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位于北京和平门附近，原名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中学，后来因为增设了小学部，改名为“附属外国语学校”。这所学校属国务院外交部领导。在北京白堆子附近还有一所“北京外国语学校”，则是属北京市政府领导的。
当时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共有一千多学生，其中初高中部有六百左右学生。这所学校所在地原是女子师范大学的校舍。１９５０年代初，女子师范大学被取消，校址给了外国语学校。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学生，并且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献上红卫兵袖章的，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领袖宋彬彬。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两个星期以前，８月５日，红卫兵学生打死了该校负责人卞仲耘。
在８月１８日以前，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已经发生对学校领导人以及教员的暴力攻击行为，只是没有达到打死人的程度。８月１８日大会的第二天，８月１９日，该校红卫兵在校园中增大了暴力迫害的规模和程度。在那一天晚上，打死了两个人，张辅仁和张福臻。
张辅仁是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的语文老师，教高三的语文，同时兼任高三俄语班（简称“高三俄”）的班主任。这个学校当时高三有三个班。一个班学俄语，一个班学西班牙语，学英语和法语的学生，合编为一个班。据当时该校的一名学生说，“高三俄”是该校高三各语种中最强的一个班，因为这一届学生开始学外语的时候，中苏关系还好，俄语是最吃香的，因此不但班大，而且班里有权势的人的子女特别多。加上高三学生在学校中年纪最大，因此“高三俄”对全校学生有指导性的作用。该校红卫兵的司令及文革委员会的主任，一个军队的，就是“高三俄”的学生。
１９６６年，在毛泽东的文革理论的指导下，所有的教师都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遭到批判和攻击。张辅仁当然也在其中。张辅仁被攻击是文革的大政策的必然结果。另外，他是个比较严格的老师，而且是“高三俄”的班主任，当班主任自然要管辖学生，而他当班主任的所在班学生又是该校红卫兵的领导力量。这一情况是导致他被打死的一个特别因素。在一个残暴而无法无天的社会中，一些小的偶然的个人因素就可能导致杀身之祸，张辅仁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
张福臻原来也是该校的教员，他教高中历史，从１９６０年到１９６３年，他一直当高中的班主任。在１９６４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中，张福臻被撤去了教员职务，变成了总务处的工作人员。撤去他的教员职务的原因，是他曾经在１９４９年以前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按照“四清”的新标准，张福臻被清洗。然后，文革开始，按照文革的标准，张福臻遭到更大的惩罚。在１９６６年夏天，张福臻不但和其他教育工作者一样都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受到攻击，而且由于他的“历史问题”而受到红卫兵学生的特别残暴的殴打，以至被打死。通过一次次的“运动”，毛泽东筛选打击对象的筛子的网眼越来越小，于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变成“革命”的牺牲品，张福臻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
张辅仁和张福臻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９日晚上被打死。当时的情况是，红卫兵在初三西班牙语班拷打“反动学生”学生叶念伦和李仲良。叶念祖的父亲是著名翻译家叶君健，特别是在外语学校的大批共产党高级干部子女中间，他成了“坏家庭出身”的人。他在文革前说过的要组织一个“中西拉邦”的玩笑，成了说一个十五岁初中学生是“反动学生”的罪证。李仲良的“罪行＂，则是“有资产阶级思想”。拷打这两个学生的时候，该校红卫兵的领导人来到现场说，别打学生，去找老师算账。上文已经说到，这个头头是“高三俄”的学生。于是红卫兵把张辅仁和张福臻拖了出来，在学生宿舍楼前把他们二人打死。
