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集电视文献纪录片
《王 震》剧本
二〇〇八年四月
第一集 屹立荒原
这是位于中国新疆的一座城市。
这座城市，只有短短五十多年的历史。她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由一群从战争的硝烟中冲杀出来的军人们，在遍地布满鹅卵石的河滩上，用汗水筑就的一座新城。因此，她被命名为石河子市。
位于城市中心的广场——这座用铜铸成的群像，被称为“军垦第一犁”。它是这座城市历史起源的标志。如果我们把“剑”看作是战斗者所向披靡的利器，那么，铜像中开拓者们用勒进肉体里的绳索拉动的“犁”，就是这个城市精神的象征，正是“犁”让这个城市迈出了她的第一步。“化剑为犁”是最早踏上这块亘古荒原上军人们的初衷。
在广场的中心部位，矗立着的这座铜像人物，是这座城市的孕育者，同样也是这座城市永远的记忆。
他就是王震——一个当年开拓者的统帅，一个当年的拉犁者。
1991年的盛夏，时任共和国副主席，83岁高龄的王震又一次回到了新疆。
自1952年离开新疆，这已经是他第14次回到这里了。
似乎病魔已告诉将军，这将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
离开新疆前一天，王震动情地留下了这样一段话：
“1980年我在新疆曾经说过，现在我重申，如果去见马克思，我已委托战友和亲属，将我的骨灰洒在天山上，永远同各族人民守卫社会主义祖国的西北边疆。”
采访同期声 王军（王震次子）
大概是六十年代的初期，他连续动了两次大手术，手术都很（大），刀口都有一尺多长，那时候他一直在讲，他去世以后，把骨灰撒到新疆，有的时候说新疆，有的时候说是北大荒，天山，但他最后，八十年代末期有个遗嘱，写的是在天山。
王震与新疆的结缘始于1949年。
1949年早春，已是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二军军长兼政委的王震，从解放西北的战场来到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参加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
41岁的王震是中央候补委员。
会议期间的一个晚上，在西柏坡简易的俱乐部里，毛泽东主席请这些戎装未脱的将领们看京剧。剧名为《红娘》，一出让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戏。
王震没有去看戏，因为他心里有事。
刚到西柏坡，毛泽东就单独召见了他，问他，革命胜利后有什么打算？
就这个问题，事先，王震在与他的战友陈赓的一次交流中已谈过。当时陈赓说，胜利后，他敲榔头去!王震说：“我扛锄头去！”
“扛锄头”这话，王震不是随便讲的，因为他和他的战友们已经有了一个计划，那就是到新疆去，屯垦戍边。
毛泽东当时很赞赏他的打算，说道：“我料到你会提出这样的要求，这样才像你王震！你的想法可以拿到全会上去讲嘛。”
也就在大家观赏京剧的那个晚上，毛泽东又一次找到了王震。一进门主席就说：“今晚台子上演的是《红娘》，那是出好戏。那个红娘全心全意给人家做好事，很可爱。这出戏红娘是主角，你到新疆去就是演红娘，在那里唱主角，去给新疆各族人民做好事。”
接着，毛泽东又对王震到新疆以后的工作作了一些必要的提醒和交待，因为他太熟悉这位猛将的脾气和秉性了。
采访同期声 彭富九（原总参谋部三部部长）
他那个脾气暴躁，是个实干家，他是个革命的实干家。你说他动员工作做得那么好，做政治工作做得那么好，他威信那么高，他读了很多马列主义的书，我看也未必是这样。他这个人就是可以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在他身上，什么时候见到他都是雄赳赳的，雄赳赳气昂昂的。他有时很严厉，对人要求非常严厉，对部下骂人，但是他又很和气，没架子。
1940年在延安时，毛泽东曾对王震说过这样一段话：“王胡子啊，你现在不是小将了，已经是名将了，你这粗暴的毛病应该改一改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那天，新疆的一位著名领导者赛福鼎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礼。庆典结束时，他接到了一个通知，晚上七点毛泽东要请他吃饭，谈新疆问题。当天晚上，在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的陪同下，毛泽东向赛福鼎介绍了即将出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的王震。
采访同期声（资料） 赛福鼎·艾则孜 （时任新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毛主席那一次谈到关于新疆的工作问题，（做了）很多重要的指示。最后，毛主席讲到，他说，有一个干部叫王震，这个人在酒泉跟彭德怀一起等你，毛主席说的是等我。你到酒泉以后，跟他们商量新疆的工作了。最后毛主席说，王震这个人呢，是一个好人、好干部。
应当讲，在战场上王震将军的主角唱的不少，但是，转到建设上唱主角还是第一次，同样对他也是一个新课题。尽管是如此，对进疆，王震依然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仿佛占中国版图六分之一的那块广袤的土地，已经向他展开了双臂。
今天的人们大概很难体会到当年王震对新疆的一往情深。清末名将左宗棠率军入疆时部下杨昌浚留下的一首七绝，也是王震口中经常吟诵的诗句：“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由此不难看出，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在王震心中的分量，而新疆在共和国所具有的特殊战略性地位，王震心里更是清清楚楚。
毛泽东把新疆这样一个重要的地区交给王震，同样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如此高度的信任，是因为毛泽东对王震太熟悉了。毛泽东与王震同是湖南人，一条浏阳河，把两个人的家乡连在了一起。
1908年4月11日，王震诞生在湖南浏阳县北盛乡一个名为马跪桥村的王姓佃农家中。此时，出生在湖南湘潭的毛泽东还在家乡韶山冲读私塾。
童年的王震，由于家庭贫困，几度辍学。13岁那年他只身来到长沙，靠打零工为生。一个偶然的机会，王震在新河火车站当了铁路工人。
但在此之前短暂的私塾学习中，一位名叫李梓轩的先生的修身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把谭嗣同的名字，刻在了王震心里。这位浏阳同乡“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豪迈诗句，可以说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王震的一生。
1926年底，王震正式加入了中国共青团。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了革命，发动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倒在了反动派的屠刀下。面对白色恐怖，王震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王震与毛泽东第一次接触，还是在他入党之前。
那是在1925年8月，组织上派王震到长沙新河车站接一位叫毛润之的先生。一路上，润之纵谈天下大事，王震只是听得新鲜，后来在瑞金参加第一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时，王震才知道毛主席就是当年的毛润之，王震又惊又喜，上前与毛泽东谈起了往事。
采访同期声（资料） 王震
这是头一次才问起，说你什么时候看见我的，我说1923年、1924年都听到过你演讲呢，我说1925年的时候，我就在铁路上摇摇车，你到了新河，送你，其中有我。啊？有你啊，你早不同我讲？
时间到了1949年，王震率部先后解放了咸阳、武功、凤翔。1949年6月，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部在陕西关中地区成立，王震任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协同彭德怀指挥了扶眉战役，与兄弟部队一起歼灭了胡宗南主力，为解放兰州创造了条件。而后又克天水，端了西北三马的老巢——临夏，紧接着王震又穿过黄河积石大峡谷，直扑西宁，解放了青海全境。
1949年9月，王震率一兵团二军出西宁，翻越祁连雪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取张掖，解放酒泉，兵锋直指新疆。就是在这次长途奔袭作战中，王震和他的部队又过了一次“鬼门关”。
9月初的祁连山，气候多变。部队离开西宁在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大阪山时，突遇暴风雪，穿着单衣，打着赤脚的士兵，有130人被冻死，数百人冻伤。
采访同期声 王三 （原塔里木农垦大学常务副校长）
冻死的主要是五师的十四团，冻死的人主要是五师的十四团。我们从这过的时候，看见冻死的人都是趴着，趴着或者爬着，趴到地下想爬起来的样子，或者手伸着想要抓住什么东西的样子，死了的人都是这样子。
采访同期声 王传德（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四师老兵）
怎么这些七八个人在那不动了，都在那坐着了，一问（有人）说可能快死了。中间有一堆烂衣服，有一堆灰，这几个人都坐那死了，我们亲眼看到的，我们亲眼看到的，过祁连山太苦了。
二军五师，前身三五九旅，一支盛满了悲壮的队伍！
当年，彭德怀接到来自祁连山的报告，当晚就发出电报，号召全军学习这种不怕困难，在风雪严寒的气候中奋勇前进的精神，并向英勇牺牲的烈士致敬致哀。
白雪罩祁连，
乌云盖山巅。
草原秋风狂，
凯歌进新疆。
这是一首现代版的边塞诗，作者王震。10万进疆部队正是唱着这首边塞诗，叩开了新疆的大门。
原本王震是做好了再打一场恶仗的准备，然而形势发生了变化，在大军压境的态势下，战局出现了转机：1949年9月，驻新疆国民党陶峙岳部队和国民党新疆政府主席包尔汉宣布起义，新疆和平解放。随后，陶峙岳、包尔汉飞往酒泉，请求解放军尽早入疆。
采访同期声 徐焰 （国防大学教授）
但是新疆宣布和平解放的时候，形势是很不稳的，一方面新疆是少数民族地区，有复杂的民族问题，另外国民党驻新疆部队将近十万人，里面有胡宗南的部队，也有其他的西北军的部队，而且特别糟糕的里面还有一支马家军部队，马步芳的部下马呈祥又率领一个骑兵军，那是极其反动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王震所率的西北野战军第一兵团赶快进入新疆，那是保障新疆稳定，完成西北解放的极其关键的一环。
1949年10月5日，第一兵团在酒泉召开了进疆誓师大会，二、六两军整装待发。
那依然是一次艰难的行军。
尤其是对王震与他的三五九旅，如果第一次长征是爬雪山、过草地，第二次是南下与北返以及中原突围，那么这次进疆应当是他们历史上的第三次长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就是靠两条腿丈量了从河西走廊到天山南北3000多公里的戈壁、大漠。
采访同期声 王德昌 （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师长）
晚上住什么东西，那时候晚上住的一个老乡的羊圈，这些老乡很少的。有些比较好的老乡，就把房子让出来一间，让出来一间一个班就住那么一间房，也没帐篷，实际上就是，那确实是很艰苦的，特别是再延伸到前面大墩子过去就没人了，全部是戈壁滩，住哪呢，住在戈壁滩长长的地窝子里，挖个坑，上边棚一下，人就这样住。晚上睡一晚上，一刮风，那时候风也多，一刮风，第二天起来，大家看着都互相笑，我说你笑个啥，就是牙齿是白的，剩下都看不见了。
对当年进疆的军人们来讲，困难不仅仅是路途的遥远和天寒地冻，物资给养的严重缺乏，使生病的战士们得不到及时救治，饥饿时时威胁着每一个人。面对着脚下一座座冰雪山峰，面对着前方一个接一个难以预测的艰难险阻，战士面前就只有一个信念——“向前进”。在这数十万向前挺进的队伍中有王震，有走过万里长征的老兵，有刚刚入伍穿上军装的新战士，甚至还有女性。
眼前这张照片，摄于1949年的12月。地点新疆阿克苏到喀什的途中。魏玉英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
采访同期声 魏玉英 （甘肃进疆女兵）
那时候最后实在走不动了，走不动怎么办呢，最后我们一些年纪小的，就趴到地上匍匐前进，爬着走，有的就拉着马，驮行李的一些马，有的拉着马尾巴走的，总之那一次走的是比较艰苦的，在我的印象最深是那一次，走到以后大家都不会走路了，等走到以后都躺到那去了。再一个我们行军里面最难的什么呢，女同志都有些特殊情况，那时候都例假了也没有办法啊，你看本来甘肃就很穷，她用的卫生纸，哪有卫生纸啊，那没有卫生纸，我们就是把棉衣里面的棉花，底下的这些棉花都撕下来，一到喀什，棉衣下面都变成夹衣了。
采访同期声 袁国祥 （原南疆军区纪委副书记）
“挺进，挺进，向新疆、向西藏，向帕米尔高原上大进军，那里的穷苦老百姓，多年来受着灾难与苦痛，早就盼望着人民解放军，去解放他们，整齐步伐勇敢地向前进”。总之吧，一唱这个歌子浑身都是力量，任何艰难困苦都不在话下。
进疆部队争分夺秒不计代价前进，为稳定新疆局势以及西藏和平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争取到宝贵的时间。
1949年11月，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机关抵达迪化，也就是今天的乌鲁木齐，王震任中共新疆分局书记，新疆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理司令员兼政委。
历史上，左宗棠率领湘军入疆，用时两年多时间。
1943年8月，国民党7万人入疆，经历了三年的准备，最终用了两年半的时间才到了乌鲁木齐。而1949年，由王震率领的一兵团在连续行军作战没有得到休整的情况下，只用了6个月时间就进驻了全疆各个重要城市和军事要地，并从国民党边防总队手中接管了千里边防，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条件和复杂的社会状况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粮草问题是王震入疆后遇到的第一个难题。
当时的形势是，一兵团进疆部队11万人，陶峙岳将军的起义部队和民族军10万人，旧政府工作人员四到五万人，每年需要的粮食要10万吨。当时，新疆生产力低下，农民生产出的粮食除交给地主，留下种子，实际口粮所剩无几。因此，依靠当地农民解决部队官兵的口粮显然是不现实的。
采访同期声 赵予征 （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
有一次开干部会了，王震就讲话了。他说：我们在新疆，粮食问题不解决，站不住脚。怎么办呢，从关内运粮，运价等于粮价七倍，而且没有那么多运输的（工具），当时火车路不通啊，另外从苏联进口，苏联老大哥和我们很友好，他们有粮食，但是进口可以，但他要钱，要卢布，十万吨粮食要三千万卢布。没有钱，他不卖给你。我们国家很穷，拿不出这么多外汇，怎么办？还是毛主席说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走南泥湾之路，这就号召大家起来生产。1950年大概二月份吧，他下的命令，元月份二月份我不记得这个时间了，反正他就下命令，他原话就是这样的：全体军人一律参加劳动生产，不得有任何人站在劳动生产之外。
