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兴

噩耗是5月16日才接到的。尽管我知道迟早有这样一个消息来临，但是，当它真的到来时，还是唏嘘良久。

5月17日，遗体告别。看着躺在花丛中的他，我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泪水在眼眶里强忍着，没有流出来。

他叫刘振德，1940年，他16岁时就参加了革命，从1956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他一直是刘少奇的机要秘书。

毫不夸张地说，刘振德是改变我生活轨迹的人。

1975年4月，我结束了六年的部队生活，到了位于北京东郊大山子的707厂，当了一名工人。这时，因为受到所谓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影响，刘振德在结束了审查和干校改造后，分配在这家工厂当政治部主任。

按说我一个工人，和他不应该有什么联系，但是机缘巧合，因为我无意中出了一期车间的黑板报，被宣传科的领导看见了，把我调到宣传科，后来又到了党委革委办公室，算是在刘主任直接领导下工作了。

在我的心中，刘主任是一个有着光环的人。在伟人身边工作过的人，见多识广，所以，开始的日子，见到刘主任，总有点紧张。不过，没有几天，这种紧张就一点也没有了。这是个极为厚道的人，矮墩墩的个子，慈眉善目，不怎么爱说话，更是从来没有大发雷霆的时候。见到最下层的工人，也是和蔼可亲地拉家常。尽管我不怎么和他说话，但是，心中对他的那种畏惧没有了，有的只是尊敬。

有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

厂里一个工人因为同性恋被抓住了，那时这算严重的问题，一般叫做“鸡奸”。厂党委常委会研究对这个工人的处理。大多数人都表示愤怒，认为应当严厉处罚当事人。刘主任一般在会上不会抢着发言，但是，这次他说话了，他说，这也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大问题，不能让他又挨操屁股又受处分吧！想想，那是在上世纪70年代，同性恋还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刘主任的话放在今天不算什么，但在当时是需要勇气的。

我当时在场作会议记录，刘主任的话让我对他的宽厚留下了深刻印象。至今我不知道那个工人是否知道这段往事！

但是，我后来听说，包括听王光美同志告诉我，在文化革命中，造反派高压刘主任，希望他反戈一击，揭发刘少奇，刘主任始终不为所动，坚定地维护刘少奇。而当时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看，刘主任的品质真的令人景仰。

1980年，刘少奇平反，刘振德也被召回中央机关工作。几个月后，他找到我，说他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文献研究室刚刚组建，需要人手，希望我能去文献研究室工作。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我在文革开始那年上初一，以后再也没有正规进过学校，以这样的学历能够进入中央研究机关，那是难以想象的事情。我当然答应了。

1980年的9月底，我到文献研究室报到，被分配在刘少奇研究组工作。

据说，我差一点没有进入文献研究室。原来，文献研究室的李琦主任偶然发现了要调一个只上过初一的人进入文献室，还要做研究工作，对刘振德说，这个人不要调了吧！刘振德这个从来不说假话的人也说了一句假话，他说，调令已经发出去了，追不回来了。可是此时，调令还在他的抽屉里躺着呢！

李琦同志是原来周恩来办公室的负责人，有着极高的水平。李琦同志对我也有着极大的恩情，也是改变我命运的人。

我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了16年，开始在刘少奇研究组，后来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在这16年里，我和刘振德虽然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但是始终在一个院子里工作，住也住在一个院子里。在机关里，人和人的关系不那么浓烈，尤其像我们这样来自同一个工厂的人，平时都有意无意地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但是，我始终能感受到他的关切的眼神。

当然，我也看着他一点点变老，看着他慢慢地眼睛花了，慢慢地步履蹒跚。

刘主任，我其实一直延续在工厂里对他的称呼，也有许多让人振奋的消息。他的外孙女蒋小涵，是名噪一时的童星，后来在英国的曼彻斯特留学，学成归国后，在电视台当主持人。刘主任自己写了一本书《我给少奇同志当秘书》，这本书也受到许多人的关注。

1996年，我离开中央文献研究室，到了凤凰卫视，几年的时间，东跑西颠，没有和刘主任联系。直到2003年，我离开凤凰卫视，稍微闲了一点，听说刘主任搬家到了西直门一带，便去看他。到了他家，让我感慨不已。刘主任得了帕金森病，走路已经不方便了，要借助一个椅子一点一点挪。我问他老伴：为什么不买一个轮椅？他老伴说，没有这笔预算！

这句话，让我羞愧万分。一个老领导，一个改变了我生活轨迹的老领导，我关心得太少了！第二天，我买了一个轮椅，给刘主任送到家里。刘主任执意不受，后来，硬是给了我儿子一辆蒋小涵小时候玩过的小汽车作为回赠。

我答应刘主任，找一个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开车带他去郊外踏青。可是，这个诺言没有实现，现在，再也没法实现了。

看着刘主任的遗体，我潸然泪下，世界上又一个好人走了，愿他在天国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