一开始的时候是用拳头和皮带打。有学生嫌不够劲，到学校的军体教室去拿民兵训练用的木枪。军体教室的门锁着，他们就砸破玻璃跳了进去，把那里的器械拿出来，用作武器继续毒打张辅仁和张福臻，直至把他们打死。
张辅仁和张福臻被打死后，他们的身体不动了。红卫兵学生不知道他们是否确实死了，有人说在电影里看到过，对昏死过去的人能用冷水激醒，就取来冷水泼在他们身上。冷水浇在他们身上后，仍然不见他们的身体有反应。又有人出主意，说可以用开水来烫。他们拿来一壶开水，浇在张辅仁和张福臻的身体上，仍然没有看到任何反应。这样用冷水和开水浇了张辅仁和张福臻的身体以后，红卫兵知道这两个人已经死了。
打死张辅仁和张福臻本身是极残忍的事情，其中用开水来烫用冷水来激他们的尸体，显然又是一个十分残忍的细节。这样的细节显示出所谓“红卫兵时代”的残忍程度。另外，这个细节当时在这个学校流传开来，被当作一个描述红卫兵行动的生动故事，广为人知。这也展示了１９６６年夏天那个校园里人们的心态和心理气氛。
张辅仁和张福臻的尸体停放在一间教室里。第二天早上，全校学生都听说昨晚两个姓张的老师被打死了。很多人到那间教室去看尸体。也有人到了教室门边没有敢进去。打死人毕竟是一件恐怖的事情，并不是每个学生都觉得这是很好玩的事情。
第二天上午，红卫兵在学校的“乐育堂”前召开全校师生大会。“高三俄”班的那个红卫兵领导人在大会上讲话说：俗话说，杀一儆百，我们现在是“杀二儆二百”。
他说“杀二儆二百”，是因为这个学校当时有教职员约二百人，所谓“杀二”，就是指杀死了张辅仁和张福臻。
红卫兵领导人在台上这样大声宣告“杀二儆二百”的时候，全场教师皆低头不敢仰视。
这就是当时的情景。在学校里可以杀人，杀人可以这样理直气壮地宣布，杀人的威吓作用也是公然昭告的。
哪些人打死了张辅仁和张福臻？一名当时问过这个问题的人告诉笔者，有人说是初三西班牙语班的学生打得很厉害，因为他们本来就在打他们的两个同学。有人说是“高三俄”的学生打得厉害。反正没有人去仔细过问过这个问题。
张福臻有一个女儿当时也是“高三俄”的学生。一个当时的红卫兵成员说，８月２０日的下午，有高中的红卫兵来说，张福臻的女儿要出校门，让派一个人跟着她。这个学生看到她往校外走，好像很沉着，走到外国语学校和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之间的邮筒那里，她往邮筒里投了一封信，就回来了。张福臻的女儿回到学校后，红卫兵们议论了一阵。有人问，她是不是写信去告状了。也有人说，告谁呀？告红卫兵就是反革命。
笔者曾经设法和张福臻的女儿联络，但是没有找到她。不知道她那天寄出的信是否向“上面”“告状”，是否得到任何回音，也不知道他们家人后来的遭遇。但是从其他学生所说的情况，包括对她的监视，以及对她寄信的议论，我们可以了解当时学校中的气氛，至少我们可以知道，红卫兵当时没有任何歉意，没有罪恶感。
两天以后，红卫兵的头头在校中告诉大家说，“中央”也知道这件事情了，“中央”没有说什么。
“中央”是指中共中央，文革的最高领导。当时，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和红卫兵学生有频繁接触。“中央”完全了解红卫兵暴力正在越来越严重。对于红卫兵杀戮，“中央”不但不查不问不制裁，而且对红卫兵的行动高度肯定和热情赞美。因此，在８月１９日外语学校打死两名教员之后，校园暴力杀戮继续发展，有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遭到暴力迫害和杀害。
除了张辅仁和张福臻，外语学校的一批教师和领导干部也遭到残酷的殴打和虐待。一位姓崔的女老师，在教务处工作，受到殴打侮辱后，服安眠药自杀，幸好她自杀未死。
除了教员和领导干部，受到攻击的还有学生。红卫兵推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思想，打击所谓“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学生。例如，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是老共产党员，但是文革开始后，文艺界的领导干部像教育界的领导干部一样，都成为指定的文革对象，而且他们子女也不再被承认是“革命干部子弟”。吕骥的女儿是该校初中一年级的学生。班里的同学骂她是“狗崽子”。在宿舍里，有两个女同学在她的被褥上泼了水。她只好睡在湿床上。
在张福臻和张辅仁被打之前挨打的初三学生叶念伦和李仲良，也是学生受到暴力迫害的例子。叶念伦宿舍里的红卫兵规定，不论是谁叫到叶念伦的名字，他必须立即站起来说“到”，另外还必须接着说：“我不叫叶念伦，我是叶狗屎。”
李仲良屡次遭到毒打，精神受刺激，夜间做梦时都在喊“别打我了。别打我了。”
在这个学校储存冬天吃的大白菜和萝卜的地窖里，曾经关有红卫兵从学校外面抓进来的“阶级敌人”。在菜窖里发生了什么，当时被整的该校老师不清楚，只听说有人在那里被打死，而且不是一个两个。希望以后会有人说出真相和事实。