这时，新中国还正处在重重困难的包围之中，全国的经济形势更是危机四伏、亟待修复。
此时的王震心里清楚，现在对国家最大的贡献，就是用自己的肩膀，把天大的困难扛起来。每一个共产党人的肩膀，都应当是年轻共和国的坚强支柱。
1950年的1月23日，冰天雪地中的乌鲁木齐被解放军官兵们火一样的热情融化了。随着王震的一声令下，数十万军人早已将牵拉爬犁的绳索深深地勒进了自己的肩头。
采访同期声 赵予征 （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
王震他负过七次伤，身体很虚弱，也拉着爬犁就出来了。这一下子传开了，轰动了全城，什么叫倾城出动啊，我那次可体会了。那真是大人小孩，虽然很冷啊，都出来了，白胡子老头子，还有小娃娃，男的女的，汉族的维族的，少数民族的，都站一排出来鼓掌欢迎部队，然后很快（拿来）奶茶、馕，给大家吃。
这就是王震，走在这支队伍最前列的人。
当王震和他的战士们把汗水洒在西域寒风中的时候，乌鲁木齐被感动了。除了解放军官兵，连平时没有车不出门的旧政府留用的官员们，也走出了温暖的家门，加入到忘我劳动的人流中。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进疆部队在天山以南，东起米兰，西到喀什，南指和田、且末，北抵天山，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排兵布阵，拉开了西部荒原屯垦戍边的序幕。
采访同期声 赵国胜 （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副师长）
一没水，二没房子，三没拖拉机，全是人力、畜力来完成这一年春耕、夏育、秋收、冬藏的生产任务。
采访同期声 吉育海 （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老兵）
反正到处都没有人烟，都是男性，谁没有见过，干脆，脱光，于是大家就脱光了，都打埂子，一个一个排了这么打，就是这样干的。当时又想了一下子，那个刺还多得很，刺把衣服也刮得厉害，那么要是把肉刮烂了，肉还可以长出来，把衣服裤子刮烂了，又没有布补，这还要那个还要，就那么一套衣服，还要集合啊，开会啊，有时候赶个巴扎（集市），这样的话，没办法，没有遮羞的东西，所以的话就只好（如此）。我们也懂得羞耻，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没办法，只好如此。
为了在新疆站住脚，王震要求驻疆部队要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力投入生产，每人要开六亩荒地，当年要开垦荒地六十万亩，具体到了要求生产粮食5000万公斤，棉花180万公斤，还有每人1头羊，1只鸡，10个人1头猪，1头牛，部队喊出的口号颇有王震色彩：“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只能超过，不许减少。”
这是一幅摄于1950年春天的照片，站在水中的人就是王震。这条名为十八团的水渠，是驻守在库尔勒的垦荒战士用了整整一个冬天的时间，硬是靠人工“啃”出的一条长82里的大渠，在放水典礼上，出席盛会的最高首长王震竟然高兴地像孩子一样跳进了水里。
采访同期声 王德昌 （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师长）
他来了非常激动，四千多人参加庆祝大会，这个地方驻的部队就是十八团。
新疆是一个典型的干旱地区，每年平均降雨量不足200毫米，而蒸发量是它的10倍，有些地方终年不见雨。为了这片土地的繁荣，王震将工作重点定位到水利建设中。在他的带领下，到1950年底，新疆部队在天山南北各地共修建水渠32条，总长2470里，可灌溉耕地127万余亩。这对于当时的新疆，无疑是（一件？）令人想也不敢想的巨大变化。
采访同期声 阿吾提·托乎提（原新疆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
挖水渠，搞这个水利建设，在路上扫地，老乡的房子前面扫地，撒水，这些事都是解放军亲自干的，我们亲自看的，看了以后（觉得）这个部队，穿黄衣服的部队，和原来国民党不一样，我们有那个体会，不一样，人家关系很好，也不拿人一分钱的东西，你给的他也不要。
这张照片摄于1949年年底，地点在喀什，作者叫袁国祥，当时的王震事后并不知道有这么一幅照片，四十多年后王震会见摄影者袁国祥时才见到了它。
采访同期声 袁国祥（原南疆军区纪委副书记）
那我怎么穿的这个衣服？我说你到喀什来的时候就穿的民族军的军服，只是在这个皮帽子上加了一个红五角星。那我讲什么了？我说你讲安下心、扎下根、长期建设新新疆。还讲什么了？我说你讲的很多，总之要叫我们守边防、搞生产，好好工作，说要三年五年之内动员内地妇女到新疆，争取解决老婆婚姻问题。所以你这个讲话一结束，部队立即传开了一个说法：王司令员讲了，三年发个洋缸子（老婆）。老首长听了哈哈大笑。
50年代初，婚姻问题在驻疆部队中确实是个上上下下叫人发愁的事，它甚至已经影响到了部队的稳定。而新疆当时是男女比例极不协调，国民党新疆起义部队十万大军，平均年龄38岁，98%的官兵家在内地，96%的官兵没有成家。而解放军入驻新疆的十万大军，团以下的指战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光棍汉。
采访同期声 常炜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史志办主任）
所以王震就有这么一个思路，你们在家乡过去有娃娃亲的，甚至童养媳的，或者有沾亲带故的，你们有这样的赶快接来，我们给你们路费。
1950年的初春，时任二军六师政委、焉耆地委书记的熊晃接到了王震的电话，命令他带家眷回乌鲁木齐领受任务。一见面，王震直扑主题：“你立即坐飞机到北京，向中央汇报，然后南下，找湖南省委，叫他们协助招一批女生进疆，不管什么成分都要！”
熊晃临行前，王震交给他一封给当时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的亲笔信，信中写道：新疆人口稀少，配偶难找，部队要屯垦戍边，长期安家，不解决婚姻问题是不行的。今派熊晃同志赴湖南，请你们大力协助帮助招一批女青年，最低年龄18岁，初、高中文化程度，未婚（有过婚史但已离异的也行），家庭出身不管。把她们招来新疆，纺纱织布，繁衍人口，与我部队将士同建繁荣富强之新疆。
当黄克诚看完信中的最后一段，不禁哈哈大笑，指着“繁衍人口”这四个字说：“这个王胡子，把这话讲出去，人家女娃子谁还去呀！”
当时，熊晃在长沙市成立了一个招聘团，地点就设在营盘街38号。这里，曾经是当年辛弃疾驻兵的地方。
报名者十分踊跃，不长的时间里，熊晃招到了3000多名女生。
采访同期声 谢树仁（湖南进疆女兵）
就是要去参军，要当个女兵。以后在学校里头，那个时候没有钱，没有钱就背了两升米，跟我的四个同学，家里也不知道。
采访同期声 陶先运（湖南进疆女兵）
走了也就走了，何日是归期也没有考虑过。
采访同期声 谢树仁（湖南进疆女兵）
因为那个时候女同志毕竟少，要找着谈对象的人不少，你就是自己在里头，有的是组织上介绍，有的就是组织上分配，有的也就自己谈对象，有那么多人找你，表示这个意思，像我们那个时候比较好的，你自己去挑去吧。
采访同期声 陶先运（湖南进疆女兵）
美好青春年华全部奉献在边疆的事业中。
自此，十多批湘女先后入疆。八千湘女被称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第一代母亲”，八千湘女上天山，成为了新疆屯垦历史上最（为悲壮、）浪漫的故事。
2005年12月，家乡的人为了记住八千湘女曾经的那个岁月，让后人了解她们只身赴天山的大情大爱，从天山之巅采集了一块重百吨的巨石，矗立在了风景优美的湘江之畔。那一天，距长沙营盘街不远的湘江边，人山人海。从新疆被特邀回来的100名湘女，像英雄般地被人们簇拥着。
采访同期声 顾庆丰（长沙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
那里有很多的同志，见了面以后根本就不说话，一会儿笑，一会儿哭，特别是说起当年那些往事，甚至过世的一些战友。
继湘女之后，山东、广西、江苏、上海、湖北等省市的一批又一批女青年进疆，加入屯垦部队的行列。这样，驻疆部队和地方单位的性别比例很快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改写了自汉武帝以来屯垦戍边“一代而终”的历史。
王震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平生下过的命令有无数道，但我最满意的就是这一道。他说的“这一道”就是指动员内地妇女进疆的事，之所以满意，王震的解释是，既成人之美，又稳定了军心。
新疆方方面面的变化，引起了一个人的关注，他就是张治中。这位曾经担任国民党在新疆地区的最高长官，对新疆的情况非常熟悉的人，在写给王震的信中说道：看到您那篇《新疆军队生产简短总结》，我兴奋极了！我觉得需要写一封信来给您诉说我的意见和感想。您那篇文章几乎可以说不是用笔墨写的，而是用驻疆的人民解放军全军将士的血汗所写成的。再有10年、20年的努力，新疆无疑将成为工农业、牧畜业高度发展的高度现代化的乐园，这美丽的远景实在令人羡慕。
今天的人们往往把传奇两个字和王震联系起来，这传奇的内容当然包括南泥湾大生产、新疆兵团屯垦、鹰厦铁路建设、北大荒开发等等。而王震本人对此并不以为然，他把这一切统称为工作，是党和人民交付于他的一份责任。无论是战争年代，和平建设阶段，改革开放时期，这份责任无时无刻不在他的心里重如泰山。
第二集 铁马冰河
对于王震来说，站在这块充满神奇魅力的土地上，笔和墨都有了，他要落笔的，是绘制他人生新的画卷。
王震战争生涯的凯歌唱到新疆，就剩下了尾声。
这个尾声，就包括要对国民党起义部队进行改造、剿匪、以及政权建设和生产建设。
采访同期声 袁国祥 （原南疆军区纪委副书记）
当时国民党的那些特务，他们那些顽固派的徒子徒孙，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到处发生叛乱，抢劫烧杀。
解放之初，新疆的局势十分复杂。就是起义的国民党部队中，也有人对他们日后的处境心存疑虑。
采访同期声 师景岳（原石河子建城工程处工程组组长）
我们知道，我们是国民党部队，跟共产党部队是生死对头，互相打的，我们宣布起义了，究竟共产党怎么对待不知道。
对此，王震作出了一系列决定，彻底让他们打消了疑虑。王震首先提出“屯垦戍边，安家立业”的口号，与此同时，他还想方设法调动多方因素，妥善地解决了起义部队人员的婚姻问题。
今天的新疆名城——石河子市，最初建城的动议就是为了安置陶峙岳将军率部起义的第22兵团的全体官兵。
对于少数坚持反共立场的国民党军官和特务分子，王震是绝不手软的。
1949年的岁末，王震接到情报，得知敌特分子阴谋在新疆和田策划武装叛乱。他命令步兵五师派出部队，迅速进抵和田。刚刚步行抵达阿克苏的步兵五师十五团鞍马未卸，又经历了一次更为艰难的行程，步入了被当地群众称为“进去出不来”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采访同期声 周国瑞（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老兵）
刮得吹得简直是天昏地暗，人都没有办法，后边的人抓住前边的衣服，斜斜着就这么走。
采访同期声 高思文 （原八一钢铁集团运输处生产科科长）
走一步退半步，就是向前走一步又要退回来，那个沙子是活的，又没有路。
正是这次行动，步兵五师十五团创造了一项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官兵们靠着两条腿，仅用了15昼夜，行军750公里，就穿越了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而后不费一枪一弹，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反革命叛乱计划。
和田反革命叛乱粉碎后的1950年3月，新疆又一次发生了坚持反动立场的起义部队军官勾结乌斯满匪帮叛乱的事件。
匪徒们袭击解放军，围攻城镇，劫掠烧杀，无恶不作。
暴乱发生后，王震当即请示中央，成立了剿匪指挥部，他亲自担任剿匪总指挥。
剿匪期间，王震制定了军事上打击首恶和在政治上争取群众并重的政策。他指示，对群众手中保护畜群的枪支，允许他们保留，而且每支枪配子弹五发。被裹胁的群众只要回来，既往不咎。
切实有效的政策，极大地消除了被裹胁群众的后顾之忧，匪首乌斯满被彻底被孤立。1952年2月，乌斯满被活捉。
采访同期声 张明儒（原新疆军区政委）
这是为少数民族解决的、消除的一大灾害，土匪一叛乱以后，少数民族里面的败类，打着旗号说为少数民族怎么怎么样，实际上给少数民族造成的灾害很多很多，烧杀抢掠，少数民族群众自然首当其冲的，咱们部队剿匪的时候，对于反动分子，坚决打击，也枪毙了一些首恶的头子，土匪头子，对于人民群众是非常保护的，那时候打一次胜仗，缴获很多的牛羊马匹、骆驼，全部退给牧民群众，这一点少数民族牧民是非常感谢的。
在乌斯满发动叛乱期间，王震为了执行党中央关于出兵西藏，解放藏北的指示，组建了136人的“进藏先遣连”。他们翻过11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冰峰大阪和海拔6700米冈底斯山东群拉大阪，最终把五星红旗插在了藏北高原，然而，其代价是63人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让晚年的王震每当想起都痛心不已。
采访同期声 袁国祥（原南疆军区纪委副书记）
王老摇头叹息说，唉，死人太多了，毛主席还批评过我。我下来以后，我就问当时的那个老秘书胡中。我说怎么毛主席还批评过，他说就是，听说毛主席批评的时候，周总理还承担了点责任。周总理说当时不知道那个藏北高原是那样恶劣的气候。
晚年的王震经常梦见自己回到延安，梦后的第二天，他的心情一定是愉快的，因为，延安是他经历万里长征到达的圣地。
据史料记载，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1934年10月开始的，而王震实际上在1934年8月就踏上了征程。
1933年9月，蒋介石以5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处在了最危险的时刻。1934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命令任弼时、肖克和王震率领红六军团撤出湘赣根据地西征。红六军团的这一行动，为之后的中央红军长征起到了探路和先遣作用。
1934年8月上旬，红六军团从湘赣根据地出发开始西征。经过两个多月，行程5000余里，和红三军胜利会师，红六军团西征的胜利，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并为此后红军力量的蓄集创造了条件。此时的王震任红六军团政治委员。
采访同期声 罗海曦 （国防大学教授）
从时间上来讲，1934年8月7号，突破了这一道五斗江，突破四道防线以后，进入了湘南，接下来1934年8月23号突破了湘江，开始向西、向北，和贺龙领导的湘、鄂、边苏区的红二军团会合，那么这一线这个时间连续行军七十九天，长达五千里地，突破了湘、粤、桂、黔敌人七十七个团的围堵，连续作战四十七次。
红二、六军团和数倍于我的敌军浴血奋战，最著名，也是最残酷的一仗就是陈家河、桃子溪战役。这是1935年4月，在同敌58师174旅的激战时刻，王震命令猛将罗章杀出一条血路。
采访同期声 彭富九（原总参谋部三部部长）
