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附校

 

穆小芒

 

68年初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66年中开始激烈升级。此前还仅是在报纸刊物上的唇枪舌剑,但所有的中国人都隐隐感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

 记得那是一个下午,在上大班课,教室门“砰”的一声被撞开,是个学生。当时我还在想:谁这么胆大包天,不敲门不报告就闯进教室来了。未曾想到,我们从此进教室门再也不用喊“报告”了。而且,几乎就与教室绝缘了!只见他把手里的一迭纸往教室里一扬,撒得满教室都是,转身就跑了。那一迭纸后来我们天天去撒,叫传单,对,还应加上“革命”两字。已记不得那张纸上写得具体内容了,大约是:不能再在教室里上课了,要上街闹革命去!

 同学们都被惊呆了,看着纸上的东西不知所措。老师草草地结束了课。大家也议论纷纷地离开。等我再次以学生身份走进教室,已是12年之后了。而班里不少人,再也没有机会上学了。

  接下来是:破四旧、立四新,横扫封资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毛老人家的“炮打司令部”;8.18接见红卫兵;批刘邓、彭罗陆杨;造反夺权;“四.三,四.四”对立……

 68年初,好象忙活得告一段落了。学校里住的大部分是外地来京“串联”或等老人家接见的革命小将。正牌的外附学生在校的屈指可数,有在家当逍遥派的、有去长征串联的、有的来学校打一晃,就不知所踪了……

 这就是68年初的学校景象。

 

分配方案

 好像是34月份,学校通知66届的初、高中毕业生返校,准备分配了。当时,附校还驻有军宣队,分配是在军宣队的参与下进行的。

 分配方案是:

l      本人有病的、在家是长子或长女的、家里生活特别困难的,属特别照顾,可分到北京的工厂(留京的同学后来被分到:外文印刷厂、941厂、商标印刷厂等);

l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l      农村插队。

在此正式分配之前,有少数同学应征入伍。当兵在当时可是极为荣耀的事,几乎所有的男生都参加了体检。为了保证枪杆子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出身是最重要的。要查三代!哪代有点含糊都不行!全年级好像只有不到十名同学当了兵,我们班有两个,是张学明和钟建锋。

68年初还有数位同学自愿到黑龙江迎春机械厂当工人去了。

假如不参加学校的上述分配,户口和档案将转至街道办事处,成为待业青年,由街道管理和安排。

有个黑龙江兵团321团的政治部主任来校做过动员。介绍了兵团前身是抗美援朝的老铁道兵集体转业后组建的农场,现在根据形式又重新划归解放军序列。全国组建了十个还是六个生产建设兵团,平时搞生产,战时是后备役,属准军事部队。且21团有10万之众,号称天下第一团。21团跨宝清、饶河两县,特别是饶河属边境地区,与苏修帝国主义仅一乌苏里江之隔,是反修防修的前哨阵地云云……

 

选择兵团

我和母亲商量分配的事。看样子只有兵团可选了。因为:

l      本人不属于该照顾留京的。我上面有姐姐,身体不好,有病。

l      农村插队,未知因素太多。还是选个有组织、有保障一点的地方吧。

其实,这只是表面原因。根本的问题是,我父亲是个文艺界的知识分子,并且是个有“问题”的知识分子!文革刚开始就被造反派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扭送公安部,可惜人家不收,说象我父亲这样的“现反”太多了。于是,抄家、挨斗、被打;“打倒、火烧、油炸”的大标语贴到我们家门口。如果公安部收了我父亲,那我就是“黑五类子女”(黑五类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右派份子。后又加上,走资派等,变成黑六类、七类、八类……)也叫“狗崽子”!但由于公安部没拘捕我父亲,我的成份就提高了半等,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别高兴得太早,因为,也有可能“教育不好”或“不可以教育好”!

凭我这个成份,按照那位政治部主任的说法,去反修前线是不够格的。不仅边境地区不能去,且还有个混入军事部门的嫌疑!虽然是种地,但建设兵团属解放军建制,不是开玩笑的。为了维护我军的尊严及部队编制的保密性(番号是不能随便泄露的),我们对外都说自己是“装甲兵某部”(庄稼兵)。以至后来到国外洋插队,在餐馆涮盘子洗碗,写信回国都说在“进出口公司”找着一份差事,负责进口业务多点,均是当年养成的良好保密习惯。

据说,学校管人事的老师,说附校的学生当时都是按保密专业标准招的,去兵团不仅够格,还富裕!就这样,我混入了革命队伍。后来又混入了几次,但都不象这次提心吊胆。

外附初三、高三两届毕业生共约两百多人,有60人去了黑龙江建设兵团。

 

627

 1968627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那天,我们离开了生活十几年的北京,奔赴数千里之遥的北大荒。那张小小的乘车证,至今保存完好。

 当时所带的行李,一个被褥卷,一个六、七十公分的小箱子,就是我全部的家当。父母为我特制了一8斤重的棉被,怕东北冷;我为自己在王府井的利生体育商店买了一套罗纹天蓝色的运动衣裤,花了12元人民币,是我最大的一笔开支。其余大多是旧衣物。那个小箱子是父母50年从重庆到北京就任时的行李,我当时才几个月大,就睡在这个箱子上。比我岁数都大。一个旧蚊帐、一个旧军毯,据说还都是美国货,抗日时的军用物资。不是父母不心疼我,而是父亲的工资扣发一多半,每月只给数十元生活费。不能因为我走,让家里人饿肚子。

 27日上午的北京火车站站台上人山人海,全是奔赴黑龙江建设兵团的中学生们。这种景象已经好几天了。

 站台上同学们互相道着珍重、往本上写鼓励的话、留通讯地址、合影照相,嘻嘻哈哈的。催促人们上车的哨声响了,送行的同学三五成群地挤在一个个车窗口,千叮咛万嘱咐地还在说着。突然“呜”的一声火车长鸣,然后是“哐嘡”一声,火车往后退了一下,这是要靠惯性使重载的火车动起来,然后一寸一寸地往前挪去。

 刹那间,一片寂静。不知是谁哭出了第一声,只听站台上,火车里“哇”的一片哭声。刚刚的豪情壮志,顷刻成了儿女情长……

 车轮毫不留情地向前转去,将泪水、呜咽、抛在了后边……

 我很早就进了车箱,看着窗外同学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只觉得心里空荡荡的,脑子一片茫然。我不知道前面等着的是什么,也不知道这一走,要14年之后才又回来……

 那天,我没有让母亲送。我知道,妈妈会哭,我也会……

2007.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