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之十五

“清队”、抓“516”在附校

杨芳林

1968年春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运动是“文革”中 又一次矛头向下大整群众的运动。虽然当时天天说“文革”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但从没忘记还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就全社会讲，刘少奇已被打倒，“走资派”已经靠边站，在”文革“中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揭出来的“漏网的”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以及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必须来一次大清理。其实“漏网”的极少，就是要再清一遍，“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嘛。

对于这种清理，我们的当权者们简直是轻车熟路。没过多久，全国很多省市（包括北京）便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不知又有多少人死于非命，又有多少人受到株连。这个运动在附校也大大地闹腾了一阵子。“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叫得山响，实际上领导运动的“工军宣传队”的领导是军人，工人队员只做一些具体工作，装点一下门面而已。运动之初成立了专案组，吸收了一些教师参加，我也“荣幸”地成了专案组的一员。呆在专案组时间越长，越觉得本校教师成员的重要，也越觉得自己路线觉悟的不高、弯子转得不快、心肠不狠，因此也越觉得不适合在专案组办公室做那样人命关天的重要工作。当我因思想右倾、温情主义而从专案办公室被“派”到清队学习班“巡视”、负责汇报该班情况时，我真的是谢天谢地，求之不得。不过话又说回来，在当时的情况下说我思想右倾，说我温情主义，是必然的，一点也不冤枉我。

我是英语教员，专案组一成立，工军宣传队便理所当然地叫我负责英语教研组“有问题”的三个人，其中一人在清队刚开始就被当作反动分子揪出并隔离起来，另一个没过多久也被隔离审查。第三个虽没抓，却被认为是那个“反革命集团”里最重要的人物。还有一个稍后也被隔离的法语组女老师，也由我负责审查。这几个人都是我的先后同学，又同事好几年，平时关系不错，他们的问题、缺点、性格、家庭情况我都比较了解。尤其是其中的陈X X，我和他在文革前经常在一起，无话不说，有时打起乒乓球来废寝忘食。“文革”中我们属不同观点的战斗组，派性都较强，很长时间没有相互沟通，仅以大字报见面，而且大字报上的语言都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现在他们成了运动对象，照理我该幸灾乐祸了。不，我没有幸灾乐祸，相反地，我内心充满了矛盾。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想道：那个已被隔离的“反动分子”陈X X 真地反动吗？他平时爱对具体事或具体人发发牢骚就是反党吗？但我马上又警告自己：“在这个非常时期，你要站稳立场”。但我太跟不上形势，太“温情主义”，对谁我也狠不起来。我在审问陈 X X或同另三个人谈话时从不强加于人，从未疾言厉色。我常对他们说：要实事求是，不要给自己乱扣帽子，有问题必须交代，没有也不能瞎编，给调查工作增加困难。我当时想（今天还是这样认为），我是在执行党的政策，一切皆应由事实来决定。我任何时候都反对武斗，反对逼供信，反对“诈”，反对诱供。在校内如此，到校外和到外省市外调也是这样。陈XX性情刚烈，受不了长期关押和多次批斗，竟在一天早上自杀未遂。我和另几个同志到医院再三求大夫帮忙，大夫们说自杀的不管，因为是自绝于人民。我们便谎称他有重要线索，救活了有大用。最后终于救活了。此后的一个星期日，他向我提出要见见出生不久的儿子，说已经很久没见了，不知现在是啥模样，太想念了。我认为父母孩子骨肉情深，想见一见是人之常情，让他看看孩子很可能有利于解决他的问题。于是我自作主张让他的妻子带了孩子到隔离室相会。同一天，我还用春节期间供应的自己家没舍得吃的好米熬了粥送到陈的隔离室。第二天（星期一）我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向领导汇报昨天陈XX见到妻儿以及我送粥的事。我的这种先斩后奏的做法，再加上我常对专案组领导的工作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很快就使我不能再在专案组呆下去了。