当时山上敌人有两挺机枪，到底多少敌人我搞不清楚，反正听到机枪声音，他把出去的路口用机枪封锁了，部队出不去。王震就在那个地方叫罗章：“罗章，给我带一个排上去，把机枪给我打哑”，带一个排。记不清那时候，罗章当时是营长还是连长，我也搞不清楚了，反正是个猛将，我就在场的。罗章二话不说，把衣服一脱，跟我上，自己拿着驳壳枪往上头冲，不一会就把敌人机枪给打哑了。
此役大获全胜。
1935年9月，红一、四方面军已经转移到四川西北部，红二、六军团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胜利发展，迫使蒋介石调集130个团向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形势非常严峻。1935年11月19日，二、六军团为争取主动，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战略转移。1936年3月30日，二、六军团接到命令，同位于甘孜地区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他们渡过金沙江，翻越大雪山，历经艰险。
在接下来的万里征途中，这支部队爬雪山，过草地，周旋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之中，一路北上。
在死亡陷阱——无边无际的草地中，当王震看到一个个骨瘦如柴的身躯永远留在了那片汪汪的水草地上，身负几处枪伤的王震将自己的坐骑杀了为战士充饥。
采访同期声 贾若瑜（原解放军军事学院副院长）
打了仗以后觉得政委没有马，政委没马就挑一匹，给他送去。那个时候（把马）都杀了，老的杀了吃了。
今年已90高龄的红军老战士、时任六军团报务员的彭富九，至今还记得在海拔5000多米的玉龙雪山上见到王震的情景。
采访同期声 彭富九（原总参谋部三部部长）
快到雪山顶，大概还有二三百公尺那个地方，实在走不动了，好多人。就连呼吸都是“哈哈哈”，都是这样。就在那个地方，王震亲自站到那里插着腰，威风凛凛地的站在那里，同志们加油啊，还有几十米就过去了，一过去就好了。他就自己在那动员，其实他自己也是“哈哈哈”，也是这样。可他这么一讲，你这个人的精神就来了。他威信很高，王震在六军团威信很高，他就是以身作则，身先士卒，他是最难的事情他常常自己先干给你看，这了不得了。一般人都受不了，他还站在那里还插着腰，雄赳赳地站在那地方，同志们加油啊，还有几十米就过去了，过去一下山就好了。站在那个地方我也不行了，也想坐下了，他说不能坐下，他叫我小彭，小彭，你不能坐下，能不能坚持啊，我说还可以了，还可以，反正气也出不来。
1937年4月，王震到了延安。几个月后，“七七事变”爆发。
1937年10月，王震任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旅长。抗战初期，王震与他的三五九旅在晋察冀边区的敌后实行战略展开，开辟、扩大抗日根据地。面对骄横的日军，他们应用游击战，对日军的嚣张气焰给予了屡屡打击。在一个被击毙的日军少尉留下的一封信中是这样表达他当时的恐惧心理的：“现在住在这寂寞的山沟里，附近的敌兵非常厉害，几乎是每夜都来袭击，非常危险。”
王震打仗的特点就是靠前指挥，常常是在敌人情况还不明的时候，他就能够迅速形成攻势，率部前出，将敌人的步幅打乱。如此的特点，给他当警卫员就成了一件苦差事。
在壶梯山战斗中，王震突然发现敌人要逃跑，就命令警卫员吴宪军去通知部队，吴宪军看到王震身边没有人来保护，就说：“我不能离开”，王震火了，大声喊道：“我死不了，你再不去我枪毙你！”就在吴宪军传达完命令回来之后，王震已冲上前沿阵地。这时候，吴宪军发现王震头上有血，便去拉他，王震拿起棍子说：“再不松手，我打你！”
采访同期声 任晨（原乌鲁木齐军区副参谋长）
王震打仗没有指挥所，最后才摸清了，他是在前边呢。他是个什么呢，他坐那等布置好了，他抢你的指挥所。
当时，边区的人民群众给王震起了一个“飞将军”的绰号，而日军则称王震“少年将军”。这一年，王震30岁。
王震的战友们都知道，他是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中拿起枪来，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
采访同期声 彭富九（原总参谋部三部部长）
他就是从几条枪，开始搞游击队开始，这么发展起来的。我记得他搞游击队以后，后来变成独立团，独立师，以及二十几个游击队合并起来。所以他是一个，可以这么说，是工农出身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从战争中打出来的实践家。
1939年5月，在山西五台山一带，日军第109师团的佐佐木支队，遇到了王震的三五九旅。
趾高气扬的日军，凭借着精良的装备和5000余众，兵分四路，企图合击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和三五九旅。
合围的四千多敌人到达台怀镇时，扑了空，只得撤回据点。而余下的日军一个大队约700余人，没能及时撤回据点，陷入到了孤军深入的境地。这个战机被王震抓住了，他决心全歼该敌。当即王震向部队做了简短的动员。
采访同期声 罗海曦（国防大学教授）
他在搞战争动员的时候干脆利索，他自己讲的是非常实在的话，第一讲敌人的罪行，第二讲我们自己战胜的条件，第三句话大家有信心没有，有，有就干。
这是一场漂亮的歼灭战，除了全歼这700多日军，三五九旅还缴获了九二步兵炮5门，轻重机枪22挺，步枪300余支，战马100多匹。
采访同期声 任晨 （原乌鲁木齐军区副参谋长）
王胡子在那里打的仗很多，但这一个仗算头一个。敌人二十五路出来了，出来扫荡，敌人打的那么个情况。为什么细腰涧特别讲呢？细腰涧使敌人一个整大队一个也没留。
这张王震与日军俘虏谈话的照片就是著名的摄影家沙飞在战斗的间隙中拍摄的。
这段时间，王震率部连续袭敌，作战一百余次，歼敌三千多人。三五九旅不断得到晋察冀军区的嘉奖，八路军总部和边区政府分别授予三五九旅“模范党军”和“百战百胜的铁军”等称号。
采访同期声 彭富九（原总参谋部三部部长）
王震同志在他的字典里面，没有难字，没有怕字，他什么也不怕，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这个困难那个困难，从来没有听过，也从来没有听见过这个不好嘛，那个不好嘛，没有，从来没有，他是哪里需要，需要他去他就去，他一到哪里，哪里就好。他有这个本事。
正当王震在华北抗日战场大显身手之时，1939年8月，他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调三五九旅回师陕北。在绥德一线担任警卫，防止日军突破黄河防线，对延安构成威胁。
这时的陕北，正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
陕甘宁边区是一个贫困的地区，只有150万人口，即使遇上好年景打下的粮食也仅够养活当地的老百姓，如此之众的部队和机关驻扎于此，加上国民党和日军的层层封锁，边区的日子捉襟见肘是可想而知的。能不能在这样的困境中站稳脚跟，开辟生路，成为决定共产党人命运的首要问题。
为了战胜困难，毛泽东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
当年，毛主席在接见途径延安赴南泥湾的三五九旅部队时，曾这样说：“你们三五九旅在王震同志领导下，立下了很大的功劳。希望你们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在保卫和建设边区的斗争中再立新功。”
<, P, class=MsoNormal style="TEXT-INDENT: 24pt; LINE-HEIGHT: 19pt; mso-line-height-rule: exactly; mso-char-indent-count: 2.0">“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这是三五九旅来到南泥湾后喊出的口号，当年，上至旅长王震，下至士兵，人人都投身到了开荒的劳动之中，他们在山坡下挖出了一孔孔窑洞，荒地里开出了一片片良田。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唤醒了这片沉睡了多年的土地。
不但有农业，南泥湾还发展了工业。
三五九旅建立了毛纺厂，生产的呢子倍受欢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就是用三五九旅生产的呢子做了一套军装，并且在重大活动时，总司令才舍得拿出来穿。
不但有苦干，南泥湾还有激励机制。
王震当时大力推行奖励制度，完成生产指标好的，实行公私两利，按比例分红，还可以拿到超额奖。他甚至搞起了股份制。当时一个名叫“大光”的合作社门前的对联很具有说服力：
“大家投资创办合作社，群众献策开辟新财源”。
采访同期声 徐焰（国防大学教授）
三五九旅为代表创造的南泥湾精神，对于后来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我们现在改革开放这个事业，其实都有着重大的鼓舞作用，不仅仅是当时三五九旅解决了自己的生存，向边区政府也交了些公粮，更重要的是体现一种精神。
南泥湾和三五九旅，从此与王震这个名字紧紧联在了一起。
采访同期声 刘成果（原农业部副部长）
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为新中国的农垦事业，做了组织上的准备。所谓组织上的准备就是通过南泥湾大生产运动，锻炼了一批队伍。这批队伍后来到新疆，到北大荒，都成了骨干。
1943年初，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亲笔题词表扬了22名生产英雄，其中三五九旅团以上干部就有四人，王震名列第一；受奖的单位有三个，三五九旅名列第一。毛泽东给王震的题词是“有创造精神”，给三五九旅的题词是“生产模范”。
“有创造精神”这个评语，恰如其分地反映了王震的性格和业绩。
1944年7月下旬，正在南泥湾指挥生产劳动的王震被紧急召回延安。毛泽东又一次将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在了他的肩上——率部南下。王震为南下支队司令员。
采访同期声 徐焰（国防大学教授）
苏联斯大林一直没有向中国共产党通报过他要出兵，所以说当时就以为日本投降还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内赶快在南方建立根据地，这为将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对日大反攻可以开辟一个新的战场。另外在蒋介石抗战结束后挑起内战的时候，在南方也可以建立一个新的反抗国民党发动反革命内战的新战场，按中央的讲法就是南方一翼，配合北方主力的作战。
采访同期声 罗海曦（国防大学教授）
南下这步棋，确实是属于险棋，因为将面临的敌人不可估量。因为你要走这么长的路，中间又有层层拦截，你又在一个很新的地区来开辟根据地，做好长期奋斗的准备。那么之所以为什么这么（一步）险棋，把这样一个重担压在王震身上，我想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毛泽东对他的高度信任。
1944年11月1日，南下支队在延安东关机场举行了誓师阅兵式，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同志都参加了这个出征仪式。
南下，王震与他的三五九旅经历的又一次悲壮。他们前进的方向是向华中、华南敌后挺进，所要经过的路途皆为崇山峻岭和敌人布下的层层封锁线，那是一条充满凶险叵测的路。
1944年12月27日，南下支队兵临毛田渡。
月光下的孟津峡谷，往日波涛汹涌的河面，泛着青幽幽的寒光——毛田渡上游不远的河湾处，坚冰封冻了河面！
据周立波记载：“老百姓说：民国十六年，黄河结过一次冰，此后十七年，从来没有被冻住，今年又结冰了，这是天意要八路军过河。”那一天确实出现了奇迹！
采访同期声（资料） 王首道 （时任南下支队政委）
我们经过绥德，渡过黄河，黄河那个时候水很猛，敌人都知道不能渡过，但是那个时候突然天气冷了，黄河结冻了，后来很多的人讲，这是有史以来都没有见到的事情，但是我们突围渡过了黄河。
1944年12月28日这一夜，黄河的结冰，给历史留下了一个美妙的传说。
这支只有五千人的队伍，在敌人的心脏中纵横穿梭。1945年初南下支队到达河南境内，与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五师会师。1945年2月，南下支队继续一路南行，向鄂南挺进，强渡长江，到达湖南境内，驻守平江，浏阳近在咫尺。
此时，距王震离开家乡浏阳已整整14年。
王震又回到了浏阳。朝思暮想的北盛乡近在眼前，十多年未见的寡母近在身旁，但是母子不能相见，因为激烈的战斗随时都在发生。
当时，周立波用作家的眼睛，用战士的心灵记录他亲历的大田坂之战：
“这些健儿，刚放下镢头又走上战场，他们的足迹和枪声所到之处，杀得敌人尸横遍野。进入白刃战斗的时候，朱新阳在冲锋排的前面，他挥动一把日本指挥刀，一连砍倒了八个鬼子，自己也被敌人刺伤七处，肠子从肚子里流了出来。他左手按住伤口，右手高举战刀，继续坚持战斗，直到牺牲。”
大云山之战，是南下支队经历的另一场恶战。
南泥湾的英雄——陈宗尧团长，就牺牲在那一场战斗中。
采访同期声 罗海曦 （国防大学教授）
陈宗尧在南泥湾大生产，毛主席对他也有题词奖励的，给他题词是“模范团长”
陈宗尧负伤后，处在他身边的王震，泣血般地呼喊着“陈宗尧”的名字。陈宗尧勉强睁开双眼，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叫了一声“司令员”，就永远闭上了眼睛。巨大的哀痛，使从不流泪的王震泪如泉涌。多年后，王震仍念念不忘地说：“他永远活在他的事业里，活在我们的记忆中。”
采访同期声 任晨 （原乌鲁木齐军区副参谋长）
他挨着（陈宗尧）呢，敌人就在那里。上大云山，一上去敌人手榴弹打了，陈宗尧倒了，大洋马（警卫员）把他推倒，到田里去了，那样才活了命的。他们在一块呢，他走路呢，敌人已经在那里（投）炸弹，陈宗尧不行了，大洋马把他就推到地上，那王胡子可是哭了几天。
就在王震率军南北征战的时候，延安始终挂念着他们。1945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大上，王震在没有出席会议的情况下，被推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1945年8月11日，部队行进在衡阳南湾附近时，王震收到毛泽东发来的电报：“苏军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
中央电令王震率部北返。
采访同期声 徐焰（国防大学教授）
第一个考虑北撤的就是王震他们这个部队，所以八月下旬中央就同意让他们赶快回来。他们就趁着日本刚刚投降，南方局面比较混乱，这个时候在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的缝隙之间加速行军，十月间就回到了长江以北，和李先念的部队会合了，壮大了中原军区的力量。
国民党15万兵力从鄂南到粤北，在长达两千余里的战线上围追堵截。而王震率部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跋涉，与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五师再度会师。这两支部队加上王树声带领的河南军区部队组成了中原军区，王震担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李先念。
蒋介石把这支部队视为心腹大患，他调集四个战区的二十多个师的30万兵力，对中原军区发动围攻，内战爆发了。
1946年6月，根据党中央的指令，中原军区决定分为三个方向向外突围。
