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之二十八
小 学 时 代
一．三年私塾
杨芳林
从我出生到离开私塾是兵荒马乱的岁月。
从记事起，我就没睡过多少夜安稳觉。先是不分白天黑夜，时刻准备跟大人一起跑反，躲避日本鬼子和伪军的扫荡。后来，内战的枪声又使人日日夜夜地提心吊胆。
我的家乡位于苏北淮河边上，比较偏僻，没有铁路，公路也不多，出远门不是步行就是乘船。苏北以贫困出名，可我们那里方圆百里经济虽然不甚发达，但就在那个乱世，自给自足也没有问题。祖祖辈辈流传着使人感到盲目骄傲的一句话，叫做“饿不死，胀不昏。”的确，据我祖父和我父亲说，从清朝光绪年间到民国末年到新中国成立，经过多少自然灾害和内外敌人的烧、杀、抢，我们家的亲戚朋友以及我们认识的人都没有饿死的。我也记得解放前多次灾荒和解放初的严重灾荒的情形，门口讨饭要东西的来了一拨又一拨，我奶奶心肠太软，常常把锅里的饭都给了要饭的，自家人倒没吃的了。那些要饭的都是山东、河南、安徽来的，没有一个是本地人。
说起来人们也许不信，却是我记得的真事儿。日本鬼子在我们那里盘踞了好几年，我的家乡一度成了沦陷区。老百姓白天被迫送粮上炮台交给鬼子和伪军，晚上又送粮给新四军和游击队。老百姓见缝插针，连干涸的河沟里、田头路边，家前屋后都种上了庄稼，也是天不灭我中华，那几年，风调雨顺，哪里种，哪里长，不锄草不耪田，庄稼还长得空前的好，有两年日本人和伪军联合扫荡，抢走粮食无数，但老百姓照样生活，照样送粮给民主政府，没听说谁家饿死了人。那些年，同仇敌忾打鬼子和汉奸，老百姓之间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也几乎没有发生过。这就是我入学接受启蒙教育时的环境和背景。
那时候在日本人的控制下，我们村成立了一所小学，也是全乡唯一的一所小学。大概有200名学生。我没有去上这个学校，而是进了本村的一家私塾。不是我们家觉悟高不进日本人办的洋学堂，纯粹是因为那位私塾先生托人到我家游说拉我入了他的塾馆。他说他要凭借自己的学问、教学经验和在村民中的威信，办学给日本人看看。说起来可笑，那时在中国，私塾几乎绝迹，我却在1943年春节后进了私塾。，
说是私塾，先生并没有硬性规定学生非读四书不可，家长买啥读啥。我父亲是个文盲，听先生说要买书，就摸到淮安城里一家店铺，把情况一说，店老板就拿出了《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幼学琼林》等一整套私塾必教的书。他自己不识字，人家说是好书就买吧，他就把这七、八本书统统买了下来。“一客不烦二主”，店老板又顺理成章地拿出了纸墨笔砚卖给了我父亲。
开学那天是我这一生上学的头一天。时隔60多年了，但一切都记忆犹新，好像就发生在昨天。那天去了十多个孩子，没有女生，那时偏僻的农村很少女孩上私塾读书。有的孩子都已是半大小子，在我的眼里简直是威武雄壮的大块头了。后来我知道，虽然我不是最矮的，年龄却是最小的。孩子们把书都放在桌上，不自然地相互瞧着。虽是本村和邻村的，相互认识的却很少。也是后来才知道，大概一半人的课本是土玩意儿，像我的课本一样。一半是半洋半土的各种启蒙书籍，都是一些半文不白的东西。我父亲送我到塾馆之后就下地干活去了。别的家长也陆陆续续地走了。
先生（我们不叫老师）说，凡读书人都是孔夫子的学生，都应该在孔夫子的像前行跪拜礼。我头一天当然不认识那牌位上写的什么字，后来先生说那是“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灵位”。也就是说，从那天起，我就是孔家的门生了。现在回想起来挺逗的，在“打倒孔家店”的“五四”运动后二十几年，孔夫子在我们那偏僻的农村还那么受人崇拜！
