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悠悠岁月
（续三）
张佑昌
第三章中学
一考入中学，壮志凌云
又上层楼
1942年夏，我们从教养所毕业，准备考中学，但中学必须是国立的或省立的，因为只有这样的学校是公费，不仅免去学杂费，而县还供给吃饭，不要钱，按规定，只有沦陷区的学生才能享受这种待遇。我们的所长见多识广，消息灵通，他打听到安徽太和县新近成立了苏鲁豫皖四省边区临时中学，专收这四省沦陷区的青年，他决定带领我们前往报考。
一个夏天的凌晨，天还没有亮，我们十多个学生告别了学校、老师和同学，告别了掩映在绿树浓荫和小溪环绕之中的小村，由李所长带领上路了。祝愿的话，告别的话，几天以来都说了。可老师还是个个起身为我们送行，不能去的同班男女同学也起来为我们送行，依依不舍，然后我们踏上征程，消失在西去的大道上。
我们要特别感谢的是所长李哲民先生。他当时已经年过半百，患有胃病，身体不大好，但他从爱护学生出发，以全面负责的精神，为了国家培养抗战建国人才，毅然带领我们远行。本来他可以坐轿或坐人力车，但他为了照顾好我们，坚持步行；本来他可以吃得好一些，住得好一些，但他和我同吃同住，同一个标准。他是一个有地位的人，早年跟随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活动，是老前辈，认识很多军界政界有地位的人，但他以一个普通人自居，从不显示自己的地位，和我们这些年轻的孩子打成一片。这令我们十分感动，十分敬佩。
天气虽然炎热，酷暑难耐，但由于所长管理好，大家休息好，我们没有一个生病的。我们每天天一亮就起来赶路，比较凉快，中午歇晌，睡一会儿，下午三点以后赶路，七、八点才找旅店休息。走了七、八天，途经寿县，颖上，阜阳，平平安安地达到了太和县。经过李所长的交涉，我们全部都进入了四省边区中学。我们的吃住安排好之后，他又带我们去见一位他的故交、目前赋闲在家的曹县长，请曹县长对我们多多照顾。他又教导我们，好好读书，遵守纪律，将来成为栋梁之材，不负学校和老师的期望，然后和我们洒泪而别。自那以后，我们再没有回过母校，再没有见过他和老师，再没有听到过母校的消息。大概在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学校停办了，李所长的后来下落，我们也不清楚，但我们永远怀念他。
太和位于安徽西北部，是个小县，县城很小，无城垣，城区只有一、二万人口，主要街道有东西两条，主要商业集中在交汇点附近，县政府设在东街。县城西有颍河环绕，这条河的上游在河南境内，叫沙河，经过叶县、、漯河、周口市、项城进入安徽的界首市，再流经太和、阜阳、颖上、到寿县的正阳关入淮河。安徽的这一段河流叫颍河，可是当地老百姓仍叫它为沙河。因为它毫无“清颖”可言，是条名符其实的沙河，无论是雨季还是旱季，都是黄浪滚翻，泥沙俱下，就是在它流经的区域内的土地和村落，也都是黄沙覆盖，在它流到正阳关入淮的交界处，可以明显地看出一边是混浊的黄水，一边清蓝的淮水，可谓泾渭分明。城内有佛教的寺庙、禅堂，建筑雄伟壮观，也有基督教的教堂，西式风格。两家各信各的教，各念各的经，井水不犯河水。我们学校师范部设在沙河西岸徐禅堂及附近的村落里，中学部（含初、高中）设在城内西南角的山西会馆，宿舍分布在庙宇和公共建筑的空屋里。我们十多个同学属中学部，住在城内。
我们进入了中学，心情欢悦激动，无法用言语来表达。这一年，我十四岁。我们学校的全名叫“苏鲁豫皖四省边区临时中学。”学生绝大部分来自四省的沦陷区，因为想将来办成国立的公费学校，所以叫临时中学。谁能以四省边区的名义办学招收学生呢？当然不是小人物，一定是个大人物。这大人物是当时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汤恩伯、王仲廉。汤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是三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军长，他们的作战区域就是这四个省。汤是浙江人，王是江苏人，王对沦陷区的家乡子弟特别怀有桑梓之情和提携之意，可成立学校时名义上他不能当校长，把汤拉出来，一是借汤的名望和防御区域的广阔，招收四省青年，号召力大，一是给汤以面子，表示自己对汤的尊敬。所以汤是正校长，王是校长，而实际掌权的是王。王又指派专人主持日常工作，当时四省青年闻讯来归者数以千计。他们办学目的的首先是为抗战建国，为拯救广大青年出于水火，为国家培育人才。这是他们做的一件大好事，大功劳。当然也有他们的个人想法，为自己提高声誉，取得青年的好感，但这不是主流，后人以为他们办学是拉拢青年培植私人势力，这是妄加揣测。事实证明，数以千计在该校读过书的学生，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没有成为什么大人物的私人势力。军人办学在和平时期为数不多，而在战争时期却不少见。他们有军饷支援，他们是所辖区域的军政一把手。他们可以向上要钱，可以向地征粮征税。如果不依靠他们，怎么能够把数以千计的青年从日寇的铁蹄下拯救出来供以吃饭穿衣上学读书呢？只靠国民党的教育部门是无此力量的。我们学校的一切经费都是军队筹措支付的。我们不叫学生，叫学兵，当然学兵也是学生。只要有饭吃有书念，这是最重要的，叫法是次要的。
学校虽是军人办学，但主持日常教学管理工作的是懂教育的人，先后由著名的教育家丁熙民、仝菊圃、朱大同诸位先生主持校政教务，并由他们出面，请来一批知识渊博、有教学经验的老师。开始鉴于学生来自沦陷区，辍学长短不一，程度高低不一，年龄大小不一，无法顺利地进行教学，就决定举行一次全校性的甄别考试。不论学生自己报的哪一个年级，经过甄别考试后，成绩够分数线的可以保持原级，成绩差的要降一级，成绩特殊好的可晋升一级。
考试结果，出人意料，我升上初中二年级。大概由于我小学学的系统，成绩不错，所以甄别考试，不仅通过，而且更上一层楼，升了一级。同来的十来个同学为我祝贺，而我倒忧愁畏惧了。我初一未学，初二的课程又多又难，有的如英语恐怕要学句子语法了，而我连字母和发音还不会，数学也不一定跟得上。经过与二哥一起商量，决定找教导主任，要求退下来。但是一个未见过世面、未见过“大人物”、年幼无知的娃娃，要去找一个偌大中学的教导主任仝菊圃先生，而且要向他提出要求，请他予以解决，这谈何容易，需要多大的勇气！无奈，我还是鼓足了勇气，在他的办公室门口等了好几天，徘徊犹豫了好几次，想进不敢进，想说不敢说，但是已经上了好几天的课，队早已编了，宿舍也搬了，再不说就没有机会了。一天清早，我躲在教导处门外的一个角落里，仝主任来上班了，我心跳加快，脸憋出了红晕，手沁出了汗水，腿肚子颤抖，最后向他喊了一声：“报告！”他吓了一跳，遂即温和地
