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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岁月（续二）
张佑昌
第二章觉醒（续）
简陋的设备，一流的教师
庄园的房子是两进三排，大门面南，门外是一个晒谷场，前面一排房子除中间大门过道外，东西都是两间房子，虽是土房但很结实，作为五、六年级教室。一排房子的后面是天井院子，砖石铺地，院子的东头有三间房子是老师的备课办公的地方，第二排房子比较讲究，门窗都是雕有花纹，作为三、四年级和一、二年级的教室。第二排房子后面的院子比较大，是所长、老师集合学生训话和学生开饭的地方，东头是伙房、仓库。第三层房子比较多，是男女生宿舍，西头是所长的住家。第三层房子的后面是一个空旷的园子，盖有厕所，四周筑有围墙。学生大部分是凤台寿县沦陷区的流亡儿童，少数象我们这样凤阳五河沦陷区的逃亡儿童，还有少数是本地的孩子。年龄大到十五、六岁，小到六、七岁，共计一百多名。没有专门的保育人员，由值周老师管理我们，饮食起居完全由学生自理，年龄小的可就惨了。我们只有一个“大夫”湖南人，对日作战受伤致残，一个仁慈好心的大夫给他治好了病就收留了他做护士，他就是我们的“大夫”，小病治不好，大病治不了。但人还是挺好的，一口湖南话，十七、八岁，同我们相处得很好。由于是抗战时期，卫生条件差，医药缺乏，生病的孩子常常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医治。夏天我们用凉水可以洗澡，冬天要跑到十里之外的保义集去洗澡，我们常常整个一冬，洗不了澡，由于我们住的通铺，下面没有褥子，只有一条被单，被单下面是稻草麦秸，换洗衣服少，又洗不了澡，所以普遍生虱子，草里长满了跳蚤。1941年冬天全校学生几乎无一幸免都长了疥疮，学校买了药品，在一个大屋子里点燃火柴，学生脱光了衣服，一面烤火，一面涂药。在孩子们看来，大家赤身露体，光着屁股，围着火堆跳来跳去，还是一件饶有兴趣的事咧！
学校的伙食一日三餐，两稀一干，早晚是熬得较稠的稀饭，只有中午吃一顿米饭或馒头，菜大部分是黄豆、白菜、萝卜、豆腐，一个月改善一次，吃点肉，我们叫打牙祭。这种伙食标准对战时的人来说还是可以的，但对我们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来说就不够了，尤其是早晚两餐稀饭，喝饱了，可一会肚子就空了，饥肠辘辘。有时我们就躲在暗处，等到收拾教师吃剩饭菜的工役一过来，我们就立即拥上去抢，好心的工役看到我们怪可怜的，或主动拿给我们，或听任我们抡食。
所长李哲民，年青时投笔从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留学日本，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国民革命，曾在革命党人石寅生部下任代旅长，高高的个子，挺直的腰板，是一个标准的军人。但后来一直不为当局者所容，没有升上去，仕途失意。大革命失败后反对蒋介石反共屠杀政策，他掩护过共产党。抗战时期，由于与石寅生的关系，当了难童教养的所长。所长耿直正派，说话和颜悦色，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从不训斥学生，更不打骂学生，我们对他非常尊重。他同我舅舅在日本留学时就认识，我们来校时，舅舅曾写信给他，请予关照。我们小学毕业后，他以五十高龄、多病之躯，带着十几名学生到太和县报考国立二十一中学，一天走几十里路，吃饭住宿完全由他一人照管。这对他来说是多么不易！他把我们送出了小学又送进了中学。两年的含辛茹苦，辛勤劳动，艰苦办学，教书育人，成绩卓著。我们将永远感谢学校，感谢所长和老师们。
