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封EMAIL

Lucy给Emily的信：

　　99年的五月份回国，在沈阳的美国领事馆申请签证时遇到一位阿姨，满头银色的头发，是老年的我一定会羡慕的那种。阿姨是去一个什么小镇看儿子。排着队，她顺便问我哪年出去，回国几次等等问题。“我爸妈也就想我这五六年，等毕业，我就回来找个地方教书了。中国是大，可是现在出个门儿多方便哪，即便在西藏，他们要看看我还不容易”。听我这样说，阿姨告诉我，“老人有时候是等不了的”。

　　素昧平生的一个人几年前说的话，我印象很深，不过是因为说话人当时的神情，其实她的话我一点都不懂 – 或者更确切地讲，在努力奔着前程的专注和兴奋中，我给了自己足够体面的理由，对时间给予亲情的尴尬的希望视而不见。

　　前天早上，收到一个朋友的E-mail，只有一句话，“my mom passed away …”几分钟以后，我开始捧着电脑往教室走，去给学生讲渠道管理。三楼，长长的走廊，四楼，五楼，又是长长的走廊，脑子里很空，只有一句话：“她现在是一个没妈的孩子了。”

　　没什么打算地敲下这些字儿，眼睛时不时地发酸，心里面还是有些堵，也有点儿虚 – 三十多岁以后，这样的消息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也就越来越真实 ……

Emily给Lucy的回信：

　　读你这封EMAIL的时候，正一个人在办公室，眼泪也不免流出来，因为没有别人。正好没有别人。

　　我想起上周日5月16日早上送李先生时的心情。那天早上下着很大的雨，我从家走出来很远才打到的。我告诉司机去八宝山，他怪异地看着我，我索性告诉他我去给老师送葬。他听说李先生逝世时已经80多岁了，说这是喜丧，而且说下雨天出殡的人，肯定是好人。我也是这样相信的，只是生死两隔的感觉还是让我心理沉甸甸的。一路上，我们碰到好几队结婚车队，司机又评论说，下雨天结婚，媳妇肯定厉害。我没听过这样的说法，只是看着在这滂沱大雨中同时上演的红白喜事，立体地感觉着生活正在蒙太奇式地交织着。

　　这是我第四次去八宝山送人：第一次，送的是我爸爸，那时我才11岁；第二次是我姥姥，那是我大学毕业的那个暑假，她一手把我带大，却在我正式上班拿到第一个月工资前的几天走了；第三次，是十年前陪我的同学去送她的父亲，她最近正在筹备婚礼，她说希望我们夫妇都能参加，她依然记得十年前我们陪她（她是独生女）送她的父亲，她说我们在她最悲哀的时候陪过她，所以也希望我们在她最幸福的时候在她身边；这一次是恩师，“传道、授业、解惑”的恩师。

　　我是5月12日上午得知这个消息的，当天晚上就写了一篇祭文，一直写到凌晨三点。我已经很久没怎么写东西了，如果不是有感而发，是不会这么快成文的。第二天一早，我把文章给了北大校友网，他们很快登在网上，我以为应该还有许多祭文，没想到只有我那一篇。我们班有同学随即建议用英语系88级的名义给李先生送个花圈。我给系里打电话，刚好是系主任丁宏为接的，他是我当年的班主任。我问他遗体告别仪式的安排，他说，如果我太忙，可以不去，系里只是通知一声，没有要求一定去。他还告诉我，因为李先生近年不怎么出来了，跟现在的学生接触少，在校生对这个消息没什么反应。我是知道丁老师的为人的，他和许多北大教授一样，是不拘于这些繁文冗节的，倒是学生的无动于衷让我惊讶，也让我觉得应该去送送李先生，我们毕竟是他教过的北大英语系最后一届本科生。这一趟送行是为让死者安寝，更为让生者安心。

　　送李先生回来的路上，我一路往东走，其实要去最近的一个的地铁站是应该西行的，只是潜意识觉得该往东走。那时雨依然很大，我记得上依次送走同学父亲的以后，是我和老公一起走的那段路，那天因为要等八宝山的工作人员转录告别仪式录相带，我们俩是单独留下来的。拿着录相带往回走时，两个人几乎没说一句话，那条路显得好长好长，天也很冷。这次只有我自己，撑着伞，冒着雨，执着地往前走，想着还有人需要我赶回去看、还有事需要我赶回去办——我觉得这更近乎生命的状态。“生者犹可为，死者长已矣”。

注：

李先生：李赋宁先生，西方语言文学大师、著名教育家、翻译家、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于2004年5月10日上午10时10分因晚期癌症导致多器官衰竭，救治无效，不幸逝世，享年87岁。

Lucy：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后在美国求学10年，现归国在清华大学任教。

Emily：彭蓉，外附校友，亦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比Lucy高两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