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岁月

张佑昌

编者按:

    张佑昌老师的悠悠岁月的很大一部分是在附校度过的。他那任劳任怨、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和与人为善、谦虚谨慎的处世之道给他的同事们和学生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们一定愿意更多地了解张老师的人生故事和心路历程。《悠悠岁月》一书,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是写给家人看的,如实真切,坦诚透明,不稍加掩饰,不浓墨重彩。不论正确与否,都是发自肺腑的由衷之言。正因此,我们愿连载此书的重要章节,以飨读者。倘若读者诸君能从一位老实人说的老实话里,从一位普通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中得到某些启迪和教益,作者和编者也感到欣慰了。

    写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写自己的故事,这种想法早在1990年我离休之后就萌发了。但由于种种原因,从1995年开始动笔,到2000年3月历时4年有余,才初步完成。我的故事没有来得及审视、透析我离休后十多年间的思想变化。这是我很不满意的。若有机会和时间,准备补写。但不管怎样总算了却我人生的最后心愿。它是我留下的一份精神遗产。我的故事是写给家人看的,如实真切,坦诚透明,不稍加掩饰,不浓墨重彩。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我发自肺腑的由衷之言。倘若他们能从中得到某些启迪和教益,则我也就有所慰藉了。
    我是个普通知识分子,长期从事政治理论教学工作,无所建树,无多大贡献。回眸一生:青少年时期,有志于学,勤奋努力,追求真理,希冀实现自我,报效祖国。而后进入迷信崇拜混乱茫然年代,做驯服工具,服从安排,教书育人,勤恳敬业。在极“左”路线盛行时,曲折坎坷,磨难迭来。大惑不解,失去自我,垂四十余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思想活跃,始渐醒悟,稍知天命,再图实现自我,惜为时晚矣。二十一世纪,岁月催人老,丝发早染霜,晚年惟好静,读书神愉爽。享天伦之乐,颐养天年。俟踏上不归之路,呜呼哀哉,尚飨。
    我的故事在写作修改过程中,得到家人和朋友的许多建议和鼎力帮助。我的好友杨芳林兄从内容、文字、标点符号等方面作了大量修改,花了很多时间。我的年轻朋友刘艳平小姐在反复打印、设计策划等方面,尽心尽力,认真负责。我真挚诚恳地感谢他们。

    张佑昌

第一章 童年

家住淮河之滨

井头古镇

    我1928年生于安徽凤阳淮河南岸的井头古镇一户张姓家里。为什么叫古镇?第一,它已有六百余年的历史。据说,明朝初年朱元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镇压异己力量,把江南苏州等地大量不服从其统治的望族、富户、流民,战俘,强迫他们迁入皖北凤阳一带。同时又把皖北贫穷地区无以为生的农民、游民迁入江南富庶地区。从江南迁入皖北的张姓,几经颠沛流离艰难曲折,后来在涧岩和斜石地区落了户,最后又有三户人家从那里来到井头这个地方住了下来,生息繁衍。从14世纪明初的三户人家发展到二十世纪末的今天,其子孙繁衍于两淮各地,遍及数县,达六千余户。第二,它以重视文化教育英才辈出著称。解放以前,不论贫富,家长总要让孩子求学读书,若有可资培养者,必定全力以赴,数百年来,特别是清末民国以来,井头人杰地灵,人才济济,受过高等层次教育,取得各种级别学位(在清朝为科举),从事各种职业者不可胜数。它是方圆百里皆知盛誉县内外的文化古镇。解放以后,由于国家的重视,教育迅速发展,孩子们不仅普遍受到了小学教育,大多数受过九年义务教育,从根本上提高了文化教育水平,改变了村民们的文化素质,而且为国家输送了有用人才。有一首诗赞道:“井头自古重文风,耕农齐家课子孙,培养人才凡百辈,箕裘克继誉新村。”这首诗充分显示了井头是有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的村镇。井头依山傍水,背靠丘陵,面向淮河,风景秀丽,土地肥沃。从东南方向蜿蜒而来的起伏丘陵,到此好象走到了尽头,并在山嘴与前方湾地之间形成了一个宽阔的湖泊,人们称之为樵子涧,水源丰富,鱼虾满湖。经过我们祖先一代一代的勤劳耕耘和开荒修田,依着山势,开垦了一片片梯田。淮河自西南方向流来,到这里拐了一个弯,缓缓地向东北流去,经过千百年的冲刷流淌,和人们的修堤开田,形成了一大片宽阔肥沃的平原,人们叫做湾地或湖地。在正常年景,风调雨顺,山地湾里双收,生活是没有问题的,在不太正常年景,例如有点水灾,山地能收一点粮食,有点旱灾,湾里能收一点粮食,人民生活也能对付,维持在较低水平线上。但是遇到较大的灾害,不论是水灾、旱灾、蝗灾,人民生活就难以为继了。在旧社会统治者罔顾沿岸人民的死活,不修水利,每逢雨季来临时,不是淮堤决口,一片汪洋,就是山洪爆发,形成内涝,夏收秋收也就成了泡影。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每一、二年就来一次。听老人说,民国二十年发大水,来势凶猛,把村子都淹了一半,湾里的水有几丈来深,,到冬天还没有退去。遇到这种灾荒年景,很多穷苦人家不得不扶老携幼背井离乡外出逃荒。。当地流行的花鼓词中写道:“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这是对封建社会黑暗统治的控诉,也是贫穷百姓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