附校清队中也和社会上一样，“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简直成了很多清队领导者的信条。一位教师抗战时曾参加八路军，后又去国统区读中学，被说成革命叛徒；一位教师曾集体参加过三青团，被说成三青团骨干分子；一位地主家庭出身的教师在学生时代曾有一次替家长收租记帐，被定为地主分子；一位教师解放前曾同一个据说是特务的人有过来往，被定为特务；一位教师1957年在中学读书时说了几句批评农村干部的话，被定为漏网右派；还有一位老师曾在国民党军校读书，后起义加入我军并赴朝作战，表现很好，仍被说成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一些教师据说因对文革中的政策不满，大联合不积极，不和工军宣传队合作被打成反动小集团，株连十余人。还有许多人的问题早已经过历次运动审查有了结论，这次被推倒重来，“新帐老帐一起算”。运动中存在严重的逼、供、信现象。我亲眼见到政委（军人）让几个学生去“教训教训“那个正在被斗的死不交代的老师，结果那位老师被打伤；车轮战术盛行，“坐喷气式”更是家常便饭。有一次斗争会非逼一位老师承认小学时参加了国民党特务组织，还逼他画出他曾使用的手枪的图样。这一切纯属子虚乌有。清队中很多人被隔离，很多人被打入劳改队，有些人被打伤，有些人自杀未遂。

清队尚未结束，另一个运动——抓“516”运动又开始了。据说“516”是一个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组织。北外在湖北沙洋干校和校内抓了好几百。“516”分子的坦白交代的发言录音在附校播放后反响很大。我的很多附校学生（那时已是北外大学生）都成了516分子，我实在不敢也不愿相信是真的。附校工军宣传队也按上级指示开始抓了，他们把认为可能与北外516有联系的人都列为清查对象，可笑的是，附校也揪出了“黄、吴、李、邱” 四位老师（凑巧与社会上的黄吴李邱同姓）。后来证明毫无问题。我在这里要说一件我当时觉得是非常奇怪的不可思议的“小事”：

工军宣传队来了一个个子高高的、瘦瘦的中年工人师傅，很精干的样子，上下身衣服都是黑色。一天他找我去他的住处谈话，自我介绍说姓王，让我谈谈对被关或被监督劳动的清队对象如何处理的看法。并说只是向各方面征求意见，希望我说说真实想法。我看这位师傅很会说话，态度也较诚恳，便说（大意如此）：“现在看来，附校所有清队对象、所有当权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应该再监督劳动，我建议能教书的教书，能工作的工作，否则太浪费人才、浪费时间、浪费国家钱财。”他表示赞成我的看法，并说了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一类大道理。我离开时很高兴，觉得这个师傅挺有水平。之后几天我见到他都跟他打招呼，他对我也很热情。

可是突然有一天，王师傅派人把我叫去，说跟我谈谈附校抓516的事。问我谁可能和北外516有联系。我说不知道。最后他说：他们（当然是领导人物）认为除了黄某某、吴某某、李某某和邱某某四个外，陈XX等几个人也是516分子。我说前四个是否同北外516有联系我不知道，是否516分子，我更不清楚，一切要凭事实说话。但陈XX等几个人长期被关着或一直被监督劳动，不可能离开学校，也没有可能接触外人，怎么会成了516呢？难道看守他们的人、专案组成员和一些工军宣传队队员都曾帮助过他们，都很可疑？他说阶级斗争就是这么复杂尖锐，你们不要总以好心去对待那些阶级敌人。他见我似乎对他说的不以为然，便匆匆结束这次谈话。回来的路上我突然想起某政委（军人）前几天说的半开玩笑的话：“抓516吗，好办，这些已经抓起来的人都是516嘛。性质都是一样的嘛。往上一报就是了。”原来这位王师傅是在贯彻执行那位政委的指示。