采访同期声 何光耀（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副主任）
李先念和王震实际上是在宣化店给国民党演了一场空城计。张体学在和美蒋谈判代表周旋的时候，宣化店实际上是一座空城，而美蒋谈判代表，两天以后才知道这个真相，因为他们在两天前看到李先念和王震在街头漫步，而且亲自收到了李先念亲自给他们写的一张名信片，但是他们哪里知道，这张名信片是李先念在两天之前写的，只不过落款的时间往后推延了两天。
15000余人的突围部队夺路而走，进入到了没有根据地和群众基础的崇山峻岭中，那里到处林莽葱郁，荆棘丛生，而且又是胡宗南经营多时的老巢，保甲制度十分健全。突围部队进去根本站不住脚。有时睡觉，一夜要换几个地方。不要说打仗，就连基本的生存都得不到保障，部队常常几天吃不上饭。加上敌人的围追堵截，步步紧逼，使突围部队时时陷入绝境。
采访同期声 徐焰（国防大学教授）
在这么艰苦的情况下，王震始终没有离开部队，和大家同甘共苦，没有鞋穿了和大家一块打草鞋，一块赤脚走路。这一点当年参加过南征的老同志回忆起来都是很感动。
突围中的王震因为长时间积劳成疾，加上身患痢疾，缺医少药，身体始终得不到恢复，疾病的折磨已经叫人焦虑不安了，同时，落在王震病弱身体上的更大压力，是这支队伍的生死存亡。尽管这样，他毅然沉着地指挥着部队一次次的脱离险境。他曾对部队这样讲：我们在走着一条痛苦的血染的路，哪怕环境再艰险，斗争再残酷，我们也要勇敢地杀出一条血路，回到延安。
采访同期声 任晨 （原乌鲁木齐军区副参谋长）
那天最苦了，他拉肚子，摇摇摆摆骑在骡子上，他不知道怎么把我的，有个骡子我没骑过，先保存着，那个小骡子最后落在他手里，饲养员也是崞县人，他骑到半山，走，他不行，（下了骡子）走，不行，又上去，他拉肚子了嘛。就是，可怜的很。
对于王震来讲，痛苦的不是病痛的折磨，而是失去战友的悲伤。
在秦岭狗头坪战斗中，七一九团的团长吴刚战死。颜龙斌刚刚代理团长，就被打断了右臂，旁边的参谋长不幸中弹牺牲。政委蒋洪钧怀着满腔的悲愤，带领部队奋勇冲杀，而即将突出重围之际，却光荣牺牲。这时的颜龙斌因雨水浸泡使伤口感染，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颜龙斌胳膊被截肢。尽管如此，颜龙斌最终因为伤口恶化，壮烈牺牲。一连失去四个团职干部，极度的悲伤让王震变得十分憔悴，周围的人发现他一下苍老了很多。
采访同期声 徐焰 （国防大学教授）
在三五九旅部队的发展壮大中间，作为旅长王震确实是功不可没的。他在全旅享有很高的威望。一个是他对干部确实是非常关心爱护的，再一个自身以身作则，大生产的时侯自己扛一把镢头，带头开荒；南下的时侯确实那么艰苦的情况下，始终不离开部队。到了中原军区之后，因为他算是军调部的中共代表，几次外出，而且两次坐飞机回延安，但是他都不留下，赶快还得赶回到部队。
1946年的8月，王震与他的三五九旅，历尽艰险，突出秦岭，在越过敌人最后一道封锁线的时侯，王震振臂高呼：“同志们，这是最后一关了，冲出去就是胜利！”在王震的带领下，这支伤痕累累的部队，最终突破了敌人的拦截，越过兰西公路，奔向了延安。
1946年9月27日，从七里铺一直到延安东关，五万多边区军民敲锣打鼓，高举“威震华夏”的标语，夹道欢迎三五九旅凯旋延安。
南下北返，中原突围，历时两年多，跨越八省境地，征战两万多里，冲破一百多道封锁线，大小战斗三百多次，三五九旅九死一生回到延安。
当天，毛泽东见到王震时十分激动，紧紧握住王震的手，上下打量，许久说不出话。王震那满头的长发，消瘦的面孔和满腮的胡须，还有那褴褛的衣着，仿佛向毛主席诉说着一路的风尘劳苦，诉说着九死一生的艰难历程。毛泽东这时也不禁热泪盈眶，连声说道：“王震同志，你受苦了！你受苦了！”
在欢迎三五九旅凯旋的宴会上，王震听到了称颂南下支队的一首七绝：
王震将军不会飞，
八千子弟两条腿。
天罗地网都冲破，
万里长征百战归。
第三集 新的山峰
这是一座跳动着军人血脉的城市。
诗人艾青在这里曾留下这样的诗句：
我到过许多地方，
数这个城市最年轻，
它是这样漂亮，
令人一见倾心。
1950年3月的一个傍晚，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南缘，迎来了一队骑马的军人，走在前面的是时任中共新疆分局书记的王震、22兵团司令陶峙岳、22兵团9军政委张仲瀚。在玛纳斯河西岸的一个高地上，他们停了下来，眼神聚焦在了一片石头滩上。
当晚，在一个名为卡德尔的车马店内，将军们铺开了地图。王震坚定地在地图上勾出了一道红线，定位了这个城市的中轴线——子午路。
后来的人们说，石河子是军人在马背上构想出来的。
采访同期声 师景岳（原石河子建城工程处工程组组长）
就是1950年7月份兵团派来的，石河子有个地图，是1950年3月份测的，4月2号出的图，我们到石河子就拿那个图。那就是说在化雪以前，王震就派了测量队到这 把地图测了。我们在石河子找地下的测量桩子，桩号在图纸上桩号一对，一点都不错，桩子都是新的，就是说明王震决定22兵团在石河子建城的时候，他就已经把地形都看好了。
此时的王震已走过了二十多年的战争生涯，破坏那个旧的世界，他走在了前列。而战争的硝烟还没有散尽的时候，他已经在开始建设一个心中的新世界了。
之后，石河子有了街道，有了楼房，有了绿色，有了120米宽的迎宾大道和由联合国颁发的“最佳环境奖”的殊荣。
采访同期声 宋志国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石河子市党委书记）
老一辈人，尤其是王震将军，张仲瀚老政委，他们为了这个城市的建设，包括我们老一辈的父辈们，老一辈的军垦战士，为这个城市的建设可以说倾注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应当说，他们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今天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对他们都是非常尊敬的，知道当时没有他们那样子的创业精神，没有他们那样高起点地规划这座城市，就没有石河子的今天。
采访同期声 丰收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家协会主席）
大家都可以到那去看一下，那条子午路一直到整个石河子当年的规划，从来没有像有些城市那样，今天挖明天拖，没有过，到现在我们还是超前的。石河子再怎么变化，最初的规划都满足后面的发展需要。也就是一代开拓者，那种高屋建瓴，远见卓识，那种气度和气魄令后人仰视，你不得不尊重他们。
1949年11月，在进驻新疆后的一次会议上，王震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过，我们要尽快地学会生产工作，学会管理城市、发展城市的经济生产，让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不然我们就维持不了政权，就会站不住脚的。”
新中国建立之初的新疆，不仅农业粗放落后，而且几乎没有近代工业，全疆的工业产品加起来只有十几种，棉布、搪瓷缸、甚至毛巾、肥皂等都要从苏联或者印度进口。
当时的新疆没有铁路，公路或年久失修，或被风沙埋没，只有30%的公路可以通车，平均5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有一公里公路。
许多物资运不进来，从内地运一车粮食进疆，运费要超过粮价的几倍。运输卡住了新疆的脖子。
为了改变这种落后的状况，王震通过调查、谋划，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建设新新疆的战略思路。
之后，随着王震的一声令下，沟通南北疆的大动脉——迪库公路动工了，连接内地的兰新公路也重修了。
当年的王震一边在命令部队抢修公路的同时，另一边谋划着新疆铁路的修建。
修铁路需要钢铁，王震决定建一座钢铁厂。
当时上海有一家名为益华的私营钢铁厂，濒临倒闭。但是，这对新疆来说却是一个机会。王震决定买下这个厂，动员技术人员赴疆。
余铭玉，益华钢铁厂厂长兼总工程师，是王震最初盯上的人。这位曾留学美国，主攻冶金专业的工程师，抵达的当天，王震不但亲自到机场迎接，还将余铭玉安排在自己办公的地方下榻，并设宴为余铭玉洗尘。
采访同期声 余宁扬 （余铭玉之子）
我父亲因为说过这个事，他说我到新疆去，我要遇见知遇之恩的人。他说人家汽车能停离我们100公尺左右的地方，人走进来，他说这种敬重不是很简单的。他说像他这么一个官，他说我算是老百姓，他说无非就是希望我贡献一点技术。
王震礼贤下士的诚意深深地打动了余铭玉。余铭玉接着问道：“你准备搞多大规模，先搞个3吨的炉子如何？”
王震笑了：“3吨？3吨不行，10吨也不行，如果目前搞大型高炉有困难，先搞几个小的也行，但总量不应少于日产150吨，如果能搞到日产250吨当然就更好了。”
余铭玉吓了一跳。这样的数字不要说是新疆这样一个边远省份，即使在全国一些工业发达的地方当时也是难以做到的。
采访同期声 余宁扬 （余铭玉之子）
当时钢铁形势恐怕很少很少，可以说很惨。因为国民党给我们没留下什么，鞍山在修复，首钢那会儿也很小，武汉高炉都很小，所以整个的钢铁形势不好。到1958年的时候我们国家的钢铁总产量才是1070万吨。
为了给余铭玉提供工作的便利，王震指示有关部门为他报请了国家一级专家的待遇。新疆进口第一批苏联胜利牌卧车，王震亲自指示分给余铭玉一辆。当时进口轿车很少，一些人对此有些意见。王震得知后说：“听说你们对分车很有意见，我批给余专家一辆是因为他能把矿石炼成钢铁，如果你们哪一位也能点石成金，我也送卧车一辆。”
为了奠定新疆的工业基础，培养出新疆第一代产业工人，王震可谓煞费苦心。建厂初期，他从驻疆各部队挑选出了一批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干部和战士，构筑起了八一钢厂的中坚力量，并从他们中间选拔培养技术人员，为钢厂的发展实施人才储备。
采访同期声 李登贤 （原八一钢铁集团安全环保处副处长）
当时说会考试，炼铁要选三个技术员，从部队来的人里面，那时候考试怎么考试呢？就这几百人。你认识的字，你就都往上写，一人给几张纸，那么考试。谁写的字多选谁，就这样，我们选了三个。
采访同期声 朱伯金 （原八一钢铁集团炼钢厂厂长）
当时设备条件都很差，这个没有办法胡来，加料都是人工加料，就是（抬着）抬把子到炉顶上这么往炉子里面加，不像现在有卷扬机这些机器，那全部是人工。人工往里面一加料就中煤气了，就中一氧化碳了，就上去一批人加料，中了煤气下来，在房顶上躺着，再上去一批人再加料，煤气再打倒了，再到房子上躺着。高炉不是高嘛，下面不是有房顶嘛，就躺在房顶上。甚至于我们当时的政委杨一青，这是个老红军，是一条腿，他也去了，那就不要说别的什么厂长了。就是这批人倒了，那一批人又上去，那一批人倒了，这一批又上去。当时那个场面真是激动人心得很，那就是打仗冲锋一样。
那时候的王震时常光顾八一钢铁厂，穿着打扮如同普通老百姓，从外表看，谁也认不出他就是新疆的最高军政领导。
采访同期声 高思文 （原八一钢铁集团运输处生产科科长）
在厂房里，他有时候到半夜都跑到这来，他就（带）一个开车的，警卫员他都不带，他就跑来了，看一看。
1952年上半年，正当余铭玉为完成王震交付的任务夜以继日地置身于炼钢炉前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有人举报余铭玉有杀人罪行。这时，正处在新中国建立后的肃反运动之际，可想而知，这样一件事情对于当时的余铭玉以及重用余铭玉的王震意味着什么。
那是一个夜深人寂的晚上，王震只身来到余铭玉的家。
采访同期声 余宁扬 （余铭玉之子）
我就听见门踢得很响，后来我们家那个炊事员跑去开门的。进来一个人就把那炊事员一拦就进来了，我一看是王震同志，进门就喊着，老头子在哪，老头子在哪，把他叫起来。那谁也不敢挡，赶紧去叫。
进门后的王震，直冲冲地闯进余铭玉的卧室，第一句话就是：“你到底杀过人没有？”余铭玉坚决地回答：“没有。”
采访同期声 余宁扬 （余铭玉之子）
大概这样来回了两三回。我最后再问你一次杀过人没有？我父亲说，我最后再回答你一次，没有杀过人。王震说那这件事先放下，那么你做过坏事没有？比如说烧杀奸淫，干过没有？我父亲说我不会干这些事的。
问完这些，王震转身向门外走去。临出门时，他突然转过头，恳切地说：“老余，你可要想开啊，千万不能自杀，那样一来可真的搞不清了。”
面对王震的嘱咐，余铭玉禁不住热泪纵横。
后来，经过反复调查，认定这是一场蓄意诬告。王震为此还专门请余铭玉到家里吃了一顿饭，为他压惊。
1952年4月30日，八一钢铁厂一号高炉出铁了，王震亲自来到钢炉前，和工人们一起迎接在新疆出炉的这第一桶铁水。铁水映红了王震的脸，振奋了所有在场人的心。
采访同期声 阿吾提·托乎提 （原新疆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
从1950年开始，在王震司令员的率领下，我们新疆建设了七一纺织厂、八一钢铁厂、十月拖拉机厂等工业基地。我们可以说，王震司令员为新疆现代工业化（打下）的基础，可以说是解放初期打起来的。特别是八一钢铁厂，现在是我们国家500多个优秀工业（企业）之一。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新疆几乎同时建起了十多个工业项目，新疆有了自己的工业，同时培养出了一代新型产业大军。
在新中国的版图上，西部边陲从此变得更加坚固。
有人说，新疆的工业基础是从屯垦军人的嘴里抠出来的、身上省出来的。这话不无道理。其中，每天要从干部、战士的口中抠出半斤粮、9分6厘的菜金，这使得本来就清苦的部队生活变得更加艰难。
采访同期声 张明儒（原新疆军区政委）
那时候苞谷面馕，苞谷面窝头能吃饱就算是很好的生活，衣服这个双领子，为了节省布，改成单领子，就是为了节省外边的这一段，干部（的衣服）四个口袋改为两个口袋，保留上面的两个口袋，下边的两个口袋去掉了，也是为了节省布匹。过去长期的标准，每年发单衣是两套，新疆改为一套，棉衣是每年一套棉衣，新疆改为两年一套棉衣，目的就是为了节省钱，节省军费。
1954年8月1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27周年的这一天，又是一个硬仗摆在王震面前。
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书房召见铁道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
毛泽东顺手拿起一本书，递给王震，说：“你翻翻这本书，倒是有些意思。”
王震接过来，是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折起的一章是《实业计划》，这整整一章讲的都是铁路建设构想。
这时，王震已经明白毛泽东召见他的用意了。
就在此前两天，朱德和彭德怀已经和王震谈了话，周恩来总理也召见了王震，都是同一个主题：突击修建黎湛、鹰厦铁路。
当时的中国，能运行的铁路只有两万多公里，平均每一个中国人拥有铁路不到三寸。在这种状态下，新生的共和国无论是要推进经济建设、还是巩固国防，都是难以迈开步子的。
这又是一副沉重的担子。
黎湛铁路沿线江宽水深，山高崖陡。按常规计算，通车最快也要三年。而王震的时间表，则是1955年7月1日通车。实际上只有10个月的施工期。
王震做出了匪夷所思的决定，把铁道兵领导机关从北京迁到了广西贵县。此时的王震早已忘了在苏联治病期间，专家就他的胃大出血的病情，曾给过他“不能远离中心城市”的警告。
采访同期声 王军 （王震次子）
那个时候当了铁道兵司令员，就是想把铁路修到拉萨，而且成渝路、黎湛铁路，鹰厦铁路都是亲自去看线、去探线，勘探成渝路，在长江上游小河里头，坐着筏子，漂着。
黎湛铁路修筑中，十万铁道兵官兵、十万民工，风餐露宿，穿涧越岭。军民齐心协力，抢在雨季到来前筑成了全线路基，八个月完成的土方量，如果堆成高宽各一米的长堤，其长度相当于七条万里长城。
1955年7月1日，王震登上了开往湛江的第一列火车，亲自拉响了汽笛，一声长长的笛鸣，久久回荡在层峦叠嶂的山谷之中。
黎湛铁路全线通车。