封建家庭

   我的家庭有十三口人。祖父张正途,全家总管,祖母沈氏,生有两子。父亲张余楼,母亲刘氏,终生务农,生有五个孩子,我是最小的,上面有二个哥哥,二个姐姐。叔父张余台,叔母刁氏, 父张余台,叔母刁氏,能在厨房里吃饭。我们穿的衣服是土布做的,有的是大人旧衣改做的,也穿有补钉的衣服,难得有一、二件新衣。春节时穿上新衣,我们会高兴得跳起来,到处炫耀。这种精打细算勤俭持家的生活,也能为资金积累扩大生产创造一些条件。我的家庭就是通过以上手段,逐步发展起来成为村上的富户。
    家是逐渐富起来了,但是令祖父最为遗憾的是家里人缺乏文化知识,他和父亲几乎是文盲,平时开支收入只能用脑子算来算去,吃了亏也不知亏在何处,时间稍长有的账也就忘了。他曾经下狠心花大钱送叔父到安庆进洋学堂,但叔父初中没毕业就回家结婚,半途而废,书没念出来。没有什么本领,在外面做不了事,在家里无所事事。因此,他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这些孙子辈的身上。
    20世纪30年代初,我们家乡一个区里才有一个完全小学,一个乡镇只有一个初小,一个村连初小也没有,我们井头村因为是区乡政府所在地,起初有一个初小,后来发展成一个高小,附近方圆二十里的孩子们常到井头来上学,至于上中学都要到百里以外的凤阳县和蚌埠市。因为井头有了自己的高小,村里的孩子都可以入学读书,不必到外面去上学了。这给井头的文化教育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带来了便利条件。
    在我四、五岁开始记事的时候,我的大哥张全昌已经被祖父和父亲送到邻县五河城里上
县立小学,那是比区立小学更好的学校,因为离家较远,只能住宿,我父亲带我去学校看过他。那统一的床位,整齐的被褥,明亮的教室,崭新的校服,响亮的号声,整齐的行列,刷刷的步伐……都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虽然还不知道什么是读书,读什么书,但我心里是多么渴望也能过大哥那样的学习生活。我的二哥张佐昌已经在本村小学读书,他在家里琅琅的读书声,悦耳的歌声也令我羡慕不已。我们张氏家族五服之内的几家,有几个兄长或在外地或在本村读书,成绩都很好,受到族长们的好评和表扬,这些兄长都成了我学习的榜样。
    我的母亲在我的启蒙教育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我的外祖父家在离我村仅一里之隔的梁巷
。他们是书香门第,生有四男一女,我母亲是他们唯一的女儿。由于封建家庭重男轻女,我母亲目不识丁,但她从上辈人那里听来了许多动人的故事,学到了许多做人的道理。她虽然不懂得富人为什么富,穷人为什么穷,但她根据自己的信念,经常做好事,施乐行善。她经常瞒着吝啬的祖父,把衣服、粮食、干货送给穷苦人家,对上门要饭的、借粮的多少给一点,从来不让人家空手而去。她信佛,相信会有因果报应,这辈子她得不到,下辈儿孙们准能得到,我经常看到她默坐焚香祷告。她听到的传说故事,不论真假有多少,只要认为是对的好的,也讲给我听,例如孟子母亲为了教育孟子,如何三迁其居地;王祥为了孝敬母亲,如何用身体化冰、凿洞、求鱼;苏武出使匈奴如何牧羊塞外保持忠节;岳飞如何聆听母亲“精忠报国”的教诲,抗击匈奴,最后被奸臣秦桧陷害死于风波亭;文天祥如何起兵勤王,英勇抗击元军,最后不屈不挠,作正气歌,成仁取义。她还讲了许多朱元璋小时的传闻轶趣。她特别详细讲了我二舅刘植才的事迹。我二舅幼时在家读古书,稍长到安庆上海等地读书,后来去日本留学,见过孙中山,参加了同盟会和国民党,在外面是做大事情的。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决心要好好念书,做舅舅那样的人。