接着先生宣布“校规”：早饭后来学堂直到中午回家吃饭，中饭后来学堂直到傍晚回家，中间不下课，必须有耐性，一坐就是半天。要上茅房先报告，一次一个人出去，以免打闹。没有星期日或任何别的假日。夏收秋收各放三天假。春节放七天，暑假放半个月。
一年多少学费，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有一次我用布袋背了二十几斤小麦给先生算做部分学费，两里多路，这对一个几岁的孩子是太重了些，累得我连裤腰带都湿透了。
任何塾馆都有“因材施教”的优点。十几个学生好几种课本，用同一种课本的几个人进度也可以不一样。这就是说，先生要在同一个教室里同时教授多种不同的课本。先生平时与人相处挺和气，可在教室里对学生几乎没有微笑过。今天教的几行（四书是不分课的），明天早上一来就必须背得出来，否则轻的打手心，重的就要罚跪了。还有更重的惩罚。轻与重，就要看先生那天的心情好不好。先生总是绝对正确的，所以学生在校挨打，回家后也得不到父母的同情，有时还得挨父母的打，因为他们认为孩子一定没听先生的话，没好好念书。乖巧的学生从不在父母面前鸣冤叫屈，因为父母不护短，总是站在先生一边的。
说了半天，我在那家私塾读了三年半（其间陆陆续续累计有半年时间因世道太乱，停学在家放猪放羊）到底挨过打没有？我很幸运，没有挨过打。在那里读了两、三年书一次没被打过的，只有我一个。其他孩子因此对我非常嫉妒。我没挨打，是因为几年里从来没有不会背书的时候，而且对那种不合理的“累计背书法”也能适应。“累计背书法”这个名称是我现在给它起的。下一段我对这种“教学方法”还要多写几句。我从小就很听话，缺乏造反精神。在家听祖父母和父母的话，在私塾听先生的话。叫背多少行的书，不睡觉也得背上。家里没人识字，就在学校死死记住每个字的发音（只记发音，不问意思），回家再念熟牢记。次日晨起床前再在被窝里背一遍。每天背完书先生都说“可以了”，局外人决不会知道这句“可以了”给了我多么大的鼓舞和信心。
我没挨打，是因为我刻苦、胆子小，而且不能不说也靠运气。有一次本该挨打的，而且看来绝对逃不掉的，还是被我“无意中”滑过去了。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家乡春夏秋三季雨水很多，河沟汪塘常常是满满的，对小孩子的威胁还是很大的，因此家长很怕孩子上学和放学的路上下水嬉戏。他们多次提醒先生严加管教，说孩子不听话就打，打伤也比淹死强。尽管有了这口“格杀勿论”的尚方宝剑，还是阻挡不住孩子们往水里跳。实际上我和小伙伴们因受不了似火的烈日常常跳进几米深的大汪塘痛快一番，然后再回家或上学，从未被发现过。可是有一天下午，学生刚刚到齐，先生平静而严厉地说：“伸出你们的胳臂！”我们都来不及思索就伸了出去 。先生从最后一排查起，我当时坐在前排，只听见啪啪声响，直到我旁边的同学挨了耳光，我才明白老师在检查我们是否下汪塘洗澡了，刚才啪啪的响声似乎一个不落地落在了每个人的脸上或后脑勺上。我们平时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是不可以调头往后看的。到我面前时，也快打完了。先生用指甲划了我的胳臂几下，见没出现白道儿，显得惊奇的样子，他没想到还真有一个听家长和先生话没跳下水的，这就省下了他的一举手之劳。原来不论是谁只要下汪塘洗了澡，上岸晒干了，但还没有再出汗之前，只要用指甲或别的尖东西在身上轻轻一划，一定会出现白道儿，这是屡试屡验的，不会冤枉人的。那么，为什么我的胳臂上就没起白道儿呢？好象冥冥之中有神保佑，让我那天感冒，有点发烧，没敢下水。
