚下一伴，他倒下了，我骑在他的身上，挥拳就打，他毫无准备，疼得直叫唤告饶。大人们把我拉开，吓唬我几句，我害怕了，一直到天黑也不敢回住房，怕舅舅骂我或打我。但是躲是躲不过的，怎么办呢，正在为难之际，二哥来叫了，“舅舅叫你回去呢！”我诚惶诚恐地走进了住屋，低着头，一言不发，等着舅舅的处置。出我意料的是，舅舅说了一句：“快来吃饭吧！”只是饭后快睡觉时才说：“出门在外受了人家的欺负就要懂得保护自己。不过先要发出劝告警告，事不过三嘛！如再不听，再反击之，这叫做先礼后兵！”那时，我怎么会懂得这些道理！不过，这是我初涉社会受到的待人接物的第一次洗礼。
弘伞法师是著名的佛学家、爱国者，他除了佛教事业之外，也参加抗日工作，从事慈善事业。当时中央政府设立中央赈济委员会，各省设立分会，弘伞是安徽分会的负责人。中央赈济委员会和各省分会的任务包括哪些，都干过什么，我不清楚，但救济沦陷区的流浪儿童、逃亡儿童，是他们的任务之一。我舅舅认识弘伞法师，交谊很深，他带我们兄弟二人去见弘伞。弘伞住在附近的一个山坡上，几间房子，客厅陈设简单，只有二张桌子几把竹椅。我舅舅同他寒喧几句之后，就指着我们对他说：“这两个孩子是我的外甥，刚从家乡逃出来，‘七七事变’前，小学还未毕业，荒废了二、三年学业，现在逃出来，请您老多多关照吧。”
弘伞年约四十，个子不高，皮肤白皙光泽，慈祥和蔼，面带笑容，身着黑色袈裟，脚蹬皂靴。他简单地询问了我们的姓名，年龄，什么地方人，上过几年学，现在忘了没有，准备上几年级。由于他和蔼可亲，慢声细语，十分关怀的样子，使我们忘记了我们今天会见的是一个大人物，一个掌握我们命运前途的大人物，我们先前的迷惘，捉摸不定，甚至有些恐惧的心情消失了，我们无拘无束地作了回答。看来他很满意，他勉励我们要好好学习，遵守纪律，尊敬师长，成为国家的有用人才，将来报效国家，然后叫我们回去等候通知。这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的大人物，也是我一生中转折时期见到的大人物。他给我留下如此美好的印象，他的音容笑貌，言谈话语，至今仍然生动地鲜明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刻在我的心灵碑上。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想如果没有我舅舅的帮助，如果没有弘伞法师的大慈大悲和仁爱之心，我一生的历史就不会象今天这个样子，也许留在家乡当个少爷？公子哥儿？或者当个小学教师？小官吏？人的一生真是难以捉摸，走这一条路，是一种结局，走那一条路，又是另一种结局。路是很多的，到底选择哪一条，是什么因素决定的，是命耶运耶，还是意愿期望，真是说不清道不白的。但是弘伞在我一生的转折时期起了重要作用。关于他，我知道的不多，十年之后，建国初期，我看到在报上公布的全国政协委员名单，他是浙江杭州的委员代表之一，而且以“弘伞法师”的名义。我想他在抗日胜利后又可能在杭州为僧了。每次回忆这件往事，便对弘伞产生一种肃然起敬和不尽感激的心情。
几天之后，我们得到通知到寿县难童教养所读书。同行者还有凤阳的陈传业、刘树桐、余舜生，五河的王志庸共六人，由我大哥带领开始第二次远征，别了大别山，别了舅舅，别了弘伞法师。
开始觉醒、教养所的二年
不能忘却的纪念
我们离家出走时，途经安徽西部绕了一个大圈到达大别山，现在我们又离开大别山，必须途经东部绕了一个小圈到达安徽寿县。由于我们经过近一个月的休整，又有了走路的锻炼和经验，所以我们经过几天的跋涉，从戴家岭而霍山而六安到达寿县石家集，一路上谈笑风生，轻松愉快，不感到有什么劳累之苦。