这一天，修筑黎湛铁路的大多数铁道兵部队没有能参加通车典礼。此时他们已经打起背包，向着下一个目标——鹰厦铁路迈开了双脚。
鹰厦铁路北起浙赣铁路鹰潭站，穿越武夷山脉，跨高崎海峡至厦门，全长700公里，是华东地区出海的又一条铁路干线。按常规，这条铁路的筑成，至少要八年时间。
比起黎湛线，鹰厦线规模更大，工程更艰巨，用“移山填海”这个词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
二十二个月后，随着又一声汽笛，福建结束了没有铁路的历史。
王震又一次创造了奇迹。
而创造奇迹的他，谁能想到竟是一个在战争年代曾经身负七处枪伤的人。
采访同期声 伍绍祖 （时任王震秘书）
当时准备解放台湾。鹰厦铁路，他是很自我赞赏鹰厦铁路，修得快，而且很便宜，八十万就是一公里，他亲自跟我讲的，八十万块钱就修了一公里，都是桥隧相连。
戎马一生的王震，自然对军队有着深厚的情感。但是，1956年的春季，他却主动提出辞去军队职务的请求。
一名共和国的上将，一名经历九死一生的功臣，完全有资格享受胜利的果实，可是王震却说：这样我可以一下子让出来军队的三个职务：副总参谋长、铁道兵司令和政委。其实，王震辞去军职的本意是考虑到他所带领的众多建设者大都是复转官兵，既然如此，自己的举动也就没有必要大惊小怪了。
他是这样描述自己一生的：我这个人的革命生涯，就是从南泥湾开荒，到全国农垦，还是开荒。
采访同期声 张明儒（原新疆军区政委）
王震司令员最大的特点，是无私无畏。这一点在高级将领里面非常突出。哪里艰苦他到哪里去，什么任务艰难他就要求担负什么任务。他这一生，就是这么过来的。
王震与北大荒的情缘，始于1954年的秋天。那时，铁道兵五师正在黑龙江修建汤旺河森林铁路，王震前去视察，三江平原那一望无际的黑土地深深地吸引了他。就在那个时候，在他的脑海里勾画出了开发北大荒的宏伟蓝图。
采访同期声 郑加真 （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光三江平原，密虎宝饶这一块，就相当于好几百个南泥湾那么大。他当时就下决心，看着一马平川，黑土地，北半球三大黑土带之一就在北大荒。再跟他前几年带兵到新疆开发的戈壁，一看一对比，这个地方好，下了决心。
南泥湾和新疆屯垦的经历，使他对土地有着常人不能理解的感情。在北大荒，他捧起一把土，高兴地对同行者说：这比南泥湾的土肥多了！
1956年，王震又一次来到北大荒，他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在密山成立铁道兵农垦局。这片沉寂了多年的土地红火了起来，1000万亩的开垦只是一个开端。从这里开始，北大荒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
到1957年，北大荒已建有5个国营农场，共计3万余人。
同时，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铁道兵农垦局移交国务院农垦部。”
此时，王震正是共和国的农垦部长。
密山火车站，一个普普通通的边城小站。但在50年前，它却给刚刚脱下军装，来到这里的10万官兵留下了深深的记忆。1958年的4月12日，这些复转军人从全军各部队汇集到这里。
采访同期声 郑加真 （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到了1958年，中央有一个成都会议，有个决议，关于发展军垦农场的决议，就感到在边境地区可以发展农场。屯垦戍边的话，应该建立军垦农场。这样就全军上下动员了，就来了十万人马，在我们北大荒开发史上这叫做：十万官兵开发北大荒。
当天的密山火车站，人山人海，平时很少穿军装的王震，那一天却一反常态身着上将军服，威武地站在了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上，向10万官兵发布了开发荒原的进军令。
采访同期声 王志民（原黑龙江八五二农场政研室主任）
（王震佩戴）上将军衔，我一看这个劲头，我就感觉到这一次会不同平常。据说他从北京到垦区来不是一次两次了，没听说过穿黄军装，戴上将军衔。这一次，他这个装束就引起我的注意，我就说，老首长可能要讲话。
采访同期声 辛殿瑞 （原黑龙江农垦牡丹江分局纪委主任）
一个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向地球开战，向北大荒开战，要开垦这片处女地，让北大荒变为北大仓，要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这种不怕艰苦，不怕牺牲的精神，完成这个任务，当时讲的很豪放，很壮烈。
话讲到最后，王震说：眼前我们遇到了一个困难，需要和大家一起商量解决。
采访同期声 郑加真 （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同志们，你们是当排长、营长、连长的，我在部队也当过排长、连长、营长。排长、连长、营长遇到困难怎么办？是不是冲在前？全场人山人海的10万转业战士（喊），那当然冲在前。
这无疑是中国垦荒史上壮丽的一页。成千上万被激情燃烧着的复转军人们在同一时间从全国各地汇集边城，又几乎在同一时间兵分百路，徒步进军，挺进荒原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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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同期声 郑加真（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当时背景是春耕马上到了，再不进去，老在密山那不行，影响生产。
对于垦荒战士们来说，那的的确确是一段难以忘怀的岁月。
面对冰天雪地，没有住房，粮食进不来，条件异常恶劣的环境，官兵们白手起家，平地建厂，在辽阔的黑土地上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垦荒战役！
采访同期声 吴林树 （原黑龙江八五零农场党支部书记）
全是一片荒原，一点房子没有，现搭马架子，现伐树，搭完马架子以后，就住进马架子了。
采访同期声 王志民 （原黑龙江八五二农场政研室主任）
我们第一仗就是跟小咬干。当时大伙儿就说，这玩意儿太厉害了，太多了，胡噜了一把黏呼呼的。除了溅了水之外，那个小咬胡噜一把它咬啊，有的人眼皮都给咬肿了。
那确实是一段抹不去的记忆。从1956年到1964年，王震有五个春节是在北大荒度过的，至今那里的人也没有忘记，50年代末的那个风雪飞舞的春节，王震坐着马爬犁走了一天一夜，行程近200多公里，来给他们拜年的情景。
采访同期声 叶剑青 （原黑龙江八五二农场计统科统计师）
给大家拜年。（去看）我们计划财务科，去看他们，到办公室去了，我听他们几个说的，一个年纪不大、五十来岁的，穿着一件普通的黄棉衣去看，人家也没理他。当时办公室也没有取暖设备，就是烧木炭，后来听说是王部长来了。
当时的王震，已年过半百。在北大荒开发的岁月里，他那本来就伤痕累累的躯体又一次受到了损伤。1961年他不得不因为严重的胃溃疡而住院，结果是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这是他建国以后第二次实施手术了。从此，他的身体越来越弱。
采访同期声 王之 （王震三子）
我们跟他到一次北大荒，坐下来我们都受不了的，坐那个大卡车，根本没有路，走一天颠得很难受，他没什么好地方去。
采访同期声 刘成果（原农业部副部长）
所以北大荒的开垦，到处都有王老的足迹和汗水。所以王老是农垦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也是当之无愧的。
历史不会忘记，王震与他的士兵们在那场引起全国、全军关注的垦荒战役中所付出的艰辛。为了建立国家商品粮基地，为了大地的丰收，他们前赴后继，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同王震一样，他们对国家、对人民鞠躬尽瘁，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这片黑土地！
从天山南北到松嫩平原；从澜沧江畔到南海之滨的橡胶林，处处可以寻觅到王震坚实的足迹。
建国初期，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战略物资禁运，其中就包括了橡胶。而中国从1904年引种橡胶树，到1949年，仅零星种植100多万株，橡胶产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1956年，王震在着手开发北大荒的同时，他的足迹也随即延伸到了海南岛的橡胶林。
采访同期声 何康 （原农业部部长）
当时中央派了两个师一个团的部队、二十万民工。我当时是华东农林部的副部长，就把我调来到林业部，当特种林业司的司长，我具体管这事。以后又转到农业部，叫热带作物司，最后转到农垦部，叫热带作物司，归王老管。
来到海南岛的王震，从橡胶的品种到种植的技术，他都亲历亲为。他还特意找到了有关橡胶种植的教科书，在专家的指导下认真学习。
采访同期声 何康 （原农业部部长）
（夜里）一两点钟了，（工作人员）打电话来，我来接的。王老正在看你们这个书，要给中央写橡胶的报告，你们这上面讲要杂交种子，要芽接术。什么叫芽接术？
如果我们检索王震留下的足迹，就会发现，那一串串看似并不连贯的脚印，却始终围绕着共和国急需的那些重要战略物资：钢铁、橡胶、粮食、棉花，等等。透过这些脚印，一个创造者的形象呼之欲出。
1957年，王震以农垦部长的身份访问日本。
抗战八年，在战场上，在敌人面前，他是战士。但是，在友好的日本人民面前，他是朋友。
今天，在中国广阔的田野上随处可见的手扶拖拉机，大概没有几个人会想到，它的引进与制造，源于王震那双发现者的眼光。
正是那次对日的访问中，王震发现了手扶拖拉机这种轻巧、便利、实用的农业机械。王震了解中国农民的需要，访问结束后，他买了一台带回国内，并且郑重其事地给中央写了报告，建议在中国开发和生产手扶拖拉机。
20世纪70年代末，王震在北京倡导引进了日本塑料薄膜这项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此后，这项技术在中国引发了一场“白色革命”。
在王震心中，一生中最为牵挂的地方就是新疆，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也不例外。他清楚，塑料薄膜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可以提高地温、延长生长期，将南疆的优质棉引向北疆，扩大种植面积，提高新疆优质棉的产量。
采访同期声 修新民 （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师长）
地膜我来供应，咱俩定个合同，这就是原话。王震与奎屯农垦局修新民订合同地膜棉十万亩地，打下一百斤。我们农垦总局的副局长，原来我们的老政委，史骥同志，史骥啊，史胖子，他叫史胖子，你来给我起个合同，写稿子，史政委也没种过，也不知道这个东西，他也感觉十万亩地打一百斤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结果最后就让他起草了，他不能不起，因为史政委他是三五九旅的老兵，他的老朋友也是老兵，所以史政委参加革命就在他部下。他就拿笔写了，他加了两个字，争取十万亩地，争取一百斤。拿给王震一看，王震一看就火了，要不听，我自己写。拿个红铅笔拿个信笺就写：王震跟奎屯农垦局修新民定地膜棉十万亩地，打下一百斤，王震。
新疆的棉花生产，从建国初期，亩产不过10公斤，到现在亩产达到了120公斤，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每亩棉花产量则高达140-150公斤，这样的生产水平始终在国内排名第一。如此之大的变化，地膜种植技术的普及功不可没。
采访同期声 李雪源 （新疆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副所长）
棉花已成为新疆的第一大经济支柱产业，现在新疆棉花年产值在三百到四百亿元。我们新疆棉农的收入，包括有些地方财政的收入，百分之五六十都是依靠棉花来（支撑），特别是植棉的地区，百分之五六十都是依靠棉花（支撑），在前面讲到，新疆棉花的出口，我们国家的棉花的出口也是要依靠新疆。
采访同期声 修新民 （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师长）
如果说袁隆平价值是一千亿，搞杂交水稻，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那么王震同志推广的地膜技术在农业的应用，我感觉他功劳大也。
无论是与人交往表现出来的那种真诚，或是面对困难时坚毅乐观一往无前的精神，无论是国家利益、民族希望这样的重负在肩，还是面对地头田间士兵百姓的喜怒哀乐，王震都能够与“实实在在”这一信条默默地统一起来。战争年代如此，和平建设时期仍然如此。他厌恶虚假，即便是在那个全国大放卫星报喜不报忧的年代，王震虽忧心忡忡却依然坚持不随波逐流，他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请到北京，嘱托他们要坚持生产，再苦再难也要把生产搞上去，没有粮吃要天下大乱的。这些今天看来朴素实在的话语，如果不是把天下粮仓构建在自己心底的人，在当时那个年代是断然不能说，也不敢说的。在王震眼里，这个“天下”是党的尊严，是国家的利益，也是百姓的嘱托，正是这样，王震把实实在在的信条坚持了一生。
第四集 雪山清流
在新疆，有很多大专院校的校园内，都矗立有王震的塑像。塑像表现的风格各异，有着军装的，有着便服的，还有手拄拐杖的，但不管艺术家们如何借此张扬他们的艺术个性，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在这种教书育人的环境中树立起王震的雕像，其目的就是要让后人们铭记，这个站立着的人物与新疆教育事业发展的密切关系。
1949年的5月20日，率军席卷西北战场的王震，在陕西武功县西北农学院的门口停下了脚步。
王震站在他乘坐的那辆美式军用吉普上，向围拢在周围的师生们发表了讲话：
“我就是王震，就是国民党拿钱要买我人头的那个王震。”
王震一开口，那直白、富有魅力的语言表达方式，就深深地吸引了在场的师生们。
采访同期声 吴颖 （原南疆军区政治部秘书）
接着讲，他说我们解放全中国干啥？我们就建设。建设的时候我们就靠你们的，因为你们是有知识的，他说有知识的人就是（急需的）。他说我们是能打仗，要建设的时候还不行，还要靠你们。他说，黄金有价，知识无价。
采访同期声 王三（原塔里木农垦大学常务副校长）
当时司令员讲这话，我们都感觉到非常惊奇的，当时感觉司令员是个军事将领，除了讲军事以外，还讲了建设国家，需要科学，需要知识，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
王震的讲话，得到的不仅仅是掌声，更重要的是吸引了一批知识青年加入到解放军的行列。短短一天的时间，农学院就有100多名学生报名参军，成为新中国首批投身新疆建设的大学生。
从陕西到甘肃，从青海到新疆，王震率部一路西征，队伍像滚雪球似的扩大，其中就包括大量的知识分子。王震还特意派出五十名民夫专门为这些知识分子做饭。他强调：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是“细人”，我们可以凑合，但他们要照顾好。
采访同期声 袁国祥 （原南疆军区纪委副书记）
我们二军，打下临洮以后，临洮的六个中学，差不多一半学生参加了我们解放军，其中光女兵有将近120多个嘛150多个。
当年的这些小知识分子，成为解放初期新疆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一批重要的骨干力量，也成为新疆部分大中专院校的奠基者。他们所起到的作用，无可替代。许多人在史册上留下了自己建功立业的名字，而更多的人则用一个相同的名字留在了历史上，那就是：新新疆的建设者。
