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一篇关于张丹红（外附校友）女士的德国遭遇文章 - 外附校友联谊会

北京奥运会改变了许多西方主流媒体报道中国的视角和态度，基本方向是从一味地批评和质疑转向客观和全面，自然就有了一些肯定和赞扬，即使是再批评也往往透着善意和建设性。

本来我相信，只要我们拿出更多诚意和宽容，用微笑继续面对世界，即少抵制点家乐福，多进行善意的对话和沟通，这样的转变还会继续。查查吧

但我的乐观还是被这样一个事件蒙上了一层阴霾。

据德国《柏林日报》8月22日披露，“德国之声”电台中文部副主任张丹红女士因“亲华言论”被停职。事后经她证实，“德国之声”电台26日下午对她召开了“批判会”，并正式通知她无限期停职反省，要求她在停职期间不得对外接受媒体采访，也不能上“德国之声”电台的节目。而“德国之声”对此的解释是，张丹红“没有维护德国之声所一贯坚持的维护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价值观”。

无独有偶，一位德国主流媒体的驻华记者也透露，他向总部报的选题常常被武断“枪毙”。如果在一段时间内写一两篇“正面一些的中国报道”，总部还可接受。但若连续“给中国说好话”，总部会直言不讳地骂他是“疯子”。

我不相信这样的事实发生在一个追求所谓“言论自由”和标榜“客观公正”新闻理念的国家。这让我这个曾经迷恋普立策和李普曼的人感到震惊。

我毫无保留地支持张丹红。因为她是中国人，相对于那些从来没来过这个国家、而仅从达赖和法轮功那里别有用心地片面地了解点情况就漫骂中国的人，她更了解这个发生着巨变的国家。她的失误在于居然相信德国是一个可以自由表达意见的国家，当她试图将更真实、更全面的情况借助伟大的媒体告诉德国公众时，竟然受到了下岗这样严重的惩罚。难道号称第四种力量的主流媒体，在德国这个二战后新兴的发达国家已经丧失其独立和公正，彻底沦为政治也就是默克尔女士的工具？到底是谁在发疯？

而且张丹红的抗争并没有从东方价值观入手，其方法论倒与西方新闻价值观合辙，充其量只是列举了让奉旨妖魔化中国的德国主流媒体不舒服且无可辩驳的事实而已，加上他们早已将西方传播学鼻祖施拉姆“一个世界，多种声音”的忠告彻底忘却，便动用行政手段让张丹红彻底封口。这样的场景似乎在若干年前的德国发生过。如果该国真的已经全面奉行“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价值观，那自由的前提是表达自由。

站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面对着多元化价值的冲突，迅速崛起的中国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接受、理解、尊重不同的价值，但首先需要善意、全面和真实，比如你可以不认同中国发出的声音，至少需要学会倾听。不然就会再现贝雷菲特在《一个王朝的背影》中所描绘的英国使团与乾隆皇帝见面的一幕：中国和西方完成了一次聋子和哑巴的对话：西方始终在喋喋不休，而中国一言不发。

我曾数次到过德国，这个墨绿色的国家和亮黄色的法国形成两个世界。一个充满激情浪漫、一个充满深邃宁静。最难忘三年前在海德堡的广场边缘，一位满头银发的当地老妇拿着一张价值两马克、印着二战时被炸成废墟的海德堡市老照片的明信片，操着不流畅的英语告诉我：不能忘记那段历史，希望我们和世界永远是朋友。我很感动，也对这个国家充满深深的敬意——至少相对于那个时期的我们近邻日本。

我不奢望今天的德国媒体整天刊发赞扬中国发展成就的表扬稿，但你们真的有必要让德国公众了解一个真实全面的中国，而不是对这个国家发生的一切一味地排斥和诋毁。如果这个世界只存在着一种声音、一种价值观，那么，无论这样的价值观听起来多么有价值和有道理，也是这个全球化背景下的多元世界的灾难。

突然想起了丘吉尔那句谦逊的告白：民主其实是个很坏的东西，但在我们没有找到替代它的制度之前，只好继续沿用它。他在说明西方民主制度和价值观的局限性，很与时俱进。正是由于西方卓越政治家的努力，才没有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绘的资本主义初期的可怕现实加剧，才创造了西方世界在后工业化时代伟大的文明。因为其背后重要动因是文化、制度的开放和包容，是对西方价值中人类共同价值的传承和弘扬。其中许多成功经验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大胆拿来并行之有效的方法。我真诚地希望这样的交流与互动继续。

