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俄罗斯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来源: 北京青年报(北京)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堪称奇异，在北京三个著名的文化地标内，都在回响着俄罗斯：普希金的诗篇、柴可夫斯基的旋律、马林斯基剧院与国家大剧院联合制作的《奥涅金》为青春与命运一唱三叹；从3月份开始，首都剧场精品剧目邀请展演便次第展开，每一出戏都与俄罗斯相关，周末上演的是《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在保利剧院，赖声川以忠仆的谦卑、用连台戏的方式向他最敬爱的契诃夫虔诚致敬。下午描述作家生活与爱情《让我牵着你的手……》，晚上则是将场景搬到旧上海的《海鸥》。
不约而同，初春的北京，俄罗斯之夜。
      在最近的一百多年，中国与俄罗斯结下一段极其特别的缘分。俄罗斯的文学、戏剧、电影、绘画、音乐都极大地滋养过我们，并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在这些领域的貌形。现在的我们，俄罗斯早已经不再是近乎唯一的外来文化资源，然而，即使是高天流云八面来风，这位强邻在精神领域所创造的硕果仍然是人类精神花园中最甘甜最高贵的那部分，那一连串星汉灿烂的伟大名字仍然代表着人类灵魂曾经抵达的最高处。
      当下的我们，代表民族精神气质的文与艺均呈现一种令人沮丧的轻浮滑脱，此时此刻，重新感受俄罗斯文学艺术中那种大地般的庄重安忍、森林般的丰富深沉、大河般的活力奔涌，必有裨益（文/张向红）

《当我们谈论俄罗斯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索契冬奥会的开、闭幕式，水准被认为不亚于任何一届夏季奥运会。赞叹之余，有的人会悻悻地说一句：“‘北极熊’的家底还是挺丰厚的”。有那么点羡慕嫉妒的意思；更多的人却有种新鲜的感觉：怎么这个俄罗斯和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呢？
      不是邻居整了容
      是我们没有前进
      这几年，有越来越多的俄罗斯音乐、戏剧、芭蕾作品登陆首都舞台，并且基本上都有好口碑。近期就有两部俄式大餐，一部是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一部是话剧《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前者是柴可夫斯基根据普希金小说创作的歌剧经典，由俄罗斯音乐界最显赫的人物、马林斯基歌剧院艺术总监、多次访华的杰捷耶夫执棒，各方面都不会太令人意外，但也不会有多么惊喜；后者则是根据当今俄罗斯最著名的作家之一、维涅季科特·叶罗菲耶夫的后现代主义小说改编的。当你进入了其中的情境，我相信它会引起你会心的微笑甚或大笑，因为那些笑点都是我们曾经经历甚至现在还在经历的。但在笑完之后或许你还有一丝疑惑：这是我们了解的那个俄罗斯吗？原来你以为只会遇到千年老梗，却不幸被年轻的活力所击中。
      面对俄罗斯这个“熟悉的陌生人”，为何我们竟会有一种手足无措感？其实，这是我们自己的失语症吧。当你看《私人定制》再也笑不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其实多么缺少针对这个时代的话语，针对这个时代的讽刺。“80后”和“90后”不会对旧有意识形态话语模式有什么敏感度，王朔那种看似平民、实则大院的话语根本无法描述我们今天的真实境遇，但又没有出现新的表述，如同鲁迅说的，“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但是俄罗斯的情况却相反，这20年来，他们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不但有大量的适应时代的新话语出现，旧有意识形态话语从内部也在发生着更新。于是，当我们蓦然发现老邻居“突然”有了一副新面貌，其实不是邻居整容了，而是我们自己没有前进。
      换句话说，俄罗斯与其说是变化，不如说是更新了。而在旧有意识形态模式下的我们，根本不曾真正认识这个庞大的近邻。
      扣问精神终极问题
      俄罗斯担得起“伟大”
      我们无须上升到讨论俄罗斯民族性格、俄罗斯宗教哲学思想的高度，也不用援引丘特切夫“俄罗斯不能用理性衡量”这种玄谈。只需理解一个事实：自“罗斯受洗”以来，这个国家就一直在追求强大政治语境下的民族自我认同。只是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述方式而已。如何产生这种自我认同？那是需要有优秀的精神符号证明自己的强大的。
      无论沙皇、苏联还是今天的普京，这一点从没改变过。而我们今天最大的悲哀就是精神生活的严重缺席。为什么要文学？为什么要音乐？为什么看话剧？为什么看芭蕾？能变成钱吗？这种庸俗的拜金+功利主义逻辑，恐怕在很多国人的大脑里已经根深蒂固了吧？而对于俄罗斯人来说，精神生活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当安德列·鲁布廖夫用画笔描绘基督圣容的时候，当恰达耶夫感慨“我的心为全人类忧伤”的时候，当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宗教大法官”的问题的时候，当柴可夫斯基谱写《第六交响曲》的时候……对于全人类的精神生活来说，这都是重大事件。
      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的精神生活总会归结到形而上的终极问题上。德国人用严谨甚至枯燥的哲学体系阐述这些问题，而俄罗斯人则把这些终极问题用小说、戏剧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在俄罗斯文学前面通常会冠以“伟大的”这个词，这并不是“北极熊”的自大，而是为世界所公认。其实，假如您关注精神生活，关注精神的终极问题，总能在俄罗斯文学艺术、思想文化中找到最大的共鸣。