说：“有什么事？”我不敢望他，大声地把要求退级一事说了，等他发话。他走到我的前面，既严肃又慈祥地说：“这几天找我的学生都是要求升级的或保留原级的，还没有象你要求退级的，你不想念初二吗？人家想上初二还不行呢！”我说我没念过初一，念初二怕跟不上。他拍拍我的头鼓励我说：“努一把力，试试看，实在跟不上再来找我，不过我相信，只要勤奋刻苦，你会学好的。”我再也说不出什么话了，只好悻悻而归。
就这样，我升上了初二，开始了艰难奋斗的历程。
再创佳绩
我升入初二后，不仅学习上困难，情绪也波动很大。小学的课程很简单，而中学就复杂了。有语文、英语、代数、几何、三角、历史、地理、生理卫生、公民、军体、音乐等，这些课对我既新鲜又生疏。学习方法也必须改变，仅靠记忆背诵是不能学好的，课程这么多，背得过来吗？我离开了原来的同学和乡友，只身编在初二的队伍里，不认识一个同学，感觉非常孤寂。
但是，我是一个争强好胜，不甘落后的学生，我很快就投入学习，暂时忘却了苦恼。尤其花极大的功夫学习英语和数学。别人玩去了，我不玩，别人逛街了，我不逛，别人看戏去了，我不看，别人下午睡觉，我不睡，别人不上晚自习，我上自习。我充分利用早操后早饭前的时间来背诵国文和英语，利用中午和下午时间在教室里写作业，利用晚上时间复习和预习功课。我买了一个无玻璃罩的煤油灯，每天晚上在教室里学习，九点回队点名睡眠，天天如此，因为油烟多，第二天鼻涕都是黑的。由于经常有几个同学早出晚归，勤奋好学，自然结成为同窗好友，互相鼓励，互相督促，互相帮助。他们都长我五、六岁，称我为小老弟，我称他们为老大哥。他们比我成熟，待人接物比我老练，学习基础比我扎实，尤其古文功底（包括诗词歌赋）比我深厚，唐诗宋词中脍炙人口的名句，他们能随手拈来，你一句我一句，如行云流水，韵味十足。古文观止中的不朽之作，他们都能整篇整段地背诵，抑扬顿挫，铿锵有力。他们有时也自我吟哦，对应唱和，各显才华。他们的典籍成语故事很丰富，讲起来头头是道，娓娓动听。这些都是我不及他们的。我虽然也读过半年古书，但教者昏昏听者藐藐，太可惜了，我在难童教养所时读过一点现代文学作品，如冰心的，郭沫若的，巴金的……但说不上是欣赏只不过看到有些好句子好词汇将它们抄录下来运用到自己的作文里。他们的学习和为人令我钦慕不己，他们并不因此而轻视我，经常与我互相切磋琢磨、虚心求教。他们胸怀宽阔，志向远大，他们颂扬的是那些千古不朽的英雄、风流倜傥的人物如司马迁、霍去病、苏武、诸葛亮、岳飞、文天祥等。他们经常背诵的是《史记》、《前后出师表》《满江红》《正气歌》等。他们的座右铭是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他们的抱负理想，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和为人处事的行为，给我们很大的鼓舞。我的这几个学兄有王永义、张宗乾、孙景玉、王清儒、张芝瑞、薄霄等。可惜，
我自1945年初离开学校以后，除王永义、张宗乾外，与他们都失去了联系。半个世纪过去了，他们是否还活在人间，是否还很健康，老年境遇如何，都是我悬念的问题。每一件中学时代的小事，都会引起我的无限遐思和眷念。
我的舅舅刘植才，我的兄长张华昌经常来信鼓励我增强信心，克服困难。舅舅工作忙，不常来信，偶有来信，必严加教诲，他似乎很少表扬我。1943年秋他去重庆教育部述职，专程经过太和，住县政府，派县府传达室一白发老者来找我们兄弟二人，我们去后，他大部时间都是询问我们的学习和为人情况，给予很多指导。华昌哥当时已进入中华大学读书，他经常给我们写信，鼓励表扬，循循善诱，每次读完，都似觉甘露润苗，生机勃勃，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浑身有使不完的干劲，什么艰难困苦也甘之如饴，不在话下了。当时中学以上的学校，学生经常因为学校贪污，伙食太糟和其它原因而闹学潮。学生自己也有因畛域之念省籍不同而打群架斗殴的。华哥来信时总要告诫我们“不要出风头，不要参加学潮，好好读书，至要至要。”他有时还给我寄些书籍和杂志，这对我开拓眼界，增广知识，大有裨益。
一学期下来，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不仅学习能跟上了，不吃力了，而且进入了较前的行列，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好评。班主任老师说我品学兼优，操行等级列为“超”。（当时操行等级只分甲乙丙丁四个等级）。
二
一粥一饭，来之不易
吃饭冲锋，过时不留
前面已说过我们学校的经费来自于校长王仲廉的军队拨款，我们享受的待遇当然是士兵的待遇，而国民党士兵的待遇是低的，很苦的。1942年9月改为国立二十一中学，归中央教育部管辖，经费由教育部汇寄，但数额很少，对有三千人的学校来说，真是杯水车薪，还需要军队的大量援助，才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
我们都是十四、五岁至二十来岁的青年，正是长身体的时期，不仅需要吃得饱，而且需要吃得稍为好一点。可在艰难的抗战时期，尤其在豫东皖北交界的贫穷地区，要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我们的主食两稀一干，即早晚是稠粥，中午或是米饭或是馒头，米饭是发了霉的大米做的，馒头每人一个大约四两，不能领第二个。要说吃得饱，好象还欠一点，要说吃不饱，也还凑合。我们的副食是白菜、豆腐、豆芽、萝卜、咸菜，月末或重要节日也能吃点炖肉，但不是炖肉，要配些白菜、粉条、萝卜。同学们把吃的菜总结出来，编了几句顺口留。“白菜炒豆腐，扫光清水煮萝卜，粉条炖肥肉，咸菜胡萝卜，美味不美味，统统填肚腹。”中午吃米饭，米汤加水，名之曰米汤，抬出一大桶；中午吃馒头，蒸锅水撒一点面，名之曰面汤，也是一大桶。同学们戏谑之曰：“饭不够，汤来凑。”就是这样低水平的饭菜，大家还是甘之如饴，趋之若鹜。一下课，开饭号一吹，大家拿着饭碗冲锋而至，盛饭，舀汤，八个人围着一个分好的盆菜，在露天场地上吃起来。如果有人未来，又没托人代为分菜，那就对不起，过时不留了。