相较而言，德国主流媒体不容商榷的西方价值观至上思维让我联想到了“疯狂”二字。

相关背景1 ：据新华网披露：今年42岁的张丹红出生在北京，先后在北京大学和德国科隆学习日耳曼语言文学。1990年，她成为“德国之声”中文部的华人记者，并自2004年起担任该部副主任。作为德国媒体人士和中国问题专家，自今年3月份西藏“打砸抢烧”暴力事件发生后，张丹红女士频频在德国国内各种研讨会、电视节目等活动中露面，替中国说公道话。张一贯主张西方不要用高高在上的态度批评中国，而要看到中国在人权等方面的进步。

在德国电视二台的一个名为“为市场和奖牌而战———对新兴大国中国的恐惧？”的脱口秀节目中，张丹红批评德国总理默克尔对华奉行对抗路线，接见达赖喇嘛破坏了中德之间以往良好的关系，并称赞中国政府为保护西藏文化做了大量工作。据了解，当天全德国约有200万人收看了这一节目。张丹红说，她在节目播出后收到了大量观众来信，赞同她的观点。

在西藏问题上，张曾多次直言不讳地批评西方媒体一叶障目的歪曲报道。在波恩举行的一次有达赖驻欧洲代表格桑坚赞参加的活动上，张就当场质问格桑坚赞为什么在达赖对西方媒体宣称放弃独立诉求后，西藏流亡政府的所谓宪法里仍然没有删除追求西藏独立的条款。格桑坚赞当场无言以对。

据张丹红女士介绍，导致她遭受“德国之声”电台封杀的直接原因，就是她在8月4日德意志广播电台的一档采访节目中客观评价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言论，以及她理解中国政府禁止“藏独”和“法轮功”网站的态度。”

相关背景2：自去年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总理府接见达赖，从而引发德中外交危机以来，德国媒体对华攻击抹黑之声甚嚣尘上。在今年西藏“3·14”事件发生后，德国媒体对华歪曲攻击达到了顶峰。即使在中国四川遭受严重地震灾害时，德国一些主流媒体仍未停止对中国的无端指责，例如《明镜》周刊就攻击中国政府在四川地震救灾中的表现是“把灾难变成公关行动”。

从北京奥运会圣火传递开始，德国媒体就对北京奥运会进行了高强度不间断的攻击抹黑。攻击的内容从中国政府不重视人权，没有新闻自由，镇压藏人和不同政见者，到北京的空气质量恶劣，中国政府鼓励运动员滥用兴奋剂等等，无所不包。甚至有德国媒体鼓吹抵制中国奥运会，鼓励运动员在华期间进行抗议活动。

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德国电视一台的解说员就攻击北京奥运会是政治秀，在华丽的幕后掩藏的是对藏人的血腥镇压。德国电视二台解说员在闭幕式上的表演更是堪称拙劣，当电视画面出现天安门广场时，这位解说员居然说“不要忘记，在这个广场上曾发生过大屠杀”。德国电视二台更是在一档奥运节目中攻击中国体操女运动员是“黄色的羊”(注：在德文中羊是骂人的话)，指责中国人虚报运动员年龄等等。

--转载

法国经济面临衰退，但仍是思想文化大国。在法国生活随时都能切实感受到无处不在的民主自由的气氛，我尽情享用着这历史，制度和文化的成果。

但即使是法国的民主自由，也绝非十全十美，在遇到有关中国的事儿时，就常常引起我的一些思考，几个小例为证：

n 一次在公开场合和一位法国记者聊天，当谈到曾去过中国并喜欢中国时，她忽然压低了嗓门。不是言论自由吗？她为什么不想让人知道她喜欢中国呢？

n 我曾多次给英文《国际先驱论坛报》“读者来信”版投稿，对有关中国的事儿提出个人看法。每次编辑都给我来邮件诚挚地表示感谢，但就是不登我的东西，理由是“版面有限”。但批评甚至诽谤中国的言论为什么总是有版面呢？ (该报对中国的介绍已趋于客观，原因之一可能是中国在该报做不少广告，如奥运，世博会等)

n 今年4，5月间，我在法国《世界报》论坛发表读后感，有两次过了20多小时还未刊登，要知道一般读者只对当天的新闻感兴趣，而且留言只保留3天。我急了，用真名又写信又打电话。于是我接到了充满外交辞令的邮件，向我道歉，说没收到，让我再发一遍。但鬼才相信没收到！好在最终发表了，让我没抓住法国新闻检查的证据。

n 今年4月，一位在法国某媒体工作的校友，因采写了反映中国人士批评法国媒体的言论而饱受压力，唯恐违背了本单位的报道方针。难道新闻自由不能保证传达不同声音吗？根据该校友提供的情况，我认为起码在这一具体问题上，新闻自由是要打折扣的。

