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鲍海廷 于 2012-11-2 09:29 编辑
我在文革那些事：破四旧和纠察队
文革初起，学校的领导已被轰下台了，红卫兵总部安排我们班红卫兵占领“校长办公室”，掌管学校的大印。校长办公室是个套间，一共有三个房间，我们白天都在这，甚至晚上有时也就在沙发上睡。当时学校的其他机构还没完全瘫痪，一些处、室的负责人有什么事都来找我。记得班里有两个工人家庭出身的同学，家里生活比较困难。一天，他们俩找我，谈起学校的阶级路线，说给他们生活补助太少，每月只有4元。（当时教育部有规定，对困难学生可以补助4至7元）我当时拿出一张便条就写给了学校的财务处，要求给他俩人改为补助7元，落款写的是我的名字。他们半信半疑地去了。不到半小时，只见他俩兴冲冲地回来告诉我，钱领到了！那是我第一次行使“权力”，也是第一次体会到红卫兵的力量。 8月初，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发布了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明确提出了破“四旧”，并提出“破四旧”、“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目标。“八.一八”林彪讲话中也说：“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之后不久，北京就开始出现红卫兵上街破四旧，到地、富、反、坏、右家里抄家。 破四旧是指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具体什么是四旧，红卫兵也没有明确标准，反正一切外来的和古代的文化都成为扫荡目标。红卫兵高呼“造反有理”的口号，走出校园，冲向社会，在全北京掀起了“砸烂旧世界”的高潮。 最初的破四旧主要是给一些带有“封、资、修”内容的街道、商场、医院等公共场所的名称。比较典型的有东直门的扬威路改名。 8月24日，首都红卫兵组织了40万人的大会，将原苏联驻华大使馆前的“扬威路”改名为“反修路”。我校红卫兵也参加了这次活动，并接受任务，书写四种语言的反修标语和横幅，张贴用俄语书写的新路名。那天苏联大使馆周围人山人海，我曾爬上大使馆大铁栅栏门和电线杆上贴标语。 当时我校红卫兵破“四旧”的主要行动就是给属于“四旧”的店铺改名字。 记得我曾带着几个人到前门大栅栏，见到认为是“四旧”的店铺名字就给它改了，将事先在学校写好名字贴上去。大栅栏著名老字号瑞蚨祥绸布店就被我改成了“东方红”绸布店。我们把店里的经理叫出来，告诉他不许再使用旧名称。前门外大街有家小吃店是我改成“立新”店，文革后，我曾路过那，看到此店后来一直沿用此名，而瑞蚨祥则在不久后将我改的名字弃之不用了。 破“四旧”除了“改名”，还包括：砸霓虹灯，剪长发，剪长辫子，剪烫过的头发，剪小裤脚管，剪漂亮的裙子，烧戏装、道具，毁文物，抄家，打“地、富、反、坏、右”分子，斗争民主人士，等等。 我曾和一帮红卫兵骑着车在八一湖边转，发现一小伙子留着背头，穿瘦腿裤，这在当时的标准就是属于流氓，当然就是“四旧”，我们不由分说，上去就打，用剪子立马将裤子剪开，打得他跌进湖里。 如果说四旧，我们学校本身就够旧，学校的校址原是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是民国期间的建筑物，特别是校园里的那座图书馆，里面藏书万卷，中、外、古、今什么书都有，甚至还有解放前的报纸，有很多历史珍贵资料，然而破四旧居然没有伤及到它（但后来它遭到逍遥派学生的疯狂偷盗）。 不久，破四旧蔓延全国，并对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开始了大规模的抄家行动，不知有多少珍贵字画、古董在火堆中消失。 我参加了几次抄家，和谁去的和具体地点已经记不得了。 有一次在在珠市口附近，抄出来的东西扔在大街上满地都是。我们只将抄出来的所谓反动的、封资修的东西拿走，其他物品并不拿。记得在那家抄出了解放前的地契和大量人民币。我们把钱用报纸包好（估计有上万元），由一帮附近孩子带着送派出所，我跟着走了一半路，觉得派出所太远，就将那一大包钱让那帮孩子（都是十一、二岁的小学生）送派出所，我们就返回了。至于后来那包钱的下落，是否真的送到派出所，派出所又将如何处理，我们谁也没再想。但我认为，文革初期，人们还是比较单纯，革命热情是真真切切，还没有人会贪图钱财，也不敢做那样的事。 还有一次好像是在宽街一带，是个小院，主人是个老太太，家里古香古色，书香门第。抄什么不记得了，但打那老人印象极深。