采访同期声 张明儒 （原新疆军区政委）
文化方面的翻身解放，与少数民族文化方面的翻身解放，开始的基础也是王震司令员在这的时候打下的。像新疆大学，原来就是个新疆学院，一百多个学生，一个小小的砖木结构的二层楼，现在两三万人的综合大学，其他还办了好多大学，农学院呀，工学院呀，好多都是王震司令员在的时候打的基础搞起来的。
新疆大学如今已经是全国重点大学。它的前身是创办于1924年的新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1935年改建为新疆学院。在1949年王震率部进入新疆时，这所学院由于经费严重短缺，导致校舍破烂不堪，加上战争的影响，人心惶惶，所谓新疆学院早已是有其名无其实了。
王震一到乌鲁木齐，立刻派人接收了新疆学院，并调新疆军区骑兵第20团官兵3000余人进校，义务承担扩建校舍施工任务。几个月以后，他向中央提出了创办新疆大学的建议。在中央的支持下，一批内地大学的教授和干部收拾起行装，来到了新疆。
为弥补学校经费的严重不足，在当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王震提请军区党委批准，由军区生产部队为新疆大学筹措基建资金和设备费1400万元。
王震对新疆大学的领导人说：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能起一颗麦种的作用就行。农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能起一个棉桃的作用就行。
麦种和棉桃，多形象的比喻。当今天新疆大地上麦浪滚滚，棉花如云的时候，谁能忘记当年的王震那简单直白却又寓意深远的用心呢？
新疆大学刚刚走上正轨，王震又将目光转移向新的目标，他觉得不满足，是因为麦种和棉桃太少了，什么时候才能硕果累累呢？
经过新疆军区党委讨论并且报请中央批准，又一所大学在新疆挂牌开课。王震，这位后来被外国人称作“中国伟大的米丘林” 将军，在宣布停办第二步兵学校，筹建八一农学院的大会上说：我们的任务由打仗转为经济建设，新疆应有一所专门培养农业技术干部的学校。
采访同期声 王三 （原塔里木农垦大学常务副校长）
1951年的冬天12月份来开会，在这个会议期间，王震司令员那真是高瞻远瞩啊。他说新疆要建设，首先要抓农业，新疆要搞农业，没有农业技术人才，没有技术人员是不行的。所以农业技术人员哪里有，那时候新疆大学只有一个农业专科学校，培养的学生只有几个。说是要办一个农学院，所以在这会议期间，王司令员提出来新疆要办一个农学院。他说，我已经打报告给毛主席，在大会上讲的，就在这会议期间，接到了毛主席电报批复，同意新疆成立一个农学院，而且定名为八一农学院。
与此同时，王震下达命令，驻疆所属部队选派优秀指战员到八一农学院上学进修。半个月后，902名军人带着战场上的硝烟，背着背包跨进了大学的校门。其中有师团级干部56人，营连排级干部278人。
战士手中的枪变成了笔，战场上的勇士变成了学校的学生。这是一个重要的转身，因为在他们前面，是战场的硝烟过后祖国建设的千秋伟业。
此时，在王震心中，眼前的这一切还远远不是他勾画出的那幅蓝图。
很快，“第一兵团新疆经济研究所”、“第一兵团财经学校”、“新疆军区工业学校”、“新疆军区俄文学校”、“石河子农学院”，“石河子医学院”，“塔里木农垦大学”等众多院校在新疆辽阔的大地上相继建立。
采访同期声 阿吾提·托乎提（原新疆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
但是我们不会忘记它的基础，就是解放初期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和王震司令员的领导下打起来的，所以新疆各族人民，永远怀念王震同志。
和许多因为读书多而重视教育的人不同，王震对教育重视，是因为他没有上过多少学。
王震从小家庭贫困，但对这个长孙，王家还是寄予了厚望，省吃俭用供他上学。由于身体不好，学上的断断续续。12岁那年，他彻底告别了学校。
尽管上学的年头不多，可王震却是一个有特点的学生。
他最不喜欢的就是那些死记硬背的课程，当然也就不会是那种成绩出类拔萃的学生。八股格式的作文王震往往是不情愿写，也是老师不满意的。有一次，他的一篇作文后面老师曾写下了这样的评语：句不成句，章不成章，字又糊涂，戒之戒之。
如此的评语并未影响王震胸怀中蕴藏着的那个远大的志向，那就是做人的根本和对社会的责任。但是，毕竟他只有三年的学校经历。因此，王震在许多场合都会说，自己是个没有文化的人。
采访同期声 王军 （王震次子）
他一直教育我们就说，他只上了三年学，不管他的想法是对是错，人家都觉得他没文化，没道理，他要求我们一定把书念好。
采访同期声 王之 （王震三子）
当然他从本心来讲，因为他过去没有念书，他很希望我们能够掌握尖端的科学技术，这是他本心。但是，他又认为这个并不是谁都可以做得到的，先进技术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学到，如果你努力了，学不到没关系，你可以去种地。
王震这个自称没有文化的人却很喜爱读书，在戎马倥偬中，书始终是他亲密的伙伴。
在他的马鞑子里，装满了从敌人那里缴获的书籍，像一个马背上的图书馆。一次行军途中，他看到作家杜鹏程在看书，看完一页撕一页，他心疼了。问，这是为什么？杜鹏程说：司令员，你的书有牲口驮着，我要自己背，背不动啊。
王震拿过书看：“这是《安娜·卡列尼娜》呀！放到我的马鞑子里去吧！”
采访同期声 黎原 （原基建工程兵副主任）
王震，他是一个军人，他对部队管理、打仗很严格。据说，他打仗的时候，拿棍子打过下边的干部。但是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他就比较宽容，很客气，见面都是要笑脸相迎。
1948年8月的一天，王震正在马上看书，突然遇到敌机袭击，马一惊，王震摔到地上。趁着通讯员追马的工夫，他索性躺在地上继续读书。这件事在部队中流传很广。
战争年代，在三五九旅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高中毕业生，入伍就是连级干部。每逢他们上前线，王震总要告诫带队干部：好好照顾，可不要把我们的墨水瓶打碎了！
王震如此爱护知识分子的做法，让有些从战火里钻出来的老兵心存怨气，但王震有他的理论：人家高中毕业不容易啊，要初小毕业，高小毕业，初中毕业，你去念一个试试呀！不准任何人轻视或不服从知识分子领导干部的管理指挥。
一次，有一位名叫吴进清的队长，偏偏在这一点上栽了跟斗。
采访同期声 黎原（原基建工程兵副主任）
十点钟以后他在喝酒，老同志就按他这套，当然我们就批评了，我算营的干部了，当时批评说你这个不对，你怎么现在快半夜了，还喝酒还不睡觉，你执行条令怎么执行的，就批评一顿。但是吴进清他不太服气，说你懂个什么，你还没来几天你就管我。那个时候年轻，有火气了，又不是我管你啊，这是条令管你呀，这是王震旅长下的命令，一定按条令办事。还不是你们说的，你算了你回去吧，你不要管我们，当时吵了一下子，吵了一下子弄得就很不好。以后我们那个政委叫肖头生，他就将这个事情报告了王震，打电话当时，说昨天执行条令，吴进清不听话吵了一下子，王震大发脾气，这还了得，我叫执行条令，撤他的职，那真将队长撤职了。
对于战场上俘虏的知识分子，王震也是动之以情力争为我所用。
在长征途中的一次战斗中，部队俘虏了敌纵队司令兼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王震知道，这是个大知识分子，于是决心争取他参加革命。他耐心地做工作，并给他配了马和警卫人员。深为感动的张振汉表示愿意为红军服务，被任命为红军学校高级班战术教员。
1936年1月29日拂晓，作为六军团前卫的十六师在向北进军途中，被阻隔在清水江支流顺岩河的东南岸。如何快速通过？张振汉拿出了切实可行的渡河方案。当天，在他的指挥下，红军战士奋战3个小时，架起了浮桥，部队得以顺利通过。
红军长征到达贵州毕节后，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在一个深宅大院内，不见金银财宝，满屋皆是书。其中有《资本论》、《列宁文选》、《毛泽东湖南农民考察报告》等，而且书中到处都是读者留下的圈圈点点。感到莫名其妙的战士将情况报告给王震，顿时引起了王震的兴趣。
采访同期声 谢正发 （贵州省毕节地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王震就到他（周素园）家里面去，一到他家里面和他谈了一下，行了，周老先生说，算了，不在我这里谈，我和你一起到你的指挥部去。他就来了。在这地方通过拜谈了以后，就一拍即合了。从理论上，实践上结合起来了，王震认识了周素园，周素园认识了共产党、红军和王震。
交流中，王震得知周素园是个前清秀才，参加过辛亥革命。20年代初，在上海接触到了传入中国不久的马列主义，受到启发。之后，他曾在贵州军政府任行政总理，因不满封建统治的没落和腐朽，辞职回乡，闭门读书。
那次的邂逅相遇，让王震与周素园成了忘年之交。当年正是在周素园的帮助下，二方面军在毕节扩红5000人。
之后，年近六旬的周素园，跟随二、六军团长征到了陕北根据地。解放后，他曾任贵州省副省长。
这张由著名摄影家吴印咸拍摄的照片，已成为一个时代的印记。照片上凝固的瞬间是白求恩医生正在聚精会神做手术的情形，伤员是三五九旅的战士。正是这张照片见证了王震与白求恩“不打不相识”的过程
1938年秋天，抗日战争处在相持阶段。白求恩一行来到了三五九旅司令部所在地。刚刚安顿好，由前线转来的第一批35名伤员就到了，白求恩立即开始了工作。刚查了几名伤员，白求恩就忍不住怒气冲冲地问道：“这些伤员从火线上到这儿，路上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为什么连一条绷带也没换？”“立刻派一个通讯员到王震旅长那儿去。我以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的身份，请他亲自来这一趟，调查伤员的状况。”
王震很快赶到了医疗队驻地。他连声恳切地对白求恩解释和道歉，但白求恩依然火气未消地对王震喊道：“聂荣臻将军告诉我，你是一位勇敢善战的将军，但是你们对伤员的处理却非常糟糕，不能容忍的！”
随即白求恩把王震领到伤员面前。历数了因为没有及时得到有效治疗，伤员伤口出现感染的严重后果，并探望了两名由于使用止血器后缺乏照顾而生了坏疽的伤员。王震始终表情严肃默默地听，接受着白求恩的批评甚至训斥，同时对白求恩这位来自万里之外的国际主义战士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之后，两人之间话语投机，来往密切，白求恩每个月都给毛泽东写信，发出前都要兴致勃勃地念给王震听。
王震与相伴他终身的王季青的相识，也同样是源于他在对知识的渴求过程中遇到的一桩美好姻缘。用他的话说，这完全是个意外的收获。
抗战初期，王震听说有一批来自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来到一二〇师，便去找贺老总要人。见到贺老总后，王震笑呵呵地说：“我需要些读书识字的知识分子，给部队教授文化知识。”
不久，在一个闲聊的场合，王震见到了王季青。之后，在贺龙和关向应的撮合下，这位端庄贤淑的北京大学女学生与英气勃勃、洒脱自若的王震关系又进了一步。当王季青提出要对王震做进一步考察时，贺龙说：“他家庭出身是贫农，本人是工人，后来是我军能征善战的指挥员，优秀的共产党员，组织上已经考察他十年了，你考察什么？”
1937年年末，王震与王季青在山西晋北崞县，也就是今天的原平市阳武村这个普通的农家小院，结为秦晋之好，从此他们相知一生、相伴一世。
王震是一个好学者，在知识的海洋里他不断地汲取着营养，充实着自己。而这一切，应当讲是从延安开始的。具体地说，就是到了南泥湾之后。
采访同期声 王兵 （王震长子）
我看他的知识主要从那个地方（开始学习的），他真是下了番（工夫），从小学的四则运算，到初中的几何、代数，那时候他有个秘书，开始是我妈妈教他，但是我妈妈有时候给他改正，他有时候重犯一些错误，我妈妈一讲，他男子汉自尊心受不了，他就把我妈轰走了，他就用一个叫刘亚生的，一个北京大学的大学生，当他秘书，后来这个人在突围的时候被捕牺牲了。
南泥湾时期的王震系统地跟随刘亚生学习了历史、语文、数学等科目，并在徐特立的指导下练习了书法。其实，王震这样做并不仅仅是一种姿态，他要用学习各种知识后的成果使自己变得更加充实。他能够并且敢于正视自己不足的勇气，在王震漫长的人生道路上体现的十分鲜明。
王震数十年如一日，他做到了在思想上尊重知识分子，在行动上爱护知识分子。在许多知识分子心目中，王震既是他们的朋友，又是可以依靠的一座山峦，可以遮风避雨的一棵大树。
采访同期声 王军 （王震次子）
他是很注重现代科学的，虽然他只有小学程度，他做哪一行都很用心倾听那些各方面专家的意见，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他就曾经谈起来，达尔文进化论和米丘林学说，和摩根的基因学说。他跟我们说，既然辩证法说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那么就不能说基因学说是唯心论的，达尔文、米丘林是唯物论的。我想有这点认识的话，当时作为领导同志来说，不是一个专门的科学研究者，有这认识现在回想起来是非常不容易的。
就是这样一个自称没有文化的人，却成了许多文化人甚至是大文化人最贴心的朋友。
1957年，一些知识分子被错划为右派。当时任农垦部长的王震，在他领导的农垦系统中却“不合时宜”地接纳了一些“重量级”的右派。
采访同期声 郑加真 （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中央在讨论右派处理的问题，他在有一次会议上说，就是给我吧。我们北大荒很需要。他代表北大荒要接纳这个，我不光要接纳十万官兵，我要接纳当年下放的右派。有人开玩笑当时，你不怕闹肚子？（接纳）右派啊，你不怕闹肚子啊。不怕，我不光不怕，我还可以在劳动当中，让他们改造自新，将来为北大荒做出贡献，这是他的最后的目的。
诗人艾青是1957年《人民日报》曾经公开点名的右派。而且被列为丁陈反党集团的干将。他曾经用富有感染力的诗歌打动过无数人，却怎么也想不通一夜之间自己竟成了反党分子、成了右派。
采访同期声 高瑛 （艾青夫人）
他就在院子里喊，我怎么能是右派呢。简直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到了晚上他就拿头撞墙，我是把他抱住了，我就安慰他。他说活着有什么意思，怎么闹到今天我能成为右派，成了反党分子了，在那时候说实在的，他是万念俱灰。
在百无聊赖中，艾青只好天天到公园去看人下棋。
不久，艾青听到一个消息，说有个将军要见他。
采访同期声 高瑛 （艾青夫人）
艾青当时说这个将军是谁呢，他想起了王震，他说可能是王震，也只有他有这个胆量能够帮助我，好像他就有了一线希望，生活有了一点点信心了。
没过多久，曾任王震秘书的诗人郭小川来到了艾青的家，告诉艾青，农垦部王震部长请他们到家里去一下，想跟他谈谈。
采访同期声 高瑛 （艾青夫人）
到了王震家，王部长就在那等他呢，一见到王老，艾青就跟他拥抱。完了（王震）就说，艾青你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王震还跟他叫了一声同志。当时他心里想，现在我已经被划为敌人了，部长还跟我叫同志，就觉得心里特别特别暖。后来他说你呀，我了解你，他说你离开这文化圈子，到北大荒去吧，他说北大荒有十万军官，就是海陆空三军转业的军人，要奔赴北大荒，开荒造田，让古老的荒原交出粮食，他说那地方非常好。
就这样，艾青带着全家，登上了一辆满载清一色着黄色军服的军人专列，去了北大荒。
同样是在那个十万官兵开发北大荒的动员大会上，王震向刚脱下军装的人们介绍了艾青。
采访同期声 高瑛 （艾青夫人）