有钱的同学可以到饭馆里吃点好的，买点花生瓜子之类补充营养，今天我请客，明天你请客。无钱的同学只好望馆兴叹，看别人家吃花生米，喷出香味，自己垂涎得流口水。那时候，我基本上是无产阶层。我的要好同学，除了在一起读书之外，从没有互相请过客，下过饭馆。我哥哥和一些老乡有来往。他们要吃点什么，总是叫着我，一起分享。偶而到茶馆泡上一壶茶，吃上一个水萝卜（心里美）一小碟花生米，到饭馆买一碗丸子汤，一块大饼，来上几片猪头肉或几片牛羊肉，一、二个月到澡堂里洗一次浴，这是我们最好最高的享受，感到非常满足和愉快。因为我们实在太馋了，又囊中羞涩，不名几文。水果基本上是和我们无缘的，稀有的如苹果、桔子、香蕉……未见过也未听说过，西瓜
、桃、李、杏、柿，似乎见过，但末尝过。本地盛产樱桃，也较便宜，也只是偶尔吃一点，这是我长到十几岁以来第一次品尝到的。
哀鸿遍野，饿殍载道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为了堵住日本军队沿平汉路南下的攻势，不顾河南、安徽人民的死活，于1938年在花园口地区把黄河的堤岸炸了。虽然对日军的进攻，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是损失巨大，后患无穷，不仅当时河南广大地区一片汪洋，尽成泽国，人民来不及撤退，淹死数以万计，财产损失无法估量，而且更使河南大片良田，成了风沙弥漫的黄泛地区，为后世子孙留下了几乎很难改造的荒漠之地。无雨季节，干旱成灾，颗粒无收，有雨季节，水涝成灾，也是颗粒无收。1943年河南大旱，几月无雨，庄稼长得象草一样，蝗虫肆虐，满天飞，遍地爬，把庄稼吃得个精光。汤恩伯是这个地区的太上皇，他的二三十万大军也要吃饭，强征暴敛，无所不为。老百姓逼得没有活路，少数人铤而走险，聚众为匪，占山为王，打家劫舍，抢夺财产，多数人离乡背井，拖家带口，像潮水般地涌向邻近地区。哀嚎弥漫于田野，人流充塞于道路，贫病交迫饥肠辘辘，死于道旁沟壑者，数以千万计。真是一幅惨绝人寰的情景！
安徽太和位于豫皖交界之地，豫东的灾民大批涌向安徽，太和首当其冲，我亲眼看到大批饥民扶老携幼，推着小车，挑着担子，艰难地行走在路上，寻找活命之地。我每天在街上都能看到县府的工人把已饿死的人抬出去掩埋，我经常看到面黄肌瘦，口流黄水，奄奄一息的人，倒在路旁街口。我常听说吃了观音庙里的观音土可以填饱肚子，不致饿死。我还听说大批的妇女，年青的姑娘少女，只要给一口饭吃，就可以跟你走，做老婆。有一个国民党军官出于怜悯，在路上给一个姑娘一点钱，那个姑娘就求他收下，嫁给他，尽管他说已有妻室，但姑娘再三恳求，非嫁不行。由于饥民多，又无钱买吃的，他们就先下馆子，吃碗面，要几个馒头，等最后结账要钱时，就说“没钱，你看怎么办就怎么办。”老板无奈，只好自认倒霉。以后老板学机灵了，凡是来饭馆吃饭的，必须先付钱后上饭。有的小摊贩在街上设摊卖烧饼、馒头、油条，路过的饥民抢了就吃，你再夺回去，他已吃了几口，夺回去也不能卖了，要钱没钱，要打听你打之。摊贩们是小本经营，经受不了饥民们的抢食，想出一个办法，做了一个小木柜，把卖的东西放在里面，买的人必须先付钱然后再给东西。
这一切都是由于自然灾害、人为灾难造成。河南、安徽的老百姓把它总结为四灾：水灾、旱灾、匪灾、汤灾（兵灾）。值得注意的是把汤灾与其他灾害并列，可见老百姓对汤恩伯的兵灾之深恶痛绝！
在灾难严重的情况下，我们的生活必不可免地要受到影响。有一个时期，我们的稀饭不够喝了，馒头变小了，由四两减到二两，米饭时有时无，同学们人心惶惶，饥肠辘辘，无心学习，不少人离校而去。校长王仲廉派出大批年长学生，以征集军粮名义，到各乡村政府去催缴粮食，各乡村政府负责人不敢怠慢，自然要好好招待，学生除大饱一顿外，催粮有无结果，就不得而知了。
一年多的生活经历，饱尝了生活的艰辛与困苦，别说营养，就连肚子有时也填不饱，别说浪费粮食，就连丢在地上的饭菜我们也检起来擦干净吃掉。老师常常教育我们说：“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经过这一年多的生活，我们是真正体会到了。当我看到饿殍遍野，面黄肌瘦的灾民，无人救济，或死于沟壑，或死于病疫，就想到他们的命运还不如我们。他们也有父母，儿女，他们也是人，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养活父母儿女甚至连自己也养活不了？为什么他们连起码生存的权利也没有？我母亲从小就教育我要同情怜悯穷人，要施仁行善。她相信因果报应，她的教诲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从幼时，母亲的教育以及青年时期的经历，在我心中逐渐萌生了对穷苦人家的同情，长大以后一定要为他们干些有益的事情。
营养不良，终患疾病
十四、五岁正是长身体长个子的时候，也是刚刚进入青春期，身体的各部位非常活跃，就象成长的树木，一面欣欣向荣，茁壮成长，一面又显得幼嫩娇弱，需要浇灌扶持，补充养分。由于我长期缺乏营养，特别我的艰苦学习生活和油灯黑烟的吸入，得了气管炎，经常咳嗽不止，最苦恼的是夜间咳嗽影响休息。常常坐到天明。那时药品奇缺，连止咳消炎的药也没有，就是有药也买不起。有一个同学张步青得知我得了这种病，就把从家乡徐州带来的药给了我两支，叫氯化钙。据说能消炎，马上就注射了。那时我们医药卫生知识太差，不知道这种药是否对症，有无效果，反正是从沦陷区带出来的，就认为是好药。这种病因为治疗不及时，从此落下了病根，形成了慢性气管炎，每年冬春都要发病，极为痛苦。患难之中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我在病痛之中，张步青伸出了友谊之手，表现了互助友爱精神。他和我是同班同学，有一次我因为一点小事冒犯了他，我写了张条子向他道歉，他宽容了我。他为人忠厚、寡言、上课来下课走，从不显示自己。他年龄比我大，个子更比我高，但我冒犯了他，他并没有仗着个高力大报复我，反而以小弟弟待我。他的两支药针对我无异是雪中送炭，缓解了我的病情，至今我仍对他怀着深深的思念。1944年分别至今，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彼此音讯杳无，恐怕这一辈子也见不到了。