红卫兵让那老人跪在院子里，用武装带抽打他。武装带上的金属头将老人的头打破，鲜血顺着老人的头往下流，滴在地上。他不说话，也没求饶，就那么跪着，一动不动。大家说他顽固，有个红卫兵看见院子角落有个装有煤渣的簸箕，随手拿过来将煤渣倒在老人流着血的伤口上。我的心“咯噔”一下，收得紧紧的，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涌上心头，看不下去了，急急忙忙走了出去。 红卫兵抄家抄出来“封、资、修”的东西都集中送到北京几个地方，比如体育馆、展览馆、清真寺这类地方。我曾去过好像是工人体育馆，记得看到从梅兰芳家抄来的东西，特别多，有一大堆，一个带有三脚架的高级照相机非常醒目，是被当作奢侈品抄来的。 红卫兵的做法没有受到任何阻力，反而人民日报8月23日发表社论，题目是《好得很》，为红卫兵的行动推波助澜。社论指出:“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些实在不能再容忍了！”“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8月29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说：“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象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帐，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1966年的8、9月间，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遭遇了灭顶之灾，除被抄家、批斗、打杀外，很多家庭都被赶出了北京。文革后，看到统计，北京市被轰回原籍的一共85198人，被抄家的有33695户。 破四旧后来出现了混乱，社会秩序遭到很大破坏，基层政府和公检法也失去了权威，红卫兵成了当时最正确的代表。但北京市红卫兵没有统一组织，基本是各校各自活动或部分学校联合行动，也出现了一些混乱现象。北京市委根据中央领导讲话精神，要求红卫兵组建纠察队，加强组织纪律性，及时纠正破四旧中的混乱现象。这样做一是可以使北京市委乃至中央能够控制红卫兵运动，二是让红卫兵学会自己管理自己，也约束一些过激的行为。 8月下旬， 首先在西城区成立纠察队，简称“西纠”。很快东城、海淀相继成立红卫兵纠察队，简称“东纠”、“海纠”。 随后又成立了“宣纠”，主要由外语附中、师大一附中和育才中学等校红卫兵组成。我就参加了宣纠。 纠察队受到中央领导的支持，国务院还为纠察队提供房屋、电话、交通工具呢！好像袖章是北京市委发的。纠察队是红卫兵中的一小部分人，有权制止和纠正红卫兵中的过激和错误行为。我们曾上街散发各种“通令”，检查风纪，协助市政府组织外地红卫兵参加毛主席的接见。 纠察队发出过好几次“通令”，具体内容我已经不记得，但大多是不允许任何人擅自查抄国家机关、随便戒严，拦截军车，随便打人，要求红卫兵加强纪律，防止坏人乘机捣乱破坏等。纠察队当时曾成功地制止了查抄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傅作义、张治中等著名民主人士的家。 8月3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乘敞蓬汽车接见红卫兵，北京的红卫兵纠察队和解放军一起做标兵。当时，由解放军组成第一排，纠察队第二排，在广场上将外地红卫兵分割成几个方阵。所有人员都坐在地上，方阵之间留有毛主席检阅汽车通过的路。但当毛主席汽车开过来的时候，群众的秩序就变得混乱了，坐在地上的红卫兵为了清楚地看看毛主席都站立起来，我们无法有效阻止他们，只好手挽手死扛着后面压来的人群，甚至一度将我们挤到毛主席汽车边上，情况十分危急。这是我参加“宣纠”后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一直认为文革中成立纠察队是应该的，也曾起到过积极作用，但后来失控，出现的问题也十分严重。大家大概只对 “西纠”印象深刻，主要是“西纠”私设审讯室，残酷毒打和迫害了一些人，变成“西厂”、”东厂”式的恐怖组织。“宣纠”成立晚，影响不大，也没有什么打人“劣迹”，和“西纠”不可同日而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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