这个学校的红卫兵还在校外查抄“地富反坏右资”家的时候，打死了人。其中之一是学校附近的一个老太太。她有几间祖上传下来的房子，她把较好的房间租给了别人，自己住着破的，以房租补贴生活。外语学校的红卫兵前往她家抄家，质问她：“你是不是剥削？”就开始打她。一群人一起上去打，很快就把这个老太太打死了。按照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这个老人也只算是“小房产主＂。文革后有人来调查此事，最早开始打她的红卫兵一口咬定“我只打了一下”。这人没有受到任何谴责或惩罚，事实上，该校没有人为他们在１９６６年夏天打死人受到谴责或惩罚。
殴打甚至打死老师，在社会上打死“牛鬼蛇神”，殴打侮辱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这是当时各学校的红卫兵普遍作的事情，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并不例外。这个学校的特别之处只是在程度上比别的学校更为暴力，以致一夜中打死了两名教师。
据笔者的调查，红卫兵一天里打死一名以上的教育工作者的学校，在北京除了师大二附中和宽街小学，就是和平门的这所外语学校。如果计入在被殴打折磨后自杀身亡的教育工作者，那么一个以上教职工被迫害死的学校有相当数量。至于被打死的校外的“阶级敌人”数字，平均到北京的每个中学校在５名以上。
在白堆子的那所外语学校，也非常残酷。据笔者调查，在１９６６年夏天，在那所学校的工作人员中，有一人被打死，两人自杀。
在１９６６年夏天，和红卫兵运动同时兴起的，是普遍的暴力迫害行为。暴力迫害在北京的中学红卫兵中尤其严重。在中学中间，外语学校的暴力程度以及杀害人数，高于中学的平均线。这一特点显然和这些学校有相当多的有很大关系。
当时中国不对外开放，出了政府的外交人员和情报人员，一般人没有什么机会使用外国语。能和外国人打交道被当作一种很大的特权。外语学校是外交官的摇篮，学习外语的孩子很有可能进入国家的外事部门工作。因此，学外语本身也成为一种特权。外语学校的高级干部子弟非常多，比例远高于一般中学。一名当时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初一的学生告诉笔者，她的父亲是军队的师长，但是她在班里什么都不算，因为别的学生的父亲的官要大得多。这个学校也有很多外交部干部的子女。
在文革开始的时候，非常活跃，他们最早从内部知道了毛泽东的文革部署，他们猛烈攻击学校的领导人、教员以及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他们使用暴力，手段残忍，草菅人命，毫无顾忌。他们也是红卫兵组织的发起者和领导者。１９６６年夏天发生的红卫兵的残暴行为，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应该负最主要的责任，但是和他们的父母也要负相当的责任。
到１９６６年秋天以后，大量的高级干部也被“打倒”并遭到“斗争”。从历史来看，这并不是仅有的现象。在斯大林时代，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斯大林先是大规模地迫害共产党外的人，然后就开始大规模地迫害共产党内的高级干部。在文革之后，高级干部和他们的子女诉说他们自己在文革中受的苦。但是对于他们自己迫害别人的事情，却不愿提起甚至矢口否认，或者把那个阶段粉饰甚至浪漫化。这其实是相当可耻的事情。
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在文革中被取消。但是文革后，这个学校的校友还举行聚会，并且在１９９０年代成立了校友联谊会。
笔者访问了该校当年的一名教师。她说，当年的红卫兵头头参加学校的聚会，还主持聚会。她看到了这些人依然神气活现，没有羞愧之心，就离开了。
这位老师说，学校的老师们依然记得１９６６年，记得张福臻与张辅仁的被害。因为该校红卫兵没有为张福臻与张辅仁之死道歉，她不能和他们同坐在一个聚会上。
当笔者问及这所学校的老师是否可以详细记录和报告文革中在这个学校发生的事情的时候，这位老师稍稍迟疑，声音颤抖地回答说，不能。她说，这是为了让自己有一个“平安的晚年”。
她的回答中隐含的逻辑推理使笔者感到震动。三十多年过去了，说出张福臻和张辅仁的悲惨死亡，仍然会危及人们有一个“平安的晚年”。三十多年过去了，该校的老师依然生活在恐怖中，不敢说出他们遭到的迫害。这恐怖来自两个方面，一层来自现实生活中权力当局不允许谈文革事实，一层是因为文革时代的行凶作恶者仍然不认错。当张福臻与张辅仁的死亡无人追究，而害人者也无需忏悔的时候，文革的恐怖的毒素就公然地飘荡在今天的生活空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