一过六安苏家埠就进入了平原地区。石家集位于平原地区的北部，东面是广阔的干涸的瓦埠湖，北面是陆路水路交通要冲的隐贤集、正阳关，地位适中，四通八达。虽进入战争状态，有浓郁的战争气氛，但一般说来，敌人从未到过这里，人民生活也还是安定的。此地离敌人占领的寿县县城很远，敌人一出城，消息就传来了，所以比较安全。寿县是一座有名的古城，战国时期一度是楚国的国都，有二千余年的历史，有很多文物埋在地下，还没有发掘出来。地灵人杰，寿县在历史上出现许多有名的人物，近代革命史上也有不少。人们一提起寿县，就会肃然起敬，有名的淝水之战就发生在这里，东晋谢安击败强大的前秦苻坚，创造了闻名千古的以少胜多的战例。我们从小就熟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故事。抗战时期，她被敌人占领，县府迁到离城九十多里的保义集，而保义集离石家集仅有几里之遥。
难童教养所设在石家集（乡）管辖下的新庄子。新庄子位于石家集的北面，仅有二、三里，西边不远是南北大道，东面就是瓦埠湖，东南是上岗子村，仅有一里之遥，可鸡犬相闻。新庄子是一个富人的庄园，住着佃户，难童教养所成立时，主人把房子贡献出来，让学生居住，把佃户迁走了。二十几间的房子全部为教养所占据，不要一分钱的房租。这种善行义举不仅为当地人所赞誉，也使我这些流离失所的孩子们感恩不尽，终生难忘。村子的主人是一个中年寡妇，知书识礼，深明大义，热爱国家，生有一女一子，女儿出嫁，儿子石裕汉也在难童教养所读书。她的小叔子石寅生，是安徽著名的革命党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兴中会同盟会，跟随孙中山革命，忠贞不二，不畏险阻，不怕牺牲，功勋卓著，民国初年任陕甘两省盐务总办，暂编第六军军长。他的堂弟石德宽参加著名的黄花岗起义，光荣牺牲，是七十二烈士之一，名垂千古。石裕汉母子能献出庄园办立难童教育所，同他的帮助有直接的关系。他时任安徽省参议会副议长，回家探亲或路过乡里，总是来教养所视察，和孩子们见见面说说话。据说他为人耿直，不畏权贵，对安徽抗战和建设多有建议和批评，不为当权者桂系所容，也常与正议长常繁候（寿县人）意见相左，不为同乡同事者所悦，所以他不被重用
，但他义无反顾，毫不在乎，我行我素，说应说之话，做应做之事。我们听见他是中山先生的同党，老革命，对我们又和蔼可亲，我们都喜欢他，崇敬他。解放以后，我们还知道他在大革命失败后，掩护共产党员，在抗日时期，同共产党合作，对共产党多有帮助。解放初期土改时，虽然他已去世多年，但共产党对他和他的家庭，以开明士绅相待，不忘他过去的功劳。
新庄子是个美丽的农家小村，四周被庄稼和树木掩映，不知源头的河水从北面环绕东面缓缓地向南流去，小河两岸长满了萋萋小草和青青垂柳，春天来临时，各种野花争奇斗艳，到处都是。秋风落叶之际，各种野果成熟落地，我们可以采摘、捡拾，吃个饱吃个够，酸的、甜的、苦的、涩的，奇香异味，尽可品尝。夜幕下垂，小村笼罩在幕色苍茫之中，四周寂静安谧，好象脱离尘世的孤岛，尤其在冬天，大雪封路，满天皆白，这个小村又象浩翰无垠大海中的一叶扁舟，飘泊伶仃，时隐时现，随时都有被吞没的危险。可是就在这个小小扁舟里，有十多位掌舵的老师，他们含辛茹苦，备受苦难，精心护理着一百多名小生命，希望他们茁壮成长发奋读书，报效国家。这个小舟虽是孤舟，但它是大海中的灯塔，是希望之光，是指路航标。
石家自己住在离校二、三里的大庄园里，庄园为高大古树所覆盖，从外面看是一片树林，在春天、夏天，看不到屋宇，只看到一片绿洲，往里走了一段路程，才看见整齐的排房。庄园的四周是一条深约两米宽约四米的沟壑，沟里流淌着不知从哪里引来的河水，从不干涸。只有南面一条较宽的土路通向庄园，道路两旁长着又高又大的百年老树，庄园里似乎没有别人居住。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地主庄园。据说他家有几百亩土地，附近村子的贫苦农民都种他家的土地。他们石家是个大家族，门庭显赫，享誉乡里，在时代大变革的风云中，出了几个以推翻清朝统治为目的的革命党人，因而受到国人乡里的尊敬和景仰。