小 学

乡村小学,识字唱歌

  我生性好动,活泼,聪明顽皮,模仿力很强,深受祖父母和父母的宠爱。农村的孩子没有什么玩具,也没有长知识的玩法,就发明土办法胡玩瞎闹。野地里、山坡上、墙头上、树枝上、池塘河沟都是我们游乐的场所。我们一些同龄的孩子相约在地里和路上赛跑,输的给赢的磕几个头。在二米以上高的墙上,看谁敢向下跳,不趴下不叫疼,胜者是英雄。农村放牧时常看到公牛和公牛“角斗”,我们也仿效这种斗牛法,彼此用头互相撞击,一次比一次用力,谁疼得受不了,就象被打败的牛一样逃之夭夭。还有斗鸡法,一只腿站立,另一只腿搭于其上用手钩住脚背,用站立的腿跳跃,用钩住的腿互相撞击,谁被撞得倒下,就算输了。我们在夏季常常光着屁股到池塘河沟里洗澡、摸鱼、捉虾,因为有淹死人的事情发生,家里的大人是严厉禁止我们的,但我们有时瞒着大人偷偷地跑去玩耍。我们常常在晚上用人顶人的办法,在屋檐下和树杈中的鸟窝里摸鸟蛋捉小鸟。池塘河沟里长着许多微生物和小鱼虫、小虾米,许多人家的鹅鸭都在那儿觅寻食物,有时就在池塘边河沟边生蛋,我们常常趁天已黑透或第二天凌晨跑到那里捡蛋,而鹅鸭的主人还不知道呢!秋季收割完毕,湖湾里一片裸露的土地,过往失群的落雁,无处藏身的兔子,常常是我们追逐的对象,我们拿着棍棒、土块、镰刀,喊叫着从四面八方“围剿”它们,常常获有“战利”品。我们捉蛐蛐,用破瓦罐养着,让它们彼此打斗嘶咬,胜利者被命名为蛐蛐一号大王,二号大王……养蛐蛐的主人也很觉得光彩,有胜利者的喜悦。我们用根长棍或竹竿,尖端包着发了酵的面筋到树上粘知了,用自制的网兜捕捉蝈蝈。然后把它们放在麦秸编的笼子里,让它们整天唱歌,给我们带来欢乐、激情、兴奋,也给困乏疲劳的人们奏响一支催眠曲。我们在冬天常常玩放风筝、踩高跷、抬花轿的把戏,花样有很多呢!
    由于我过分顽皮,身上伤痕累累。一年夏天,头上长了一个疖子,治好后留下一块伤疤,那里缺少一小块头发,常常为孩子们所取笑,说我晚上走路不用灯笼,头上那块光秃的疤就可照明了。我的两腿膝盖处、两臂的肘处每年夏天总要有几块伤疤留在上面,年复一年,疤痕上面有疤痕,都有好几层了,这算是我儿时的纪念吧。我的右手小指幼时骨折,红肿得象小棍,农村没有西医,用土办法,将蜂巢捣成碎末渗和“雄黄”,搅成糊状,敷在上面,不过数日我的小手指居然祛炎消肿,奇迹般地好了。可惜我的小手指从此弯曲再也直不起来了,即便如此,我也没有从中得到什么教训,还是照玩不误。
    令我终生难忘的是五岁的那一年夏天,我不知道吃了什么肮脏的食品瓜果还是受到传染,得了痢疾,农村也叫“拉肚子”、“虎列拉”。我腹泄得很厉害,面黄肌瘦,不成人形,严重缺水,几度昏迷,请中医大夫治了很多次,吃了很多药,仍不见效。母亲信佛,日夜为我祷告,请神灵保佑,也无济于事。家人对我几乎不抱希望,要准备“后事”了。可是不知怎么的,吃了中医大夫刁老先生几副药以后,忽然病情好转,能吃饭了。家人都非常高兴,说祖先有阴德,保了我一条命。病好之后,病弱的身体需要补充营养,我也特别想吃。有一天母亲从樵子涧里卖了几条活的鲫鱼,做好后给我吃,我越吃越想吃,好象没饱似的,把几条鱼和鱼汤全吃光了。这下可坏了,我肚子鼓鼓的,动弹不了了,躺在那里难受,嘴里往外吐酸水,我大姐背着我到外面场院里去中去,遇到邻居一问,我大姐说是撑的,弄得人家哈哈大笑。我每每想起这次病事,总觉得我是九死一生,差点要了小命。
