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干校生活（连载一）

《和平门的故事》之一

元 康

一九七零年二月，外语附校革委会决定我们二十多个教师参加宣武区组织的“五七”干校。我们外语附校虽然是属于北京外国语学院领导，但外语学院正闹得自顾不暇，根本管不了附校，来我们学校的“军宣队”是由宣武区派的，所以我们的运动也只好随着宣武区进行。

春节前就酝酿要有一批人下放干校，半年轮换一批。当名单宣布后，我心里多少有点不高兴，因为我刚结婚半年就离开家，总是有些留恋，但在那个“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年代，这种小家庭观念是绝对要不得的。于是我也强做出激动兴奋的表情：嘿！有我嗨，太好了。但回到家却是一筹莫展。妻子倒没觉得有什么依恋，她可以天天回娘家住了。我的那本来也不怎么热闹的新房又成“冷宫”了。

春节一过我们就集中办学习班，提高对毛主席“五·七指示”的认识。大家谈走毛主席的五七道路是多么重要，是反修防修的战略措施，是永葆我们红色江山不变色的关键。主要是学习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等毛主席著作，然后就去准备。我们一起去的有陈希光、韩铮、穆绍芬、于韵秋、赵丽维、邱雪艳、吴明亮、何建华、李宝顺、金二青、伊熹、殷国义、殷志维、卞学恒、纽静籁、王秉如、王素波、王丁柱、李季、曹雅琴、刘凤兰、王凤宇、林爱琼、张星星、孟庆萍、卫美廉、邓俊秉、张坚珍、孙永安等二十多个人。我们被单独编成一个排，排长就是陈希光。

二月的一个早晨，我们扛着行李来到虎坊桥北京工人俱乐部门前集合。在一通锣鼓声中，我们这些光荣的“五七战士”坐着大汽车出发了。一路上大家还不停地唱歌，好象去旅行。汽车出了东直门，就朝首都机场的方向开去，那时的机场路车辆很少，汽车开得飞快，前面就是潮白河，白雪覆盖着河的两岸，河上浮着一层水雾，我想要是夏天，这里的景色应该是很不错的。过潮白河，汽车就上了小路，越走越荒凉，我们坐在车里像笸箩里的元宵一样，被颠来摇去。前面不远是一片小树林，中间是一条土道。土道中间是两条很深的马车印。我们发现了竖在道边的十几块牌子，每个牌子写一个字，连起来就是：“沿着毛主席指引的五七指示奋勇前进！”这就是说我们要去的干校到了。

宣武区文教首批下放的人员敲锣打鼓地在干校门口欢迎我们。然后把我们迎进宿舍，宿舍里已经生好了火，虽然还是冬天，但我们感到很温暖。

我放下行李走出屋子，见屋门口堆着一堆煤，干校的人告诉我们，要烧火得自己做煤球。开始我们烧火都没有经验，门口那一小堆煤两天就烧光了，只好到别的屋去借些煤。伊熹不会烧火，他一点上煤满屋子都是烟。

初来乍到，处处都很新鲜，厕所在东边，早上起来去厕所很冷，由于四处透风，所以厕所里也不怎么臭。尿池里黄色的冰被热尿冲出一条条的细沟。

食堂在前面一排，白面馒头蒸得非常棒，还是呛面的，即使不就着菜都好吃。但就是风沙太大，刚咬一口就得吐出来，因为一张嘴就能灌进沙子。我们真得感谢第一批创业的同志，几乎所有的生活设施都是人家建的，我们来了一切都是坐享其成。有的人对水不习惯，这里在潮白河畔，打口井很方便，但就是水质不太好，新打上来的水也有沙子。

刚到的几天还是安排我们学习，听报告、讨论。每天有半天时间参加建校劳动。一天下午，干校领导给我们作报告。此人姓刘，个子高高的，黑黑的脸稍稍有些长，总是披件破棉袄，打扮得像个农民。他是我们干校的大队长。

