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巴尔前些天因心脏病去世。

一九八七年夏，雷蒙·巴尔首次访华，历时两周，我全程陪同并负责翻译。

之前一次见巴尔，是一九七六年。希拉克和德斯坦吵翻，辞去总理职务。巴尔受德斯坦之托，入主总理府，主持法国政府工作，一直到一九八一年。巴尔接受任命以后，在总理府门前台阶上发表任职讲话，二十点电视新闻播报，我其时正在巴黎大学进修，看见他的电视形象。

希拉克很早追随蓬皮杜，三十四岁当部长，是戴高乐党的掌门人，不大看得起德斯坦，两个人分手，不在意外。巴尔是个教授，政治背景属于中间派，不是争天抢地的那种。他上台，觉得是一个技术干部。

他的就职讲话，一共两三句，说完了，掉头就走。法国公众有些震动，这人，有些厉害。

以后的几年，巴尔主要实施了经济紧缩的政策，说法国农民享受的补贴太多了，经常责备法国人不能承受长期的努力。这样直言法国人的不是，不大考虑政治后果，是他的优点。他施政的几年，正是法国完成了战后快速发展，面对石油价格急速上涨的几年，法国经济发展步伐放缓是情理中事。

巴尔真的是个教授，他在一九五零年写过的一本书《政治经济学》，迄今仍然是欧美大学经常提到并使用的一本教科书。他把自己比成龟兔赛跑中的乌龟，意思再明白不过，就是要慢，不怕慢，反对急进。

在政治上，巴尔不强与人争。

一九八八年，他参加总统大选。当时左有密特朗，右有希拉克，他在中间。法国公众当时的情绪是有些厌倦长期执政的右派，对左派国有化和提高社会福利的激烈主张也不完全信，如果巴尔跨越左右，来个德斯坦第二，也不是没有希望。第一轮投票以后，巴尔得票好像百分之二十上下，被淘汰。结果公布后，巴尔有个讲话，坦然承认失败，还说了一句“没有辜负朋友们的信任”之类的话，觉得他卷入总统之争，不全是他的本意。

德斯坦以前对巴尔有过“法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的赞誉，在巴尔死后，说巴尔“以非凡的能力和不懈的工作谋求法国的福利而不求私利”，萨尔科奇说他是具有“自由和独立的精神人物”。

这样敦厚的智者，以法国为重，以法国的国计民生为重，有主张，但是不求外表漂亮，和气，稳重，和中国的中庸思想有某些吻合之处。

在法国政界的高层中，巴尔外界形象比较谦和，对外冲撞少一些。他心宽体胖，都知道他在议会的时候，中午以后要午睡，这在生活节奏很快的巴黎是一件很特别的事。

巴尔来中国，受到相应礼遇，李鹏总理会见，住钓鱼台五号楼，离京后去了西安、广州和深圳。

巴尔在北京发表了一个讲演。将近结束的时候，忽然暴雨，天摇地动的。警卫问我去不去故宫了。暴雨有些倾缸的意思，几米以外已经看不清楚。我问巴尔，巴尔说去。这么样的大雨，故宫里空无一人。警卫们无处隐蔽，索性围在了一起，好几十人，在水里扑扑腾腾地走。巴尔在太和殿前的广场中间站了好一会儿。

在西安，见了陕西省的一位副省长。宴会在西安宾馆，环境光线很差，这位副省长不怎么说活，气氛很无聊。出来的时候，巴尔问我副省长是不是不高兴？说如果讨论经济没意思，可以说点儿别的。我知道巴尔看侦探小说，看西部电影，还喜欢爵士。

在广州的时候，广东政府和霍英东通报了消息，霍英东临时不便，派人过来参加宴会，这人称巴尔是“大师傅”，是很尊敬的意思。我跟巴尔说了这话。巴尔笑笑，有些意外的惊喜。

和其他访华的法国要人比较，巴尔明显地很少评论中国。他对香港经济有不少了解，但是也没说什么。觉得他真是有些专心法国事务。只是在临别的时候，他诚恳地对我说，“中国人民是一个优秀的人民，将来有很多繁荣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