    我的上述表现,令家人十分烦恼和担心,我祖父下决心送我去上小学,那年我五岁,不够上学年龄,经托人说情,就去上学了。但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上学,上学干什么。我会背书,念几次就能背诵出来,但不大明白书的内容,我能唱歌,一学就会,什么意思更不大明白。念了两学期,除了唱白洋歌,认识几个字,我没有留下什么印象。第二年重来,再上一年级,那时还不知道这是留级,此后读书虽然好些,但是数学还是不灵,我记得上四年级时,期末考试数学,三位除法都不会,算不出来,经老师指点后才算出来了。那位老师平时喜欢我,是凤阳师范来实习的学生。他说我很聪明,给及格吧!就这样通过了数学考试。语文课的背书、默写、造句、写字,尚能顺利通过,但是否有作文,作文怎样,我就没有什么印象了。自然常识课不难,很容易通过。音乐课更不在活下,我们学校有一架风琴,音乐课老师是个女的,我们最爱上音乐课,她一面弹琴,一面领着我们唱,那悠扬婉转的琴声,回旋荡漾,令人心旷神怡,我们这些山村的孩子们跟着琴声,高声地粗犷地唱出许多动人的歌曲,使整个山村小镇沉浸在欢乐的氛围里,充满着活力和朝气。那时流行的电影歌曲,爱国救亡歌曲,经过老师的教唱,大部分我们都会唱,也唱得威武雄壮,激动人心,博得大人们的喝彩。
    我们很闭塞,对外界知道的很少,更不用说国家和世界大事了,实际上从我们五岁开始读书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四、五年之间,国家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日寇侵我国土,杀我同胞,欲灭我中华。“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一二·八”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华北事变,察哈尔同盟军抗战……日寇魔爪由东北伸向华北、华东乃至全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民族存亡已到最后关头,全国人民捍卫民族独立、收复失地、保护领土完整的抗日浪潮,风起云涌。所有这一切,对我们山村小镇的人们来说,知道的很少很少。如果不是老师零星点滴地讲一些,不是老师教唱救亡歌曲,我们什么也不会知道的。
    1936年“双十二事变”发生时,我们并不知道,直到后来蒋委员长被释放回来,举国上下庆贺他脱险归来,我们学校也集会祝贺,才知道西安事变。老师写了一篇讲演稿,教我背熟,在会上向全体同学宣读。我事前也背了,但我并不明白稿子的含义,当我走上讲台,看到台下同学熟悉的面孔,什么都忘了,一句也说不出来,还是老师在旁边逐句提醒我,我才勉强读完,出了一身冷汗。但是对西安事变发生的历史背景,张学良为什么要发动兵谏,同抗日有什么关系,同共产党有什么关系,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起什么作用……一概不知。甚至连共产党我们还没有听说过呢!

