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来了——50年代与“苏联老大哥” ——转帖（2）

记得1969年我在昆明，就已经在电影院看到了卖票上演的《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到70年代前期，就已经能看到内部上演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和《攻克柏林》。可以说，苏联文学和苏联文化从小就影响着这群孩子，甚至苏联文化和中国文化掺和在一起，就像列巴（面包）和馒头一样，被他们捏在一起咽下去，营养着他们的思想。上初中时，我们一群浑孩子闯进一位老人家中，看到桌上摆着一部《静静的顿河》，就像发现了重大敌情，赶紧向当时每个部队大院都成立的“青少年办公室”（是为防止子弟们没人管，调皮出问题成立的专门机构）汇报。结果这部书不知道为什么转眼间找不到了，这又成了新“敌情”。事隔几天后，我的狐朋狗友老钟偷偷告诉我，书让他趁乱给藏起来了，还问我想不想看。在我答应保密之后，一部几乎崭新的《静静的顿河》就到了我的手里。我还记得上册扉页上有一个俄文签名，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这部书里传递的苏联气息却让我感觉那么熟悉和亲切。我们撬图书馆时，从里面偷出的书里有一本让我对苏联的好感陡然增加，那就是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这是1958年出版的一批苏联小说中的一部。书中让人感到苏联真是块好地方，有那么蓝的天空和那么好的工人，生活那么多姿多彩。高级干部的女儿廖丽亚嫁给了工人季米特里，当他们有了孩子后，她对丈夫“不爱”孩子的愤怒那么可笑，还有阿尔莲采夫那个阴险的坏蛋。后来才知道，60年代这本书曾被广泛推荐阅读，还被改编为话剧，但我却无缘一睹。

小时候疯狂向往的抗美援朝志愿军用的转盘机枪，那小得像玩具似的、电影《长空比翼》里张雷驾驶的“歼5”飞机，都是苏联的。把这种感觉和几个“发小儿”交流，一个当年很细腻的女孩说得有点“玄乎”，但好像有道理：“那是因为你爱你的童年，或者说你的童年很幸福，这幸福的童年中，苏联的事儿就像那时你吃的蛋糕和苹果一样，想起来是甜的。”不管怎么说，长到现在50岁多了，苏联的事儿一直在关心着，甚至中国驻苏的历届大使我们在一块聊天一凑就凑齐：王稼祥、张闻天、刘晓、潘自力、刘新权、王幼平、杨守正……

不知道是不是从小爱看苏联小说的缘故，老钟大学毕业后，经过多年的奋斗，现在成了研究苏联和东欧问题的专家。前些日子在QQ上遇到他，他正在出差，我说咱俩聊聊。他说俩傻老爷们有什么好聊的，我说想写写“苏联老大哥”，让他说说50年代的苏联文学。他一张口“侃”了一堆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雅的道路》《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就不用说了，这些是当年只要识字的人都读的书。再有柯切托夫的另一本《茹尔宾一家》，也是当时影响很大的书。到了60年代，他还有一本《州委书记》，所有他的书我都喜欢。剩下的我有的读过，有的知道，有的干脆没听说过。像《小北斗村》《不平凡的夏天》《三个穿灰大衣的人》《我们这里已是早晨》《成长吧，小子！》《快脚鹿》《第聂伯河上的灯火》《阿里泰到山里去》等等。我自叹不如，这小子还真读过不少书。

苏联的影子，那时在中国无处不在。50年代初出生的孩子多多少少都有关于苏联的记忆。1953年出生的姬民当时在新疆上幼儿园，他记得幼儿园里就有苏联小朋友。他们也会说中国话，和中国小朋友吃一样的饭，用一样的小毛巾。只是他们胆子很大，幼儿园外面经常有一只大狗，中国小朋友们都怕它，但苏联小朋友就不怕，那只狗对黄头发的孩子都很友好。1951年出生的高娅记得，那是个六一儿童节，她们去给参加庆祝会的苏联专家戴红领巾。回来后互相比谁戴红领巾的苏联专家更帅，结果让高娅戴红领巾的苏联专家头发稀疏，她难过得直哭。

