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

口述历史
      去年退休后，我花费八个月的时间将父亲的笔记整理成回忆录出版了。我将书分送了一些朋友，其中给了张援远一本。援远将此书介绍给延安干部管理学院，很快我就接到电话，说是从延安来的记者组要采访，让我将父亲的经历口述出来，作为干部管理学院的补充教材。
      延安干部管理学院是中央直属单位，李源潮兼任院长。为了抢救历史资料，将党中央在延安13年的光辉历程化成教育干部的永久教材，学院从2009年开始正式启动《口述历史延安的红色岁月》工程。习近平对这项工程给与了高度肯定，并指示：利用《口述历史》项目做抢救宝贵资源的工作。
      延安干部管理学院的记者组主要采访曾在延安工作和战斗过的老同志，如老人不在了，也包括采访他们的后代。我的老家就在延安，父亲出生在那，从1936年入党参加革命后一直在陕北。父亲在革命队伍里是个普通的人，在基层做具体工作，当过儿童团长，曾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禁烟督察处当侦查员，也曾在财政厅、粮食局工作，解放战争时，他在第一野战军前敌司令部做后勤工作。他回忆中的很多具体故事是那个革命历史时期的生动记录。
      去年底，我接受了他们的采访，谈了两个半小时，圆满完成了这一任务，为了早已长眠地下的父亲，也是为了给后人留下那一段真实的历史。
      前些天，延安干部管理学院将做好的光盘终于寄给了我。

由于我父亲曾在陕甘宁边区禁烟督查处工作，很多人问我共产党在陕北种鸦片贩卖大烟的事，记者也问过我，其实网上这方面的文章已经很多。我父亲对此问题没有说过“是”或“否”，但记得父亲曾亲口对我说过，他向党发过誓，有些问题他要终生保密。我不知道他说的“密”是什么？但我从父亲的回忆录中隐约能感觉出来答案了。

关于抗战期间共产党种大烟、卖大烟的事有很多文章，但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当事人叙述此事，最权威的一个人就是董必武日记中隐约披露边区政府组织“特货”贸易一事，其实所谓特货就是大烟，这从我父亲笔记中可以证实。我不知道种植大烟和贩卖大烟是否是党中央的决定，听说是南汉辰力主，毛犹豫，并不积极，但还是同意做。中央高层对此事意见并不统一，据我所知，原陕北根据地的领导人就很反对，说陕北红军最困难时也没做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