由于房子较少，学校只设置三个大教室。五、六年级合一个教室，三、四年级合一个教室，一、二年级合一个教室。上课时，讲完一个年级，再讲另一个年级，两个年级在一个教室上课，学生能遵守纪律聆听授课，互不干扰。经过水平测试，我和哥哥被分配在五年级。我们的老师在战争时期来说是一流的，教导主任潘老师，长期从事小学教育事业，仁慈宽厚，有长者风范，从未看到他板起面孔训人。他严肃认真，不苟言笑，他生活俭朴，常年穿着一件灰色长袍；经常为缺课的老师代课，兢兢业业，默默耕耘，任劳任怨，不知疲倦。他有一个儿子在隐贤集县中读书，假期常来教养所同父亲和未婚妻团聚，他的未婚妻王老师教一、二年级。她是大家闺秀，温柔俊俏，平时很少同我们说话，只是在值周时才同我们说话，脸上总是带着微笑，泛着红晕。语文老师两年之中换了三个。第一个夏默如，保义集人，他也是我们的班主任。他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声誉很高，是所长李哲民特请的，白皙的面孔，点缀稀疏的麻子，大大的眼睛，炯炯有神，讲起课来声如洪钟，铿锵有力，连对面三、四年级的学生都听得见。他分析透彻，条理分明，尤擅长讲现代散文，如冰心、郭沫若、巴金的散文等。他总是缕析清新，出神入化，就像一个进入角色的演员，激动时，情绪高昂，如波涛澎湃，低沉时，细声细语，如涓涓流水。上他的课，是一种享受，没有一个学生不聚精会神听课的。他要求严格，每次上课都要求学生背诵上一课的若干段落，朗诵下一课的若干段落，如有不按要求做的学生，则进行严肃的批评。他批改作业，认真细致，评语恰当。他对待学生，宽厚仁爱，管的不怎么细，但对少数不遵守纪律，吵驾打架的学生批评起来则是很严厉的。可惜他只教了一年就辞职了，我们对他都恋恋不舍。
第二个老师是史××，古文根底扎实，喜欢教古文、古诗、古词。讲起课来，抑扬顿挫，念念有词，他是合肥人，带有浓重的乡音，大家都喜欢学他的讲话，他只教了一学期，因与所长有矛盾，辞职后在石家集上行医。第三个老师张××，黑黑的，诙谐幽默，知识丰富，生动活泼，妙语连珠，也是一个古文功底很厚的人。他常常用一些历史知识来讲古文，如他讲清朝的文字狱严重，至今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个主考官出的考题“维民所止”，雍正皇帝以为是要除掉他的头，因为“雍”字的“亠”和“正”字的“一”都是字首，除去后变成了“维”和“止”，意含除去雍正的头。他盛怒之下，把主考官杀了。老师还讲了两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抬头不见明天子，且把胡儿抛半边。”清朝皇帝以为是汉人贬低满人，也把作者杀了。两年的语文课给我们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以前我不知什么叫作文，更不会作文，在老家读半年古书时也只学会了“启承转合”的套式，根本谈不上会作文。经过两年的小学语文课，我初步学写了作文，也学会了写家信，六年级时在老师的指导下，投稿安徽《抗战文艺》被登载得奖。这都归功于难童教养所老师们对我的培育。数学和自然课的老师是鲍梦六，抗战前在安庆中学读高中，抗战开始后辍学了。他是寿县城里人，日本鬼子飞机轰炸寿县时，把他的一条左腿炸断了，毁了他的一生。他是个高材生，书读得很好，人也长得很漂亮，白皙红润，大大的眼睛，宽宽的额头，虽然失去了一条腿，也显得英俊潇洒。他不但教我们的数学和自然，也教我们的音乐，他的歌声柔和飘逸，但缺乏阳刚之气。他的字写得刚劲秀丽，可以说是个全才。如果不是鬼子炸断了他的一条腿，他会继续读书，完成学业，或从事别的职业，前途一定无可限量，生活也一定美满幸福，可是现在一切都完了，该死的日本鬼子！我们常常看到他神情沮丧，忧郁、疲惫、孤独，一个人柱着双拐在田野里散步，眺望天空、白云、绿树、农舍、田野和禾苗，他在想什么，我们不知道，他也从未向我们坦述心迹。他唯一的亲人是他的妹妹鲍继英，鲍继英是我们的同班同学，经常陪他散步，到集上买点零用品。他的课教得非常之好，象我这样一个在“七七事变”前连三位除法都不会的学生，二年之后，在他的教诲下，居然每次数学考试都是满分，这不能不说是个小小的奇迹，我首先要感谢的当然是他。
