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初冬的一天，大约凌晨5点左右，我们⑴还在熟睡中就被达布亥⑵的砂糖嗓喊了起来，“嘿！暴速、暴速 ⑶！”。达布亥的喊叫引起了“豪巴”⑷的一阵狂吠。天还黑漆漆的，只有月光透过蒙古包顶的一个小洞斜掠进来一支光柱，使大家在懵懂中找到了目标。我们不敢耽搁，一跃而起⑸，迅速穿好衣服，就拆包（蒙古包）的、装车（勒勒车⑹）的、抓牛的、套车的忙活起来。从秋营盘“战略转移”到冬营盘的序曲开始了。

冬营盘在秋营盘的北边，在中蒙边界线上，距秋营盘50多里，要翻过几道山梁，是我们一年十几次游牧迁徙中最远的。因此必须抓紧时间赶路，争取在天黑之前落定⑺。

天刚蒙蒙亮，满载哈那⑻、毡垫、水、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勒勒车出发了。被我们叫做“草原列车”的勒勒车，每头牛拉一辆车，七八辆车成一字型排成长列，沿着多年形成的山道吱吱哑哑的前行。俗话说，赶路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修车的过程。勒勒车的轱辘大部分是木块拼的，走着走着就散架了，往往修好了这辆车，那辆又趴架了，随身带上斧头、锔子、刀子等工具是最要紧的。人们常说的“三分技术，七分工具”的道理，在这里得到了印证。在修车赶路的同时还要赶着羊群一起走。

赶着一千七八百只羊组成的羊群翻山越岭也不是一个轻松的活儿。我们行进的大方向是西北，而内蒙冬天的白毛风就是从西北方向吹来的。尤其是走到山梁上，风夹着雪、雪带着风呼啸着，劈头盖脸的砸下来，人马几乎站立不住，而且被风噎的喘不上气来，好不容易将羊群轰到山顶，立刻就被奇冷的北风推回来，后边的羊群刚轰上去，前边的羊群潮水般退下来，我拼命的跑，拼命的喊叫，使出了全身的解数，羊群在山梁上形成了旋涡状，这种胶着状态持续下去非常危险，达布亥抢到羊群的前面，把前排的几只头羊推下山去，其它的羊才沿着山坡朝下走。我们的行进速度非常的慢，而人手又忙不过来，搞的人马疲于奔命。真恨不得有分身术。

当羊群翻过最后一个山梁已是夕阳西下了。火烧云映红了半边天际，和着外蒙古的黛色远山构成了一幅浓墨重彩的风景画。我们还没来得及细细观赏这冬营盘的美景，眼前的一幕使我们目瞪口呆。山脚下的白色的雪原上，一大片黄色在飞速向前移动，后边扬起的雪尘像是一缕缕飘逸着的薄雾在夕照下发出绚丽的光彩。我们的羊群也溶进了其中，在山上望去，一小块灰白只是占据了其中一个小小的边缘，很快就落在了后边。仔细一看，原来是数以万计的黄羊先入为主了。达布亥站在山上大喊大叫，吩咐我们把这些黄羊往北边外蒙古赶。我带上“豪巴”纵马挥杆冲进了山下的黄羊群。这些懦弱而充满野性的黄羊拼命的奔逃，乱了阵脚，又相互冲撞，有的直愣愣朝我们冲来，几乎快撞上了才慌乱的戛然而止，我的小红马也开始有些一惊一乍，不停地打着响鼻，跑起来一顿一闪的，几只“豪巴”狂吠起来，黄羊群像决了堤的潮水闪电般退去，四周发出了轰隆轰隆象山倒了似的震响。夜幕降临了，我不敢恋战，虽没有受攻击的危险，但毕竟是在边境线上活动，地理方位不熟悉，一不留神跑到外蒙可是原则立场问题，且人困马乏，只好班师回包。

晚上喝奶茶的时候我问达布亥怎么这么多黄羊？达布亥说前些年⑼，黄羊几乎被杀绝了。这些年又多起来，甚至成了黄灾，多好的草场也经不住它们祸害，并反复地说，轰走!轰走!都轰到北边去!我问为什么没有人打来吃？他说“殴禾怪，当哈了马蛤，卯害。”大概意思是说，都是瘦肉，没吃头。这个说法让我大惑不解。

