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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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惠杰

 

到学校去,好象去热带雨林。

穿过紫竹院向西北,遮天的绿物下面,一条两三米宽的小道向绿物深处延伸,路两旁灌木稠密,绿化树的枝杈厚厚地搭在人的头顶上。绿物、泥土和粪肥的潮湿,后来掺加了浓重的日本尿素的刺鼻味道,非常质感地迎面扑来。

晚上,人走进小路,凭着暗淡的路灯辨着路,四下里此起彼伏的蛙鸣。不到六点钟,路上空荡,没有机动车,偶尔有一个骑自行车的农民,嘎吱嘎吱地经过。

这条路,叫苏州街,现在是东三环的北端。

学校叫西院,从1949年开始,在附校之前,先后为俄语学院、语言学院和外语学院西院。

西院西面是庄稼地,玉米大豆和高粱,青纱帐。南面隔了庄稼地,是中央团校,当时有驻军,门口设警卫,不让进。东面大门两侧也有农民种的几垄玉米,再往东,过苏州街,有两个邻居,外院东院和工院。

1969年夏天,外院和工院都没有人。所谓没有人,就是穿过这两个学校,走一二里路,碰不到一个人。工院主楼前的花坛里种了向日葵和青椒,都有明确的政治意义。花坛土质好,长东西,但是不间苗,可能是不敢间苗,间了苗也没有意义,于是长成了一堆。外院的几个操场上都种了麦子,跑道上种麦子,好比在月亮上耕种,长得稀稀拉拉,没收成。留守的人没人搭理,政治热情憋着难受,没想到放出来又不够使。人的行为,一旦演绎成了政治符号,就乱了套。

我们上初一,经常饿。学校的伙食不好,但是馒头蒸得特别好,一个二两的馒头,那么白且那么喧腾,放在手里轻轻一攥,比一个鸭蛋大多少,攥着就心酸,战战兢兢,就着半碗醋溜白菜,两口吃完了,不大工夫,就又饿了。比起此前主要喝稀饿得必须卧床的大学生,我们当然不敢说饿,我们是吃不饱。

上午不觉饿,四节课,从吃完早饭到吃午饭,排满了,不给你工夫想自己的肚子。下午两个小时自由活动,饿的感觉便严重起来,有些心慌。

粮食定量供应,一天一斤粮食,早上三两,中午和晚上各四两,严格控制,吃超了日子就过不下去了。

只有饭馆里不要粮票。

学校北墙外面,几棵高大的臭椿的左右,是苏州街最主要的商业中心,一个百货店和一个饭馆连在一起座西朝东,还有一个菜摊,横在南面,夏天敞着,冬天使板子临时遮起来,1987年在布加勒斯特的商场,又看见的这样的菜,烂了皮的洋白菜,佝偻的胡萝卜,永远卖不出去的老倭瓜。饿得抗不住的时候,我们翻墙出来,花六分钱在饭馆买一个油饼吃。早上炸的,下午已经凉了,油腥味儿,但是仍然好吃极了。所以翻墙,是要悄悄的,学校知道了,少不了又是事儿,又要和资产阶级有关系了。

当时就想过,资产阶级讲究吃好、舒服,无产阶级号召吃大苦,耐大。按道理,不把资产阶级全打死,我们只能吃大苦耐大劳。那么,什么时间才能把把资产阶级都打死呢?可能把他们一下子全打死也不容易。怎么说都成,就是把资产阶级应该吃饱我们应该不能吃饱说成是天下暂时的道理,没有说服力,不公平,我们饿着呢,不好受。

买油饼,碰见几次一个打酒的青年,长相挺帅,《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那个复员军人,一下子买几瓶二锅头。他红着脸,坦胸露怀,很快乐,说话粗声大气。别人买酒,论,他这么买法,我们看着瞪大了眼。周围的人很同情地对他,和他搭话。他把装酒的兜子挂在车把上,迈上车,摇摇晃晃地走了。一瓶二锅头一块六七,十块钱差不多是一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不知道他怎么能有这个钱。卖酒的说他活不了几天了。

这个商业中心的位置上,应该是今天的北京电视台。

有时候,我们到学校附近,帮农民干活儿,经常是菜地里的活儿,掰玉米,收白菜,打个育苗的畦,之类。农民对我们不热情,彼此住着隔不多远,我们住楼房,住累了,需要舒胳膊伸腿,出来找他们,他们还得伺候着教我们怎么玩儿。再有,我们这点活儿,值不值给我们烧开水的柴火钱呢?要是我们的活儿不好,活干完了,还要花时间整理,农民更是要忍受。

每逢重要的日子,学校办一些庆祝活动,在一起跳舞唱歌,给平淡的生活增添一些活跃。西院的礼堂有舞台,演员可以从后台出来,出将入相,正经八辈,比在和平门平地搭起几块板子好。我们大了,节目也好了。

有一次,看《红灯记》,应该是《痛说革命家史》一场。演李铁梅的完全专业水平,嗓子像,一根大辫子,扮相比刘长瑜好。看不出来是谁,今天的话,是美女了。戏从李玉和被山抓走,李铁梅背身,抓辫子,跺脚开始。这个时候她得哭。叫着哭。刚要哭,没电了。礼堂在黑暗中静寂一瞬,顿时鬼哭狼嚎,这完全不是对演员的恶意,只是学生好不容易有了发泄的机会,出的都不是正经声,你反正找不着是谁在嚷嚷,没法儿追究。电很快来了,演员还在台上,我觉得她应该对兴奋的人群说一句“我接着演”一类的话,可她不是,她又跺脚,接着刚才的哭腔往下哭,悠了几个弯儿。我心说,这人真的是个演员,认真,专业,什么叫艺术?可我她替担心,别再断电,再断电,她一句还没唱,就得哭三回。

后来知道她叫张兰,还是我们年级的,认识,在此以前不知道她会这个。

出学校向东,是京密运河。学校为安全起见,严禁学生去运河游泳。但是,我们什么人?

京密运河修得真好,整齐、干净、气派。我们坐在河边的台阶上,沐浴着风,滋润。没有人,可以唱歌,唱得难听是好听。也可以光屁股,担心一块儿来的看不见,头扎进水里,把屁股撅出水面来,保持一会儿,耐心等人看明白了。河上有桥,把着桥栏杆跳和站在桥栏杆上跳是两个级别,往下跳,跳不好,拍得身上一片红。

赶上下雨,就有些麻烦。运河旁边没有建筑,没有避雨的地方。索性在暴雨中不紧不慢地往回走。

其实,常规上应该特别着急的事因为无可奈何根本不能着急了,感觉异常地好。

夏天,为省几个车钱,我们结伴儿,从白石桥穿紫竹院,走苏州街,步行到学校。

傍晚的紫竹院,虽在时代的破败之中,却依然有些好风景。进东门向北,环境突变,眼前一池荷花,红花绿叶,蓬蓬勃勃,一片热闹,周围参天的柳树,枝条在微风中大动作摇曳。池上搭了一座木桥,简朴,没有装饰性,油漆红色。此时,天光已经弱了,金色的夕阳却在斜下里猛烈地打在红色的桥上,在昂扬的绿色中击活了一个灵魂。莫奈晚年画池塘,池塘中的桥是一种没有生气的绿,不如这红。

池畔,此时多有谈情说爱的男女,无非是坐在一起,没有身体接触。经过他们跟前,不敢看他们。如果一路上都是他们,老要注意不看他们,走路偏着脑袋,或者眼神固定朝前,还弄得自己有些不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