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对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学生们来说，都不希奇，那是一门课。那时的劳动课是安排的正式课表里的。仅仅两节劳动课还不够，每学期还有专门一两周停课的农村劳动。但有的劳动也使我们感到有些难堪——就是出去拣粪。学校里负责劳动的老师，还为我们准备了农村人拣粪的“粪箕子”，一看这粪箕子，我们心里就有点儿别扭，好歹我们也算个“知识分子”，背上这玩意儿上大街，是不是有点儿不伦不类。老师让我们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老人家说他也是个学生出身的人，自己挑行李也觉得不像样子。他当时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以为就是脏的。后来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彼此逐渐熟悉了，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他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毛主席那么伟大的人都竹桶倒豆子似的把自己思想里那些肮脏的东西都讲了出来，我们这些人难道就没有资产阶级肮脏的思想么？我们终于大彻大悟了：最干净的不是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而是工人和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

这一学习还真管用，以至到后来在“五七干校”里劳动时还一直学习这段经典。学习了主席的著作，谁也不觉得难堪了，大家背起粪箕子出发。

但到了大街上还是觉得有些难为情，也招来路上行人一种奇怪的目光：学生怎么上大街上来拣粪了？拣粪不能三五人扎堆儿地去拣，必须自己“独立作业”。于是红着脸低着头，寻找马车和马粪。

六十年代初期，在大街上找马粪也很难找，得到有马车的地方去。有马车才有马，有马才会粪，按这个逻辑推就行。果然我们在一个马车比较多的地方发现了马粪。没有拣粪的叉子。我们就用手，谁都不嫌马粪脏，脏的不是马粪，而是我们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这里马粪虽然比较多，但拣粪的人比马粪还多。于是马粪也就“物以稀为贵”了。我们都全神贯注地找马粪，发现一处便惊喜异常：“那儿有一摊！”于是几个人蜂拥上前，有的马粪干在地上，就用手去抠。

大家都来拣，就出现了个“与民争粪”的问题。民者，农村之民也，王荆公的“与民争利”，在这里有了“活用”的机会。农村人对我们这一身学生打扮的青年十分反感，粪让我们都拣去了，人家还拣什么？我们还算幸运，没有像后来的知青去跟农民“争地”。

拣粪还不没有真正触及灵魂，触及灵魂的是掏粪。

那是1965年春，学校又组织我们去和全国劳动模范清洁工人石传祥一起劳动。石传祥因与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握过手，这位刘主席当时还说了句很精彩的话：你是掏粪工人，我是国家主席，我们只是分工不同，都是为人民服务。刘主席这么一说，报纸上又一登，石传祥就出了大名。后来我想，这位劳模要是和毛主席再握一次手，可能就不会因沾上与“叛徒、工贼”、“最大的走资派”握手的光而遭罪了。可惜他只跟“刘主席”握了手！

记得那是三月初的一个上午，我们一清早就来到前门外鲜鱼口附近等

（2008年4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