鬼子来了,逃难跑反

  1937年芦沟桥“七七”事变,日寇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强占我领土,屠杀我人民。我国人民同仇敌忾,伟大的民族抗日战争由此拉开序幕。1937年7月底北平沦陷之后,11月上海沦陷,12月南京又陷于敌手。安徽凤阳离南京很近,敌人要想打通津浦线,占领华北和华东,凤阳的沦陷只是时间问题,我的家乡虽然不在铁路沿线,离县城较远,但离五河县城很近,仅一河之隔,战火迟早会烧到这里的。人心惶惶不安,都在想如何抗日、如何逃离战火的问题。在外做事的官员,已随政府机构搬迁到后方,在中学念书的青年学生大部分去了后方念书或参加了抗日队伍,我们这些儿童也因小学停办而辍学在家了。这时我刚刚读完五年级。从整个小学五年的教育来看,我们也不过是读书识字。几十年后,回想起来,虽然也学到了一些知识,懂得了一些道理,但还是以玩为主,不用功学习,后来我用自嘲打油诗来概括这五年的学习情况:
    一年刚五岁,识字歌儿唱。二年从头始,学习无进长。三年会爬树,果枣全摘光。四年下水溏,嬉戏打水仗。五年刚开始,日寇逞疯狂。从此关学堂,逃难离家乡。 这四、五年虽然没有好好学习,但生活是愉快的,幸福的。我们这些穷乡僻壤的孩子,很闭塞,不知道外面世界,不知道国家大事,不知道灾难、战争、不幸、痛苦……我们天真无邪,徜徉于青山绿水之间,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品尝着泥土的芳香,享受着大自然赐予的一切。
    战争忽然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进程,从此走上了漫长、艰辛、多灾多难、饱经战乱的道路。
    1938年2月日寇渡过长江北犯,意图是与从华北南侵的敌人合围徐州,歼灭我军主力。 我军在徐州周围严阵以待,准备打一个大的歼灭战,挫败敌人的企图及其嚣张气焰,于是便有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大捷。但是徐州会战之前,我们那里的人心是动荡不安的,有钱有办法的人家纷纷外逃,以避战乱,以求生存。我们五服之内的几家,雇了几只大船,由五河出发,沿淮河而下,准备逃至洪泽湖,暂避战火,再作以后的打算。参加这次逃难的有几十口人,都是男性。我们家有叔叔和我们兄第三人,祖父因年老不欲随往,父亲因看管家务也不能同去。临走前,一天夜里,,祖父把我们叫到跟前说,此次出门逃难,生死未卜,将来谁能活着回来,也未可知,出门在外,或劳动谋生,或入学读书,就看你们各显神通各奔前程了,希望你们好自为之。家里多年积存的银元和钞票,你们拿走大部分,还有一部分今天夜里就埋在院里地砖下面。战乱过去了,谁活着回来,谁记住埋藏的地方就把它取出来,重整家园。于是领着我们把一罐子银元埋在堂屋的墙角处,又让妈妈把钞票缝在我们的棉袄里。
    因为战事的需要,那时铁路、河流实行军事管制,车辆和轮船自在其管制之下。五河周围的驻军是善战勇猛的广西军队。我们出发时选择在夜间,躲过了他们关卡的盘查,向淮河下游驶去。白天,我们躲在船舱里不敢出来,上面遇到什么问题都由船长和家长们去解决,晚上人挤人按着顺序睡在舱里。我们年小,非常听话,细声细语,轻手轻脚,不敢出大声,连平时兄弟之间的磨擦和争吵也没有了。真奇怪,人们遇到患难或危险时,只有顾大体识大局,团结一致,而把一切小事小非置之脑后,才能度过困境和危机。我们这些孩子们当然不知道这些道理,但都能听从大人的教诲和指挥。我们吃的自带大米和白面。用河水做饭不如用井水做的好吃,井水清凉甘甜,河水混浊苦涩。我们不习惯,但是也勉为其难了。我们的大小便都在船尾排泄到河里。大人们说这是长流水,排泄的流走了,吃的水就不带有屎尿了。可是就没有想到河里的船只那么多,船上人的粪便都排泄到河里,怎么会不污染呢?如果是上游漂下来的粪便,你又正好用这些带粪便的水来做饭炒菜,那还吃得下去吗?所以河水不经过消毒是不能用来食用的。不过那时我们不讲卫生,看到所有船上的人都如此,也就不大计较了。
