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文革那些事：破四旧和纠察队

我在文革那些事：破四旧和纠察队

       文革初起，学校的领导已被轰下台了，红卫兵总部安排我们班红卫兵占领“校长办公室”，掌管学校的大印。校长办公室是个套间，一共有三个房间，我们白天都在这，甚至晚上有时也就在沙发上睡。当时学校的其他机构还没完全瘫痪，一些处、室的负责人有什么事都来找我。记得班里有两个工人家庭出身的同学，家里生活比较困难。一天，他们俩找我，谈起学校的阶级路线，说给他们生活补助太少，每月只有4元。（当时教育部有规定，对困难学生可以补助4至7元）我当时拿出一张便条就写给了学校的财务处，要求给他俩人改为补助7元，落款写的是我的名字。他们半信半疑地去了。不到半小时，只见他俩兴冲冲地回来告诉我，钱领到了！那是我第一次行使“权力”，也是第一次体会到红卫兵的力量。

      8月初，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发布了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明确提出了破“四旧”，并提出“破四旧”、“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目标。“八.一八”林彪讲话中也说：“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之后不久，北京就开始出现红卫兵上街破四旧，到地、富、反、坏、右家里抄家。

      破四旧是指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具体什么是四旧，红卫兵也没有明确标准，反正一切外来的和古代的文化都成为扫荡目标。红卫兵高呼“造反有理”的口号，走出校园，冲向社会，在全北京掀起了“砸烂旧世界”的高潮。

       最初的破四旧主要是给一些带有“封、资、修”内容的街道、商场、医院等公共场所的名称。比较典型的有东直门的扬威路改名。  

      8月24日，首都红卫兵组织了40万人的大会，将原苏联驻华大使馆前的“扬威路”改名为“反修路”。我校红卫兵也参加了这次活动，并接受任务，书写四种语言的反修标语和横幅，张贴用俄语书写的新路名。那天苏联大使馆周围人山人海，我曾爬上大使馆大铁栅栏门和电线杆上贴标语。

      当时我校红卫兵破“四旧”的主要行动就是给属于“四旧”的店铺改名字。

      记得我曾带着几个人到前门大栅栏，见到认为是“四旧”的店铺名字就给它改了，将事先在学校写好名字贴上去。大栅栏著名老字号瑞蚨祥绸布店就被我改成了“东方红”绸布店。我们把店里的经理叫出来，告诉他不许再使用旧名称。前门外大街有家小吃店是我改成“立新”店，文革后，我曾路过那，看到此店后来一直沿用此名，而瑞蚨祥则在不久后将我改的名字弃之不用了。

      破“四旧”除了“改名”，还包括：砸霓虹灯，剪长发，剪长辫子，剪烫过的头发，剪小裤脚管，剪漂亮的裙子，烧戏装、道具，毁文物，抄家，打“地、富、反、坏、右”分子，斗争民主人士，等等。

      我曾和一帮红卫兵骑着车在八一湖边转，发现一小伙子留着背头，穿瘦腿裤，这在当时的标准就是属于流氓，当然就是“四旧”，我们不由分说，上去就打，用剪子立马将裤子剪开，打得他跌进湖里。

      如果说四旧，我们学校本身就够旧，学校的校址原是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是民国期间的建筑物，特别是校园里的那座图书馆，里面藏书万卷，中、外、古、今什么书都有，甚至还有解放前的报纸，有很多历史珍贵资料，然而破四旧居然没有伤及到它（但后来它遭到逍遥派学生的疯狂偷盗）。

      不久，破四旧蔓延全国，并对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开始了大规模的抄家行动，不知有多少珍贵字画、古董在火堆中消失。

      我参加了几次抄家，和谁去的和具体地点已经记不得了。

      有一次在在珠市口附近，抄出来的东西扔在大街上满地都是。我们只将抄出来的所谓反动的、封资修的东西拿走，其他物品并不拿。记得在那家抄出了解放前的地契和大量人民币。我们把钱用报纸包好（估计有上万元），由一帮附近孩子带着送派出所，我跟着走了一半路，觉得派出所太远，就将那一大包钱让那帮孩子（都是十一、二岁的小学生）送派出所，我们就返回了。至于后来那包钱的下落，是否真的送到派出所，派出所又将如何处理，我们谁也没再想。但我认为，文革初期，人们还是比较单纯，革命热情是真真切切，还没有人会贪图钱财，也不敢做那样的事。

      还有一次好像是在宽街一带，是个小院，主人是个老太太，家里古香古色，书香门第。抄什么不记得了，但打那老人印象极深。红卫兵让那老人跪在院子里，用武装带抽打他。武装带上的金属头将老人的头打破，鲜血顺着老人的头往下流，滴在地上。他不说话，也没求饶，就那么跪着，一动不动。大家说他顽固，有个红卫兵看见院子角落有个装有煤渣的簸箕，随手拿过来将煤渣倒在老人流着血的伤口上。我的心“咯噔”一下，收得紧紧的，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涌上心头，看不下去了，急急忙忙走了出去。