刘队长讲的主要内容就是围绕如何改良土壤的问题。他一开口就说，我是个大老粗，不会讲你们的“字儿话”。我们这里是沙子多，要是盖房子绝对管够，但要是种庄稼，就不行了，怎么办呢？就得改良土壤。把能长庄稼的土壤搬到沙地上。有的同志说了，这还不好办，用汽车去拉土不就行啦，问题是我们没有汽车，连手推车都没有，只有少量的抬筐和几辆独轮车。大多数人就得用自己的脸盆，用自己的包包来背。我们学习过毛主席的《愚公移山》吧，今天我们就要真正学习一回愚公，把十几里外的土背到我们这的沙地来！我算了一笔小帐，我们每人每天背十公斤土，一百人就是一吨土，这一吨土就能改造我们半分沙地，一天我们改造半分沙地，用不了二十天就能改造一亩沙地，我们有几百号人，这么一算两个月我们能改造多少沙地？我们不但要改造沙地，还要造水田，插秧种稻子，到了秋天我们就可以吃上自己种的大米了！

会场骚动了，大家被这一番话说得热血沸腾，一个个都跃跃欲试。

第二天我们就开始了背土劳动。大家用自己的脸盆装土，用书包装土，还有的人把裤子的两条腿一扎，把土装进裤腿里，像扛着半个人。也有用筐抬的，但多数人都用脸盆和书包，用脸盆装土实在太累了，抱着一盆土走不了多远胳膊就开始酸了。然后变换姿势，把脸盆斜侧挎着，一条胳膊吃力，累了再换个方向挎。但无论怎样变换姿势，都觉得盆里装的不是土，简直就是一盆石头，是一块大石头。有人开玩笑说，要知道这样，当年就应该学学朝鲜的“阿妈尼”，用头顶着走路。用书包好不好呢？书包可以扛在肩上，可以夹在腋下（书包太大了不行）。即使如此，也没有人说一句泄气话，一路上有人还开开玩笑，好象赶集似的。

我们每天都是重复这样极其简单的劳动，上工时从写着“进”字的那块标语牌出发，下工时从“沿”字进干校。每天走出十几里地到河边去装土，然后向北拐一个小弯再向东，这条小路上长着两排小白杨，这条小路大约得走三里多，就是一个村子，我们沿着村边走过一个猪场，再向北走过一条水渠，过了水渠又是一片沙地，再往东一拐就是我们干校的地了。每天要往返四次，对这条路上的每一个土坎，每一棵小树，每一条小水沟或车辙印，我们都了如指掌，闭上眼睛都能数得出来。比如看到那棵长着歪叉的小杨树，我们就能马上判断出距离这条小路的终点还有多远。走到村边的大槐树前，就能估计出还剩下多少路。一上午最快的能走两个来回。我们都感到这种劳动效率太低，但谁也不敢提意见，我们来干校就是为改造思想来的，你说用车子推既快又省力，可是又忽略了思想改造。我们相信干校领导的所有安排都是有利于我们的思想改造，所以我们很少对干校的活动产生质疑。

我在背土时经常想些事情，也没有一定的中心，尽量不让自己的思想集中在背土上，因为越想还有多远肩上的土就越沉。我想上师范时的事情，想自己的初恋，想学校的运动……有时想得太集中了，猛地一看，嘿！都走到沙地了，这不就到了吗！

我们在干校都实行军队编制，我在二连二排二班，我们除了劳动，还要批判“劳动省心论”在劳动一天后，大家还要学习开会，检查自己的思想，和贫下中农找差距，还要谈思想呀，交流体会什么的。几乎每个人都在找自己和劳动人民的差距，都在说如何学习别人，如何克服怕苦怕累思想。