我在教养所的两年，学习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以后的学习铺平了顺畅的道路。我要感谢教育我的老师们，当我步入中年以后，我就千方百计打听他们的下落，可惜他们多已作古，或者不知所终。只有鲍老师还活在人间，我哥哥因出差路过寿县去看过他，据说，他早已结婚，身体不大好，家庭生活比较困难。他的妹妹在蚌埠工作，也早已退休。现在我已步入老年，如果他们健在，也有八十多岁了。经常在我脑子里出现的老师，有中学的大学的，但最鲜明最亲切最生动的还是小学的，他们活在我的心里，永远，永远。
朝夕相处，情同手足
由于大部分学生都是从沦陷区逃出来的，辍学时间长短不一，年龄也大小不一。大的有十五、六岁，小的只有六、七岁，即使在一个年级同一个班里，年龄相差也较大，我哥哥就比我大三岁，但我俩分在同一个班。我当时是十二岁，在班里属于年龄较小者之一。
我们过着集体生活，餐同桌，寝同室。吃饭在一个大院子里，师傅事先把菜分好放在盆里，八人一桌，饭放在大木桶里，自己盛吃。三餐是两稀一干，大的照顾小的，不争不抢,饭菜不够了，总是让小的先吃，从未因吃饭而争斗打架的。睡觉分别在几个大屋子里，土炕上面铺着稻草、很暖和。冬天天寒地冻，风雪交加，我们挤在一起，说着笑话，讲讲故事，然后在不知不觉中睡去。屋外极黑极黑，极静极静，整个大地都在沉沉地睡去。第二天晨光曦微，清脆的哨声，穿过天际，惊破了四周的寂静，打断了我们这些孩子们正在做着的美梦。起床了，一百多个小生命又活跃起来了，一天的生活又开始了。“一日之计在于晨”，多么令人振奋的警句！我们很快起床，整队集合，迎着朝霞，跑在村野的小路上，精神抖擞，热气腾腾。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阳光、生气，我们的前途充满了希望、光明。
起床、晨炼、早饭、上课、午饭、上课、晚餐、游玩、入寝。我们的生活就是如此一遍一遍地重复着，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貌似单调、枯燥、乏味，但是我们都感到很乐观，很有趣。尤其是国家处于抗日战争时期，成千上万人民尚处于敌人的魔掌之下，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成千上万的战士在前方浴血奋战，打击日寇，很多人已经为了民族生存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后方的老百姓节衣缩食，束紧裤带，全力支援抗战。在这种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我们这些流浪的儿童，还能有饭吃，有衣穿，有课上，有书读，我们能不满足吗？战争是残酷的，要用战争的眼光看待一切，要用一切为了胜利的眼光来对待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我们的老师经常这样教育我们。
我们的同学来自寿县、凤台、凤阳和五河四个县，彼此相处得友好融洽，谦让互爱，砥励互助，取长补短。我们班有二十多个同学，他们的音容笑貌至今还生动地浮现在我的眼前：聪明伶俐、灵活机智的龚靖寰。英俊潇洒、爱开玩笑的马志。憨厚老实、刻苦学习、擅长绘画的尹传维。聪明智慧、学习不甚用功的鲍广培。学习不用功，爱占小便宜的杨家禄。勤学好问，少言寡语，风里来雨里去，从不迟到的本地学生石秀灿和石秀美。性情开朗、笑容可掬、情窦初开、爱送秋波、招人喜爱的鲍继英。杏口红颜、笑声银铃、面含羞色、美丽漂亮的梅其亮。
