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干校生活
（二）

《和平门的故事》之一

元 康

晚上的学习一般到九点就结束了，然后洗洗就准备睡觉，因为劳动很累躺下就能入睡，不会担心失眠。我每天都做梦，梦见姐姐，梦见我死去的父母，梦见自己初恋的人。我的第一个恋人应该是小学时一个女生，我每天都要到她家去学习，我们虽然不在一个班，但我一进她们的院，她总要找个借口来我们这个学习小组问个什么问题，然后坐下跟我们一起聊天。上初中时我们又在同一个学校，我们两人都心照不宣，但都互相倾慕。她在家是独生女，我在家里是独生子。后来她考入了护士学校，我们的关系也就断了。然后就是工作以后，经人介绍认识的一个女朋友，我们相爱了将近两年，结婚的家具都准备好了，却又散了，父亲也因此心脏病突发离我而去。它给我的心灵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创伤。

在干校的时间一长，什么对走五七道路的意义呀，什么批判刘少奇的“劳动省心论”啦，都不再去想了，每天只有劳动，劳动。其实，我们对农村劳动也都不陌生，因为在学校时就经常去农村参加劳动，到了工作单位后，学校也要去参加麦收劳动。所以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对铁锹、镐头、锄头、镰刀什么的并不觉得生疏。我们这些“五·七”战士，真可以说是能文能武，干起活来还挺象回事的。比如我们修水渠吧，要求水渠呈倒梯形，两边的坡度要一致，决不能凹凸不平，没有测量工具，全凭目测，用眼睛看又直又平。殷志维家在农村对农活丝毫也不陌生，他负责质量监督，哪儿修得不好就返工，最后来检查的人很是满意。

修好的水渠，可真漂亮，简直像水泥砌的一样。当时我对如此高的质量要求颇有些不理解，坡修得再平，也经不住水的冲刷，肯定会有坍塌的地方。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我们离开干校时，那条水渠早已面目全非。

春天有如滚滚东流的潮白河，以不可阻挡之势来到了我们这个干校。柳树最先绿了，路边的小草拱出了幼芽，没多久，小树林就绿成一片了。绿色给干校带来了生机，带来了活力，但并没有带来多少希望，因为我还不知道到几月才轮换。我估计很多人都想北京，都在想家里的人，我现在还没有孩子，可是过不了多久我也会有孩子的，因为妻子已经怀孕了，什么时候生还不清楚，也许是年轻吧，我对小孩子并不感兴趣，我甚至觉得现在还不应该要孩子。

我来附校还不到一年就赶上了文革，到六月中旬学校已经没法上课了。我翻开以前的日记，1966年文革开始时的日记里是这样记的：

好久没写日记了，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时间紧迫，二是懒惰。

这些天来我们一直生活在紧张、兴奋、战斗的氛围里。动乱的六月是我终生难忘的。

六月一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晚上又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广大师生一齐向校领导开了火，我们学校也贴出了不少大字报。

六月二日晚上，风雨交加电闪雷鸣，更渲染了学校的战斗气氛，不到几个小时，几十张大字报就贴在中学食堂里，古老的旧师大校钟在风雨中摇曳着，高大的白杨在风雨中不停地摇动，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乐育堂沸腾了，整个校园都沸腾了！对这些炮轰领导的大字报，或言其是，或言其非，齐平校长来了，外语学院的郑平也赶来看大字报了，他们都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六月三日情况又有了些变化，反对给领导定“黑帮”的人多起来了，反对意见一下子压倒了对方。那些给领导提意见的人也动摇起来，有的还写了检讨，但也有的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

六月四日，中央宣布改组北京市委，任命李雪峰同志为第一书记，吴德任第二书记，我们都敲锣打鼓去北京市委祝贺。

六月八日晚上，全校开大会，外交部的工作组动员向一切牛鬼蛇神开火，学生们开始围攻老师，教师中的第一条“大毒蛇”被揪了出来。……

从此以后学校就乱上了。然后又是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辩论会，一些出身不好的老师都一个个灰溜溜的。不久“8·18”毛主席接见首都红卫兵代表，师大附中打死了人，我们学校也打死了“二张”，红卫兵抄家开始，到处是一派“红色恐怖”。

军宣队进校后，开始复课闹革命，然后又是清理阶级队伍，教育革命…… 这一切好象是梦一样，我们被这个“革命的大旋涡”所裹胁，成天地批呀斗呀，以前总是在说，这是触及人们灵魂的一场大革命，运动已经进行了好几年了还没有个头绪，我多少有些厌烦运动了，学校总是要上课的，现在我们在干校接受改造，将来我们还要回到教育第一线的，我们还是骨干！这样一想，我又觉得应该安下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