      还是再回到索契冬奥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上来。今天在我们这里，“文化软实力”似乎是个时髦词汇，却显得如此抽象，但在索契冬奥会开闭幕式上，“文化软实力”却体现得如此具体。比如，开幕式中，一段芭蕾舞《战争与和平》，同时将俄罗斯强大的历史、文学、芭蕾、音乐完美呈现，这种软实力内核之硬，有几个国家能做到？而在如何呈现十月革命这个敏感问题上，俄国人用马列维奇的先锋主义美术巧妙呈现（而不是有的小伙伴误认为的蒸汽朋克），用一个无可辩驳的世界级美术大师的作品置换了可能引起激烈争论的政治事件，而其中隐含的先锋隐喻又不啻是一种最高明的回答。
      贴标签划阵营
      俄国文化的中国式误读
      很多“80后”往往是通过父辈的描述认知俄罗斯的。在对俄罗斯文化的认识上常常会和父辈产生类似于屠格涅夫《父与子》的问题，针锋相对起来。而在相当长时间里，我国的公共媒体出现俄罗斯形象的时候，总是与怀旧、旧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似乎俄罗斯文化无非是苏联老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而已。朴树的那首《白桦林》可以说复述了那种轻薄肤浅的俄罗斯印象，而年轻人则更愿意从《古拉格群岛》这样的书中拼贴出一幅走样的俄罗斯图片。但是无论是父辈还是子辈，都事先戴上了一副旧意识形态的眼镜。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思维方式，包括对艺术作品的认知方式，总是有一些贴标签、划阵营的惯性思维，总是非此即彼。“苏联就是古拉格群岛”，或“只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才是伟大文学”，这两种想法都是有害的，而这种心态或思维，才是真正的认知、辨别力的最大障碍吧。我想特别说明的是，今天的俄罗斯非但不会接受强加的意识形态，同样也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这种历史虚无主义令他们深受其害，因此他们的思想文化界有着深深的反思，所以在他们的文艺作品中有一种突出的反乌托邦倾向。
      不仅仅是这些年，而是从苏联时期就已经产生了优秀的反乌托邦文学作品，例如扎米亚金，他的《我们》和《1984》有着同样的声誉，还有普拉东诺夫这样不为人所熟知的大师。像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这样的大作曲家，罗斯特罗波维奇、霍洛维茨这样的大演奏家，都是不容争议的。苏联时期的戏剧、电影同样有非常强大的作品，以苏联拍摄的莎士比亚戏剧改编电影为例，随便哪一部都能甩好莱坞同名作品十几条街，更不要说塔尔科夫斯基这样神中的大神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我们往往由某种意识形态的联想，影响到对很多事物的判断。在那种绝对化、二元对立的思维引导下，只会离真正优秀的东西越来越远。欣赏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你会相信他能看懂加缪、黑塞或是其他文学大师吗？
      强大的文化自信
      入世又出世的胸襟
      所以我们要说的另一个重点是，俄罗斯文化同样也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优秀的作品总是超越语言、文化的界限，所以那些杰作总是在不同的国家来回“跨文化”。例如前几年来华的英国版《外套》，以及今年赖声川改编契诃夫《海鸥》。杰作总有共同性，过于强调差异，就好像某些场合的民族服装，反而显出不自然来。没错，俄罗斯的优秀作品总在沉思。因此要沉静下来，方能领略其中滋味。在这里我不想用“现实主义”这个词，因为它早就被滥用了；但是我依然觉得，好的作品是能够入世，才能出世的。比较起来，可能《来自星星的你》剧情更好看，因为它提供一种逃避乏味现实的兴奋剂，负责几十个小时的幻想，和你真正的生活其实没有什么关系。而好的作品总是带你进入真正的生活，认知生活并认识自我，给我们的心灵提供庇护，从而让我们的内心更加强大。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自己的作品称作“最高意义的现实主义”。他的《罪与罚》也是各国大学生的必读书目，实际上是最能跟中国当下的生活发生深刻关联的著作。当然，你可以选择去看“星星”，但是别忘了，能够仰望星空，是因为脚下有坚实的大地。
      还是要回到索契冬奥会闭幕式上来。在闭幕式中，依次出现了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纳博科夫。可以这样说，这显示了俄罗斯人的“文化自信”。他们自信这些形象和面孔为全世界所熟知，而不知道他们的人将感到羞愧。俄国人从没有将诺贝尔文学奖当做一个了不得的冠冕，这些作家早就超越诺贝尔奖的范畴，在19至20世纪思想文化进程中，他们是俄罗斯贡献给全人类的文化巨匠，这才是真正的“文化软实力”，正是这些塑造了他们的民族认同。
      值得玩味的是，纳博科夫在美国文学史上同样是一个重量级人物。在某种程度上，这五个作家的形象说明了今天俄罗斯文化上的某种立场，以及融入世界的决心。普希金是广博，托尔斯泰是厚度，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深度，契诃夫是现代，纳博科夫是跨文化。假如您对俄罗斯产生了兴趣的话，从这几位文豪入手，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本文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北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