最近的张丹红事件只不过是类似问题的公开化而已。看来人类在追求崇高理想方面还有许多路要走，中国、泰国、印巴尼伯尔和非洲皆如此，即使有着优越社会制度的西方也绝非单纯。现实不仅教会人们用比较的方法识别优劣，也教会人们从不同角度和更多的层面看问题，比如地缘政治，国家利益，商业利益，甚至人性本身等等。

每一家新闻媒体内部都是有它的媒体立场的，在新闻自由的国家里，不是说在一个媒体里面你什么意见都可以得到发表才是新闻自由，而是说这个国家允许有各种各样立场的媒体存在, 允许各种媒体发表各自的意见，其中也包括批评甚至反对政府的意见。在德国,仅各类中文报纸就有近十种，持什麼观点的都有, 且全部都是合法的。

如果某个媒体认为，它所雇用的记者不能遵循本媒体的理念发表文章或接受采访，甚至认为因此而有损于媒体的公众形象，暂停记者的工作甚至辞退记者，这样的事在德国也时有发生，早已成为见怪不怪的事了。

虽说如此，但作为校友和朋友，我亦为颇有才华的丹红感到惋惜。

再补充一点。国家（指大部分西方国家）之所以允许有各种各样立场的媒体存在，最根本原因是因为媒体机构不是政府的，是私人的（至少美国是这样，也许其它国家有例外），政府没权指点媒体说什么不说什么，媒体对政府起监督作用。这是新闻自由的主要起源。

本来觉得，一些敏感的政治性话题不适合在我们的校友网上拿出来讨论，因为我们的网不是政治论坛网。
现在既然拿出这些问题讨论了，校友们就应该心平气和地讨论，就事论事地发表自己的见解。

我很佩服晓帆学姐，韩英学姐，协燕学妹。她们能理智，坦率，有理有据地探讨问题。
我不太喜欢（恕我直言）砚明学哥的做法，既然讨论问题，肯定就有和你不同的意见，如果意见都一致的
话，那就不需要讨论了。另外，你的发言稍有些过火。不知你能不能接受学弟的意见？

不知协燕对张丹红道歉的动机如何看？我觉得她很有可能是为了生存，为了保住工作，但并非一夜之间转变了立场。另外，她当然可到法院打官司，但那可就是大动干戈了，在德国打官司就那么容易吗？我觉得最简单表示不满的方法是辞职，但她没选择这样做，可见她是热爱或者需要这份工作的。

新华社的文章未提“道歉”一事，这并不构成违反职业道德。从新闻写作的角度，这叫取材，记者编辑有权根据报道的主题和中心思想，对新闻素材进行取舍。举个类似的例子：前几年，新华社一高级编辑发稿出错，被勒令检讨，并被停止发稿人职务。海外媒体纷纷做了报道，指责新华社的做法，但也没报道该编辑做检讨的内容啊。报道说该人被新华社解职了，这是不实之词，该编辑目前正在新华社某驻外分社工作，又担任了发稿人，而且还应本人申请被延长了任期。他受到如此宽待，可能因当年检讨做的深刻吧。

关于新闻取材，还可举个法国例子：奥运火炬在巴黎传递的第二天，法国电视一台转播了中国CCTV关于“火炬在巴黎顺利传递“的镜头，批评CCTV粉饰太平。而法国电视二台在同一时间播出的新闻中，却选取了北京各主要报纸报道奥运传递在巴黎遭受挫折的镜头。两家电视台的两种取材，传递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信息。（我每天八点看电视一台新闻，八点半看电视二台的重播新闻）