    当我们航行到江苏地界大、小柳巷一带,船被扣下不能往前走了。这一带的驻军是东北军,东北军素来军纪不好,他们不让我们通过,说什么也不行,又派兵上船押着我们往回开。这可把我们都吓坏了,一怕他们把我们当作坏人看待,押回原地交给地方当局处理;二怕他们上船抢劫,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不少银元和钞票哩!在他们押回返航的路上,我们用钱卖通了士兵,允许二、三个叔叔先下船,提前赶到五河,再疏通关卡驻军,船一到岸,两地驻军办完手续,就把我们放了。虽然没有走成,惹来一场麻烦,但人财两全,真是天大的幸运。回到家里,家人为此庆幸不已。离家十日,饱经惊骇,人都瘦了。儿行千里母担忧,母亲流下了痛惜怜爱的眼泪。
    1938年5月徐州失守前后,日寇为占领津浦沿线南段地区,进而南北会师,打通津浦全线,继2月占领凤阳蚌埠之后,大约在5月间又扩大占领区进犯五河、泗县一带。我的家乡井头虽属凤阳县管辖,但离五河县城最近,仅隔一条淮河,有五里之遥。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麦子成熟正待开镰收割的季节,湾地一片金黄。一天忽然传出:“敌机来了,快跑!”全村大大小小,潮水般地涌向湾里,俯卧在麦地里,只见敌机三架一组,有好几组从西北方向而来,在五河上空盘旋,接着一个一个黑团团凌空而下,轰隆几声,震撼大地,冒起股股浓烟。我看得非常清楚,所有这一切,几分钟内就结束了。这是我第一次受到战火的洗礼,于是我对日寇的仇恨有了具体的感受。从此开始了住无定所颠沛流离的流浪生活。
    日寇占领五河以后,经常带着汪逆的和平军(伪军)到乡下扫荡抢劫,有时是白天,有时是黑夜。井头是个山村,前面是低洼的湾地,后面是起伏的丘陵,有许多沟沟坎坎。如果日伪军白天出来,一上淮河堤坝,我们就能看见一行行穿着黄色军衣的狼群,大呼高喊,“鬼子来了,鬼子来了。”于是全村人牵着牛马,背着包袱,向山里撤退,翻过一、二个山头,就会无影无踪。而日伪军要到村里,需要走一个钟头左右,等他们到达时,村里已经空了。如果日伪军夜里出来就不大好办,因为看不见,不知他们从哪里来,离村还有多远。以后就派人到坝子上放哨,一发现敌人就飞跑回村报信,可这样我们逃跑时,往往措手不及,瞎跑一阵。有一天夜里,正在酣睡之际,忽然传出:“鬼子来了!”我妈妈叫我二姐带着我一人一个包袱,往山里快跑,我们家人跑散了,二姐拉着我高一脚低一脚跟着人群乱跑,夜深天黑,伸手不见五指,遇到一条水沟,她跨过去了,我却落在水里。事后妈妈责怪姐姐没有带好我。其实,我想如果不是仓促忙乱,没有水沟,说不定我比姐姐跑得还快蹿得还远呢!
    我们是有十三口人的大家庭,这么多人一起逃难时,太不方便,照顾不过来,而且父亲叔父都已经三、四十岁的人了,没有必要再维持这个大家庭。祖父决心分家,于是请来近房亲友,把家产一分为二,任父亲、叔父挑选。按宗族规定,父亲是长子,有权第一个挑选,可父亲是个守礼恭让达理谦逊的人,叔父上过洋学堂,有知识文化,父亲很尊重他,从未同他因某些事情而争吵过,所以就让叔父先挑。叔父挑选了祖宅,我们就到了另一处有二层楼房的新宅。从我们孩子们的眼光来看,哪里也没有祖宅美好,祖宅虽然已经陈旧了,但是给我们甜密的回忆,这些回忆如此清晰,如此深刻,就象一首美好的诗篇,一幅美丽的画面,镌刻在脑子里。 我们的新宅离老宅不远,大门朝西,有一个二层楼房共六间,还有二间厨房,二间牲口棚,一个较大的院子。楼上除放粮食杂物外,没有住人,因为下面三间已经够住了,楼上的西墙上有几个望孔,对准湾里。从村西到外河口一带有什么活动,楼上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如果日伪军从城里过河,一出河口向井头开来,我们马上就发出信号,准备向山里逃跑。