我们居住条件极差，有时住民房，有时住庙宇，睡的是地铺，地上铺一层稻草或麦秸，一人两块砖的地方，大家排成行挤挤就睡了。学生一般只有一床被子，一条被单，一个当枕头用的包袱。地湿，被湿，人挤，时间一长，跳蚤、虱子滋生，加上蚊虫叮咬，传染病极易流行，我们穷学生一件衣服穿好几个月不洗，冬天才去光顾一、二次澡堂。我的内衣棉袄爬满了虱子。1942年秋天刚入学不久，我传染上了疟疾，俗称“摆子”，隔一天一次，来势凶猛，先是冷得盖两、三床被子还不觉得暖和，浑身发抖，说话时一张嘴上牙打下牙，下牙撞上牙，吱吱作响，一个钟头以后发高烧，烧到40度以上，烧得人迷迷糊糊，昏昏沉沉，满身大汗，衣衫湿透，一遍又一遍，反复几次，两个多钟头以后才恢复了常态。人们说，轻“摆子”，一天一次，时间长，我打的是重“摆子”，隔一天一次，只打三、四次就停下来了。对付这种“摆子”最有效的药品是奎宁，但奎宁只有沦陷区大城市才有卖，国统区如果有卖也不会卖给我们平民小百姓，再说太贵，我们也买不起。所以医生对付这种病束手无策，毫无办法，我们穷学生得这种病，只能听任“摆子”摆布，命该如此。
我得病时，一个人躺在偌大屋子里的地铺上，看着屋顶的大梁横木，四壁的土墙，我哭了，哭得很伤心。我想家，想父母，想亲人，如果我在家恐怕不会得这样的重病，即使得了，也会有父母照顾，很快会恢复健康。而现在我得不到治疗，买不起药，烧得嘴唇干裂也得不到一口水喝，我哥哥和我不在一个队一个年级，他请不了假，只能在课后饭后来看看我，然而他也只能是安慰安慰我，又能怎样呢？到哪儿去弄药呢？同学们都去上课了，只能在晚上回来给我弄口水喝。老实说，我没有想到死，死对我来说还是遥远的事，只是我太孤寞了，感到伤心和悲哀。
“摆子”停下后，人马上变了个样，面色苍白，腊黄，人瘦了许多，走路轻飘飘的，好象幼树嫩草一样，东摇西晃。没有一个多月是恢复不过来的，如果有营养品补充，也许恢复得快些，但是白菜萝卜霉米馒头依然使我站立起来，恢复了学习。
因为疟疾菌仍存活在我身上，没有被杀死。第二年即1943年秋天，“摆子”又发作一次，病情依旧。这次我又挺过来了。
青春期得的慢性气管炎和两次疟疾，对我的身体成长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气管炎一直伴
我终生，无法根治，但我在无医无药无人料理照顾的情况下活过来了，这也是个奇迹吧。
虽苦不觉苦，苦中有乐趣
由于我出生在农村，从小就能“摸爬滚打”，没有城里孩子的娇气，更由于我有两年难童教养所艰苦生活的锻练，所以中学的课程重，生活苦，我是吃得消的。我们课余文化生活几乎等于零，但是我们能过得很愉快，苦中找乐子。我喜欢唱歌，那时候最流行最脍炙人口的是抗战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黄水谣》、《黄河颂》.......我都会唱。没有人教，听听就会了，但是否每个音符很准，那就难说了。还有流行的地方民歌，曲艺，也能哼几句。音乐课是我们最喜欢的课，但是班级多，音乐老师只有一个，每周只有一节课，那我们也是很高兴的。京剧是我国传统的戏曲，它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很多从城市里出来的学生都会唱，他们常常在课堂里、宿舍里，在胡琴的伴奏下起来，激昂慷慨，抑扬顿挫，如泣如诉，丝丝入扣，婉转鸣咽，动人心扉，柔情似水，令人心醉。我常驻足室外啼听不知不觉就入境了。时间久了，我也能唱几段几句，我的声带好，再高的也能上得去，再粗的也哼得出，如苏三起解、甘露寺、打渔杀家、捉放曹、盗玉马、四郎探母、月下追韩信……或整段，或片段，或几句，也唱得陶然自乐，自我感觉不错。
有时候，县里来了戏班子，在广场上搭台唱大戏，有的是京剧，有的是河南梆子，我们不花钱，偷偷地去看。其实，看的模糊，听的不清，凑热闹而已。广场上人山人海，万头攒动，前面几排被地方官占据了，有卫兵把守，后面才是老百姓，站着，挤着，不停地移动。有的爬到屋顶上，树枝上，有的站在凳子上，骑在人身上。偏僻闭塞的小小古城，文化极端落后的贫困之区，忽然来了什么剧团，不要钱看大戏，人们沸腾了，奔走相告，举城出动。县城象一潭平静安谧的湖水，剧团象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块，石块投进湖水，激起层层圈圈波澜。所以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不是看戏而是看热闹。我们学生就是那些看热闹的人群中的一群。
那时候听说有话剧又叫文明戏，也听说有电影，但都从未看过。至于舞蹈，连这个词也不大知道，即使有点知道，也是从书上来的。
我们还有一种娱乐的办法，就是邀约三、四好友郊外远足，徜徉于田畴阡陌之间，领略自然风光，吟哦诗词，评古论今，谈天说地，畅谈生活情趣和理想抱负，既开阔了心胸，锻炼了身体，又增长了知识，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太和虽然县小贫困，但盛产樱桃、香椿，行销各地，香椿成熟于春季，满枝嫩叶，四处飘香，可栽于田亩之间，也可种于门前宅后。丰收季节，除上市外，大部分清洗后腌起来，装入竹盒内，行销各地。我们学生到饭馆吃不起这种菜，可以买点质差价低的，配以辣椒，洗净后用盐一腌，吃起来，又香又嫩，味美可口，真是一种享受。樱桃产于夏初，又红又圆的小果，结满枝头，举手可摘，我们漫步村头树下，欣赏着诱人的果实。“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可我们从来没有采摘过人家的樱桃，那不是偷吃“仙果”吗！我们还是讲道德的。
三两次返乡，会见亲人
儿子归里探亲，双亲热泪盈眶