在这里我要特别记述的是杨立国。杨立国是寿县石家集人，和石家是亲戚，和石裕汉是表兄弟。他们本来在离家较远的板桥集读小学六年级，因为住校想家，就回来同我们读五年级，实际上是降低了一级。他为兄长，有弟妹数人。他父母在石家集开了一个小店铺，维持生计。他们忠厚仁慈，乐善好施，宽以待人，勤俭持家，对我们这些从沦陷区逃出来无家可归的孩子，尤其关怀备至，爱护有加。我们到集上买零用东西常到他们家里玩玩，说说话，他们总是热情招待我们。1941年和1942年的春节，他们把我们四、五个外县的孩子请到家里过节，做了许多美味可口的家常菜招待我们，劝慰我们不要想家，和立国相处就如同兄弟一样，在这里过节就如同家里一样。这使我们非常感激，在我们的心灵中种下了人间情爱的种子。在我以后成长的岁月中，曾经遇到过伤害、困难，有时几乎陷入了绝境，但也曾经得到过友爱和帮助，几乎从鬼神手中抢回了自己的生命。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深信人间有爱，有情，有真善美，我都永世不忘那些在我困难时刻伸出友爱之手帮助过我的人们，永远地感谢他们！当然首先要感谢使我悟到人间自有情爱在的立国兄的父母。如今他们两位老人早已谢世，但他们永远活在我的心里，他们的仁慈宽厚的形象经常出现在我的记忆里。
立国性情活泼，好动，直爽，豪放，热情，宽厚，朴实，由于家教严格和传统道德的影响，他待人宽，责已严，和同学有争论而不失友谊，有分歧而不忘团结。他有仁爱之心，乐于助人，凡同学有求于他代买零用物品和食品，他总是有求必应，使同学非常感谢。他对人很有礼貌，温文尔雅，一视同仁，同窗二年，从未看到他打过架，骂过人。这在当时的孩子中间是难能可贵的。他聪明好学，古文，诗词，随手拈来，朗朗上口，韵味十足。他的字写得潇洒飘逸，遒劲有力。他长得漂亮，两只大眼睛镌刻在白皙的脸庞上，象两颗璀璨闪亮的黑珍珠，在我们同学中间算得上是个小美男子。
1942年夏，我从难童教养所毕业后考入中学，离开石家集新庄子，就和他失去了联系。
时间流淌了十六年之后，我们都已进入而立之年。1958年我在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正值大跃进时代，教育战线高举“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两面大旗。高校师生投入了教育革命的洪流中，或大炼钢铁，或到工厂农村，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时搞调查研究，生产试验，编写教材等等。我调到教委举办的教育展览会做筹备工作，我负责的那一部分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央根据地的教育情况。材料照片布置完之后，《中国青年报》记者来访，我和几位同志合写一篇介绍文章，登在青年报上，被在安徽淮北矿务局工作的杨立国发现了，他随即写来一信，询问我是否是那个他所认识的二十几年失去联系的的张佑昌。我欣喜至极，写了回信，以后我们经常往来，如同至亲好友。他每次出差来京，我们总要见面，互吐衷曲，津津有味地回忆难童教养所那一段生活。他提供了许多老师的生活现状，和分散在各地的同学们的生活行止。我们每次回忆往事时，总是充满着激情、美好、幸福，不厌其烦地重复和回味，不断获取新的喜悦和感受。听到有些老师和同学已经作古，或有些已经沉沦，情况凄凉悲楚，我们也不胜感叹唏嘘！
如今我们均已年过古稀，退休在家安度晚年。但是我们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和夫人来京看望他们的儿子和孙子时，我们必定聚会畅谈。我也是曾两次去淮北看望他们一家。
