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桂云
刘惠杰
焦桂云是一九七五年我在巴黎大学留学时的同学，学生党支部书记，当年在学生里岁数最大，三十二、三岁。我是业务班长，岁数不是最小，不到二十岁。焦桂云来巴黎几个月，在北京得了个儿子，走起路来欢腾地朝前窜，而我其时还不知道女人的“例假”是什么。
我们几乎是两代人。
新中国向外派留学生始于六十年代初，焦桂云曾于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四年在阿尔及尔留学两年，是中国学生中的优秀。 阿尔及利亚的法语是殖民语言，夹杂阿拉伯语大舌音加小舌音的复杂发音和地中海对岸马赛的口音，中国使馆第一次见识留学生，使用延安式的管理方式，对学生的约束无微不至，每天几个小时的政治思想工作和政治学习，焦桂云能学什么便学了些什么，回国以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法语播音员。
七十年代初，电视机绝对稀罕，是超贵族的享受，群众熟悉的媒体是电台广播。电台全部是中央指示，当播音员是大荣耀。我学法语，必须听“RADIO PEKIN”，因此一定听过他的播音。认识以后，我曾经主动问过他关于播音，关于阿尔及尔，关于红场打架有没有他，他只是三言两语，没有正经，我以为他也在政治疯狂之中，不屑与我周旋，心里骂了声操，也没了说话的兴趣。我与他同学两年，他当书记的，周围总是有人，我与他却差不多没有私人来往。
焦桂云是革命的后代。父亲是抗日战争时期华东地区的一个共产党游击队队长，生下来以后，父母整日与敌人周旋，无法照管，托付给了一个当地农民。革命成功了，养父拿着当年的凭证寻找他的生身父母，找了好多年，当时的党组织十分尽力，一直没找到。推测他们肯定牺牲了，要不然，谁会舍弃一个儿子呢？
看他的长相，其父母一定是男貌女也貌，浓眉大眼，还秀气，虎背熊腰，还灵活，说话吴越腔。放在今天，焦桂云肯定是多情女人的猎物。
焦桂云沉默寡言，说事儿没表情。这个劲头儿的人让人捉摸不透，黑手党的形容：“永远不让你的敌人知道你想什么”。很快到了一九七六年，邓小平二次下台，文化大革命波澜复起，空气中布满炸弹。
除了一九六六年在莫斯科红场被打的那一批，我们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派往巴黎的第一批享受法国政府奖学金的留学生，因此法国人对我们特别好，得空便请吃请喝请游山玩水。问我们想参观什么，我们说想去看工厂，好，记下来，想去看电台，好，又记下来。问完了还问，那就撒开了说，想看现代戏，印象派，也想看莫里哀，想看医院的心理医疗，想了解赛马、斗牛…… 隔了几天，就带着我们去，里里外外地细看，到哪儿，当地领导都穿戴整齐，出来见面，还请吃饭。我们一看，这个不错，有求必应，比白毛仙姑灵验，于是开始提要求。我还小，喜欢弄得跟别人不一样，提出参观监狱。我以为对方会解释一回，推掉，中国的监狱能让人看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想听听他怎么解释，看看法国人怎么在中国人面前尴尬。不想，记下来以后没几天，就去了当时欧洲，恐怕也是今日欧洲最现代化的监狱FLEURY-MEROGY。
这回出了麻烦。
参观的时候，到了监狱的厨房，现代化设备，没有木头案板，一色的不锈钢炊具，比中国外交部的食堂高级，我们没见过，不是个监狱的样子。看见几个人在准备饭。我们离开的时候，对方主动和几个同学握了手。
后来知道，那几个做饭的，是在押的囚徒。
参观，意味着肯定，参观资本主义的专政机构，肯定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核心，我们罪过大了。更有甚者，和罪犯握手，立场哪里去了呢？留学生里有几个高校的老师，当时闹腾得最凶的几个学校（就是如今录取分数最高的学校），学习当然不成，擅长阴谋，高扬（前文提到过，一九六六年初三法的同学）告诉我，有人告状了，要发难。