我和哥哥从小就在父母的抚育下长大，在家时，一切都由他们操心管理。1940年夏天离家外出，不仅要读好书，还要学会独立生活，管理好自己，“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再也不会有了。我们要学会洗衣服，钉扣子，补袜子，要知道节令气候，天气冷了要增添衣服，天气热了要减少衣服，要学会保护自己，以免生病，这对我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来说，无疑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再困难也要克服，也要自己去做。我们经常想家，思念父母，但是我的家乡在沦陷区，离家数百里，中间有几道封锁线，回家谈何容易！所以自从1940年离开父母之后到1943年夏天三年的时间，我们没有回过家，看过父母，其思念之深，可以想见。同时“儿行千里母担忧，”“游子身上衣，慈母手中线。”我们在外的生活起居，读书、学习、身体健康……都牵动着父母的心。他们没有文化，一字不识，每次来信是请人代写，信很短，但每个字都浸透了父母的爱，她们日夜在思念我们，盼望早日能看到我们。我们在外读书，也不敢把学校的情况，自己的情况，详细地告诉家里，因为家在沦陷区，学校在国统区，害怕日本人和汉奸知道我们在外面读书抗日，连累家庭。我们只能简单地向父母禀告我们在外身体很好，一切平安，万望家人勿为挂念。为了保密，我们找了一家商铺作为通信地址。
父母想念我们，我们也想念父母，“每逢佳节倍思亲，”其实我们不只是在过年过节思念亲人，在我们生病无人照顾的时候，在我们受了欺凌得不到帮助的时候，在我们受到委曲而正义得不到伸张的时候，在我们受到极大困难几乎陷于绝境的时候，我们都想到了父母和亲人。如果父母和亲人在身边，我们的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了，但是父母毕竟不在我们身边，更增加了我们梦牵萦绕的思念。三年了，对一个年幼无知、在迷茫的人生征途上求索追寻出路的孩子来说，实在是太长了。我们吃了多少苦？走了多少险滩？克服了多少困难？真是一言难尽啊！“好男儿志在四方，”我们就要象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一样，闯出一条路来。父母养我育我，为我们付出了全部的心血，“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们要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我们之所以读书勤奋，在一个方面来说，不就是为了将来求生有术报答父母吗？遗憾的是这一愿望始终未能实现，这是后来历史造成的，使我抱恨终生！
1943年7月暑假开始，我和哥哥同许多同乡同学，行程数百里，越过国统区和沦陷区的双重封锁线，经过阜阳、涡阳、蒙城、怀远、凤阳等县，到达日本统治区的临淮关，请友人带路回到了五河城内大姐家，这就算到家了。五河是个小县城，和井头仅一水（淮河）之隔，但井头属凤阳县管辖，因为凤阳在明朝时出了个朱元璋皇帝，我们都以凤阳人而自豪。其实凤阳人有什么自豪的？“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啊！
大姐一家自然高兴万分，尤其是大姐的手足之情，姐弟之情，溢于言表，她忙前忙后，为我们添制了新衣，新鞋，做了许多好吃的为我们洗尘，第二天送走了带我们回家的客人，我们就回井头了。
五河在淮河北岸，有一个港湾，可容纳几十艘大船，是一个重要的水路枢纽，井头在淮河南岸，离县城有四、五里之遥，中间还有一片肥沃的湖地。我们回井头要渡过淮河，穿过湖地，才能到达。我小时在家进城渡河时，是很愉快的，坐上小船向上游划去，到一定位置再划向河心，顺着水流的走向就不偏不倚地靠在了对岸的码头，我不明底里，常问老人为什么不照直向对岸划去？老人说河水流速很大，如果直划，就会漂到下游去了。那时河水清清，白浪花花，淮河流到这个拐弯处，流速减弱，缓缓地安静地向东北方向流去。淮河哺育了两岸人民，我们是吃淮河水长大的。我们一想起淮河，一看到淮河，心中就升腾起无比的感激之情。可是自从抗战爆发后，为了堵截日寇的疯狂进攻，国民党军队炸开了黄河花园口一段，黄河夹着泥沙以汹涌澎湃之势，四处漫溢，流进了安徽境内的颍河，由颍河而入淮河，淮河昔日的风姿就不存在了。我如今看到的是混浊的河水，夹带着民族的灾难和民族的仇恨，沉稳坚定地、势不可挡地向东流去。要洗刷灾难，要报仇雪恨！啊，淮河，你是人民抗日的堡垒，你是民族复兴的象征，你是不可战胜的。
过了淮河，跨上堤岸，就看见了阔别三年的故乡山村井头了。啊，还是那样灰黄的土屋，还是那样稀疏的树木，还是那样拱形的桥梁，还是那样潺潺的流水，这一切我太熟悉了。湖里麦子已经收割完了，高梁，黄豆正在茁壮地成长，放眼望去，一片绿色的海洋，轻风拂过，掀起层层绿色波澜。我家住在村子的最西头，过了大桥，走近村前的池塘，我已看见父母倚闾相望了。我们快步上前，扑在父母的怀里，父亲说：“乖乖，个子长高了！”母亲说：“路上辛苦了，快回家休息吧，妈妈为你们准备了绿豆汤呢！”我们走进家门，住屋、厨房、院子……一切都没有变。我们赶快走进堂屋向祖父母请安问好。从容貌上看，父母的变化不大，可祖父母显得老了，尤其是祖母本来就很矮小，现在已经弯腰驼背，脸上布满了皱纹，头上爬满了银丝，祖父也是头发稀疏双鬓霜白了。他们老泪满面，又是高兴又是凄楚，说：“回来了，让我们看看，说不定以后就看不见了。”母亲也跟着啜泣鸣咽。不一会儿功夫，邻居也都来了，大爷、叔叔、婶婶、哥哥、嫂嫂、儿时的伙伴和同学坐满和站满了一屋子，大家问长问短，在什么地方读书，学校生活怎么样，老师学生都是哪里人，饭菜吃得饱吗，生病怎么办，有人照顾吗，衣服鞋子破了怎么办，还有日本鬼子飞机炸过吗，国军打仗怎么样……问题一堆一堆的，我们都可能地作了回答。
晚饭过后，一家人坐在一起，哥哥和我详细地叙述了离家三年读书和生活情况。说到学习进步，师生情谊，好人相助时，老人面带微笑，十分高兴；说到生活困难，长途跋涉，吃不饱穿不暖，生病无医无药时，老人十分怜爱，不胜唏嘘。不管怎么样，我们活着回来同家人团聚，大家还是欣慰的。母亲还偷偷地告诉我们，她曾经请算命先生给我们算命，烧香拜神，保佑我们在外平安。
回家最初的日子里，父母常常叫我们白天在村北头园子里玩，不许在外面乱跑，也不准陌生人见我们。我们不知是什么原因。过了多少年之后，我们才知道家乡是“三不管”（国军、新四军、伪军）又“三都管”的边缘地区，三方面都来要钱，征粮、纳税。三方面的人员经常出没在这个地区，尤以新四军的势力为最大。父母怕他们来找我们麻烦，为了安全才让我们躲在园子里。忽然有一天，一位不速之客来到园子里找到我们，询问我们在后方的读书和生活情况。他衣着整齐，态度和蔼，谈话时不急不慢，我们也不害怕，问什么答什么。有一个问题，虽然半个世纪过去了，我至今仍记得十分清楚。他听说在后方读书的学生，要看新四军的进步书籍，为了逃避学校的追查，要躲在厕所里看，这是不是真的？哥哥和我都无以回答。因为对我来说，由于幼小无知，我只知家乡有新四军还不知有八路军，更不知道新四军八路军与共产党是什么关系，我那时只知有国民党，不知有共产党。我也从未听说学校有学生在厕所偷看进步书籍之事，我也无法分辨什么是进步书籍什么是反动书籍。所以我们只能回答：“不知道，也不懂！”几十年过去了，如果那位不速之客还活着的话，可能已是共产党的大官了，也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了，他是我遇到的第一位共产党人，给我留下了既严肃又和蔼，既普通又神秘的印象。