品优于学的评语
抗战前我在老家井头小学读书，由于贪玩，无人指导，学习成绩低下，后来读了私塾，略有长进，也只是在断文识字方面，其它知识贫乏得很。1940年秋天，来到寿县难童教养所，接受全面的小学教育，我才开始觉醒，发愤图强，刻苦读书，我本来成绩平平，有的课程如数学不如别的同学，经过一学期的努力，学习成绩超过全班同学，名列前茅。我和我的亲戚朋友都十分高兴，我把这一喜讯告诉了远在沦陷区的父母和在大后方的亲戚。我争强好胜，成绩既然上去了，就不愿让它下来，于是我愈益发愤努力，两年四个学期，我都保持了第一名的记录。毕业典礼上，我以学习成绩第一名资格，代表毕业同学讲话，感谢学校和老师辛勤培育。有趣的是前三名都是我们凤阳的学生，即我、二哥和陈传业。老师表扬我们，我们也非常高兴。俗话说：“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我以为这是真理。
为什么我的学习情况抗战前抗战后就截然不同呢？为什么抗战前的我和抗战后的我就判若两人呢？进入老年以后，我经常仔细琢磨小学这一段的学习生活，认为一个人的成长，是由许多主客观因素造成的。
我和哥哥远离家乡，告别父母，逃难到安全地区读书，历经千辛万苦长途跋涉，求学机会得来不易。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使他们享受荣华富贵，受人尊敬，光耀门楣，我要发愤读书，才能实现这一目的。我的父母目不识丁，他们并没有对我进行什么“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的教育，但他们希望我有出息，读好书，将来保护家庭，不受人欺负，孝敬父母，尽人子之道。我母亲给我的启蒙教育，一是做好人，乐善好施，同情穷苦人。她信神信佛，信因果报应，信转世轮回，她相信好人必有好报。一是做孝子，要尊敬父母，尊老爱幼，她常给我们讲王祥“卧兵求鲤”，闵子謇“缏打芦花飞”的故事。父母的教育，无疑有封建意识，但无疑也对我有深刻的影响。我的发愤读书报恩尽孝，就是这种影响的表现。
我心中装了许多动人的勤奋读书的故事，这些故事中的主人公是我心中的偶像，我崇敬他们，学习他们。这些故事有的是老师讲的，有的家长亲友讲的。例如孟母三迁，祖逖刘琨闻鸡起舞，匡衡凿壁借辉，还有什么面壁十年，十年寒窗等等。这些人物和故事对我的读书起了潜移默化作用。现在我读书的环境和条件比古人好得多，我不愁吃饭不愁衣穿，我有学校和老师的教育，为什么不好好学习呢？到了后方我的觉悟和主动虽然还不十分高，但我已经知道要学习了。
我有个叔伯大哥张华昌，抗战前凤阳师范毕业，能歌善写，弹得一手好凤琴，每次回乡，总教我们唱抗日救亡歌曲，他声音洪亮激越，高昂亢奋，非常动人。他长得英俊潇洒，一表人才。抗战后，他到了重庆，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常常给我们来信，教育我们好好学习，勤学敬业，以期有成，他还给我们寄来许多抗战文艺作品和《安徒生童话集》，丰富了我的课外知识，开阔了我的视野。他的小楷毛笔字写得飘逸秀丽，工整严谨。我的字虽然写得不好，但许多字型都是模仿他的。他是那时我们兄弟中的佼佼者，是我们学习的典范，他对我在难童教养所的学习影响很大。我的舅舅刘植才对我更是要求严格，从不轻易表扬我。1940年冬，我期末考试成绩，获得全班第一名，班主任夏老师的操行评语是“品优于学。”我将考试成绩和操行评语，写信告诉了舅舅，满以为会得到舅舅的夸奖，但舅舅的来信，泼了我一头冷水，他说：“可见品止矣而学有所不足。”这使我猛然醒悟，不论品行和学习，还须加倍努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决不能有自满情绪，就此止步。