现在我们已经习惯了干校的生活，也熟悉了这里的一切。我们当中有不少团员，干校成立了临时团支部，我们出黑板报，组织团员学习。大家积极出主意想办法，积极为干校出力。我们干校的土地都是新开的生地需要大量的有机肥，可是上哪儿去找那么多大粪呢？城里的粪车都是统一分派的，根本不会给我们，领导让大家想办法找肥，我们附校的同志说我们可以从学校运几车大粪来。意见一提出，就有不同意见，认为路途太远行不通，不少人觉得是可行的，我们多数人都年轻，体力上是可以的。从和平门到顺义潮白河畔，少说也得有七八十公里，要推着车运大粪可不是闹着玩的，如果能把几车大粪推到干校，可真是个创举。

意见统一后，就开始准备，大家利用休假的时间，把大粪掺上土，清早装好车出发。分成三批，象接力赛似的，第一拨人从学校出发，推到东直门，然后换第二拨，中间再换一次一直推到干校。一共我们推了三车大粪，幸好当时没有市容监察部门，否则是不允许我们推着装着大粪的推车经过市区的。

运大粪的第一拨是早上出发的，他们都是年龄比较大或身体较弱的一些同志，等他们到达东直门就将近十一点了，我们第二拨的早就在迎接他们了。他们在东直门坐长途汽车到干校。我们继续前进，出了东直门，沿着京顺公路一直走，走了一小时后就感到有些累了，但不管怎么累也得坚持，我们的前面还有一拨在等我们。等到第三拨接手时已经是下午四点了。这时我们已经感到十分疲惫了，我们上了汽车，浑身像瘫了一样。我们到达干校吃过晚饭第三拨的人还没到。干校外边的小路黑黢黢的，看不到一点光亮。我们都非常焦急，担心半路会出什么事情。干校的领导也很着急，不时地出去看看，不行就派人去接一下吧。但又怕走岔了，接不到。一直等到晚上八点多，第三拨的人才到，我们三拨人整整走了十四个小时！

这件事在干校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我们还把运肥编成了节目。

五一劳动节就要到了，干校领导动员有文艺才能的都来参加排练。我们附校的人才多，年轻人也多，自然就成了干校的主力之一。干校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和乐队是区文化馆的人员，他们都是半专业的，所以指导文艺节目是绰绰有余的。我们的节目也很快得到了上级的肯定，在“运肥”这个节目中，我们又设计了上坡下坡的动作，还更换了几个演员。1970年的“五一”晚会我们是在天安门前度过的。这也是我们演出水平最高的一次。

过了五一，我们就要到农村去和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其实只是“两同”我们吃饭是单吃，住在老乡家，和社员一起下地劳动。

我们所在的村叫奉伯村，分前后两个村。当地人都带点京东口音，把“奉伯”叫成“风百”这是个有几百户人口的大村子。我们去的时候，正赶上村里在搞“一打三反”运动。我们所在的二小队也在搞大批判，我们帮助出大批判专栏，这对我们很内行，在学校时就搞大批判专栏，抄写大字报，贴大标语什么的都很在行。况且还有几个农村小姑娘帮助。我们还帮助他们出黑板报，宣传王国福事迹。

村里到处是榆树，早上起来树上的鸟叫得非常动听。各家都是先在天没亮的时候就下地，干到八点多钟再回吃早饭。我们也是一样。早早地就起床了，脸也顾不上洗就下地干活，干上几个小时再回来吃饭。所以早饭吃得特别香，尽管是棒渣粥和窝头咸菜。吃完早饭再下地，一直干到中午。中午饭稍微好一些，我特别喜欢吃窝头，就是不吃什么菜也很香，因为都是当年的新粮。特别是农村的“贴饼子”非常好吃，第一次吃我就“开”了两个，给我们做饭的老乡说，你知道一个贴饼子有多重？9两一个，你一个人就吃了小二斤的！

我们二队的队长很有威信，听老乡说，他原来是大队干部，但因为这个生产队总是搞不好，他就主动请缨来到二队当生产队长，听说春节前二队的社员听说他来当队长，都高兴得不得了，敲锣打鼓地把他从大队部接到二队来。贫下中农们说：这回我们二队该翻身了！队长虽然才四十多岁，但看上去像五十多的人。他身体并不壮实，总是披着件对襟白褂子。

我们开始平整水田，先翻地，再把地整平，然后才放水插秧。五月的农村太阳已经有些毒了，伊老是第一个脱光膀子的人，他的皮肤很白，所以很不经晒，没两天就变红了。女同胞们都到秧田里去拔草，我们是整地。领着我们干活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瘦高个儿，姓常，据说他什么活都能拿得起来。要在工厂他应该是工程师或技术员什么的。队长把这一摊子事情交给他，就放心地干别的去了。农村的小伙子个个都很壮实，皮肤晒得黑红黑红，胳膊上的肌肉非常发达，他们推着独轮车跟玩似的，满满的一车土，一下就推上去了。

