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 调 人 生  （连载二十）

编者按：叶念伦校友著《对调人生》全文共99段，本站预计用20期陆续刊出，敬请留意。

我亲爱的萍，
    丹尼察和我最近利用燕都大学的假期，去了趟香港。这次香港之游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商店里挨了顿打。
    人们都以为，由于香港的税低，又有很多走私来的水货，其电子电器用品比较便宜。因此有些北京的中国朋友们给了我一些在香港采购的任务，为他们买日本牌子的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等等。
    而在香港买这些物品的店铺较多的地区是九龙的尖沙咀，旺角和香港岛的铜锣湾等旅游者们经常光顾的地方。一天，考虑到在香港买同样的东西，各个店铺的价格都不一样，而且一般都要讨价还价，我先转了几家店铺，对我要买的东西的价格基本上作了个心中有数的了解。然后我走进了铜锣湾的一家电子电器用品店，像香港游客较多地区的大多数这类的店一样，里面的售货员都是些年轻的小伙子，一进去便有其中的一位朝你一扬头儿，问你买什么。
    我要他拿出了三，四件我要买的东西，为了防止水货次品，我还要他分别装上电池试了试。最后我挑中了几个，问清了他们的单价，已经比别的店铺贵了大约百分之三十。我问如果我都买下来，它们的总价是否能便宜些。回答仍比其他的店铺贵百分之二十。
    考虑到那位售货的香港小伙子也的确为我摆试了半天，想他若把价格降得与别的店铺差不多就从他这里买走算了。于是讨价还价了好一会儿，他坚持不降。我最后不得不告诉他我打听到的别的店铺的平均价，并说他若不降到这个水平我就不买走人。没想到他一把抓住我的衣领，声言为我服务了半天，若一件不买他就不让我走。
    我说就是不买又怎么样，他一拳就打在了我的前胸上，我还了一手，他又打了我好几拳。他的那些男同事们表面上过-来拉架，实际上是缚住我的手，让打我的人又踢了我好几脚后，把我推出了店门外。我在门外大声骂他们，声言要去找警察。一位路人劝我算了，说香港的这些店铺就是这样，他们是地头蛇，找来了警察他们众口乱说，我不一定能赢。
人们都说中国大陆国营店里的服务态度不好，但我在北京住了那么久，还从来没有因为不买东西挨过售货员的打，也没听说任何其他人有过类似的遭遇。可是上述在香港的遭遇，决非耸人听闻，而完全是我的亲身经历。
    ……
    你的托尼（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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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爱的托尼，
    与克拉克重又同居后，由于朝夕相处，发现他比以前变了许多，无论是生活习惯和脾气都有些古怪了。
    他常常夜里十二点钟后才开车回来，但并不马上入睡，而是坐在客厅里抱着瓶苏格兰威士忌酒喝上一个多小时，并且不时地长吁短叹。上床后他又开始躺在那里抽烟，我有时睡了一觉醒来后，他还叼着支烟卷儿，瞪着大眼睛在冥思苦想。
    他那绅士派头的容忍气魄越来越少了，经常为一些小事儿同我拌嘴好久。在我们两人或同朋友们一起聊天时，他会在大家兴头儿上突然止住说到一半的话，低下头，绷起脸，一言不发，弄得大家莫名其妙，好不难堪。
    一个多月以前，他突然说他实在受不了现在的这种生活方式了，必须休个假，调剂一下身心后，方可继续过这种生活。他说因为他将肯定去国外谋生，这次要出国休假，体验一下国外的生活。并且要去世界上最高的地方喜马拉雅山，尝一尝脱离大地凡间，接近苍天的滋味儿。但是由于那里的气候寒冷艰苦，他不愿意我陪他去。
    于是他只身去了一趟印度，在喜马拉雅山的脚下给我寄了一张当地的明信片，上面有一群炎热得全身赤裸的当地儿童，头上却是白雪皑皑的山峰。他说他即将在当地土人的带领下攀登喜马拉雅山，同他们一起吃咖喱手抓饭，住在帐篷里。
    他回来后，背部和脖子上都长满了据说是从当地土人那里传染得来的带状疱疹，痛得几乎不能直腰扭脖子，好几天没有出去工作学习。经过每天的擦药治疗，最近才开始有所好转。
    这次休假后，他变得更加古怪，经常一个人坐在沙发上闷半天，口里还时不时地唠叨：“唉，人活在世上，真是一点儿意思也没有！”
    ……
    你的萍（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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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爱的萍，