由于以上因素，我学习勤奋刻苦，取得了好成绩。有人说我聪慧过人，其实，并不是如此，我主要靠勤奋努力。小学课程不多，压力不大，有的课程需要理解运用就行了，如算术；有的课程不但需要理解而且还要记忆背诵，如自然常识、语文。我们没有课外活动，时间充裕，节假日寒暑假我们无家可归，无友可访，时间多的很。“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我虽然还做不到，但我已能利用节假日寒暑假和课外时间来读书了。春天，百花盛开，百鸟争鸣，我早上迎着朝阳，傍晚踏着晚霞，漫步在田野小路上，花香沁人心脾，鸟鸣嘹亮悦耳，我背诵着语文、自然。大地复苏，万象更新，一派生机盎然，我也感到自己的青春活力，不一会功夫，要背的全背下来了。夏天，骄阳似火，禾苗成长，农民艰辛地耕耘在田野里，收麦插秧，备尝劳苦。我不学摇扇纳凉的王孙，要学种地收粮的农民，不能荒废学业，浪费时间，一面听着蝉鸣，一面背书习字。小时常听老人的教诲：“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农民收获的粮食，包含着多少汗水和辛苦，读书也是一样，不付出艰辛的劳动和努力，也是学不到知识的。秋天，有时天高气爽，有时霜雾浓重，落叶纷飞，金黄一片，该是收获的季节了。我来回穿梭于稻田豆垅之间，观赏丰收的景象，分享农民的喜悦，同时高声朗读背诵，心想学习上也是收获的季节了。渴了喝一点泉水，饿了拾一点野果，颇觉怡然自得。有一种树高大挺直，秋天落下黑黑圆圆的野果，满地都是，吃起来酸甜略涩，我们都很爱吃，有时吃得满脸黑糊糊的，逗得大家相互大笑。
风波三则，初学做人
小学两年教育，我在学习的漫长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在攀登险峰上登上第一个小小高度，品性道德方面也有不少进步，意志得到了锻炼。但是我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尤其在待人接物、处世为人方面，我显得幼嫩莽撞。有三件事情，每次回忆起来，总觉处理不妥。 一次上美术课，老师叫我给同学发纸画画，并委托我这个班长维护纪律，他到三、四年级上课去了。按规定每人一张，但杨××要求给二张，我说老师规定每人一张，不能给二张，杨不干，出口骂人。我说：“你不能骂人!”他说：“骂你又怎么样！”此人平常爱占便宜，爱吃人家东西，欺软怕硬，不讲道理，他以为骂我就能吓唬住，谁知我也是个性情刚烈的人，不吃他这一套。我说：“你再骂试试。”他又骂了一句，全班同学都听见了。我冲过去，他举起凳子要砸我，我左手接住他的凳子，右手向他胸口给了两拳。他不骂了，不吭气了，眼泪汪汪的。他比我大二、三岁，个子也比我高，但他体弱多病，不是我的对手。老师闻声赶来，吓唬我们几句，我回到自己的位子上。这事很快传到教务主任和所长那里，我等候处理，但要为自己申辩。几天过去了，没有一个老师找我，同学也没有再提此事，我想可能我有理，杨不敢报复我，他找不到朋友帮他打架，我还有哥哥保护我呢！后来哥哥对我说，如果有人帮他打我，他也动手。我哥哥比我有力气，会打架。他曾在保义集举办的全县运动会上，获得摔跤第一名。一拳一个，能把来犯者打得落花流水。但是哥哥对我说，李树则老师对他说，是不是你弟弟以为学习好就骄傲自满，可以打同学了。我想这与我学习无关，杨为人太赖，积怨太多，这次他先无理骂人，我打他也是杀杀他的威风，替同学出口气。但是打架总是不对的，伤了人，让人家小小的心灵有了创伤，直到老年，人家回忆起往事来，也抹不去曾经受过的伤害。我完全可以依靠学校和老师公正地处理骂人事件。几十年之后，我回忆往事，深觉内疚，大概是我的“土性”和“野性”所使然吧！我来自农村，缺乏教养，同伴之间的争论，常以拳头来解决。负笈求学在外，也把这种作风带到同学中来，实在是有负师长的教诲。美术老师为人和气，从不训斥学生，但木讷，不善言词，他没有处分我们，让我们自己认识错误。李树则老师，是李所长的侄子，任会计，会打一手的好珠算，会写一手的好字，平时对我们兄弟二人特别好，常常讲些处世为人的道理，鼓励我们学习不要自满，要蒸蒸日上，因为学无止境，学海无涯。他委托我哥哥给我捎话，启发我认识打架的错误。