晚上，我累极、困极倒头便睡。朦胧中我回到了我的母校——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该开早饭了，我们在学校的东北角的小食堂里，10个同学一桌。又是棒子面窝头、棒子面粥就咸菜，上午刚上第三节课肚子就呱呱叫。中午仍然是棒子面窝头，抄白菜连点儿荤腥都没有。晚上还是如此。我和马大力、王宗成又聚在一起，琢磨着得吃顿饱饭。和上次一样，我们每人连续吃10个窝头，吃完后仍觉不饱，每人又吃了2个还没饱，后来还是卖饭的师傅劝住了我们，怕我们把肠胃吃坏了。我们不敢吃倒不是怕吃坏了，而是以后的几天的口粮没有了着落，只好打住⑽。

我们俄语楼紧挨着食堂，上午第四节课刚听了一半，一股浓浓的肉香就飘了过来，大家来了精神，虽笔直的坐着却个个东张西望、面露喜色，至于老师讲的什么都不重要了。心里只有一个念想：“中午要会餐吃炖肉啦”。终于下课了。当我们列队进入食堂看到门口堆着小山似的冻黄羊时，它们居然纷纷跳了起来，东奔四窜、四散奔逃——。眼前的食堂、校舍、同学们都不见了，剩下的只有黑紫色的天，兰色的雪原和围上来的黄色军团。当我还没搞清怎么回事，突然听到一个砂糖嗓在大声喊“嘿！暴速、暴速！”猛的一睁眼，看到的是黑糊糊的蒙古包，穿过包顶的小洞，看到了一小片深兰色的天空和一闪一闪的晨星。达布亥的砂糖嗓又在大声喊我们起床出牧了。

那年冬天的放牧总是要和黄羊纠缠。轰走了，消停几天就又回来，再轰走，再回来。这种拉锯战持续了好长时间，直到我去大畜放牧，离开了羊群的冬营盘为止。放牧中既有暴风骤雨也有小河流水，闲下来爬在雪地上回味回味母校的生活，回味回味那道鲜美的炖黄羊肉真是很惬意的。听老师和大师傅们说，黄羊是外交部送来的。其中还有一个故事。1963年是我们入校的第一年，困难时期的阴影还没有完全散去。我们每天的伙食标准只有八、九两而且大部分是粗粮。同学们吃不饱是普遍的。陈姗姗同学的母亲张茜来我校视察，看到了这种情况，反映到外交部，是陈老总通过部队和体委搞到了一部分黄羊来改善一下我校师生员工的伙食。

我在记忆里好像从没有吃过这么香的肉。是我校大师傅手艺高还是刘宝瑞大师的“珍珠翡翠白玉汤”的内涵在起作用也搞不清楚。据说我校大师傅有几个是使馆下来的一级厨师，做黄羊肉该是小菜一碟。我们一连吃了好几天，足足吃了个痛快。

现在我天天放牧都要和黄羊打交道，而且黄羊多的都成了灾，更何况黄羊肉又那么好吃，居然没人打，真是不可理解。后来时间长了，我先后在东乌旗、锡林浩特等城里吃过黄羊肉，那土腥味儿就别提了，真是没法吃，才明白牧民为什么不吃黄羊肉的原因。当然，牧民极个别的时候也猎杀一个半个的为的是要它的角和皮。平时牧民做皮具（笼头、嚼子、绊子、马鞍子、牛头绳等）离不开黄羊角，用它穿孔最得劲儿。装干粮（奶豆腐、肉干、炒米等）的口袋离不开黄羊皮，因为它最柔韧。

后来就再也没吃到过在附校吃过的那么好吃的黄羊肉。在感谢陈老总之余也要感谢我校的不知姓名的大师傅，是他们高超的技术把黄羊肉做的那么好吃，给了我这样深刻的记忆。

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但诸如黄羊和黄羊肉这样的小事仍然记得，因为附校生活和插队生活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这两段经历刻骨铭心。

 

⑴指北外附校初三英语班章明、66中高一班张中岩和我。

⑵刚到大队把我们这个知青包分配给一个牧民家庭作放牧合作伙伴，达布亥是男主人，大我们5、6岁。

⑶起来、起床。

⑷达布亥家的3只园耳朵黄狗，高大身长，擅跑、格斗能力强。

⑸在零下40度左右的气温下，蒙古包内的温度基本与外边相同，只是背点儿风而已，衣服、毡靴都跟冰块似的，穿衣服、穿鞋越慢越冷，所以起床（没有床，只在地上铺块毡垫）要一跃而起，迅速穿戴。

⑹像放平的梯子，1米多宽，3米见长，横忱只占三分之一，下边安一幅轮子，没横忱的三分之二套牛，是游牧主要的运输工具。

⑺把蒙古包支好，羊群拢好。

⑻支撑蒙古包的支架。

⑼指困难时期。

⑽每天定量8、9两。今天吃多了，明天就得少吃，好在每桌都有女同学，她们饭量小，经常接济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