私塾先生最落后最可怕的教育方式方法，我认为至少有以下三条：
第一是野蛮的体罚。旧军队体罚是打屁股的多，打烂了还可以养好。私塾先生图方便常打学生后脑勺，学生长期挨打，脑袋虽没打烂，却打傻了。脑袋伤了可不易养好。即使没打傻，也会吓傻的。和我同路的一个孩子，我明明听见他在路上背得挺熟，可是一到堂上，全吓忘了。还有一个孩子头被先生打怕了，大热天还戴个狗皮帽子。现在听起来好笑，可那个孩子几乎天天要哭一两次的。还要补充说明的是：不仅背不上书受体罚，大字小字写不好也要挨骂挨打。写大字的时候，学生一定要学先生握毛笔的姿势，而且要握紧。先生常会从背后突然将你的笔杆向上一提，试试你的握笔是否有力，如果觉得你握笔太松，脑袋就难免挨一巴掌。
第二就是上面我提到的“累计背书法”：第一天读一页，第二天一上课就背这一页；第二天学一页，第三天就要背前两页，以此类推。假如一本书30页，到了第31天，学生就得背全书30页。更有甚者，累计法也适用于书与书之间，即你念完三本书，就必须能一次背得上三本书。你也许会问：每天哪有那么多的时间用来背书？没关系，没时间就抽查。总之一句话：学生必须会背，查不查、怎么查是先生的事。很多学生挨打，就是因为几本书一次背受不了。但不少人却宁愿逐字逐句背全书也不愿被抽查，因为跳跃式的抽查更难对付。
第三是没有任何课间活动，更谈不上体育活动了。一坐就是半天，几年私塾念下来，很多学生跟先生一样成了驼背。而且因无任何娱乐活动可以吸引孩子，几乎所有的孩子一提起上学就头疼，觉得太没意思，还常挨打。说宁愿在家放猪放羊。可不是，放猪放羊太舒服了，我是是深有体会的。我们家乡有一句名谚说“放了三年猪和羊，皇帝老子都不想当。”
第四是与世隔绝，教室里听不到外面的一点一滴的新东西，读的书本更是与现实无关。明明是日本鬼子和伪军常去扫荡和骚扰，新四军游击队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可先生堂上只字不提。实际上就是让我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光阴如流水，一晃三年过去了，我读了《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我父亲买的书就差《孟子》没有读完。此外，平时还学了从千家诗里选出来的古诗、《幼学琼林》的章节和专教写信的尺牍之类的东西。我虽然像背天书一样基本能背上先生所要求的，但我是典型的食古不化。一因我年龄太小无法理解所学的东西，二更因先生根本不对我们讲解书的意思，还说：“现在讲了你们也不懂，将来你们会明白的。所谓‘至于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贯通’是也。先认识字再说。”说来可笑，幼年学的东西，今天我已到老年了，还有很多不懂呢。几十年来我一直在怀疑那位先生自己是不是都懂得自己所教的东西。但死记硬背也一个好处，就是从那以后，无论多长多难的文章我一点都不发憷，需要背诵的我都可以很快背得出来。而且后来看见“洋学堂”高年级语文课本觉得是小菜一碟，几乎没有一个生字，也没有不懂的句子。看见半文不白的书信、文告、碑文之类的东西都可以不打奔儿地读下来。上私塾还有一件坏事影响了我一辈子，那就是先生不教算术，他自己就从未见过算术书是什么样子。