我从读者的角度说说我的想法。我觉得记者记者重在‘记’字，他不应是‘论’者。他应该告诉读者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而是非曲直由读者自已去评判。对于“取舍”我更是深恶痛决！记者先立一个主题再去采访，回来根据他的需要“取”，不利于他的观点就“舍”，等于是借别人的嘴替自己说话，全然不顾说话者的原意。看看近期和记者打的笔墨官司，这样的例证很多。

不懂媒体的行规，但作为读者我非常讨厌任何强加给我的判断结果。因为我觉得那是对读者智商的污辱。

关于张丹红事件，如今众说纷纭，昨天看了一篇报道称：张丹红与“德国之声”的问题，属于狗咬狗的问题。由于本人资讯有限，消息闭塞，因此不便发表评论，不过前些日子看到过一个关于欧洲各国对中国及中国人的看法的调查报告显示：“自去年以来，欧洲人将中国视为最大威胁的比例几乎增加了一倍”；“在欧洲，平均有3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全球稳定构成的威胁大于其他任何国家”。而这项调查在德国的数据更是高达58%，在对中国人的看法的调查中，欧洲各国厌恶中国人的平均只占不到20%，而这一数据在德国则达52%！也就是说，有一半多的德国人不喜欢中国人。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今天，看到了一篇叫《德媒体为什么如此疯狂地攻击中国？》博文，虽然不能完全同意文中的观点，但文章的确有让人深思的地方：（转帖原文）

德媒体为什么如此疯狂地攻击中国？

第一、撇开德反华政府对媒体的暗箱操控不谈，作为媒体是要盈利的，由于西方已形成一种普遍喜欢看中国笑话的心理，因此德媒体也是挑最合德国人口味的新闻报道，争先恐后，长年累月攻击中国，乐此不疲，就连一个叫heise的只撰写计算机专业技术的报社也不甘落后，足以证明德国媒体对华报道倾向的普遍性。如此已在德国形成了一个可怕的歪曲对华报道和民众仇华情绪渐增的恶性循环。

第二、欧洲人有着攻击性的文化和统治世界的优越感。欧洲长期以来是世界的中心，民众从小被教育以此为荣，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后来对中国的侵略，在我们看来是穷凶极恶的事情，在他们的教育系统甚至日常生活中都被当作丰功伟绩来传承。他们认为白人理应制定世界秩序，掌握全球资源。高傲的日耳曼民族没有一日不希望回复世界政治大国地位，好不容易经济上跃居世界前端，又眼看着被中国赶超，因此中国的崛起令他们无比恐慌。而且在媒体的煽动下，大多数德国人都有一个共识，就是高失业率和高物价的产生，并不是因为德国人自己，而是因为中国人。

第三，自希拉克和施罗德下台后，欧洲再无政治家，只有政客。政客所做的事只有一件，不惜一切代价拉选票。西方国家所谓的“民主政治”有一个特点，为弥补执政党的内政无能，必须要制造一个敌对国家，以便转移选民视线。默克尔除了会在全世界大喊“人权”之外一无是处，因此顺应民众心理选择中国作为攻击目标，转移内政上的无作为。他们以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一党执政体制是与整个西方作对，以为藏独和疆独在他们一手扶植下可时不时骚扰中国，以为中国政府似乎只对和德国做生意感兴趣，因此大可多触触龙鳞，不会有损失。

所谓德媒体不受政府控制，群众有独立思考能力，是再虚伪不过的谎言。很多德国人没有能力也不想了解中国的文化历史现状，官僚，媒体和民众已经融合在一起，互相推波助澜，导致恶性循环，这和当年纳粹起家的过程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唯一不同的是，它休想再掀起任何波澜。不要低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智慧和手段，历史已经多次证明，辱华的下场会很难看。

在德国，普通老百姓愿意看到媒体是怎样监督政府的，为政府唱赞歌的媒体一般是没有市场的。老百姓认为，纳税人养活政府，政府优良的工作是对纳税人的回报，是理所应当的事，让媒体监督政府又是最好的办法。因此德国记者也养成了”尖刻””刁钻”的职业习惯，所以报道多以负面的为主。就像德国的很多警察一样，见到的差不多都是社会的阴暗面，所以在他们眼里，黑夜多于白昼。