      红卫兵抄家抄出来“封、资、修”的东西都集中送到北京几个地方，比如体育馆、展览馆、清真寺这类地方。我曾去过好像是工人体育馆，记得看到从梅兰芳家抄来的东西，特别多，有一大堆，一个带有三脚架的高级照相机非常醒目，是被当作奢侈品抄来的。

      红卫兵的做法没有受到任何阻力，反而人民日报8月23日发表社论，题目是《好得很》，为红卫兵的行动推波助澜。社论指出:“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些实在不能再容忍了！”“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8月29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说：“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象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帐，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1966年的8、9月间，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遭遇了灭顶之灾，除被抄家、批斗、打杀外，很多家庭都被赶出了北京。文革后，看到统计，北京市被轰回原籍的一共85198人，被抄家的有33695户。

      破四旧后来出现了混乱，社会秩序遭到很大破坏，基层政府和公检法也失去了权威，红卫兵成了当时最正确的代表。但北京市红卫兵没有统一组织，基本是各校各自活动或部分学校联合行动，也出现了一些混乱现象。北京市委根据中央领导讲话精神，要求红卫兵组建纠察队，加强组织纪律性，及时纠正破四旧中的混乱现象。这样做一是可以使北京市委乃至中央能够控制红卫兵运动，二是让红卫兵学会自己管理自己，也约束一些过激的行为。

       8月下旬， 首先在西城区成立纠察队，简称“西纠”。很快东城、海淀相继成立红卫兵纠察队，简称“东纠”、“海纠”。 随后又成立了“宣纠”，主要由外语附中、师大一附中和育才中学等校红卫兵组成。我就参加了宣纠。

      纠察队受到中央领导的支持，国务院还为纠察队提供房屋、电话、交通工具呢！好像袖章是北京市委发的。纠察队是红卫兵中的一小部分人，有权制止和纠正红卫兵中的过激和错误行为。我们曾上街散发各种“通令”，检查风纪，协助市政府组织外地红卫兵参加毛主席的接见。

      纠察队发出过好几次“通令”，具体内容我已经不记得，但大多是不允许任何人擅自查抄国家机关、随便戒严，拦截军车，随便打人，要求红卫兵加强纪律，防止坏人乘机捣乱破坏等。纠察队当时曾成功地制止了查抄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傅作义、张治中等著名民主人士的家。

      8月3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乘敞蓬汽车接见红卫兵，北京的红卫兵纠察队和解放军一起做标兵。当时，由解放军组成第一排，纠察队第二排，在广场上将外地红卫兵分割成几个方阵。所有人员都坐在地上，方阵之间留有毛主席检阅汽车通过的路。但当毛主席汽车开过来的时候，群众的秩序就变得混乱了，坐在地上的红卫兵为了清楚地看看毛主席都站立起来，我们无法有效阻止他们，只好手挽手死扛着后面压来的人群，甚至一度将我们挤到毛主席汽车边上，情况十分危急。这是我参加“宣纠”后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一直认为文革中成立纠察队是应该的，也曾起到过积极作用，但后来失控，出现的问题也十分严重。大家大概只对 “西纠”印象深刻，主要是“西纠”私设审讯室，残酷毒打和迫害了一些人，变成“西厂”、”东厂”式的恐怖组织。“宣纠”成立晚，影响不大，也没有什么打人“劣迹”，和“西纠”不可同日而语。

延安培养造就了我们父辈们那样一大批勇敢的战士和优秀的建设人才，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对信仰的无比坚定，对人民对事业的无限忠诚。他们中大多清廉终生，绝少出现类似当今的腐败乱象。作为他们后代的我们多少还能遵循继承他们的优良传统，而我们的下一代或更下几代的晚辈呢？前文化部长王蒙在他的新著《中国的天机》中强调“第一，历史不能断层，那太危险。第二，历史必须前进，拒绝前进就是选择垮台。”，“新问题不断出现，老传统却渐渐有所消失。”“现在青年人已很难理解‘土改’，‘文革’与‘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八十周年即2029年前后，全新的一代人，一代与中国屈辱和GM的历史相隔膜的人会成为国家的柱石…面对西方强大的物质力量的挑战和强势思想文化思潮无孔不入的渗透”那全新的一代“有可能用不同的思路思考中国”...

