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毕淑敏
三月份就听说毕淑敏要出一本写乳腺癌患者的书,有几家出版社在争这部书稿。三个月以后,终于看到了这本新书,封面一张发表于1980年《斗士》杂志上的照片很震撼人心:裸身的乳癌患者梅姿格朝天张开双臂,清楚展现一只乳房完好,一只乳房已被切除,原本的手术疤痕代之以刺青,首次让人感到,缺少了一只乳房的女人,也可以充满魅力。

这样的一本书,竟是以一个男性乳腺癌患者想要用自爆的方式自杀以掩盖其得病的真相这样的情节作为开头的,一上来就吸引了我的眼球。接下去,留美心理学博士程远青登报招聘乳腺癌患者组成心理治疗小组,于是公务员、老干部、下岗女工、硕士生、白领丽人以及上述那个乔装成女人的男人带着各自的秘密和对死亡的恐惧纷纷出场……一口气看完了全书,我拨通了毕淑敏的电话——

记者:你当初怎么会想到要写这个题材的小说的?小说中的人物有没有原型?你创作这部小说用了多长时间?
毕淑敏:我的父母都患有癌症,父亲已去世,母亲和我同住,仍在治疗中。由于我作为医生的经历和我自己与父母共同走过的岁月,我深知在这种困境中,人所遭受的恐惧和孤独,包括癌症患者亲人的焦灼和哀伤,直至死亡降临之时,人的绝望和挣扎是怎样的酷烈……我很早就想用自己的笔来描写这种悲怆壮丽的过程,以探讨人生的意义和死亡的必然。在学习心理学的过程中,这种愿望就更强烈了。2001年,长达3年的心理学博士方向课程刚刚结束,我简直是迫不及待地投入到这部小说的创作之中。小说是完全虚构的,没有原型。

记者:这部小说题材虽有些沉重,但故事却很好看。从《红处方》、《血玲珑》到《拯救乳房》,你一直尝试着讲一个好看的医学方面的故事,这固然得益于您的人生经历,但真正要将“医学真实”和“故事好看”结合得完美,是不是很难?
毕淑敏:我迄今所写的长篇小说都和医学有关,我喜欢医学,也喜欢文学,在小说中,我把这两种喜爱搀合起来,挺快活的。医学术语通常是艰深和晦涩的,医学话题也很令人沉重。我竭力想把肃穆的题材写得轻松一点幽默一点好看一点。如同那些很苦的药粉,裹一层美丽的糖衣。

记者:由于你的作品常常探讨由医学问题引发出的社会问题,所以往往具有较大的反响,但你介不介意人们对你小说的社会价值的关注更甚于对文本价值的关注?
毕淑敏:我喜欢就我所关注的问题,和更多的读者交流。至于文本还是其它,和我的写作无干。

记者:这其实是一部写“拯救心灵”的小说,你还写了探讨心灵问题的随笔,你认为中国人有心理疾患的人多吗?今后的写作会不会围绕这个话题继续下去?
毕淑敏:心理问题不是一个贬义词,就像感冒不是一个贬义词。我们的心灵也会感冒。从这个意义上讲,90%以上的人,在自己一生的某个阶段,都可能罹患心理上的病症,这不但是正常的,而且关注心灵是文明发展进步的一种表达。我会把心理随笔继续写下去。

记者:听说你自己开了一家诊所,那是什么性质的诊所?作家、医生、心理治疗师,哪个是你现在的主业?或者说你最喜欢干哪样?
毕淑敏:我和我的同学们共同在操持这家心理诊所。他们大都是心理学的教授,共事中,让我受益匪浅。我现在对人是越来越尊重了,再也不敢有丝毫的骄傲和浮华。每一个人都是如此的宝贵和特异,他们内在的世界都是那样丰富和幽深。

记者:前段时间有报道说你到非典第一线体验生活,预备写非典的小说。
毕淑敏:采访非典是作协派我去的,当时是4月底,情形还很危急,到一线去,要冒风险。我想我以前当过医生,这种时刻不能推辞。就是要穿防护衣戴隔离手套,我也会比别人更内行一些,就答应了下来。以后具体会写出什么来,暂时还拿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