到了60年代，让大人们给吵的，孩子们脑子里开始知道赫鲁晓夫是坏蛋，外号“赫秃子”。但对斯大林的崇拜，孩子们丝毫不减。不仅孩子不减，大人们也不减，看电影《攻克柏林》，斯大林种树的形象一出现，无论大人孩子，满场都是掌声。

记得60年代初,一次学校请来吴运铎作报告。校长说：“今天我们请来了中国的保尔吴运铎同志作报告，同学们鼓掌欢迎！”大家立刻使劲鼓掌。一位同学过后说，吴运铎和保尔长得真像，也那么瘦。于是争论起吴运铎和保尔谁更棒。有人说是吴运铎，因为他能制造枪炮，并且多次受伤，还被炸瞎了一只眼；有人说是保尔，因为他也多次受伤，而且瞎了两只眼，还写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人说吴运铎也写了《把一切献给党》。最后有人说，保尔的伤比吴运铎重，他最后都牺牲了，但吴运铎还活着；一位男同学似乎要挺身保卫保尔的样子，争辩说，保尔没牺牲，反正书里他没牺牲！

由于从小的熏染，我们对苏联文化也有一种自然的亲和。苏联列宁时期和斯大林时期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人物我们都很熟悉，聚在一起一聊，就可以说出一大串。越早期的记得越清楚，像苏共前期的一些高级人物莫洛托夫、古比雪夫、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基洛夫、加里宁、米高扬、日丹诺夫、马林科夫、苏斯洛夫、布尔加宁等；部队的孩子，对苏联元帅记得也清楚，像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图哈切夫斯基、铁木辛哥、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等。这些人不少都在50年代来过中国，各种画报画册至今存世仍很多。像伏罗希洛夫1956年访华，新闻报导中就亲切地称他为“伏老”；至于文学家，孩子们通常会把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混在一起，互相借书时，问是哪国的，回答一并是“苏联的”，不管是托尔斯泰还是高尔基。上学时，我和好友老刘同住一个宿舍，闲来他就朗诵普希金的散文《射击》、《驿站长》。他忘情地朗诵，我躺在床上听得着迷，感觉温暖而激动，还生怕走廊上有人偷听。他是个苏俄文学迷，把果戈理的《外套》、契诃夫的《渴睡》介绍给我。我已经很多年不读小说了，但《外套》里那个可怜的小公务员和《渴睡》里那个劳困过度的小女孩，至今还记得非常清楚。

1972年，上海出版了一批内部发行的苏联小说，包括《你到底要什么》《落角》《多雪的冬天》《人世间》等。我还记得那是由“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读着那些“苏联味”十足的小说，里面的内容既熟悉又陌生，因为那已经不是自己最熟悉的战争小说，已经没有了德国鬼子。那批小说我是一口气读完。那时的记性就已经不如童年好了，这一堆书里我只记住了两个情节，还忘了是出自哪本书的。一个情节是：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说：“你的屁股真漂亮。”当时正值青春期，又没人引导，这种描写让我大为惊异：屁股还有漂亮的？什么样的屁股才算漂亮？我自己问自己。还有一个情节很富于哲理，书中一个人说：“如果你进了电影院，发现只有一个座位，你会很安心很舒适地座下，如果有很多空位子，你会觉得哪个也不舒服，总想挪动。”

而当我读到与那些小说前后脚出版的朱可夫的《回忆与思考》，看到扉面上朱可夫满胸勋章、勋表，坚毅的眼神和嘴角时，充满心间的只有景仰。

一种文化一旦沁入了孩子的精神，就会像他从小在国外学了那国的语言，是无法用命令删除的，他混杂着童年的生活和记忆，囫囵吞枣地吃进肚里，糊里糊涂地被消化吸收，融入血液中，变成了一种像是记忆又高于记忆的东西，伴随着你，直到永远。就像那首那代人谁都知道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你说它有多好听，并不见得，但它成了一种符号，嵌在身上，只要一听到，就会捎带出很多别的什么东西。

源自《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