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之二十
斯里兰卡“洋下放”的前前后后
杨芳林
1975年春节后，我被借调至农林部，具体工作是到我国援建的斯里兰卡淡水养鱼项目专家组当翻译。但真正赴斯日期是7月5日，农林部有关领导要我在此之前的几个月做两件事：一个月在农林部熟悉有关资料并搜集同养鱼有关的英语词汇和说法，后三个月要我去上海水产局和我的新同事们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向他们学习，并同他们一道去广东、湖南等地学习同行们的养鱼技术和鱼塘建设。7月5日赴斯里兰卡，1977年春节回国，前前后后19个月，国内国外，所见所闻、所经历的事情太多，尤其是在此期间国内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对我的影响更难以尽述，只能择其要者向校友们汇报。
“胖头鱼” 将在异邦落户
我国援助斯里兰卡淡水养鱼项目养的是花鲢（variegated carp），江浙、上海人称“胖头鱼” (bighead)。斯里兰卡是个海洋国家，没有包括花鲢在内的淡水鱼。我们援建的目的是为该国人民开辟新的蛋白质来源。怎样使花鲢在这个热带国家安家落户呢？
首先，养鱼必须在鱼池里养育鱼苗。可是鱼苗从哪里来？显然不便从上海或北京运过去。那么在斯里兰卡就得有个孵化池，将受精卵孵化成小鱼苗。受精卵又从哪里来？也不可能从中国运去。这样就只能把即将产精产卵的雌雄亲鱼（parent fish）在中国装入大塑料袋，充满氧气，空运到斯里兰卡（途中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转机时还须补充氧气）。运气好的话，亲鱼在空运中死亡率低，运两三次就够了。把存活的亲鱼暂时放到孵化池里喂养。虽说这些亲鱼即将产生精或卵，但必须让它们在同一时间生产才行，以便精卵体外结合。为此必须适时地打催产针。它们打了针很快就有产精产卵的要求了，可是如果外界条件不合适还是产不了。需要什么条件呢？气温、水温比较容易掌握，水流是个问题。原来花鲢生长在中国长江，产精产卵孵化只在上海附近的长江口，那里的水流合适。也就是说，要人工孵化，必须创造出和长江口水流相似的水流，诱发它们产精产卵。所以在亲鱼运到之前必须在斯里兰卡建造一座高度适当、且有螺旋式管道的水塔，储蓄足够的水（水质也要近似长江水），准备亲鱼即将在孵化池里产精产卵之前从塔顶通过螺旋式的管道往下冲水，诱发它们生产。
精卵结合后数日即可见鱼苗雏形，用纱布兜子轻轻舀起放进水盆，再轻轻地倒入专供喂养小鱼苗的微型鱼池，将豆浆投入水中喂养，几天后再放进大鱼池。再过大约一个星期，鱼苗长到一、二寸长即可放入水库。斯里兰卡的水库都是因地制宜地利用小山谷改造而成，库底和四壁均未经过清理，到处是烂树桩和大石块，无法大规模地捕捞，据说目的就是不让公家或私人大规模地捕捞，以保证平民百姓能够细水长流地捕到鱼，补充蛋白质。那里的热带气候有利鱼的生长。十年后听一位斯里兰卡渔业部官员说，有个渔民捕到一条花鲢，重30公斤。这么大的花鲢在中国是罕见的。以上说的水塔、孵化池、鱼池和我们新的住房等养鱼站的设施都早已由斯里兰卡渔业部在中国使馆的帮助下建造好了。养鱼站的所在地名叫乌达瓦拉维，离科伦坡100多公里。
农林部招待所的见闻点滴及感想
我们的渔业专家组由3名技术人员（其中一名是组长）、两名技术工人、一名炊事员和我这个翻译组成。除我外，他们都来自上海。赴斯里兰卡之前的日子里，他们常为出国之.事出差来京，我常去他们的住地农林部招待所看望他们。当时临时住在那里的大多是我国赴亚、非、拉的援外人员。一次我和几位刚从柬埔寨回国的几位同志攀谈起来。那时柬埔寨是红色高棉专政，我们难免提起红色高棉。在此之前我曾听说过红色高棉的种种令人发指的罪行，但我不相信人会有那么恶，更不相信作为共产党组织的红色高棉会那么恶，认为那是西方媒体的造谣污蔑。但那些同志的谈话对我击一猛掌，使我得知以波尔布特为首的红色高棉是怎样的一个反人类、反文明的杀人狂、虐待狂的组织。他们把王公贵族、地主、资本家几乎全部杀光，对稍稍违拗他们意志的平民百姓也是格杀勿论。他们名为共产党，实质是人民的克星。他们的罪恶真是罄竹难书、擢发难数。那些同志刚从那里来，第一手材料，无可置疑。可波尔布特这样的恶魔竟是当时中共的好同志、好朋友。说到这里，不由得使人想起罗马尼亚的那个最终被人民正法的独夫民贼齐奥塞斯库，他也是当时中共的亲密战友，更甭提那盏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的独裁者恩维尔霍查了。