这是我离家以后的第二次打架，也是我在学校生活中和我的一生中最后一次打架。
一次上周会，教导主任潘老师训话，他严肃地批评了学生不遵守纪律的情况，尤其指出不经批准擅自外出，不爱惜农民庄稼，随意在农田里乱跑等问题，都是错误的。这种批评本来是正确的，也是很平常的，因为每星期一的周会，都是所长、主任、老师用来教育学生的场合，他们的训话内容大都是我们学生学习生活中发生的问题，他们指出来，希望我们改正。但是前几天，我在语文课里刚学会“不教而诛”的成语。《论语》中说：“不教而杀谓之虐。”《汉书·董仲舒传》中说：“不教而诛谓之虐。”其意思是说，事先不讲明道理，不交代清楚，一出错，就重重处罚或杀死，这是不对的。在潘老师讲话时，我马上想到了这个成语，随即一冲动，连好好想一下都没有，口喊：“报告！”潘老师问：“什么事？”我说：“我有话说。”潘老师和善地说：“到前面来说吧！”我跑到讲台上说：“古人说不教而诛谓之虐，学校对我们应该先讲道理，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都规定得十分清楚，之后如果学生再犯了错误才批评处罚。”说完就归队入列，我的讲话显然是针对潘老师的，但潘老师一时弄得莫名其妙，没有丝毫反驳我，看到同学们也一片寂然，鸦雀无声，就宣布散会。事隔几十年之后，回忆这件往事，我觉得脸红、歉疚、无地自容。我太不自量，太冒失了，太对不起潘老师了。潘老师平时很严肃，不苟言笑，但他是个和善长者，从不疾言厉色地训人，我这样粗鲁地对待他，实在是太失礼了。
一次是状告所长，我们学生的饮食，确很清苦，一天两稀一干。早晚是稀粥就咸菜。中午主食是米饭或馒头，副食是萝卜、豆腐、豆芽、白菜。只到过年过节的大庆日子，才能吃到肉、鱼和鸡蛋。稀饭虽然是稠的，但毕竟是稀饭，喝上两三碗，不到开饭时就饿了，中午虽然有蔬菜，但量很少，八人一桌，饭还没吃完菜就没有了，所以对我们这些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来说，这种伙食待遇，就不够了。我们都缺乏营养，见了什么能吃的东西，就象饿狼一样扑上去。有两种办法可以补救：一是每天晚上等老师吃完饭，工友收桌时，我们在中途抢老师剩下的大饼，但不是每天都有剩的；一是请家住集上的同学代买一些大饼和咸菜，但不是每个同学都有钱买。
当时，我们从未想过学校会从伙食费中贪污。六年级上学期来了一位教导主任兼语文老师史××。忽然有一天，他召集几个同学秘密地在石家集一位同学家开会，我也参加了。他告诉我们因为学校李所长贪污，伙食才坏了，并暗示给上级写信告他。我年纪小似懂非懂，年纪大的同学听史老师一说，马上领会，主张告发，并推我执笔写信给上级告李所长。他们说，我来写，写好后由史老师改，改后再抄一遍，寄发了。不久，弘伞法师主持的中央账济委员会安徽分会果然派人来检查工作。但检查的结果，我们不得而知，我们的伙食也并未见有什么显著的改善，我们离开学校以后，听说史老师辞职在集上行医，为穷人治病。这件事，至今我仍不能分辨谁是谁非，其中是否包含着所长和教导主任的权力之争，以及本县（寿县）人与外县（合肥）人之争。我想所长肯定知道检举信是我们几个人所写，而幕后策划的是史老师。我看不出他以后对我们采取了报复行为，甚至连问都没有问过，所长对我们始终是和蔼可亲，爱护备至。同时，我也看不出史老师想利用这几个学生同所长争权夺利，他对我们也是和蔼亲切，关怀备至的。但是我总觉得状告李所长有点歉疚，心中不安。
(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