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来了——50年代与“苏联老大哥” ——转帖（1）

        “这幸福的童年中，苏联的事儿就像那时你吃的蛋糕和苹果一样，想起来是甜的。”

四五岁时不懂事，经常扯着脖子喊：“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接下来又喊：“苏联老大哥，挣钱挣得多，苏联老大嫂，挣钱挣得少……”

应该说，“苏联”二字，贯穿在20世纪50年代的童年生活中，抹也抹不去。

我记得小时候家里平时不开火，总是和大人一起到食堂吃饭，而吃饭的位置都是相对固定的。一个大圆桌上，经常在一起吃饭的大人和他们的孩子总是那几个。在我旁边总坐着个性格温和的叔叔，是个麻子，很难看，总是逗我，常问：达瓦力士（“同志”——俄语译音），你妈妈怎么不来？父亲有一次当着他的面告诉我，王叔叔是从苏联回来的，还见过斯大林呢。就这一句话，我当时惊愕的感觉直到现在还没有忘记。一下子，那张脸也不麻了，他变得和我脑子里的苏联英雄一样高大。那时的国庆节，大人们几乎年年都去天安门观礼，在上车的地方我看见他，不知是不是精神作用，我看他那身军装都和别人的不一样，很软很细，既不是布的，也不是呢子的，也不是柞蚕丝的，更像绸子的。

大概是小学三年级时，学校出了一个作文题：给苏联小朋友写一封信。这件事过去不久，学校忽然宣布选了几个作文写得好的同学真的给苏联小朋友写一封信，由学校负责寄出。当时我们谁也没拿这当回事。但没想到，过了一阵子，学校忽然召开大队会，宣布有一个苏联小朋友来信了，并点名是寄给当时五年级一个女同学的，她是个大队委。当时的细节现在记不清楚了，只觉得那无异于天外的来信，那信是怎么寄来的呢，那肯定像电影《风筝》（1958年中法合拍）里那样，是绑在风筝上飘过来的吧。

小时候，对苏联最感性的认识莫过于书和电影。当然直到60年代初我们懂得人事、能看字书之前，还是小人书和电影最能入心入脑。那时印象最深的一本苏联小人书是《柯楚别依》（那本书记得很厚），最爱看的电影是《夏伯阳》。里面说的都是骑马挥刀的英雄，最后都死了。尤其是柯楚别依，死得很惨，记得不是死在战场上，究竟怎么死的，好像当时就有点看不懂。这样的作品不光我，同龄的男孩子都记得极清楚。电影记得还有《海军上将乌沙科夫》《真正的人》《战斗的童年》《乌里扬诺夫一家》《侦察员的功勋》……这些电影当时肯定看过，但情节大都记不得了。其中《侦察员的功勋》有一个情节：那个侦察员和一个女地下工作者接头时遇上敌人，突然假装恋人亲嘴，让我记得特清楚。

再大一点，学会看字书后,除了《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打仗的小说之外，如果你还想看外国小说的话，首选的就是一批苏联小说。记得其中就有一本苏联反特小说《红色保险箱》，那是本薄得很的书。那时候没听说过福尔摩斯，觉得《红色保险箱》就是破案故事的极致。有些苏联小说都是早就看了电影或者小人书之后，再重温原著。比如小时候看过小人书《队旗》，记住了一个断了腿后又重上蓝天的飞行员，到大一点了，把原著《真正的人》找来看，要比小人书过瘾多了。再如小人书《丹娘》里，丹娘理了一个男孩子的短发，被德国鬼子捆着，在寒风中只穿了一件单薄的裙子，英勇就义。后来看了《卓娅和舒拉》，知道了卓娅就是“丹娘”。可以说，苏联小说一直陪伴着这些孩子成长，无时不被老师、父母和整个社会提醒，要向苏联英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