我们的班长是韩铮，细高个儿，原来是我们的副校长，分管小学部，人很和蔼，他经常检查自己的一条错误就是“不与人争”。所以文革开始后他基本上没挨过打；副班长是英语教师邱雪艳，上海人，身体有些发胖，大家习惯叫她“老邱”。平时爱跟殷国义说上几句上海话，我们大家都听不懂。伊老和我都喜欢学她和殷国义说话，尤其是伊老总爱和殷国义开玩笑：“扩乙（国义）呀，侬胃育无舒服类”逗得我们哄堂大笑，但殷国义却不笑，很认真地回答：“我似（是）不能次（吃）凉东西的，次了胃就无（不）舒服。”我们又大笑起来，他一本正经地说：“真的耶，我不骗你们的。”大家笑得就更开心了。

笑过之后，老韩说开会了，大家就安静下来。照常是先背诵“老三段”（即：“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背诵完“老三段”再背诵“新三段”（即“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要斗私批修”）接着就是自由发言，老邱说：“我觉得今天的劳动对我的教育很大，”说着把略显笨重的身体往里挪了挪：“开始我也想，为什么干校不多买些抬筐来，大家用筐抬土多好呀。这几天我想通了，我们是来改造思想来的，我们就要提倡艰苦奋斗的作风。”她说完后有人就反驳她：“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提高劳动效率和改造思想并不矛盾，现在这样用脸盆端土，一脸盆只能装一锹土，如果用筐就能装十多锹土，劳动效率能提高好几倍。再说，抬一大筐土也很累，照样可以改造思想！”这一来，会议分成两派：一派赞成老邱的意见，认为改造思想就得劳动条件越差就越能改造人；另一派认为改造思想不在乎使用什么工具，主要在于人对劳动的态度，用脸盆端土走起来慢慢腾腾也不见得好；用筐抬装的多走得快一样可以改造思想，而且还能提高劳动效率。发言人越说越激动：假如认为越是用简单的劳动工具就越容易改造思想，那我们就都别使用机械了，都回到原始社会去算了！大家都使用石器劳动。说着还用手比画比画，把大家逗得前仰后合。

干校每天的生活几乎都是一样的：早上我们二连先集合，手捧毛主席语录，高唱《东方红》，然后连长施永祥带着大家学习背诵毛主席语录“老三段”，然后再讲一天的安排。中午吃饭，下午继续劳动，晚上学习。天天如此，已经成了一种固定的形式。只要一听见“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大家就立刻齐声背诵这几条语录，决无错误。每个人都非常遵守干校的纪律，即使比我们年龄大十几岁的老师也得跟我们这些二十对岁的青年一起跑步，出操。

一天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吃晚饭，吃完晚饭还可以有点自由活动的时间。天渐渐变长了，晚饭后我可以一个人跑到潮白河边上看看日落。我才二十五岁，运动中又没有问题，没有人会怀疑我去自杀。潮白河边很安静，我坐在一个土坡上，出神地看着静静流淌的河水，什么都想也什么都不想。有时我会突发奇想，学校来人让我们明天就回去。

潮白河日落的景色实在动人。一个像大磨盘似的红红的太阳，把静静的潮白河染成血色，然后一点一点地向下落，大半个、半个、小半个……一直等到太阳完全落下，我才回来。

晚上的学习一般到九点就结束了，然后洗洗就准备睡觉，因为劳动很累躺下就能入睡，不会担心失眠。

孙永安简历

孙永安 （元康）

1945年9月生于北京，回族 副编审

1965年8月到外语附校小学部任语文教员，文革中教初中多年在初三毕业班任班主任、年级组长、教研组副组长。1974至1976到西藏那曲支援教育两年，回京后仍教语文。

1985年离开附校，到团中央《辅导员》杂志任编辑、记者、办公室主任、通联组组长等；1988至1989年参与《深圳青年》创刊工作；1991年到《中国青年科技》杂志任编辑部主任。

从80年代至今，在正式报刊上发表通讯、特写、散文、小说、人物专访约达四十多万字；主要著作有《藏北烛光》（长篇报告文学26万字）、《奸枭末日》（第二次印刷改为《共和国大案飞贼段云鹏落网记》为记实性小说20 万字）。

现在外语大学国际交流学院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