这里的地不平，得把高处的土铲下一层再垫到低洼的地方。有的小青年为了图省事，就近取土，结果让“常头儿”看见了，把他给截了回去，还饶上一顿骂。奉伯村里骂人都爱骂“驴操的”，当着女人也这么骂。农村结了婚的妇女也不在乎，村里男人女人之间也经常逗逗。比如要是看哪个女人穿件新褂子，就得说上一句：大嫂子是瞧谁去呀，打扮得这么水灵？接下就是遭到女人一句很难听的骂，男人挨了骂不但不生气，反而像得到夸奖一样高兴。农村人自有农村人找乐的方式，他们的语言也很生动、幽默。比如说两口子，管女方叫“下边那扇”乍听不理解，让他们一解释你就不得不笑：农村的磨盘都分上扇和下扇，他们把夫妻比喻成一对磨盘，真是让人忍俊不禁！

五月是插秧的季节，社员把秧苗运到水田里，我们跟社员一起插秧，水田里有马鳖，它最爱吸附在人的腿上，越揪它就越往皮肉里钻，我特别害怕马鳖，更怕马鳖钻到我的肉里去。那条赫色的小虫，变成了最可怕的东西，一发现腿上有了马鳖，我就惊叫，惹得大家直笑。后来我就用独抡车运秧苗，虽然累点，但却不必再担心挨马鳖的咬了。

干活休息时社员们喜欢开玩笑，有时也让我们给表演个小节目，我们唱段样板戏什么的，让老邱表演节目时，她怎么也不肯，我们就说样板戏不会唱，就唱你们家乡的歌吧。老邱被逼无奈，只好唱四九年上海解放时流行的一支歌，歌词是这样的：大家来，大家来，解放我们上海滩。老邱一唱就有意思了：“大嘎来，大嘎来，改放我尼桑还台”于是引起一阵大笑。以后，邱雪艳就得了个外号：“大嘎来”

五月底的一天，排长陈希光和韩铮告诉我，我的妻子生了个儿子，大人孩子都很好，现在正是下放时期，如果没什么事，就不用请假回家了，我只好服从。所以一直到孩子出生后半个多月我才从干校回到家看了看。当我看到刚刚出世不久的儿子时，心里也不是什么滋味，我好象怎么也无法将自己和爸爸这个概念结合在一起。孩子在我怀里一哭，我更不知所措。

农村一年中最累的时候就是三夏，六月天多雨，麦子得抢收，每天凌晨三点就得下地去拔麦子，因为这里的土壤多是沙质的，所以就不用镰刀，用手往怀里一搂，拧一下再往起一拔。拔上一会就累了，手也不那么灵活了，动作也慢了下来。最难受的是困，早上三点起，干到九点钟去吃饭，吃完饭一直干到中午。到了中午，饭也不想吃，只想睡觉。刚睡下不到两小时就又得起来到场上干。我的体质不好，没干几天就病了，什么都不想吃，头昏昏沉沉的。我感到当农民真是不容易啊！他们是那样经得住累，几乎看不到有人生病，手让镰刀碰破了，上点红药水，用布裹裹就没事了，他们没有城里人那么金贵，成年累月没有一天休息，除了冬天还能稍微清闲一下。也得去积肥。现在又提出什么“变冬闲为冬忙”，农民真没有喘气的工夫了。他们辛辛苦苦劳动一年，到年终也分不到几个钱，有的还欠生产队的。可是他们从来也不抱怨，默默地承受着一切。小伙子长大了就在父母的操持下结了婚，然后就是生孩子，再给自己的孩子准备房子，这样周而复始一代一代地延续着。

拔麦子那几天，我们每天都是三点起床，外面黑忽忽的什么也看不清，我们就随着社员一起走，该拔哪一片了都是队长决定的，走上一会就不再困了，到了地头，拉开距离就干上了，干了一个多钟头天才渐渐亮了，社员们要趁着早凉把麦子拔完，太阳一出来就干不动了。我们怎么用力也赶不上社员，我们就负责打捆。等吃过早饭再把麦子运到场上。拉麦子的车把式都会装车，一大车麦子装好后简直像条大船。只听“啪”地一声鞭子响，“麦子船”就起航了。然后就是脱粒，此时农村的电工是最关键的人物，脱粒机一出毛病就得找电工。我们二队的“场头”就是身材瘦高的老常。

队长也时常出现在场上，一发现天变了，全体社员就跟去救火似的往场上跑，这叫“抢场”，谁都明白这时候要是不能及时把场上的麦子收好，一年的心血就完了。雷声就是命令，你看吧没一个人是闲着的，都在“抢场”，等把麦子用席苫好，雨也就脚跟脚地下来了。比蚕豆还大的雨点直砸在干地上，溅起一串烟。不大工夫千万条雨线就把天和地织成一片白色的网，天空一亮，接着就是一个落地雷，好吓人哪！