在家里，我们受到了祖父母和父母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刻骨铭心的爱护。暑假过去了，我
们又踏上了返回学校的征程。
这是我们第一次返乡。
中原之战，第二次返乡
1943年至1944年春，日寇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利，为挽救其败局，并准备在中国大陆作最后挣扎，急需打通由中国东北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遂于1944年4月发动了豫湘桂战役。4月18日，日寇从中牟渡过黄泛区开始进攻河南，史称中原战役。敌军只有五、六万人，而国军汤恩伯部的几十万大军不战而溃，一溃千里，重要战略城市郑州洛阳等先后被日军占领。以后日军又发动湘桂战役，先后占领了长沙、衡阳、桂林、柳州、南宁。到1944年底，日本打通大陆交通线的目的已经达到。国军损失兵力五、六十余万，丧失了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的大部和贵州的一部分，六千万人民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
中原战役，日军的目的在于打通平汉线的河南一段，虽然只限于铁路沿线，但不可能不波及沿线以外的地区。安徽太和阜阳一带位于平汉铁路东侧，离铁路较远，属于铁路的辐射地区，日本侵略军为了保住平汉路就不得不把魔爪伸向四面八方，作试探性的攻击。1944年4月就已传说河南叶县一带同敌人打起来了，接着又传说漯河驻马店一带的敌人向东豫皖交界处扫荡。汤恩伯、王仲廉的部队败下阵来，受伤军官中有的是我们的军事教官，更证实了这种传说，于是谣传越来越多，人心越来越惶恐。学校早在一年多以前已改为国立二十一中学，受教育部直接管辖，此时得不到王仲廉军队的庇护，有点儿六神无主了。是跑，跑到那里；要迁，迁到那里；不跑不迁，原地待命，鬼子来，怎么办？谁对全体师生的生命负责？学校拿不出应变办法，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学生愿走愿留，悉听自便。风声越来越紧，传说鬼子已经逼近阜太地区了。二哥对我说，他要去阜阳南边的中岗找二舅等亲友商量怎么办，叫我在学校等候他的消息。他走后不久，传说鬼子已经逼近阜阳县城，太和去阜阳的路已经不通，太和有可能变成敌后地区，如果真是如此，我们就跑不出去了。我们凤阳五河的一些同学经过商量，决定回到敌占区老家，等到局势稳定，鬼子退去后，再返回学校读书。1944年5月末，我们一行四、五个小青年离开学校东行，那时涡阳地区因雨水过多形成内涝，数十里之内尽成泽国，我们只得租船而行。进入蒙城地区好走了，我们日夜兼程，很快经过龙亢集、河溜集进入怀远县境，再往前走就是敌占区了，进入敌占区再走一段行程就可以到达凤阳。而进入敌占区这道关卡非常不容易，敌人检查很严，不花钱买通关卡，没有熟人带路是通不过的。在国统区和敌占区之间有非军事区，即无人管地区。无人管地区就是国民党和敌伪都不管的地区，但实际上是有人管。谁来管？黑社会势力，地方势力，三教九流势力。我们四、五个小青年，不托人不买通关卡，过得去吗？天无绝人之路。我们孩子中有一人，家住临淮关（属凤阳县）。他有一农民亲戚住在两不管的边缘地区，即怀远的龙岗附近，离凤阳有九十余里，我们投奔了这位亲戚。这位亲戚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把我们安排住在茅草搭成的屋棚里，地上铺了厚厚的麦秸，我们睡在上面舒适惬意。其时，麦收刚完，到处飘荡着泥土和麦香气息，场院堆满了麦秸和麦粒，看来是个丰收的季节。如果不是遇上这个季节，这位农民亲戚也许招待不起我们这些“饿狼”。我们都是14－18岁的小伙子，正是长身体吃饭的时候，四、五个人一顿饭要吃多少馍馍和大饼，谁招待得起？但是赶上麦收季节，特别是遇到这位热情善良敦厚朴实的农民伯伯，我们得到了“救济粮”，遇到了大救星。我已经记不清我们在农民伯伯家里住了几天，反正吃了不少他用血汗浇成的粮食。但是农民伯伯从来没有说起我们吃了他的粮食，更没有说起要付钱的事。他一天到晚在地里场院里忙着农活，只是在饭后才来看看我们，说几句话。那时我们年幼无知，没有问问这位农民伯伯的姓名，没有表示感谢之情，更没有想到将来要报答这位农民伯伯的大恩大德。几十年之后，当我已近古稀之年，想起这段往事，心中感到十分惭愧十分内疚。我怎么也找不到这个村子了，找不到这位农民伯伯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我图报无门。这位农民伯伯当初帮助我们，是竭尽全力的，但他绝没有想过我们这些孩子将来要报答他，这就是农民的美德，几千年的传统美德。
这位农民伯伯有个弟弟在无人管地区混事，认识很多人，常常帮助过路的人通过关卡。过了几天，他这位弟弟回来了。他对我们说不用怕，一切都联络好了，明天鸡叫出发，过了关卡，快走，晚上就到凤阳了。我们大家听了都很高兴，第二天凌晨就上路了。到了一个集镇，已经有很多赶集的人来来往往，那位叔叔带领我们不敢停留，找了几个人说说话，又由我们带着我们过了关卡进入敌占区，说你们赶快走吧，来日方长，我们后会有期。告别后，我们大步流星，向东方走去，一路上倒也平安，没有遇到哨所盘查，而我们只顾低头赶路，累了连休息一会儿也不敢，直到月亮已经升起很高才走到我们的老学长张琨家。张琨年龄比我们大，懂的事比我们多，在学校里，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困难，有了什么争执，都找他商量解决，他在我们老乡中间有很高的威信，我们都称他为大哥。他读过私塾，传统道德伦理观念很强，为人处事道理懂得很多，加之诚恳热情待人，我们都很尊敬他。这次到他家里，他的父母做了许多好吃的，我们美美地饱餐了一顿。第二天我们到临淮关，就各自设法回家了。