后来他就说，我要介绍一个人给你们，你们知不知道有一个大诗人叫艾青，下面就喊知道。他说他来了，他来歌颂你们，欢迎不欢迎，欢迎。艾青后来说，公开地就这样把我介绍给这些转业军人，他很感动。
当时来到北大荒的还有被错划为“右派”的著名作家丁玲和她的丈夫陈明，在这里他们同样得到了王震的鼓励和照顾。
王震与丁玲的相识，是在1936年的延安。当时，王震用他特有的大笑迎接这位在延安知名度颇高的女作家时说道：欢迎欢迎，我们这里都是武将，没有文人，我们非常需要作家！
时过境迁，丁玲这位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斯大林文学奖的作家，再次见到王震时，已是戴上了“丁陈反党头目”、“大右派”的帽子，被开除党籍，撤销了职务。
王震没有嫌弃她。1958年5月，王震来到了正在密山农场劳动改造的右派们中间。
采访同期声 郑加真 （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王震第一句话就：“同志们，你们好。”大家一听感动了。在北京，经过运动戴了“帽子”，到了北大荒。而王震将军第一句话就“同志们”，那眼泪下来了。王震就给大家讲，讲到最后，你们这地方有名字没有，大家说没有名字，叫什么，叫右派队，都叫右派队。那时候我们开荒建点也没有名字，我们自己起的。他那个习惯叫右派队。他说这个不好，改个名，叫“向左村”。
就在那天，陈明向王震提出了让妻子丁玲来北大荒的请求。王震的回答是：“只要身体允许，我欢迎。”
6月下旬，丁玲离开北京来到北大荒。王震在密山农场专门约见了她。王震对她说：“我觉得你下来几年，埋头工作，默默无闻，对你是有好处的。”他接着又说：“我已经叫他们打电话给八五三农场，调陈明来，同你一道去汤原农场。那里在铁道线上，交通方便，离佳木斯近，住处条件好些，让他们给你们准备一栋宿舍。”
王震鼓励她：“过两年摘了帽子，给你创造条件，你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你愿意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这里的天下很大。”
丁玲和陈明夫妇在北大荒呆了十二年，每当他们怀着感激的心情谈到王震时,都泪水难抑。
丁玲在《风雪人间》一文中，以安徒生童话《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中的火柴作比喻，描述了王震与她的交往。
采访同期声（资料） 陈明 （丁玲丈夫）
王震同志你这几句话有千斤重、万斤重啊，你是真正代表了党嘛，你这一席话正是寒夜里的火柴，给在冰天雪地里的人们以温暖，给人们以光明，令人从一点微微的温暖里，感受到人世间的炽热的感情；从微弱的一线光亮中，看到了伟大的母亲，看到了党。就因为你这一席话，你点燃的一根火柴，而振奋起生命的双翅，在暴风雪中翱翔，冲破层层乌云，沐浴在自由的蓝天之上。啊！一根划亮的火柴，我已感到你的温热了，我一定要飞到那寒冷的北大荒去。
晚年的王震，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党的教育事业中。他明白，中华民族要振兴，要在世界民族之林有立足之地，离不开人才。而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的教师队伍出现了断层，因此，培养合格的教师，成了他晚年四处奔波的一项主要工作。
在一次会议上，王震说：“我年纪大了，准备辞去我所有的职务，只保留一个，就是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理事长。”
王震舍不得丢下这个“官职”，因为这是他争取来的。
1986年9月10日，中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在北京成立。国家教委邀请王震担任中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名誉理事长。
王震说：“我生平没有伸手要过官，这次要谈谈价钱了！要我当名誉的我不干，要干就去掉名誉二字，做个有职有权的理事长才有味道。”
他要的味道，是做实事。
他的实事是从自己做起。
他带头为基金会捐款。当, 时的王震每月工资为五百多元，但他却每月为基金会捐款二百元。
在王震的带动下，家里老少三代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都争相捐款。消息传到国家教委，顿时在机关工作人员中激起了捐款热潮，国家教委及事业单位三千多名干部在不到一周内捐款近十万元。
采访同期声 王之 （王震三子）
他没有消极的时候，就在一个农场里他也不消极，他也很积极。当他坐这个位置很高了，他也不是说一天像坐班一样的，他也去找一些具体的事情，他去全身心地投入。就像搞这个中小学教师奖励基金会，很小一个事情他都会这么投入，这是很重要的。
1987年6月16日下午，在北京市西城区翠花湾的一个院落里，八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聚集一起。她们都是开国元勋的夫人，这一天，被王震请到了家中。
王震敬重这些革命的老大姐，他希望基金会得到大姐们的支持。
采访同期声 朱仲丽（王稼祥夫人）
重要的是什么呢，王震同志发起搞这个基金委员会，结果这些中小学教员生活都变好了，工资都增加了，就是这一次王震同志的功劳。小学教员工资提起来了，中学教员工资也提起来了，以前几百块钱后来提到一千块，而且离退休下来以后工资不扣，拿满的。
第二天，在帅孟奇大姐和刘英大姐的客厅里，不约而同地各出现了一本不同寻常的“捐赠册”，上面写道：“全社会都来关心教育，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不论捐赠多少，是您的一份心意。”后面就是一长串认捐者的签名。
林月琴、薛明、郝治平三位大姐，联名向部队发出募集信。不久，认捐基金的喜讯就从南京、济南、沈阳、北京、广州等军区及总后、总政、总参、海军、空军纷纷传来，有的5万元，有的10万元，有的30万元。这样的情景让王震不禁感慨万千。
那是80年代中期的一个盛夏，北戴河上空弥漫着灼热的空气。王震顶着高温酷暑步入国家教委教工活动中心。他对在场的人说：“听说你们——全国优秀教师在教育战线上做出卓越贡献的英模们到这里来了，我在北京坐不住了。你们辛苦了，人民感谢你们，历史感谢你们！你们是培养人才的默默无闻的英雄！”
说到这里，王震毕恭毕敬地向大家深深鞠了一躬。
第五集 大漠胡杨
塔里木河——中国最长的内陆河，这条河的两岸，生长着地球上最古老的树种——距今6000多万年前的胡杨。
胡杨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无论气温是摄氏零上40°C还是摄氏零下40°C，它都能岸然挺拔在沙海茫茫的荒漠中。那高大的树干可以因为失去生命力而倒下，但却不会拦腰折断。
胡杨的品质，维语称其为“托乎拉克”，意为美丽的树，而蒙语称它为“英雄树”。
有人这样赞叹胡杨：
生，三千年不死；死，三千年不倒；倒，三千年不朽；朽，三千年不烂。
什么人具备胡杨一般的性格？
上个世纪的1984年春节，有两位老人来到上海宝山钢铁公司。他们一个是被毛泽东称为“开钢铁公司的”邓小平，一个是曾创办过新疆八一钢铁厂的王震。
在新建成的高炉前，邓小平对王震说：宝钢一期工程投产时，应当由你来点火。”
这是对王震坚定支持宝钢上马的赞许。
宝钢终于投产了。
当得知炉中的温度大约一千六七百度时，邓小平笑了，手指王震对别人说：他的温度有三千度。
三千度，这是邓小平对王震做事情一腔热情，待同志一片热忱，对革命一团热火的赞扬。何止是一个宝钢，对于三峡工程，他也投入了巨大的热情。
但是，这三千度的高温也曾一次次遭遇过冰水的刺激。
解放初的新疆，1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处处充满着沸腾。棉花的白，稻谷的金，铁水的红，让王震这位开拓者置身到了五彩缤纷的色彩中。
到1952年，时间刚过去了一半，王震奉调离开新疆。那是一个日落黄昏的傍晚，将要离开新疆的王震，带着夫人王季青和儿子，漫无目的地沿着尚未建成的迪库公路一路南行。
采访同期声 余宁扬 （余铭玉之子）
离开新疆，他拿了一个大皮箱，有这么大，另外还有一个提的，我感觉很简陋的一个东西，好像是那个竹筐子一样的东西，再没东西了，就这么两样东西，我就感觉他是，那会还不兴旅行呢，我以为他到北京有什么事呢，可是去的人表情都很严肃，我也不敢吭气。
就这样，王震离开了他曾充满希望，并为此付出了心血的新疆，离开了与他朝夕相伴的战友。这是王震第一次离开他们。
到了兰州，这位曾身经百战、九死一生的猛将倒下了。
采访同期声 王军 （王震次子）
离开新疆以后，到了兰州，兰州的邓宝珊请他吃饭，他当时也是气的，吃了饭以后就大吐血，大概吐了2000多CC血，我们也因为这个事情，从新疆急着赶到兰州去的。
采访同期声 王兵 （王震长子）
彭老总给我讲过一点，意思没有很明确，意思就是说，在新疆犯了些错误，透露一点，后来我爸爸有病，我那时候坐着飞机到兰州了。那时候才知道他气愤到什么程度。
王震被送到兰州军区总医院紧急施救。毛主席、党中央几次询问他的病情。
采访同期声 王兵（王震长子）
他不愿意离开新疆，他说你撤了我书记，军区司令，政委都可以，我在新疆领着转业部队开荒还不行啊。主席说你这个想法倒是很好，但是组织不能这么处理。以后你的工作有你做的，不要担心，后来我爸爸养病，主席就让他到苏联去养病去了。
从苏联治病回来，王震带病上阵，率部相继修筑了黎湛铁路、鹰厦铁路，开发了国家商品粮基地——北大荒。1964年，王震离开了工作了九年的农垦部长岗位，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塔里木垦区养病。
采访同期声 王三 （原塔里木农垦大学常务副校长）
1964年他到学校去养病，我们给他准备了一间房子就在那养病，哪里是养病啊，每天不是找这个谈话就是找那个谈话，我反正是一天一会儿叫去了，一会儿叫去了，在那一谈话，他带上几个老师到那个团头里去，要组织玉米窝追肥，学施肥，（玉米）窝窝追肥，要落实这个技术措施，抓得紧得很呐，确实是非常细、非常具体。
在塔里木农垦大学期间，王震住的那个小屋的地上，铺着一张画满墨圈的白纸，纸上每个小黑圈都代表着一株棉苗，他在计算着一亩地能种多少棉苗，株距是多少，行距是多少，种多少才能达到最高产量。
采访同期声 孙继志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老兵）
我发现王震这个人，不像一般的干部，原则上交代一下就行了。他这个人办事情是一杆子插到底，一方面他对新疆我们三五九旅部队，他对老部队的关心，特别是对塔里木的开发特别关心，从人力、物力、财力，他是一竿子插到底。
在基层，与王震有过交往的人，无论是官是民，都会有一种强烈的感受，他可以做到像一个普通的生产队长那样事无巨细，亲历亲为。
采访同期声 伍绍祖（时任王震秘书）
他不坐在办公室。一年有十来个月，我统计了一下在外头跑，我跟着他跑一百多个县。每个县都住在那，仔细地问，县委书记我记得有一次在平江县，县委书记拿个本汇报，他立刻就说你别汇报了，你就让知道的人说，你不要念稿子，他就这么干。有一次在天水县也是，县委书记在汇报，他说让你们搞技术的同志来讲。
在此之前的1959年，那个在历史上被称为“大跃进”，大放卫星的年代，满腹狐疑、深感忧虑的王震回到了久别的家乡——湖南浏阳北盛乡，他要看看“土办法”到底能不能炼出钢，农民的粮食是不是堆满了仓。
在家乡，王震冒着雨，打着赤脚，走东家串西家，问他们都吃的什么，能不能吃饱，乡亲们告诉他，一天只有八两谷子，不够就吃南瓜。
当天，他带着县、乡、村三级干部，走进了秧田。
采访同期声 周青云 （原湖南浏阳县委副书记）
雨越下越大，寒气越来越冷，就这样呢，有的人就嘀咕，这个天下雨，天气又冷，意思就是干不完，就要区委书记提个意见，不要干了，但是谁也不敢。
那一天，王震一声不响地整整插了一天的秧。
我们很难知道，当时的王震是想让干部们继续发扬南泥湾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还是以实际行动告诫他们要关心群众的疾苦，还是以此表达着一个老共产党员对人民群众生活贫困感到深深的内疚？
就在那次，王震还搭乘拖拉机深入到被称为“鱼米之乡”的洞庭湖区的君山农场进行调查。
采访同期声 肖根如 （原湖南省委接待处处长）
我跟你讲，我还是第一次跟王老坐拖拉机，在那里住了一个礼拜，雨还是那么下，我们是船，开到了君山，他那里派车给我们接了，后来泥巴地走不得，最后搞了一个很大的拖拉机，车头有一个人高，就我们三个人，王老坐在后头，靠着把手，我就在后头照顾王老，一个司机开车。所以这里讲起来我第一次坐拖拉机，我是跟王老一起坐拖拉机。
文化大革命——一场民族的灾难。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那天，王震也登上了天安门。但是不久，一块写有“黑帮头子王震”的牌子已守候在他的家门口。王震回家刚走进家门，牌子就重重地挂在了他的脖子上。此刻，王震心中聚积已久的怒火爆发了，他猛地扯下了牌子，狠狠摔在地上。
这就是文革中广为流传的“王震怒砸黑牌子”事件。
事后，王震愤愤地去了徐海东大将的家里。
采访同期声 徐文伯 （徐海东之子）
跑我们家去，找徐大哥去，他说我想不通，我们怎么是反革命，老子把它砸了。这是王震叔叔到我们家去，爸爸就讲，王老弟砸得好，王老弟你要是反革命，我徐海东就是反革命。然后那天爸爸又安慰他，他两个在一块吃一顿饭，就这文革初期。
王震与徐海东的友谊始于延安时期。
因为投缘，两个人在延安见面的第一次就徐大哥、王老弟的叫了起来，之后终生都没有改口。
为此，彭德怀还批评过他们，认为在党内不应该称兄道弟，最后还是刘伯承出来为他们解的围，刘伯承说：“海东和王震是工人阶级出身，他们两个称兄道弟，我看没什么问题。”
1969年，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中，徐海东腿脚不便，庄重地将投票权委托给王震。
采访同期声 徐文伯 （徐海东之子）
到正式最后投票了，正式投票，爸爸当时那个腿不能起来，爸爸就跟王叔叔招招手。王叔叔一看爸爸喊他，王叔叔过来了，爸爸立在那个车子（轮椅）上，一个礼，敬礼，给王叔叔敬了一个庄重的军礼。他说王老弟，因为我的腿不好，我不能投票，我委托你代我投票。王叔叔给爸爸鞠了个90度的大躬。徐大哥，我一定照办。
王震嫉恶如仇，他从来都鄙夷那些没有脊梁的软骨头。在他读过的《岳飞传》的扉页留下了这样的批语：“武将不怕死，文官不争权，国家安康也。”短短三句话，透露出王震对于忠臣良将，为国为民的真实感受。
“文革”期间，他先后在不同场合公开为贺龙鸣不平。周围的朋友怕他惹出事端，反复做他的工作，要他不要再讲贺龙的问题。
采访同期声 王兵 （王震长子）
我的顾虑，第一个顾虑，我有一个老婆，三个儿子，有几百万老部下。这个顾虑我不想牵连别人，要没有这些我就没顾虑，我为了这个可以少讲点。
话是这么说了，但时隔不久，他那毫不掩饰自己观点的个性就又一次爆炸般地显露了出来。
那是中央文革小组派来的两个调查人员，就贺龙的问题让王震表态。当来人说，贺龙是土匪，你要和他划清界线时，王震再也克制不住了。
采访同期声 王兵 （王震长子）
他一听，一拳把桌子一砸，说蒋介石说他是土匪，怎么你们也说他是土匪。你们和蒋介石站在一个立场上，你们才是真正的反革命。
看到这个架势，来人急忙向他解释，这话是林彪副主席讲的。一听这话，王震更火了。
采访同期声 王兵 （王震长子）
他怎么能讲那个话，贺龙是土匪，他不成小土匪啦，我们也是土匪啦，我们跟贺老总革命，他南昌起义也是跟贺老总革命嘛，把自己摆在个什么立场上。哎呀那一场火发的，我看那个时候，这个话要记上，那就是典型的反革命，那还有什么。
那天晚上，王震失眠了，半夜将长子王兵叫到了身边。
采访同期声 王兵 （王震长子）