这种突然降临的暴雨不是让大家最担心的，最担心的是连阴天。雨总是下个不停，场上的活干不了，地也下不了，只有在屋里呆着。只有这时我们跟社员们才能休息半天。

我们二队有个老队长，是残废军人，现在是保管员。他就住在队部的牲口棚边上，那里有间小屋，半间是土炕。小青年们和一些妇女都在他这里避雨。大家鼓动他给唱段京东大鼓。这一带很时兴唱京东大鼓。老队长说，我这儿都是老词儿，是“四旧”那些玩意儿，不行不行。大伙说，没关系我们没有人给您汇报。老队长拗不过大家，于是把墙上的鼓取下来，用两块钢片当“梨花板”开口先道几句白：“一九七零年三夏大忙时节，贫下中农抓革命促生产，形势一派大好，咱们不把别的唱，听我唱段《西厢记》。”大家一阵大笑。老队长的《西厢记》唱得真是有韵味，唱完大家一个劲儿地叫好。

跟我们一起干活的几个姑娘长得都挺水灵，她们干活也非常利索，听说村里十六七岁的姑娘一般都已经有了人家（对象），这里还是家长给儿女定婚，经常跟我们一起劳动的一个小姑娘最近刚刚有了“主儿”，她已经许配给那个挨过常头不少骂的推独轮车的小伙子。那倒是个很不错的小伙子，身体结实，脸上总带着笑，没事就爱用镰刀削木棍，他用的平锹亮得能当镜子照。我们都暗暗地祝福这一对年轻人，可是，他们现在还不到十八岁呀！农村还是以媒婆说合为主，然后两家的家长同意后，再让他们“自由搞搞”，纯属走个形式。我想，过不了两三年，她们也跟现在的妇女一样，在大庭广众之下，露出自己的乳房给孩子喂奶。想到此，我心里不禁一阵悲哀，同样是姑娘，她们和城里的女孩子的命运竟有如此大的不同！

七月后我们告别了奉伯村又回到了干校。离开和我们朝夕相处了两个月的农民，心里真有些舍不得，我们总是要离开的，而他们却要永远地留在田地里，永远地和泥土打交道，永远地“战天斗地”，默默支撑着我们这个泱泱的农业大国！

我们和奉伯的贫下中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回到北京后，他们果然还来学校看过我们。

七月下旬的一天，干校组织大家去横渡潮白河，为了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几周年。上级命令，不管会不会游泳，都得下水。那天午后，我们都到河边去参加纪念活动了，会水的人抬着一块标语牌从东岸游到西岸，再返回来。不会游的就都下到浅水处泡泡身子。

好几年连裙子都不敢穿的女同志，今天要在众目睽睽下穿上游泳衣，还真有些不好意思。但这是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是政治活动，谁也不敢说三道四。

“畅游潮白河”不久，我们就听说外语学院由八三四一部队接管了。八三四一是谁？是毛主席身边的人，他们身上都代着金色的光环，谁都得听他们的。全国那么多大学，能沾上八三四一光的有几个？我们刚一听说，都兴奋不已，仿佛自己的身价也提高了似的。

一天，干校开来了一辆黑色的小轿车，从车里走出两个军人：一个子高高的，脸很长，他就是后来我们称做的“余大副”一个就是赫赫有名的八三四一部队派来的自称“兵僚”的小杨。他们俩先跟我们的领导谈了谈，然后跟我们见了见就“打道回府”了。我们只知道要让我们提前回去，有三项任务：迁校，把附校搬到西郊外语学院去；第二是招生；第三是教育改革。我们听了都很高兴。消息公布后没几天我们就要离开干校了。临行前的晚上，干校开了欢送会，我们还表演了几个节目。

次日早上，天下起了小雨，干校的许多同志和奉伯村的老乡都冒雨为我们送行，我们排好队伍高呼口号：“向革命战友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上了大汽车，我们大多数同志都流泪了，是啊，几个月朝夕相处，怎么没有感情呢？再见了，“一○四干校”！再见了，潮白河！再见了，我们亲爱的战友！再见了，朴实的乡亲们！

事情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至今回忆起来还和昨天一样。我们这一代成长于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经受的锻炼可谓多矣。为了防止“和平演变”，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了“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一定要把我们这些人锻造成合乎毛主席他老人家意志的“革命知识分子”，于是就左一锤子，右一榔头地一个劲儿猛敲狠打。我们真的服了，在运动的年代被运动了许多年。当这位叱咤风云的伟人离去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已经是“天翻地覆慨而慷”了。回首往事，悲与？惜与？忧与？愁与？或许百感交加吧。我们到底明白了些什么？我们是否真的明白了？难说。

唯一的就是用它来怀念已故的人吧！

2003年6月11日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