老鲍子，我昨天才拿到你父亲写的《我的回忆》。谢谢！这确是我获赠的同学父辈回忆书刊中最薄的一本，但却是写得最朴实无华而又最引人入胜的一本。今天我一气呵成就将其读完了。你父亲鲍明亮，原国家体委负责财政和基建部门的领导干部，亲自参与领导了解放后全国各地大型体育场馆设施，及文革前后中国对外援建的大型体育场馆设施的建设。他对中国和世界的体育运动做出了突出贡献，是值得敬佩的革命前辈。他的亲笔回忆录最精彩的部分，是他自幼投身抗日，在解放战争中作为边区政府工作人员如何亲历延安保卫战。那既是史实又似小说故事，写得极其生动精彩。比如在国民党对延安狂轰乱炸的时刻，他亲耳聆听到周总理“4年解放全中国”英明预见的报告；他和不久后即牺牲了的大哥兄弟两人，那满怀对革命胜利憧憬的最后一次告别；船工毫不犹豫地跳入湍急冰冷的河中，救起不相识的将投身革命的小鬼；一位战士不知自己被敌人炮弹击破腹部而疾呼肚子发麻，在他肠子流完后即倒头牺牲...那些感人得如历历在目的情节与场景，若拍成影视作品，既可以教育后代，又毫无“修正历史”之嫌。看到你父亲写到体委的多名同事文革中冤屈而死，他本人也曾被打昏过去两次，唤起我对父亲文革中也多次被打得遍体鳞伤的记忆。我们的父亲是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的幸存者，但也是因正当年时年受残酷迫害，健康严重受损而过早离世者。如有人说，今天的中国政治的暴力是没有了，但社会中语言的暴力依然存在。我们应该“用历史告诫今天与未来”！

穆小芒 发表于 2012-11-7 19:42
小卫说的没错。正因为此，我钦佩海廷的勇气和正视的态度。
这个事件把我们这一代人和我们的父母一代全部 ...

文革己经载入中国历史。发动者发动这场革命的初衷有多种说法，但基本雷同。文革开始时，最疯狂的是66，67两年，打击面之大是历次运动所沒有的，据说死了一千多万，局面失控，是发动者始料不及的。附校的初中部学生都未成年，思想简单，学生的热情都是一煽就着，不积极参加运动的逍遥派是被批评的，两报一刊的社论在指导着运动。有过激的行为，也是与当时的大环境有关的。关于知青上山下乡，据有关书籍披露，是因为停课，造成了仅北京就有几十万学生无法安排就业，有人支招，由红太阳一挥手，都上山下乡了。尤其是经历过文革重大事件的决策人，在行将就木之前，应该将事实写出来，确实是对历史的负责。

马小卫 发表于 2012-11-7 18:19
小芒说的，俺灰常赞同，但是再现文革真实的历史，不带任何倾向的回忆，是灰常难的，没有人牵这个头，因为 ...

小卫说的没错。正因为此，我钦佩海廷的勇气和正视的态度。
这个事件把我们这一代人和我们的父母一代全部搅进去，在大环境使然的情况下，个人的行为要不要负责，或负多少责？在最关键的问题没彻底厘清之前很难说清楚。
但我始终认为，当下能把实际发生的情况讲出来和记录下来，已经是很难能可贵的了。
我在最开始写《黑土红心》时，就名为《北大荒纪实》。书中很少评论，就是想留下足够的空间让读者，包括经历了上山下乡的，及没有那段经历的人自己去评价。

穆小芒 发表于 2012-11-4 18:52
这绝不是一段愉快和值得回忆的历史，但却又是真实的，伤痛的，不能回避的。淡化、避讳并不能解决问题。假如 ...

小芒说的，俺灰常赞同，但是再现文革真实的历史，不带任何倾向的回忆，是灰常难的，没有人牵这个头，因为这个话题会关系到如何评价红太阳。境外出版的有关文革的书，我看过不少，有的写的还是很客观的，但是海关对查到这类书藉的处罚是很严厉的，毒品和违禁品都有人带回来，能带进来，不说明是合法的，查出来是要罚款，丟官，通报工作单位，情节严重的要吃官司。这是国情，没必要冒那个险。拿到书就连夜看，看完就丟在饭店里，带回来如果惹了事太不值得。

鲍海廷 发表于 2012-11-3 16:40
我理解卫国的想法，也理解学校老师和同学不愿谈文革的心情，我只是想写我自己，希望把真实的历史记录下来 ...

“大衣哥”的清唱小样已制作好了，待康民拿过去，让老宋你们都听听他那直冲云霄的歌声。

这绝不是一段愉快和值得回忆的历史，但却又是真实的，伤痛的，不能回避的。淡化、避讳并不能解决问题。假如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智慧去评价时，还历史以真实则是当事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钦佩海廷直面历史的态度。

老鲍子，“大衣哥”专辑听了没有？作曲家要了解歌者音色不满足于听可能修饰过的专辑。前天听“大衣哥”录制清唱的小样时，他引亢高歌几乎把房顶都掀起来了。你的书还在康民手里，我还没拿到。香港的书，只要有人去买了，都能带进来。

马可铮 发表于 2012-11-3 11:33
这是一段历史,谁也无法忘记,无法抹杀和无法回避的历史.能够把真实的情况,真实的回忆讲出来,也是对历史的一种 ...

马大哥站的高。在香港可以看到很多写文革中重大事件真相的书，都是禁止入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