那时我的家乡可能已被新四军的部队解放，政权也已建立，而我并不了解这一变化，到家不久就被父亲带至外河口新庄子一个亲戚家里住了两天，后来又把我送到五河西边山后凌村我的四表叔家里同我祖父一起住。四表叔是我大姑奶奶的儿子，他的家乡也在收麦子，因此我们吃的馍馍、面条、烙饼，都是新麦子做成的。每到做饭的时候，家家都升起缕缕炊烟，飘出阵阵麦香，真是美极了！我每天早晨天一亮就起床到野外跑步，呼吸新鲜空气，早饭后同祖父、表叔说说话，主要谈学校里的事。午饭后休息时听着蝉鸣蝈蝈叫，看看闲书。晚饭后在场院上纳凉，和表妹聊天，表妹小我二岁，由父母做主已许配人家，她希望自己的未婚夫外出读书，将来有出息，但苦于无人传达信息。这件事也使我想起我在四、五岁的时候，由祖父做主，由四表叔做媒，和王庄的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儿订了亲。那时讲究包办婚姻，一切由上辈人做主。可以肯定等我们长大成人独立自主以后，这种婚烟是不能维持的。
返回学校，兄弟遭劫
在四表叔家里过了大半个暑假，是非常愉快的。快到开学的日子了，但又不知那里的时局如何，学校还在吗？如不在，搬到什么地方去了？鬼子退了没有？不管怎样，我必须找到学校，于是决定返回太和。
可是原来一起回家的几个同学都已没有联系，集中起来不可能。而我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一个人形单影虫，道路不熟，方向不明，路上很不安全。家里决定让大哥送我回校。那时大哥已经高师毕业，回到老家由父母包办结了婚，虽然正在新婚燕尔，但为了送我，决定即刻束装就道。一人一个包袱，里面装着衣服、布鞋、布料和钢笔等，还有二十多块法币。大哥长我八岁，由于在国统区上过学，从国统区到敌占区来回走了许多次，对道路很熟悉，自认为不会出什么问题。然而正是由于这一点，使我们失去了警惕，在走出敌占区进入国统区之后，遇到了洗劫，使我们两手空空，几乎托钵回不了学校。
我们兄弟二人进入国统区怀远河溜集附近，遇到一位国民党军官。他穿着一套整齐的军官服，一个民夫挑着他的行李衣什，声称刚从前方部队下来到阜阳去，他问我们是干什的，到什么地方去。我们如实以告，说是学生，到太和二十一中学。他说我和你们可以同一段路，我们说好啊。因为那时什么人都怕官，尤其是怕国民党军官。他们抓丁抓夫，抢劫财物，鱼肉百姓，吃饭不给钱，住店不给钱，坐车不打票，恣意妄为，胆大包天，动辄就口出狂言，“老子是抗日的，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贻误军机，妨碍抗战，该当何罪！”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斥之为兵灾，与水灾火灾并列。我们二人有这样一位军官同行，受其“保护”，实在是“求之不得”啊！我们上钩了。又走了一段，他假装热心地说：“我看你们怪可怜的，已经走累了，你们把包袱让我的夫子挑着吧，可以减轻你们的负担，减少劳累。”我们有些受宠若惊，我们天真地以为遇到好人了，天下还是好人多啊！谁说军官总是骑在老百
姓的头上？这个军官就是“大好人。”
夕阳西下，我们人困马乏，在路边的一个小店住下。小店仅此一家，有二、三间房子，路对面是不小的村子，被浓密的树木掩映着。饭后我们在地铺上躺下，由于疲劳已极，很快就入了梦乡。我们万万没有想到那个恶魔军官，早已心怀叵测，盯上了我们的包袱。他同我们套近乎，引我们上钩，然后假惺惺地装着关心我们，使我们失去警惕，等待时机下手。现在时机来了，我们酣睡后，万籁俱寂，他没有睡，两眼睁着，两耳听着，等到他确信我们已经熟睡，从地上爬起来，蹑手蹑脚地走近我们，拿走我们的包袱逃走了。
东方欲晓，天色熹微。我们一觉醒来，发现包袱不在了，军官也不在了，问问民夫，民夫说不知道，他也刚醒。糟了，那个貌似关心实则狠心的伪善军官偷了我们的包袱跑了。这个包袱是我西行回校的全部家当，里面有二十几元法币、还有几支钢笔、几丈布、衣服和鞋袜，是母亲和姐姐用爱心缝织出来的，这些衣物可以供我和二哥一、二年之用。我们晕头转向，不知所措。苍穹沉沉，大地茫茫，道路漫漫，我们到哪里去追去找？那个贼子早已不知去向了。但是我们又不能守株待兔，坐以待毙。大哥说蒙城县双涧集有一个老乡当税务局长，负责关卡码头收税，看看他有无办法查找窃贼。我们明知希望不大，但只要有一线生机，一点希望，我们也不放过。我们慌不择路，几乎从野地沟坎中奔跑而行，找到了那位老乡。老乡热情地招待了我们，说他也没有办法，可以介绍到几十里之外驻扎的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团部，请他们协助查找。我们拿了他的介绍信，感谢再三，又马不停蹄地直奔那个团部。国民党军队里有坏人，也有好人。团部有一位中年军官接待了我们。听了我们的诉苦陈述之后，他很同情我们，安慰我们，让我们把详细经过和丢失的财物写出来，然后他就通知前方的关卡哨所注意搜寻。他还安排我们住在一间小屋里，叫勤务兵打来饭菜给我们吃，说你们等着吧。他没有一点官架子，没有一点凶狠的样子，慈祥和蔼，劝告我们年轻幼稚，在外读书，遇人处事，要小心谨慎，不要上当受骗。
第二天上午，前方关卡稽查部队来信了，说查到了一个军官，背着一个白布包袱，慌慌张张，形迹可疑，与军官身份不符，于是扣下他的包袱，把他放了。我们立即赶到那里，包袱里的钱、布、钢笔全没有了，只剩下鞋子和衣服。我们问为什么把他放了，部队也说不清楚，但是我们总算找回了一点衣物，也就罢了。不这样，又能怎样！我们感谢部队之后，就直奔阜阳中岗村。那里有我的舅舅、叔叔，二哥和亲朋好友，他们在那里工作、教书或读书。
我们到了中岗村，向大家诉说了路上被盗经过，大家都叹息不已，但事已过去，人很平安，就什么也不要去想了。随即三叔张宜轩、舅舅刘植才和刘武寿分别请我们吃饭，高高兴兴，有说有笑，就把被偷之事抛到九霄云外了。
在中岗村，听二哥说学校要迁到陕西兰田。因为平汉路被日寇占领后，教育部经费汇不过来，领导也不便，不得不西迁后方。我决定随校西迁，二哥想留下到六安读嘉山中学。自此以后，我们兄第二人就兵分两路，各奔前程了。
四考入高中，随校西迁
两年油灯苦，不负有心人