住在那个招待所的从别的国家援外回国的同志们和我们谈起一些别的情况，听了也使人深感压抑：
有一个亚洲受援国，中国帮它建了一所学校，不用说，校舍是中国人盖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连铺垫篮球场的煤灰煤渣都是从中国运去的！
我国援助一非洲国家建立的一所医院，上至院长，下到服务员全部从中国派去。中国自己缺乏的名贵的中、西药在那里要多少有多少。扫除时，常扫出成簸箕的药来。驻在那个国家的中国使馆的一位外交官曾为这种情况而号啕大哭：“远在祖国农村的我的父母常年有病无医无药，原来医和药都浪费在这里呀！”
还有很多情况比上面所说的更叫人心酸，我就不在这里一一赘述了。后来我在斯里兰卡期间，和各阶层人士均有接触，谈起中国经济，他们都以为中国早就现代化了呢。当我说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口是农民，绝大部分农村还没用上电灯，他们都不敢相信是真的。有一天当我见到一个开拖拉机的青年大骂那台中国拖拉机质量坏而赞扬美国的拖拉机质量好的时候，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心想：“我的家乡还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用上拖拉机呢！”
我记得有一个关于援外的文件，说的是中国援助巴基斯坦的事。1970年11月3日毛在接见巴总统叶海亚的时候，为了表示中国对第三世界穷哥们的真心诚意的援助，当着陪见的周恩来和李先念对叶海亚说：“中国人都是小气鬼”，并大笔一挥将向巴提供的两亿美元的贷款改成五亿，把原来负责谈判的周和李搞得大为狼狈。以后他又曾对来访的外宾说，这笔贷款应该加一个零，也就是把数目扩大十倍。好大的手笔！中国本来就一穷二白，“文革”已经使经济崩溃，可是为了做第三世界的头头，为了让人家喊一声万岁，就打肿脸蛋充胖子，本国同胞只好一再勒紧裤腰带，还被骂为小气鬼。这种“无私”的倾囊援外的做法是一种什么精神？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百思而找不到答案。更令人难解的是 ，稍后的1976年我国唐山大地震后，一些国家和国际机构要求援助我们，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却被当时的中央断然拒绝，这又是一种什么精神？
初到斯里兰卡
1975年7月6日我们一行7人（包括一名炊事员）到达印度洋上的岛国斯里兰卡的首都科伦坡。斯里兰卡属热带气候，除山地外，终年炎热，无春夏秋冬之分，只有旱季雨季之别，处处翠绿，绿中常常现出各种色彩的鲜花。.阳光下气温可高达45—50摄氏度，可树阴或凉棚下却阴凉舒适，加之海风习习, 无论你刚才在阳光下怎样炎热难当，一到阴凉里就会感到凉爽舒适。雨季的天空常常使我们惊讶不已。天天下雨，那翻滚的堆堆白云和乌云，就像群山乱舞。大雨从天而降，不是“倾盆”，简直是“倾缸”。雷声震耳欲聋，使人站不稳、坐不安、卧不宁。不要说北京没见过那样的暴雨，江浙、两广恐怕也极少见。科伦坡位于这个国家的西南海滨，整个城市就像掩映在一个无穷大的绿伞之下。人民热情友好，无论我们到哪里都看到人们对我们微笑。多数人信奉佛教，乌鸦是他们的神鸟。人们不爱用手提肩扛，多用头顶着笸箩运载东西。有时筐里装着鱼或肉，他们明知上面有乌鸦在美餐，也不管不问。一次一只乌鸦的腿上不知怎地套上了一二尺长的绳子，它落在我们的招待所旁的一棵大树上，因绳子绕上树枝，再也飞不动了。“一鸟有难，八方支援”，不一会儿，大树上落了黑压压的一片乌鸦，叫声又凶恶又悲哀，而且还有大批的乌鸦继续飞来。一当地小伙子，飞快爬上树梢，解开绳子让那乌鸦飞走，这场乌鸦大骚乱才告平息。