    日寇占领五河之后,平时不敢出来,龟缩在县城的炮楼(堡垒)里,县城的政权及附近据点的管理由汉奸组成的和平军负责,县城以外的广大农村是谁也不管和管不了的地区,这就给土匪盗贼以可乘之机。他们打家劫舍,敲诈勒索,图财害命,无恶不作。村里有钱人家出钱买枪组织几户联防,钱少或无钱人家找来破铜烂铁,熔化铸造成红缨枪和大刀片,青壮年学拳法耍棍棒,准备护身保家。在群众自发组织起来保卫家乡的基础上,有些封建迷信会道门乘机而起,他们打着抵抗日寇,保家护身,消灭土匪的口号来迷惑群众。他们宣传信神练拳,刀枪不入,念起咒语,呼风唤雨。他们设坛拜教,组织红枪会,一时间,不论男女老少一概加入红枪会,简直成了红枪会的世界。当时红枪会的总头目叫范焕章,二十几岁,可能是个什么教门的头目。他把各村的红枪会组织起来成立一个指挥部,下设许多大队、中队、小队。红枪会各级的头目都由他任命,平时指挥和操练由一个退役的黄埔军校出身的军官负责。有一次我看到范焕章训斥这个军官,军官忙不迭地连连说:“是、是。”范的指挥部就设在我家的楼上,神坛设在楼下,由于范是红枪会的总头目,又和叔母有点亲戚关系,我们全家加入了红枪会,我在磕头祷告时还显得很虔诚,其实我什么也不明白,那一年我十岁。 范焕章其人还真有点邪性,他招兵买马,搜集枪械,组织了一支有万余人的队伍,一时间成了炙手可热的传奇人物。他年轻,穿一身蓝色长袍,走起路来一阵风,嗖嗖作响,人称“范旋风”,他走路大步流星,速度极快,两个挂着盒子枪的护兵小跑才能跟上他,又称“飞毛腿”。到什么地方都是步行,从不坐车坐轿,他拉起的红枪会是个封建迷信组织,虽然以抗日来号召,但和日伪军一接仗,就成了乌合之众,不击即溃,打了几次仗,没有一次胜仗。什么呼风唤雨,刀枪不入,统统不灵。他宣传的宗教,能消除灾难,医治百病,其实是自欺欺人。我亲自看他给我的堂姐(生肺病)施魔法,念咒语,大声斥责和驱赶魔鬼,堂姐的病不但没有治好,病情反而加重,最后不幸死去,才十二、三岁。但他也有一点功劳,首先土匪、盗贼没有了,地方安定了,他剿匪功不可没。其次他举起抗日的旗帜号召群众,还是爱国的。后来向东发展,投靠国民党,最后被皖东新四军游击部队改编,他本人被枪毙。
    由于日伪军的频繁扫荡,我们家乡又离敌人据点很近,红枪会势力东移,国民党的势力还覆盖不了井头,我们也就频繁地逃难。1938年夏秋之际,祖父祖母带着我逃到山里小村河上洼,住在一个家族张××的家里,他家人口很多,务农为业,除了种自己的薄田外,也租种别人的田。他家另有一个院子,两间房子,一间厨房,我们自己起火,祖母做饭。我是个淘气的孩子,在家里呆不住,到处乱跑,祖父不放心,就叫我跟着张家的晚辈儿子一起去放牛,他比我大两三岁,很会照顾我,每天我们骑着水牛,同许多放牛娃到大山里去放牛,唱着山歌,吆喝着牛群,一字排开。早晨迎着朝阳,骑到山里去,中午回来歇晌吃饭,把水牛放到池塘里,下午再去,晚上又踏着夕阳的余辉归来,十分好玩,十分有趣。放牛时,把牛牵到空旷的山坡上或长长的田埂上吃草,我们这些放牛娃就捉昆虫,摸小鱼,玩游戏,斗蛐蛐,吃野枣。有时我们偷地里的豇豆、白薯、花生,找来一些枯枝烂草,烧烤着吃,又新鲜又香甜,十分可口。这种吃法很简单,先挖一个坑放入干草树枝,再放入花生、白薯等,上面再盖一层树枝干草,上下点燃后,烧尽焐一会儿,豇豆花生香喷喷的,白薯甜甜软软的,别提多好吃啦!夏天的桃杏,秋天的梨柿很好吃,但我们没有钱买,比我年长的伙伴对我说,咱们有办法,背着人,偷田里的豆子,晒干后可以用来换水果吃,这办法真不错,那年夏秋两季,我们美美地饱餐了水果,凡是别人吃到的,我们也吃到了。我们那时也知道这是偷窃行为,但是在贪馋的驱动下,也只好如此了。每逢晚上,大人们在场院里歇息纳凉,我们这些孩子们就在村子里乱跑胡闹,捉迷藏,掏鸟窝,捕蛐蛐。有一次在追赶同伴的奔跑中,我不慎掉进粪坑,幸而粪坑不深,粪水只没到我的胸部,不然就遭受灭顶之灾了,等我爬上来时,浑身沾满了屎汤,发出令人作呕的臭气。在伙伴的帮助下,跑到一条小溪里,洗干净衣服,洗干净全身,回家后把衣服晾在绳上,倒头就睡,第二天还是被祖母发现了,祖母慈爱和善,没有打骂我,叮嘱我以后不要再胡闹,重新帮我洗了澡,洗了衣服。
    这一年的夏秋两季,是我童年过得非常有趣的季节,整天泡在大自然里与伙伴们厮混玩耍,高山、河流、花草、空气、绿树、禾苗……陶冶着我,我的身心得到健康的成长,甚至忘记了我们是在逃难呢!
    1938年冬天,我们转移到古沛,古沛是个大镇,属盱贻县管辖,离井头有五十余里,深入腹地,那时还没有沦陷,因我姑奶奶家在那里,就请她为我们租了两间房子,住着祖父母和孙子辈的孩子们。因为房子小又没有床板,我们这些孙子辈的就睡在地铺上。住在古沛的时间不长,第二年春天,就回井头了。
    这一年多的时间是在颠沛流离跑反逃难中度过的。

