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之三十三

从“海归派”想到“回归分子”

杨芳林

这几年“海归人员”已经成为一个令人羡慕的词汇，不像以前一提“海归”，就想起大海龟。

一般说来，海归人员都是一些赴海外留学学成归来报效祖国的有高学历的知识分子，祖国欢迎他们回来。他们是赶上好时候了。虽然有的人不一定能立即找到合适的工作，但他们的前途肯定是光明的，生活肯定是美好的。看来不会（但愿不会）再遭到老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老海归知识分子的厄运。想当初在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很少有老海归知识分子不被折腾的。即使表面上没有被批被斗，也早已被打入另册，有专人研究监视，成为“内控”人员。要说他们被整，是因为他们从我们的敌人西方世界或苏联回来，怕他们身负敌国的特殊使命回国进行破坏，不整一整不放心的话，那么下面我说的情况则更叫人难以理解了。

1947年春，国民党在各乡各保到处抓壮丁。那时我父亲兄弟三人都很年轻，又是在同一个大家庭生活，自然是首当其冲。我的二叔（26岁）、三叔（20岁）为躲避被抓，便离家去了江南。他们是文盲，连自己的名字也不认识，无论到哪，只能干苦活累活。后来在苏州郊区一户菜农家帮忙，替人家挑水、挑大粪浇菜，不久，二叔又去了南京，在一个畜牧场割草喂牛。反正他们是临时性的外出，有什么活就干什么活，有饭吃就行，等抓壮丁的风头一过，还是要回家的。

1949年4月，解放军打过长江，很快解放了江苏全省。大概在6月，我的两个叔叔都先后回到家乡。乡政府一听说他们回来了就来通知叫他们去谈话。他们到那里后，见到乡指导员正在对各类有问题的“分子”训话。看到他们两个，便说：“你们属于‘回归分子’，等一会儿我要单独找你们谈。”过了好大一会儿，那些“分子”都走了，指导员对我二叔、三叔和另外七八个人说：“你们是从国民党地区回来的，你们是‘回归分子’，必须如实交代你们在国民党那边都做了些什么。”还说：“你们从现在起，逢五逢十（就是五天一次）必须来乡政府交代问题，并谈谈对共产党的认识。”我二叔听了气得说不出话来。我三叔虽然年轻，但很会讲道理，他说：“我们都是穷苦人出身，不是地主、富农、坏人。我们逃到江南，是逃国民党的壮丁的。现在家乡解放了，我们又回来了。正说明我们拥护共产党。要是国民党的人，逃还来不及呢，还会主动回来吗？”那位负责人可能也没想那么多，只说你们讲得也有道理，但你们还得逢五逢十来交代，没有交代的也要来这里呆半天。我们要问问你们的情况。谁晓得你们在外边都干了些什么。”

我的两位叔叔真是后悔不该回来。在外边干活，再苦再累心情不会这般别扭，穿衣吃饭的个人生活总不会成问题的，干吗回来被人当成有问题的人甚至特务？所以在家仅呆了几个月，就先后再次离家去了江南。

多年来我每次想起我的叔叔们的遭遇，都能更深一层理解为什么延安整风会出现“抢救失足者”运动，为什么建国以来会出现那么多的冤假错案。我们党几十年来一直受极“左”路线的严重干扰，反右开始到“文革”结束的20年更是极“左”当道，不知多少人成了变态的怀疑狂、虐待狂，认为越“左”越革命，为革命可以不择手段。对我叔叔那样的目不识丁的年轻贫农尚且如此怀疑，对从国统区去投奔延安的革命青年和那些老一代海归人员会有好的看法么？事实已尽人皆知，不用我多说。连我两位典型的贫农出身的叔叔们都因受到怀疑而后悔回家，宁愿在外流浪，想想看，那些放弃海外优越生活条件回归祖国而又被祖国大整特整的老海归人员能不后悔吗？要不怎么会有马思聪的第二次出走呢？那些当时满腔热血奔赴延安的青年“失足者”被“抢救”时又是怎么想的呢？尊敬的韦君宜先生在她的名著《思痛录》里说了句别人不敢或不愿说的一句大实话：（大意是）早知如此，我们不会来延安的。

这种怀疑一切的的心态和做法是表示阶级觉悟高、警惕性高呢还是因为内心虚弱对任何人都不信任呢？

                                 （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