石裕汉生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受先辈们的革命教育，受传统的伦理道德薰陶，待人接物，处世为人，虽然还保留孩子的天真、纯情、稚气，但已显得比同龄孩子多了几分成熟。他每天来上学都是步行，从不要仆人陪伴，早出晚归，风雨无阻，从不迟到早退，有时下午有课，他也是回家吃饭按时到校。他尊敬老师，听从教导，从不以小主人自居，表现出一种富家子弟的心态。我们从未看过他和老师顶过咀，和同学吵过架。他的学习成绩虽不是最好的，但努力勤奋，踏踏实实。他为人诚恳厚道、热情坦率、和气平等，完全没有富家子弟那种恃财傲物、高人一等、盛气凌人的架势。他同小朋友玩耍时，也有争论，但那是孩子之间真假、是非、你这样我那样的争执，完全没有我就是比你强、你就是比我弱、我非得超过你、你就是不能超过我的强词夺理的不平等的争论。我们和他玩耍时从没有感觉他有什么异样而我们必须让他几分不可。我们都是孩子，天真无邪纯真平等。他长得很漂亮，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白皙皮肤，喜欢笑，笑容可掬，憨态可亲。别人托他的事，他总是尽心尽力办好。他有好几个亲戚的孩子也在学校念书，他们相处得也很好。
尤其令我们这些外县来的孩子感激不尽、终生不忘的是1941年的春节。我们是第一次离开父母，第一次没有在家里过春节，第一次没有和家人团聚。我们当然想家，想父母，想亲人。学校虽然也会为我们多做几个菜，组织小朋友在一起玩玩，但还是比较冷清、孤寞。石裕汉代表他母亲和他自己来邀请我们这几个外县人到他家过春节，吃年饭，我们欣喜若狂，我们离家以后有好几个月没有吃过一顿过瘾的可口的饭菜了。我们应邀到来，按礼节向他母亲请安问好，他母亲看到我们这些外地孩子，问寒问暖，表示了慈母般的关怀。我们个个都吃得肚皮臌胀，几乎走不了路，至今还记忆犹新。
这表现了他们全家对我们这些有家不能回的流浪儿童的一种爱心，一份亲情。
1941年春天来了，新学期也开始了。大地复苏，杂花生树，群鹰乱飞，孩子们个个生气盎然，欢喜雀跃，象春天的花朵。多么美好的世界，多么美丽的春天。可是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先是传说石裕汉病了，可能是伤风感冒，同学们每天看到他的座位总是空着，默默地为他祷告，希望他早日恢复健康，和我们共同学习玩耍，可是那个位置依然空着，后来传说病重了，高烧不退，大家就非常耽心了。他母亲自然想方设法，聘请名医为他治病，花多少钱，她都不在乎，石裕汉是她石家的独苗，是传宗接代的传人，是继承家业的擎天柱。可是药品奇缺，敌占区的药品又不易买到，而她又救子心切，心急火燎，简直没有了主意。病急乱投医，她请来了巫医，跳神弄鬼折腾了几天，结果病情加重，延误了医治，不幸死于肺炎。
这对他的母亲和石姓全家无异是震天撼地的致命打击，他母亲虽然还有一个女儿，但失去了儿子，一切都空了，绝望了。我们全校师生也沉浸在哀痛之中，尤其是老所长对我们讲话时老泪纵横，涕泗交流，泣不成声，我们全校学生和同班同学也都热泪盈眶，极为悲痛。石裕汉安葬在学校后面的一块坡地上。我们全校师生排着长队，到墓地为他送行，祈祷他安息。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采摘几束野花放在墓前。别了，裕汉，安息吧，我们的好兄弟！
几十年后，我和同学们回忆这件往事，仍然深刻忆起他的音容笑貌，心情仍然感到沉重的悲哀，仍然对他寄以无限的怀念。这不仅仅是他作为小主人，无私奉献了庄园为我们流浪儿童办了难童教养所，而且还在于他的人品。
这就是我永远不能忘却的纪念。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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