私塾教育,之乎者也

    1939年开始,家乡局势相对说来比较稳定,日伪军除要粮要钱外,扫荡少了,国民党势力东移,新四军势力也只有零星活动,我们家乡成了三不管地区,老百姓又回家种田了,当然,日伪军也时来骚扰、国民党政权也来要东西。不过老百姓可以暂时过着稍为稳定的生活。回到家乡,小学早已解散停办,书念不成,干什么?年纪小,大的农活干不了,只好干些农务杂活,如放牛、割草、提水、背草、捡粪、看场、看瓜地、看庄稼,有时也学学插秧、扶犁、耕地、割麦等农活。经过风吹雨淋日晒的摔打,劳动的锤炼,我身体结实了,个子长高了。1939年秋季经过族长们的提议,开办了一个私塾,请一位清末未考取秀才的儒生执教,他是正字辈,我们管他叫爷爷。他教我们读四书五经,之乎者也。事前,我祖父征求我二哥和我的意见:你们愿意念书还是愿意放牛?我毫不犹疑地回答:“念书。”我二哥也毫不犹疑地回答:“放牛。”现在回忆起来,很有趣味,是什么动机促使我选择了念书,而且如此干脆明确,连我自己也不明白。现在我能记得念过的书大概有《论语》、《孟子》、《中庸》、《左传》、《古文观止》等,但是遗憾的是除了书名,某些文章题目,某些脍炙人口的名句外,我几乎对这些读过的书没有什么印象了,这些书的内容和道理对我以后的人生道路也没有产生过什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这位老先生,他自己也不懂,怎么能教会我们懂呢?教者昏昏,听者藐藐,他除了大声带着我们朗读背诵之外,讲不出什么东西,难怪他连科举中最低等级的秀才也没考取!但是他的功劳也不小,我们也要感谢他,他教我们如何写作文,讲“起、承、转、合”,讲“之乎者也矣言哉”,讲“子云”、“鸣呼哀哉”的用法。我们以前念小学时,从未学过作文,他的讲法对我以后学写作文多少有些帮助,虽然不用那些古字古套。我觉得帮助最大的是读《尺牍》,学写信函。这种《尺牍》是学写信函的范本,有各种选篇,包函着各种内容,如称呼分长辈、老者、亲朋、至亲、平辈、晚辈、父辈、祖父辈等。亲疏辈份不同,开头的称呼也不同,结尾问候的用词也不同,署名更不同。又如内容分一般叙述,讨论问题,问候致意,祈求愿望,询问事情,平安家信等等。内容不同,用词用语也不同,不能千篇一律。这对以后我外出读书与家中和友通信有很大的裨益,因为它实用,所以我的印象也最深。读私塾是很辛苦的,尤其在冬天。黎明前的黑暗时光,妈妈就叫醒了我,到学校去早读背书。有时北风呼啸,漫天飞雪,寒气袭人,黑夜沉沉,我年岁小,又有点鬼神迷信思想,独自走出家门,总觉得后面有人跟随,越加快脚步,越觉得后面有人,街道两旁有许多小的死胡同(巷子),路过时提心吊胆,浑身颤栗,生怕有什么鬼怪从黑洞洞的胡同里钻出来。闭眼、快跑,连头发茬子都竖起来了,好险啊!好害怕啊!每天都要经历这可怕的一幕。冬季一过,天亮得早,就不害怕了。早读背书都在早饭前进行,背完书,老师认为通过了,才允许回家吃饭。有时祖母、母亲给一、二个铜板,到学校门口买一根油条垫垫肚子,然后下了早学,再回家吃早饭。别小看这一根小小的油条,从当时的农村条件和我家的条件看,还算是一种特殊的优待呢!因为不是所有的读书孩子每天早读时都能享受一根油条。如果我不读书,早晨也吃不到油条,我是兄弟中享受特殊化待遇的。我是读“私塾”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比较聪慧,背起书来快得很,几遍就攻下来了。我学会一套背书的方法:第一,在一知半解的基础上,死记硬背;第二,念会难念的字,排除朗读背诵的障碍;第三,分小段背诵,然后若干小段连背,最后合起总背。如此几遍反复,全篇就背下来了。

 (待  续)

 

2005.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