在私塾读书期间虽然只有十岁左右，我已成了我们半个村里的才子了。不管什么性质的文字材料人们都来找我看找我写。因为他们都是文盲——那时叫“瞪眼瞎”。什么对联啦、书信啦、婚约啦等等我都敢写，谁家办婚丧嫁娶红白喜丧事都要请我去记帐。不过我是只管记帐不管收钱也不管算帐 ，收钱人怎么说我就怎么写。还有一件好玩的事儿必须记在这里，否则挺可惜的：我们家乡的人太迷信。如果孩子生了重病，父母便烧香拜佛，求老天保佑并允诺病好后一定“烧猪或烧羊”祭神，即杀猪或宰羊烧纸祭奠神灵，感谢他们开恩没有带走他们的孩子，只带走了“替罪猪”和“替罪羊”。 祭奠由一个巫婆主持（不知那时怎么出了那么多的巫婆），巫婆所说的“通神”的话都由我在一大张黄纸上用毛笔记录下来。开始说了几句人话，后来说起“神话”来我就不懂了。她们事后对我说她们是和神对话，求神保佑呢。可能就是几十年后张香玉之流讲的“宇宙语”吧。反正她们姑妄说之，我就姑妄记之。她们胡说，我也只好就胡记。好在巫婆们从来不要求我念一遍她们和神通话的记录。我虽是个小孩，也知道她们在骗人。我呢，在某种意义上也骗了她们。我只是用文字把她们的话音记下来罢了。她们说完了，我也记完了，她们拿过去连看都不看，划根火柴一烧了之。就这样，那办事的人家还留我美美地吃了一顿。有一年腊月我写了十几家，吃了十几顿很讲究的饭。当然巫婆所得，除了一顿美餐，还有猪肉或羊肉和钱，那是不用说的了。
二．三年“洋学堂”
1947年夏末秋初，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劲儿，孩子们都要求离开塾馆到国民党乡政府开办的小学——我们读私塾的孩子称之为“洋学堂”—— 读书，这个学校名叫周集小学。它因紧靠周集镇而得名，离我们村很远。但几乎所有家长都支持孩子们去。于是中国最后的塾馆之一关门大吉了。我一进这个“洋学堂”就上四年级。国语常识课本，像我上面说的，非常容易，简直是小菜一碟。但算术却压得我喘不出气来。四年级都学乘除法和分数了，我却连加减法还不会。期中考试得了40分。好象命运跟我开玩笑：我那张试卷（当然还有别人的试卷）被老师当作废纸卖给附近的小铺，我父亲去这家小铺买旱烟，老板包好烟给我父亲拿走。我们家除了我没人识字，直到旱烟吸完，我偶尔发现那张纸原来是我的算术试卷，卷首用红毛笔写的40分好险刺瞎了我的眼。我深感惭愧，决心赶上成绩好的同学。我赶呀赶呀，皇天不负苦心人，我期末语文常识课本的成绩是100分，算术得了94分。但我很清楚：这94分完全是为了应付考试，完全是为了争口气，而我内心里一点也不爱算术。这种感情从此像影子一样跟着我，使我一辈子不爱数理化。假如不上私塾，可能就不会这样。谁知道呢？历史是没有假如的。
周集小学四年级第七册和第八册的国语常识课本，只有一课是宣传蒋介石的，也只是说他小时侯的一个故事，没有谈到和共产党作战的任何事情。那时抗战刚刚胜利，没有一册国语书选用国民党军队轰轰烈烈的可歌可泣的抗日壮举的文章，没有一次集会宣传共产党“游而不击”的问题（当然是污蔑），我至今仍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不像共产党那样见缝插针宣传群众。但国民党地方乡政府却现出了与共产党为敌的凶残的嘴脸。这期间他们抓住了一个曾经当过共产党乡农会会长的游击队员，在我们学校操场上召开公审大会，让我们学校停课一天，师生必须参加。又叫各保长带一些人来凑数，免得大会太冷清。会后把这位游击队员带到离学校一千米左右的大沟边砍头。我们小学生害怕，不愿意去，他们命令校长带着学生去，说一个也不能少。他们砍了几刀才把人头砍下来，随后开膛挖心并割下耳朵到乡公所去下酒庆祝。很多小学生（包括我）在那以后一连几宿睡不着觉，有些大做噩梦，有些甚至夜里像疯子似的到处乱跑。这件事生动地告诉我们小孩子国民党是怎样地惨无人道，我们从此不知不觉地就把国民党和杀人联系在一起。这可能是国民党的乡政府想不到的吧。