也许是我“不合作”的态度和1967年8月31日我曾参加人大会堂批判陈毅大会惹的祸，还是另有原因？一天晚上突然为我开了一个教师会议，“敦促”我老实交代我的516问题。虽然在“文革”中开会揭批一个人是家常便饭，但我还是像挨了一闷棍，弄不明白怎么回事。所以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先听听揭发吧。后从批判者的发言中得知：原来据说我的一位老同学（名叫柴君雄，在北外附中教过书，请参见连载之十）是516分子，已被他的单位隔离审查。我和他来往频繁，必是516无疑。我不得不把我们的多年的同学、同事、朋友关系一一交代清楚。但我说从来不知他有516问题。这当然不能叫群众满意，更没法让工军宣传队满意。他们鼓动群众一个接一个地发言，批评我的避重就轻的不老实的态度，说我“想溜之乎也，办不到”。

过了不久，有人又扔出“一颗炸弹”：“你是怎么搞到1967年8.月31日人大会堂批陈毅大会的票的？” 我的确去了，但实在记不起来谁给我的票（直到今天写这篇回忆的时候还没想起）。为打我的态度，不少群众又是一阵“炮轰”。我呢，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一面生气，还一面觉得挺有意思。几个钟头过去了，已是深夜一点钟，会议主持人让我对今天的会议表态，看来这个会要结束了。我不知哪来的一股无明火，大声地表态说：“一， 我那老同学本人是否516，还不一定，只是在审查而已。二，即使他真的是516，就能证明我也是516吗？三，多次参加批斗陈毅的大小会议的人成千上万，都是516吗？我一向反对批斗陈毅，你们不知道吗？就拿8.11大会来说，我和李宝顺也是因为看不惯批陈的作法而提前离开会场的。从现在起，我不再说什么了。你们调查吧。该定什么罪，就定吧。为了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你们不要心慈手软！”和我关系较好的同事们都为我的态度捏把汗，会后都埋怨我不该那么冲动。说来也怪，不知为什么从那以后再没开过我的会，再没有任何领导找我谈起516的事。可能因为他们也觉得他们的想法太离奇太荒唐而自我否定了吧。

最后原谅我再赘言几句：当北外那么多516分子痛哭流涕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时，我不相信会有那么多的人去参加一个那样的反动组织。同样，在“文革”初期我也不相信有那么多的走资派，清队开始时我也不相信会有那么多的“三反分子”和叛徒特务。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不相信人们会那么坏，另一个原因是受附校前校长曾远辉“文革”初被监督劳动时和我一次谈话的影响。曾远辉同志，新加坡归国华侨，延安时代的老干部，曾在鲁艺学习，他的同学们后来很多成了名作家、名记者或知名的文艺界领导人。他后来从事外交，解放初任满洲里外办主任，所以后来和人谈话常以能送别毛主席出访苏联为荣。1963年调来附校，曾雄心勃勃地说，他来附校当校长的目的就是要当外语学院的院长。他精通英语，许国璋先生一次同他谈话后曾对我们说：“你们这位校长真是英语内行。” 记得运动初，各单位揪斗走资派，他虽已离开附校，还是被弄了回来参加到附校走资派的劳动小组中干活，其他男走资派都已剃了光头，只有他还留了个小平头，红卫兵知道他是老干部，也不过问。老曾见了熟人还象以往一样笑嘻嘻，说话不紧不慢，声音不高不低。他酷爱打乒乓球，在附校师生中很难找到对手。一次在他劳动休息时我问他还打不打球了，他说运动过后再打吧，现在劳动量够了。我问那么多叛徒特务走资派抓出来他怕不怕，他说他心中有数，不怕，延安整风也是这样：大批大批的人，例如 L和 Y（后来都成了文艺界名流），在大会上坦白说自己是国民党派到延安的特务，痛哭流涕说对不起党，可没过几天又哭着检讨说“我那是胡说八道，对不起党，我哪里是什么特务。”不知为什么这次短短的谈话给我的印象那么深刻，我总也忘不了。人们常说延安整风是“文革”的预演，不知此说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