我们把亲鱼安顿好，在科伦坡中国驻斯使馆招待所住了一些时候便去了乌达瓦拉维——我此后19个月工作的地方。我们的陪同官员（斯方工作人员）是两个大学毕业不久已到广州学过淡水养鱼的小伙子。他们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只是本地口音太重。公家为他们每人建了一座宽敞的平房，就是和今天美国白领的别墅式的平房相比也不逊色。内部装修虽然简单朴素些，但家用器具（包括电器）、厨具、卧室所需的一切应有尽有。即使如此，应聘到那里工作的也是凤毛麟角。我们自己在那里的居住条件怎样呢？我们住的是典型的当时中国农村生产大队队部的房子——一条龙平房，门前有一块类似场院的空地。每个房间就像一个办公室，两人合住。厨房占了一条龙的两间。其余几间堆放杂物。斯方渔业部本意要替我们修建高级一点的住处，但被中国使馆拒绝，说中国人愿意过简朴生活。人家说你们走后这种太简单的住房渔业部的官员没人会要的，岂不要扔掉？我方仍坚持己见，人家只得听我们的。当然对我们组的成员来说，两人合住一间大队办公室似的房间也算可以了，再说有个淋浴的地方和一个电扇是我们在国内不敢奢望的。我们在国内的住房和其他条件比这差多了，谁还会痴心妄想住那别墅式的大平房呢？
站内雇佣了几名当地工人，都是乌达瓦拉维附近的人，他们的食宿和日常工作安排均由斯方负责。乌达瓦拉维是一个农村小镇，我们的淡水养鱼站给这个小地方的居民带来了不少新鲜事物，最新鲜的就是这几个中国人了。常有人到我们那里看一看、坐一坐、谈一谈，气氛十分融洽、友好。我们几乎天天要去小镇购买水果、蔬菜。热带水果如芒果、椰子、香蕉等等到处都是。当地官员告诉我们，自从我们到该镇后，蔬菜、水果、非洲鲫鱼半月之内价格上涨了三倍。猪肉、大米、白面只能从相距100多公里的科伦坡“分期分批”购买。作料、调味品以及粉丝等部分从国内带去，部分在科伦坡的华人商店购买。好在配备给我们一辆小汽车，解决了出差及购物的困难。我们在那里当然要使用当地的货币卢比，每月津贴是折合为40元人民币的卢比，伙食费规定每人不得超过人民币80元的标准。吃不完的钱要上缴。我们从第一个月开始就月月有结余，月月上缴，从来不敢挪作他用，更不敢私分一元钱。
我们的日常工作
在乌达瓦拉维养鱼站，我们成功地完成了花鲢的人工繁殖。我们把大部分鱼苗放进附近的几个大水库中，留一部分养在我们站的两个鱼池里。目的是将来能挑出一些够条件的做亲鱼——不必再万里迢迢地从中国空运去了。还有一部分将要送到科伦坡孝敬中国使馆及其招待所。当然我们自己的厨房也要使用一些。
我们站里的两个大鱼池的小鱼一天天长大，食量与日俱增。校友读者们，你们猜一猜，胖头鱼都吃些什么。刚孵化出的极小鱼苗要喂豆浆，可长大后的饲料则是青草和大粪！仅靠养鱼站的大粪还不够，当地工人又设法从别处弄来。青草（不是任何青草）则由我们专家组负责。我小时候在老家打过猪草，每次打一筐就够了。现在是两大池的鱼，动不动一天就要几百斤才够。照理喂鱼的事应归养鱼的人去管，我这个翻译完全可以不问。但我从来不爱特殊，更不愿摆知识分子的臭架子。只要能抽出时间，我一定同他们一起干。到甘蔗田或椰林割草，向来被视为畏途，因为随时随地都可能碰上毒蛇。我们人人手中拿一长竿边进入甘蔗田或椰林边“打草惊蛇”，让它们跑远了我们再割草。事实上，确有些中国援斯的别的专家组人员已被毒蛇咬伤致死。报上也常登载本地人被蛇咬伤或咬死的消息。我们组同别的组一样也从国内带来了蛇药。除了毒蛇外，那些无毒的巨大的蜥蜴（四脚蛇）也够吓人的—— 一般都在一公尺左右，两公尺长的也并不罕见。
鱼池需要经常清理烂草、青苔、浮游生物，消灭杂鱼并进行消毒。先得把我们的鱼集中在一个池中，轮流清理。池子是怎样的脏，根据上述可以想见——当然要比粪坑强一些。每逢清理，我都是泡在池中时间最长的一个。我把这次出国当成 “洋下放”，当成一次难得的锻炼机会。我要在新的劳动环境中向国内外的劳动人民学习，向本组的技术人员和工人们学习。其他各方面我也和他们打成一片。他们也的确把我当成他们的一员。此外我还自告奋勇地每天教组内同事两个小时英语。当然我对本职工作——口译和笔译更不含糊，19个月做了无数次各种类型、层次的口笔译，接待了无数次斯里兰卡国内外的来访者，从未出过差错。