五年级上学期（1948年下半年）算术等其他科目的新课本都有，就是没有新的语文书，老师爱教啥就教啥，我们的几位国学功底深厚的老师这下可有了用武之地。他们选古文古诗、选“五四”以来的名家名篇，用极其漂亮的楷书写在黑板上，我们这些学生人人准备了纸墨笔砚抄下来当作课本学。抄写很费力气，也很费时间，但认真抄了一遍，也就差不多记住了。一年下来抄了两大本，不少古诗、近代诗和著名散文我至今都还能背诵。1948年年底我的家乡解放了，人民政府接管了这所学校。
1949年5—6月间我开始害胃病，症状是肚子胀，不吃饭也胀，那以后半年多没敢吃一顿晚饭。吃了很多中、西药都不管事，偏方也不行。就在这个时候，淮安二联中（可能是第二联合中学的简称）到各个小学招收学习较好的五年级学生。我决定去报考，病了没多久，体力还行。带了一点零用钱，几块发面饼，到淮安城里考了两天（我记得是睡在考场里的桌子上），吃了四顿饭（肚胀不能吃晚饭）。语文、算术、常识、作文都不算难，我很快接到了录取通知书。可是我的肚胀越来越重，全家人，尤其是我的祖父母、父母，都为我的病情担忧，我根本不可能离家到几十里外的学校住校读书。快到年底时，我的肚胀病才由一个不起眼的乡村医生治愈。在不能上学的治病期间，我没有忘记复习和自学新课，所以在1950年春节过后上学时，我虽然大半年没上课，但每门功课都能跟得上，而且学习成绩很快又名列前茅。
1950年夏天小学毕业。不知是哪一级的哪一位负责人不负责任地出了这么一个馊主意：让我们淮安县所有小学应届毕业生全部去到县城集中，进行毕业考试，称为“会考”。淮安是个大县，方圆几百里，我家离县城就有40余里，不少人家还离得更远些。那几年，年年闹水灾，我们步行虽然不成问题，事实上我们从来没有乘坐过任何交通工具远行过，但一路上要过大河，碰上小船或大木盆都只好上去，还要交过河钱。有时还要手牵手地走过雨水冲成的滚滚河沟，而且老天爷还动不动就下起倾盆大雨。更不可想象的是各个小学都不派任何老师带队，只叫同学们互相帮助，大孩带小孩（那时有些学生岁数较大），家中亲人该是多么牵挂！不过，这是我今天的想法，那时根本没把这些困难当一回事，大水算什么，我们会游泳。尤其是我，已经去考过中学了，老资格了，更不在乎。我们当然丝毫体会不到“儿行千里母担忧”是什么滋味。事实是，我在外两宿，我母亲两夜瞪着眼根本无法入睡。
到了县城，我们绝大多数小学生都有点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看什么都新鲜。看看人家城里来报到的小学生们周身上下，干干净净，衬衫、西装裤十分合体。我们大夏天走了几十里，浑身汗透，又脏又累，疲惫不堪，像一伙前线退下来的败兵。晚上还得自找地方过夜，身上虽揣了几块饼，可开水又在哪里呢？据说那年有两、三千小学毕业生来参加会考，大多数都是像我一样的乡下孩子。我们这些孩子能考得过人家城里学生吗？
几门课考了两天，我们在一个熟人的朋友家睡了两夜地板，喂了两夜蚊子，一共在饭店吃了几碗面条，为的是要喝人家几大碗面汤，好吃完带在身上的几块饼。
二十天后我们得到了会考成绩：我这个乡下人竟考了个全县第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