    ……
    最近你西屋的心理学家给我讲了他的一位女客户的故事，这位顾客自称极爱她的丈夫，并是她丈夫的贤内助，对他事业上的帮助很大。但是他丈夫最近被捕入狱，导致她的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来求助于心理学家。我认为她的故事很有意味儿，故写了一篇《华夏万象》专栏稿《贤内助》如下：
    “汪文夫出身于书香门第，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旋即便被分配进史学研究所工作。由于他刻苦钻研，好学上进，发表了好几篇有份量的论文，后来被提升为研究员，成为在史学界颇有名气的年轻学者。还娶了位貌美又有才气的程惠君女士为妻。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初期，党号召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以帮助党整风。汪文夫本来确实对党没有意见，只顾钻研自己的学问。程惠君见很多其他大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的文章经常连版地登在党报上，出尽了风头和名声，就竭力地鼓动她丈夫从历史的角度给党提意见和建议。汪文夫于是写了篇题为“应有古代帝王的气魄――下《罪已诏》”的文章，引起过一阵轰动。结果被打成大右派，下放到北大荒一劳动改造就是二十余年。
    文化革命后期，程惠君见历史学教授杨荣国写有关古为今用的文章被“四人帮”重用，就怂恿汪文夫写了一篇题为《周文王迫害法家的历史教训》的长文在《学习与批判》杂志上发表，立刻得到“四人帮”的赏识，被调回到北京中央文革举办的儒法斗争研究小组工作，并当上了史学研究所的所长。汪文夫和程惠君本人都视程为汪的“贤内助”，二人着实得意风光了一阵。“四人帮”倒台后，汪被隔离审查了两年，后来被送到北京的一所中学教历史。
    中国越来越开放后，程惠君在文人纷纷“下海”经商的大潮下不甘寂寞，撺掇已经退了休的丈夫也“下海”。并找了一位曾经当过“穴头”的人作汪文夫的合伙人，办了个“历史影视制片公司”，由汪文夫写剧本，“穴头”拉广告集资制片。结果“穴头”携拉广告得来的巨款逃之夭夭，汪文夫一部片子没拍成，还作为公司的法人承担经济责任，还不了钱被捕入狱。他的“贤内助”程惠君从此也有些神经失常。见人就说：“老汪是读书人，哪里会作生意。都是他财迷心窍，不听我这“贤内助”的话，才落此下场！”
    ……
    你的托尼（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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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爱的托尼，
    克拉克终于结束了他在英国不稳定的生活，从海外教英语的师资班考得了资格证书，被英国文化委员会派到日本的一所县大学去教英文。最近我收到了他刚到日本后不久来的信，其中下面一段话使我颇为感触：
    “我是英国的民族英雄，在滑铁卢战役中打败拿破仑的惠灵顿公爵的一个支族的后代。我的父亲生前是一家著名私立学校的校长。我一向为我那既有贵族，又有高级知识分子背景的家族，和大英帝国那称雄世界的过去而骄傲！故我一生誓不作辱没门庭，损害国家利益的事。但我发现我那当代的祖国，似乎已经容不得象我们这样有教养和钟情于文化的人。你报着对欧美文学的憧憬，在英国也只能从事与其毫不相干的低下职业，以求维持生计。也许你会觉得生活水准比在你自己的国家里好一些。相信在你想到你之所学非所用时，心理上也会不平衡。我则不得不去海外谋生。到是你那在英国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的朋友麦托尼，在中国却得其所哉。
    我白天在这里给日本学生教英时，看到他们那毕恭毕敬的样子，心里为能向外国人传播祖国的语文而自觉飘飘然。晚上静躺在榻榻米上，不禁联想起我国的那些二百多年前被流放到澳大利亚去的囚犯，又想起挪威的大剧作家易普生，在其祖国无法作为之后，不得不去意大利和德国生活的二十七年中，所写过的一首诗：
    “我的同胞们
    驱使我渡越波浪，
    带着流浪者疲惫的悲伤
    去自我流放，
    对重负和生计的惧惘
    伴我浪迹天涯，
    从这广阔的世界向你问候
    我的故乡。”
    ……
    你的萍（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