别看我们组的人不多，人际关系也并不简单，组长和主要技术员之间矛盾相当尖锐，经常吵架，有时甚至同外国人谈工作时他们两个还吵得不可开交。我从不偏一个向一个。我总是劝说他们要以工作为重，心平气和地解决矛盾。有一次在我宿舍两人争吵了一个多钟头，紧接着两人非让我评评理看谁正确。我实在没法，只好推说我听不懂上海话。他们平常知道我这个江苏人，听得懂，只是不愿评定谁是谁非惹起更大的争吵罢了，于是他们也就知趣地临时休战了。半年之后来了新组长，矛盾才得以解决。
国内的重大事件牵动我们的心
1976年1月8日，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逝世，我们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噩耗，眼泪夺眶而出，一连几天吃不下睡不着。
4月5日全国人民悼念总理，声讨倒行逆施的四人帮。但伟大的“四五”运动却被定为“反革命政治事件”。全国又开始批邓。我们远在海外，跟不上形势，如坠五里雾中。
1976年7月6日，朱德元帅逝世。
1976年7月28日，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区发生了8级以上的大地震，并波及天津、北京等地。伤亡24万人，损失重大。但中国拒绝外援。
1976年9月9 日毛泽东去世，仅仅三个星期之后，以毛夫人为首的恶贯满盈的“四人帮” 就被粉碎了，未费一枪一弹，未流一滴血，更没有血雨腥风。
以上这一连串的重大事件全都发生在我们远离祖国的日子里。我们的收音机常出毛病，听不清楚，即使能听清楚，也只能听到一派大道理，不知真实情况究竟怎样。当地的英文报纸的消息真假难辨，不看想看，看了还不如不看。 就拿唐山地震来说吧，它们说大地震中北京的房屋倒塌不计其数，处处瓦砾残垣，大街上一片狼藉，至少数百人伤亡。这种夸大其词更使我们心中没底。对此重大灾难组内人人关注，尤其是我这个家在北京的人。可是按照规定，我们一个月只能通过外交部的信使和家里通一次信，家里房子倒塌没有？妻子身体不好，孩子又小，真把我愁死了。我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吃不好，睡不着，二十天后接到平安家信才放下心来，可身体却受到了一定的伤害。
永生难忘的一天
1977年1月7日上午，我们渔业组党支部（除我之外其他6人均为党员，组长是支书）让我们几个人准备于1月8号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同时根据使馆党委的通知，讨论我的入党申请。我从中学时代入团以来一直要求入党，就是反右以后我也没有因受团内严重警告处分而失去信心。入党申请书不记得写了多少份，一句话，我一直在经受着无止境的考验。“文革”派性大发作，我更是入党无门。使馆党委根据我的申请，了解了我过去各方面情况、在斯一年多的表现以及支部同志们的意见，决定让支部开会发展我，而且在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活动中发展我，我的心情是怎样的激动可想而知。不知怎么回事，下午我突然感觉身体不舒服，体温稍高。我没理会，照样干活、吃饭、睡觉。可是8号早上醒来却不想起床了：头疼得厉害，体温38.5度。组内已来过斯里兰卡几次的同志昨天就说过，如果热度不退，我患的肯定是当地人常见的蚊虫传染的一种热病（病名我忘了），体温可能升至41度，甚至可能昏迷，一星期之内不想吃喝，没有特效药，一星期后会慢慢好转。想到这，我马上跳下床，参加纪念总理的活动，并请求支部在我还没病重时照常召开发展我的会议。1977年1月8日是我永生难忘的一天，从这天起我将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为祖国为人民为党的事业工作和战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 我患的那种热病果真厉害，病情正像同事们预料的那样，一个星期之内，每天高烧都在40度上下，不能吃任何东西，只能勉强喝几口水。一个星期才好转。两个星期之后，在我即将回国之前，使馆通知我说已经批准我为中共正式党员（“文革”中没有预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