阴谋是无耻和蛮不讲理，历史的经验是，起码要以加倍的无耻和蛮不讲理对待，就有胜利的把握。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召集会议，都要表态。我也是班长一级的干部，不能不说。我说，参观了便参观了，如果参观监狱是承认资本主义，我们就别来法国学习，国家也不应该和法国建交。握手了便握手了，其实谁也没想握不是？也不能对方伸手过来，我们煽他一个大耳光，要不来个黑虎掏心，让他等不到午时三刻？不知道对方是犯人，但是知道对方不是田中角荣，也不是大平正芳，握手不是光荣。要是细说，罪犯是社会之反动，承认反对资本主义，不是原则问题。 对方开始跟自己倒扯，换位思考，想想啊，如果法国人参观中国监狱，大骂囚徒，那，肯定是法国共产党（马列），和中国政府保持一致了。不对。如果和囚徒握手，那好象才是真的资本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敌人，正正得负，负负得正，对呀。再想，又不对，中国的监狱不知道在哪儿，到这儿来看人家最好最大的监狱，使馆的人在这儿呆了十年也没有看过人家的监狱呀，肯定不对。发现脑子有些不够使。
这些人，死气白赖，是不肯甘休的，这是个多好的发政治财的机会。
我注意焦桂云，他是头儿，他要是亢奋起来，大家的日子便要难过了。
那一阵子，他腰疼，龇牙咧嘴的，躺在家里，有几天没上课。
在巴黎大学的两年，虽然在中国现代史上最多变故的时期（1975-1977），虽然中国留学生实行全面集中组织管理，虽然留学生都应该成为国家高级人才后来却没有几个成了高级人才，我们的生活比较平静，没有耽误学习。
我想到，焦桂云不是个坏人。
从巴黎回来前一天晚上，我们在148号（法国使馆招待所）的阳台上看风景，他站到我身边，心情轻松，对我说，你这几个朋友每天都来看你，大老远的，太麻烦了。我说，他们虚伪，不正常。他说，回国以后，大家肯定都忙。我没说什么，我还不知道我回国干什么。他又说，回去，要成家立业了？他的眼神里，第一次有了亲密和关切。我说，和大家一样。
这一九七七年的八月。
我们再次见面，是一九九七年，隔了二十年。
我在八宝山参加他的追悼会，他患骨癌去世。
怎么能二十年不见面呢？
其实，二十年不见面是很容易的。
焦桂云最后的头衔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法语部主任。
我顺序排队，到了焦桂云夫人面前。她架着一副老式眼镜，历尽沧桑的样子。我突然决定和她说话，我拉住她的手，大声说，老焦是好人。焦夫人对丈夫的去世心理准备了几年，此时已经没了悲哀。她也用力拉住我的手，问我是不是叫刘惠杰。我大声说对，一九七五年在巴黎大学和焦桂云同学，同时心里一惊，我不知道她怎么会认识我。焦夫人把一个小伙子拉到我跟前，说，这是焦惠杰，要孩子叫我叔叔。孩子注视着我，叫我刘叔叔。焦夫人说，就是用了你的名字。后面排着一队等着握手的人，我不及多想，问孩子多大了？焦夫人说在北京理工大学上学。我说了声好样的，立即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愚蠢。
我识数，孩子二十一岁。
焦桂云对我熟悉，他的一家对我熟悉，而我一生中，单独和焦桂云说话的时间全加起来，不超过一两个小时。
我给人打电话，要找这一家子。找了几回，没有找到。
一时没找到，就有时间想。我想，我亢奋什么？中国叫“建国”的，叫“立宪”的，叫“翠花”的，不知有多少。也没有因此彼此成了什么特殊的关系。 焦桂云用我的名字，也许只是看我的长相不济，反其道而用之，祈望千万别让孩子长成我这模样。也许我的名字土气山气，和“狗剩儿”一类，比“狗剩儿”容易在城里叫出口，叫这名字的人好养活。我还想，他是成心把辈分搞乱了，明明白白地在占我的便宜。
这样想，我没了亢奋。
无论如何，我们肯定有不一般的关系。
可是，焦桂云其实是希望将这种不一般保持在一种一般的状态中。他不告诉我，二十年不告诉我，应该是这样的道理。
也许，无论如何，我应该坚守自己，不能堕落成一个坏人。
这已经让我负担很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