由于我充分利用时间，勤奋刻苦，虚心求教，尊敬师长，遵守纪律，待人忠厚诚恳，热情爽直。我的学习成绩和品行道德都是优秀的，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我从未受过老师和教官的训斥，我只是专心读书，把全部的精力扑在学习上，除生病外，我从不缺课。我对每门都很有兴趣，我的国文、史地、代数、几何成绩很好，这与任课老师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们教课生动活泼，缕析清楚，道理分明，情趣横生，妙语连珠。至今回忆起当年这些老师在课堂上的形象，仍然活龙活现，栩栩如生。其他课程如英语、公民、生物，虽然教得不尽如人意，我也认认真真地学。
我对学习之外的集体活动，社会活动不感兴趣，很少过问，很少参加。比如说学校里有三青团组织，还在训导处门口挂了牌子，我就不知道，也没有看到。班上有的同学参加了三青团，还接受过训练，我也不知道，也没有人告诉我。他们可能认为我年幼无知，过于稚嫩。几十年之后，外地来京调查当时同学们的政治情况，我都说没有发现三青团的组织，也不知道哪些同学参加了这个组织。这个例子说明我在学校里专心致志地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
像我这样的学生，初中毕业考高中，看来是问题不大，但是我还是做了充分的准备。除按考试科目全力复习初中教材外，还弄了许多课外书，如考试指南，复习指南，地图等。那时没有钱把各类书都买齐全，同乡同学帮忙，买的买、借的借，一大摞十来本，也差不多了。这些所谓“指南”是把每年考题东拼西凑汇集而成，答案也是错误百出，对考高中没有什么帮助，但我们那时不懂，把“指南”奉为圭臬，拼命记背，到考时大多用不上。
经过艰苦的努力，迎来了考试。考试题都是老师出的，并不难，考完后自我感觉良好，没有不会做的题。考前非常紧张，考试过程中和考后都不紧张，显得平静从容，游刃有余。又等了半个月，发榜了。我榜上有名，同乡同学都向我祝贺，二哥对我说：“我确信你能考取。”我也高兴，但并不十分激动。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付出了那么多心血，难道还不应得到考取的回报吗？
两年的初中生活，我学到了知识，成长了，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这是值得祝贺的，但是由于学习过度劳累，营养跟不上，有病无钱医治，落下了气管炎的病根，每年冬春两季常常感冒、咳嗽、咯血。几十年来一直折磨着我，无论怎样治疗，始终未能根除。
稚嫩赤子心，初感处世艰
在升入高中考试中，有两件事情对我打击很大，使我幼小的心灵受到了伤害，使我这个涉世不深的少年受到了一次人情冷暖处世艰难的教育。这两件事一是书籍文具被盗，一是托人送礼。我准备考高中时，同乡同学买的买，借的借，给我送来了十多本“考学指南”，有的同学还借给我几支钢笔。这些东西虽不是无价之宝，但在战时很难得，而且充满了同乡同学的情谊，这种情谊是无价的。可是由于我放松警惕，以为考完就万事大吉了，晚上回宿舍时没有把书带回去，放在教室里，第二天清早来到教室一看，书不翼而飞了，我顿时不知所措，晕头转向。这些书是同乡同学借给的，人家也要用的，我如何交待啊！如何偿还啊！
祸不单行，由于我在整个考试期间，精神极度困乏，睡眠不足，加之书籍被盗，心情极为沮丧，我在教室、操场、田野之间走来走去，茫茫然，昏昏然，后来在一个无人教室里的坐板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那天是个中午，骄阳似火，同学都回宿舍去了，唯我睡着了。等到醒来时，我衬衣口袋上挂的三只钢笔又不见了，显然是小偷偷走的。但是我还抱一线希望，以为是同学跟我开玩笑，不愿叫醒我替我代保管而拿走了，或者我放在什么地方记不起来了。等我问遍了同学，找遍了所有放物品的地方，这一线希望破灭了。这几支钢笔比书还贵，我买不起，我平常用的都是铅笔和蘸水笔，只是在这次考试时，人家才借给我的。第二次被盗无异是雪上加霜。我如何交待啊！如何偿还啊！
我找到哥哥只好如实地讲了。哥哥也没办法，赔吧，赔不起，即使能赔，但到哪里去买啊！同乡同学都能见义勇为，乐于助人，他们对我说：“能考取高中，比什么都重要，书笔丢了就丢了，以后还会有的。”这给我很大的安慰和鼓励。事情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每当我回忆这件往事，心里热乎乎的，很不平静。我充满着感激之情，怀念这些同乡同学们。被盗之事，使我对好人与坏人有了新的认识。我热爱尊敬那些好人，我们彼此关心、照顾、平等、互助、爱护、真诚。我讨厌诅咒那些坏人，他们自私、心狠、手毒、虚伪，表面是人，背后是鬼，把自己私欲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我考高中自知很有把握，我的同乡同学也认为没有问题。但一些较大的年长同乡，他们懂人情谙世事，建议我哥哥送礼托人，保证万无一失。他们拜访了凤阳籍老师李松年，希望老师能帮忙。李老师当时教高中部，不教我们初中，他满口答应，同乡同学又怕不保险，又拜访了李老师的哥哥。据说李老师的哥哥当过法官，其时赋闲在家。李的哥哥深于世故，城府很深，官场习气较重，善于搞人际关系。我们说明来意，他表示给李老师说说，准帮忙，没问题。考试发榜之后，我榜上有名，其实发榜前一、二天，我已经知道考上了。但不论李老师是否帮忙，是否起了作用，同乡们都认为应该酬谢李老师和他的哥哥。贵重的礼品买不起，只能买些烟酒之类表示一点心意。年长的同乡和哥哥带着我去拜望李老师，说了一些感谢的话，李老师说我考的很好，不用帮忙也能考上。然后又去拜访李的哥哥，李的哥哥一看我们送的是两瓶普通的酒，脸立刻灰沉下来，说不用不用，他的老婆立即插话：“我们不喝酒，拿回去！”表示很不满意。这使得我非常尴尬，下不了台，一时木讷语塞。还是年长的同乡有点经验，连说：“礼轻情义重，我们年青学生，远离家乡在外求学，能得到前辈的扶持和帮助，终生难忘，将来定当图报。”这才使气氛缓和下来，没说几句我们就告辞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年长的同乡和哥哥操办的，我不懂也不会办这些事。但我从中初步懂得了办事要托人，托人要送礼的规矩。托什么人，送什么礼，其中道理可大着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