其实在德国的或不在德国的中国人不用太担心德国人是否厌恶中国人，受辱不受辱的要看真枪实弹。在国内的把国家的事儿搞好是根本，这点大家早有共识，用不着我在这儿叙叨。我只想说这个搞好不应仅指经济层面的，应该还包括人文的，精神的等等。“精神文明建设”这个口号不是频频出现在各级领导的讲话稿里吗？但上亿美元的贪官为什么始终层出不穷呢？看看加拿大温哥华西部富人区上百万的豪宅别墅很多都是被资金来路不明的大款的二奶三奶们盘踞着。

那么，已经在海外的华人的真枪实弹又是什么呢？我觉得有两点：一个是燕清提出的纳税人的概念，一个就是选举权。选举权的问题较敏感暂且不谈，但它却是一个使人成为不依附他人意志的自由人的重要标志。

纳税人的概念则是与优越感十足的本土出生的白人平起平坐的重要基石或叫资本。西方人很看重纳税这一行为，我指的是每年必须申报的个人所得税。我纳税，我诚实，我清白，我有尊严，我有自信，我有自食其力的能力，我有为社会为人类做贡献的能力。虽然每个人收到税单时都会骂“娘”（骂政府）三分钟。因为政府公务员的工资等等开销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钱，政府必须对我们负责，岂敢将我们视为异己？他日耳曼人，魁北克人就是再高傲也会对你刮目相看，尤其如果他知道你比他交的税多了去时，他更是会对你肃然起敬。西方人就是这么务实。务实后还有务虚的，这就是政治那一套了，选举权则是解决这个务虚的问题，即纳税人的钱怎么用，我愿意由谁来管理等等。

回林伟：你一定看到许多问题，没有具体地谈可能有顾忌。再谈一点个人想法：

“硬性新闻”（hard news），比如消息报道，一般来说不论。而社论、评论、特写等等所谓“软性新闻”(soft news)，却往往带有倾向性。

即使在西方，媒体标榜的独立和中立也绝非纯粹。如法国《世界报》代表左派和中左派以及知识分子的观点，而《费加罗》报则更倾向于反映右派和中右派以及工商界的立场，这已是读者的共识。

二新闻素材的取舍是技术层面的事，也被记者聪明地利用来传达特定甚至主观的信息。但还有真实，客观，公正，全面的原则。偏见和歪曲事实应受到指责。

但有时问题并非出自媒体，而是权威机构或利益集团提供消息有误甚至封锁消息的结果。

请看北京《新京报》一篇文章的观点：民主的核心不是投票，而是辩论；民主的真正价值不是数人头，而是在数人头之前的理性辩论。投票聚集起来的是意志，通过投票，多数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与少数，但多数高于少数的理由，却不在人数，而是多数所阐述的“理”。民主的治理不是意志之治，而是理性之治。如果只是人头，民主就容易变成多数暴政。

昨晚——12月24日晚，应该是圣诞之前的平安夜，一个朋友突然发问：“平安夜是平安度过的，怎么变成狂欢节了？”

如果仅就某个地域的某种表现形态而完全照搬的话，那叫标准的“复印机”。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地界，不管是什么，前面总会冠以“中国特色”的头衔。

这个夜晚有点不一样，说了一些人不人、鬼不鬼的话，但愿什么“上帝”、“佛祖”和“阎罗”不要见怪。

上了庆云楼就等于入了鬼门关 (听说有人在那儿喝了不少寽质的二锅头). 上楼容易下楼难啊, 说起话来都人不人鬼不鬼的.

有一个女孩，18岁。她经常向别人讲一个故事：“一天我到后面的森林玩，来到小河边采野花。忽然我仿佛听到一个声音在叫‘小姐’。我循着声音走过去，什么也没发现。这时又是那个声音，‘小姐，我在这。’我吓了一大跳，原来是一只青蛙。青蛙怎么会说话呢？这只青蛙又说：‘好心的小姐，我本来是人，可是在森林里玩的时候遇见了邪恶的女巫，被变成了青蛙。要解除她的诅咒，只有让一个年轻的小姐把我带回家，睡在她的床上，一夜后就能再变回人。’我听了后，半信半疑。不过还是决定将他带回家。当天晚上，我就把它放在我的床边。开始觉得很害怕，不过后来就习惯了，我慢慢地睡着了。当我第二天醒来的时候，真地发现在我的旁边躺着一个赤身露体的英俊青年，这真是太神奇了！”

有人的贴子再次以不争的事实证实了我们的担忧: 信仰危机, 美丑不分. 以中国特色之名, 行孤芳自赏,抵制人类普世价值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