晚上他睡不着觉了，大概四点钟把我叫起来，他问我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要打倒了你是什么态度啊，你打倒了我和你黑，要黑就黑到一起去。那你和我划清界限吗？我这个界限还能划得清，谁相信，我干脆不划。这个态度就对了，要黑就黑到一起去，咱们都不要划清界限，哪个打倒了就黑到一起去，这就对了。所以那个时候对我比较温和，就像个朋友聊聊天，就是文化大革命他困难的时候，从前往后都没了，过了文化革命又是很严厉的一个父亲，不和我聊天了。
文革中的王震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为保全自己，而去出卖别人的可耻行为。
采访同期声 王之 （王震三子）
出卖朋友啊、出卖同志啊，或者是利用政治斗争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这大概他最痛恨的就是这种人。
正是因为这一点，让一向是父亲眼里乖儿子的王之糊里糊涂地遭受了一次不白之冤。
原因是有人说王之为了保护自己，揭发了别人。这种事在王震的家庭里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那是一个暑假，刚刚进门的王之就被父亲劈头盖脸的怒火打懵了。
采访同期声 王之 （王震三子）
当时我以为这半年不见了，好像还亲一点，但是他脸拉得很长，然后突然就说，如果你去出卖你的朋友来保全自己，你就不要进这个家门。当时发很大的火就说，我当时一下接受不了，脸就煞白，人好像就要晕在那了。
事后，当王震知道错怪了儿子，平日里很少进厨房的他，亲自下厨为儿子做了一碗鸡肉。
采访同期声 王之 （王震三子）
做了一顿鸡，那是吃得最好吃的一次鸡，他就那种湖南的做法，那个鸡很好吃，这件事情就过去了。
1967年的“五一”节比较特殊，一些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就遭到迫害、很久没有露面的老干部应邀上了天安门。王震也在其列。当毛泽东见到王震后，高兴地握着他的手，用乡音浓重的湖南话说：“王胡子！我很久没有见到你了！有人要打倒你，你是打不倒的，老干部也不能都打倒。”接着又对王震说，对那些要打倒你的人要采取宽大态度。王震回答说：我遵照主席的教导。
自此，王震的处境因为毛泽东的这段话而有所好转，但是，他的心情依然很糟，他对家人说：“我还是不理解文化大革命！”
文革期间，王震的家中收留了许多落难的老干部子女，以至于到后来家里的粮食不够吃，王震自己的孩子吃饭要交粮票。后来家里天天吃炸酱面，王震的母亲实在适应不了这种生活，回到了湖南老家。
1969年10月，邓小平、陈云、王震等一些老同志被安排下放到了江西，理由是战备形势紧张。王震当时向周恩来总理提出，要把烈士王若飞的儿子王兴带在身边。总理同意了他的请求。
采访同期声 王兴 （王若飞之子）
他也没说带自己的儿子还是别人，他就提出来把我带上。这么我就跟着他就去了红星农场，他要求到一个农场去，就给安排到红星农场，这么着我就跟着到了红星农场。
临行前一天，王震专程看望了徐海东。因为他放心不下这位与他情同手足的大哥。
采访同期声 徐文伯 （徐海东之子）
但是爸爸是软禁啊，任何人不准进门，王叔叔一听到这个，王叔叔来了，在门外堵着。我王震，我是中央叫我来看海东同志的，他不管三七二十一，门一开他就闯进来了，最后爸爸去世前最后就是见的王震叔叔，这一段很感人，妈妈、我们都在，两个一见面，就抱着，两个人拥抱了半天，两个都流泪，两个都流泪。
当时来到江西抚州红星垦殖场的王震，属“蹲点”性质，所以他还有话语权。在一次生产汇报会上，王震对那些只抓革命、不管生产的人，严肃地说道：“我到各处转了转，看到一些事情很难受啊。生产不出粮食吃什么？吃红土？难道还要靠别人养活我们？”接着王震把茶杯往桌上一墩，情绪激动地说：“大家要安下心来，农民种地，工人做工，教师教书，学生上课，一律不许胡来。从今天起，白天必须搞生产，总场办公室的人都下去包队，哪个游手好闲，我就对他不客气。”
采访同期声 吴兵发 （原江西红星粮贸公司副经理）
他带领我们在外面检查工作的时期，路上看到有牛粪，都是他自己亲自把手（伸出来），蹲下去，捧着弄到田里面去，其他的党委书记统统跟着屁股走，看到他动手干，他不得不也要干，不然没有他良好作风的带领，有的干部就顾着自己还是个干部的身份，中央领导都可以这样做，我们怎么不可以这样做呢。所以说他在这里，人民群众好拥护他，爱戴他。他对人民群众也相当关心，亲自下地干活，巩固畦垄。
眼前这张照片，有谁会相信这就是王震。
还是他的亲密战友李先念说的透彻：王震这个人从来不要什么乌纱帽，有一顶草帽就行了。
采访同期声 李汝庆 （时任红星垦殖场兽医技术员）
旁边这个是杨师傅，是他请来的一个老农，湖北浠水县的一个老农。他可是带着一大帮科技人员、老农，这些人来搞科学种田。王老那个时候虽然是在红星，那个环境，那个时代，他就是想把那搞实验，搞科研，实现他的理想。
李汝庆，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转业老兵，因海外关系被部队清除，分到红星垦殖场当了一名兽医。是王震卸下了压在他身上多年的包袱，让他步入了正常人的行列。
采访同期声 李汝庆 （时任红星垦殖场兽医技术员）
解放我的那个时候那一天，我哭着回去见我老伴的，跑着哭着回去的，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没有人把我们当人看的。
就是这位兽医，在王震伤病复发，疼痛难忍，周围人又束手无策，着急没办法之际，缓解了王震的疼痛。
采访同期声 李汝庆 （时任红星垦殖场兽医技术员）
后来我就赶快找服务员，拿个热水袋，给他热敷，后来就马上找栗勇他们拿药过来。很滑稽的王老。很随便，太随便了，跟我们。一起洗澡，温泉，抚州温泉有个大澡堂子，我给他擦过背，就随便到这种程度。
采访同期声 陈国基 （王震炊事员）
他有胃病啊，出去你馒头多烤一点，我如果到哪个地方开会，我就提前通知你，你多烤一点，我没吃饭我就拿几块放在口袋里，饿的时候我就这么吃，比如在农场的时候，吃了早饭，我们到农场去劳动，他说你就老规矩，多烤几个馒头，搁一个纸包放在口袋，他等一下饿了他向你要，你就给他吃，就吃烤馒头。
王震在红星垦殖场期间，同样遇到了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调查人员。王震给予的回答是：“我王震的部下犯了大错误早枪毙了，轮不到你们翻老帐。他们都是清白人，是有功之臣，毛主席还表扬过他们。”
王震的无畏触动了调查人员的心，回到新疆后，他们将原话转告给了那些尚处在关押中的人们。
采访同期声 赵予征（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
这件事情他给我一讲以后啊，我一听高兴坏了，那个时候有谁敢给我们这些人讲话呀。那个时候我们成天被打倒，什么批判走资派啊、修正主义啊、三反分子啊、刘少奇的代理人啊，张仲瀚死党啊，就是这些东西，成天起来骂，广播上都是拿高音喇叭，成天起来（骂），哪有人敢（说真话），我不跟你讲有些人明明知道你（冤枉），但他不敢说。王震不同，特别是当时对丁盛，丁盛是林彪里边的，谁敢说。在兵团只要是谁反对他们，就是反对无产阶级，那么就要批判就要专政啊，王震说他们不是好东西，我们听了太高兴了，那个话在当时除了王震没有人敢讲。王震在那样的情况下对他的部下，所以我们为什么对王震同志那么尊重呢，常常是有原因的，在你最困难的时候，他是这个态度。他当时也是下放啊，也是在一个农场啊，他处境并不好啊。那样子情况下他说我们这些人是有功之臣，是受过毛主席表彰的。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暴发，党内的政治生活出现了转机。半个月后，王震回到了北京。随后不久，他被任命为国务院业务组列席成员，后来又改为正式成员。这个机构在当时相当于国务院常务办公会议，是抓经济工作的统帅机关。
1975年，在四届人大召开后，67岁的王震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铁道、邮电、交通和供销。
在“四人帮”横行的那个年代，王震是党内反对“四人帮”最为坚定的代表人物之一。
采访同期声 彭富九 （原总参谋部三部部长）
他（叶帅）就跟我讲，他说，王胡子是第一个提出来要把“四人帮”搞起来，他胆大。
在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王震冒着巨大的风险奔走于一些老同志之间，通过他的积极联络，很快，一批被“四人帮”长期打击迫害的领导干部思想统一了起来，更加坚定地和“四人帮”开展斗争。
“四人帮”被粉碎之后，由于长期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党内生活依然处在不正常中。
1977年3月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大会事先就定好了两个基调：一是有关邓小平的问题不讨论，二是天安门事件不说。但会上，在王震却站了出来。他慷慨陈词，说出了“邓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天安门广场事件是首都人民对‘四人帮’罪行的群众性声讨”等大家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采访同期声 王军 （王震次子）
我的父亲是话讲得比较激烈的，说天安门事件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列举了毛主席对邓小平的评价，现在必须要由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
因为那次会议的基调所致，会后，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给王震打招呼，要求收回在会议上的讲话意见。
采访同期声 王军 （王震次子）
那天开完会回到家里头，正好碰到我在家，收回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你看怎么样，我说那你可不能收回，他说我要有一点想收回的意思，也是为了你们和他的孙子，要没有，我根本就没顾忌了。我说这可不能收回，你要收回我们做人的面子都没有了，大概就这样，他就没再吭声，即使是在很大的压力之下，他也始终没收回他这个讲话。
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王震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继续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国防工业。在中共十二大上，他依然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不久，他响应党中央“干部队伍年轻化”的号召，退出政治局，被增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在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1979年，时任副总理的王震亲自带领国务院数位部长来到深圳视察，鼓励他们支持深圳的改革思路，对深圳初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采访同期声 梁广大 （原珠海市委书记）
当时有很多“左”的思想，还干扰很大，当时尽管中央有文件怎么去办特区，和怎么去改革开放，但是人们的认识不是我们所想象这样，当时感觉办特区，很多人说是搞资本主义的。还是这一套，特别也快对外开放了，跟资本家打关系了，又跟资本家勾通了，很多人说你跟资本家勾勾搭搭，不知有什么问题。我们干部感觉很别扭，这样搞行不行，认为社会上有很多舆论，这样搞改革开放又搞资本主义，跟资本家打交道，拉拉扯扯，说很多干部到时候如果运动一来，感觉有些人就说不清楚了，说走资派还在走，这样一些阴影还是蛮大的，加上干部那种精神状态，在那个左的（观念中）还没有解放出来，对计划经济这一套还是根深蒂固的。
1984年，王震陪同邓小平到深圳特区和广州、珠海、厦门、上海等地视察，回京后，他向中央递交了一份报告。这个报告在1984年春天，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上，被作为主要文件下发。其主要内容就是旗帜鲜明地为改革开放叫好。
采访同期声 梁广大 （原珠海市委书记）
当时他年纪也不小了，他也积极来推动，他快八十的时候，一样来推动。所以我认为王副主席这方面真的对改革开放，试办经济特区怎么办好，这一点都亲历亲为。
新疆与王震有着某种扯不断的情缘。1980年秋天，受中共中央委托，刚刚动过膀胱癌手术不久的王震，就登上了飞往新疆的航班。
这依然是一次临危受命。
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党的民族政策受到破坏，在新疆工作过多年的王震知道，这种动荡会危及边疆的稳定，而边疆的稳定，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人民共和国来说，至关重要。
采访同期声 赵予征 （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
王震在新疆很有威望。叫他来，那时王震已经七十多岁了，年过古稀，身有重病，从1981年到1982年先后四次来疆，就是一个正常人这么跑也是够（呛），来来回回坐飞机，就是来疆。飞南疆、到北疆，到伊犁，开座谈会，访问安慰受害群众。
这一年，王震先后四次抱病入疆。在他的努力下，新疆的局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被撤销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得到了恢复，重新成为建设新疆、稳定新疆的重要力量。
辽阔的新疆大地，到处留下了王震的足迹，留下了王震恳切坦诚的话语。他不辱使命，又一次为稳定新疆、发展新疆做出了贡献。
王震就如同荒原上一株挺拔的胡杨，只要他站立在土地上，就会把根深深地扎向土壤深处，在寒风中高昂起自己的头颅，把那一片绚丽耀眼的色彩留在中国广袤无垠的大地之上。
第六集 枝叶关情
1951年的深秋，一架轻型飞机盘旋在这片名为博斯腾湖的湖面上。时任中共新疆分局书记、新疆军区代司令的王震就坐在这架飞机上。
博斯腾湖，中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古称“西海”。王震让驾驶员一圈又一圈地飞翔在博斯腾湖的上空，他兴奋极了。透过挡风玻璃，辽阔的水域，烟波浩渺，一望无际，水边芦苇茂密，苇花的白色和湖水的湛蓝构成了一幅精美绝伦的图画。
新疆，对1949年进疆前的王震来说，还只是地图上的一块不同的颜色。但自从他踏上这片土地的那一天起，就深深地爱上了它。
采访同期声 修新民（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师长）
他经常让我们挂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新疆是六分之一。他始终给我们讲话，没有忘了新疆是全国的六分之一，有几个浙江省大，有几个四川省大，有几个福建省大，有多少个台湾省大，新疆这个地方是个好地方。直到他晚年最后一次到这来，他都谈到这个地方的重要性。
对待土地如此，对待那些在新疆与之同甘共苦的同事、朋友，王震更是一往情深，几十年如一日。在今天的新疆，当人们谈起王震与陶峙岳的友情往事，还无不为他们之间的手足之情而感慨。
陶峙岳是位军人，曾任国民党第77军军长。18岁投身辛亥革命。抗战时期，参加过淞沪战役，率兵坚守蕴藻浜，与日军激战20多个昼夜！
1946年，由张治中点将，陶峙岳两度赴疆，忍辱负重，为了祖国的统一维系着新疆的和平。
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较量中，陶峙岳置身家性命于不顾，最终选择了和平起义，把一个完整的新疆交给了新中国。
正是从那时起，陶峙岳和王震，这两个曾经分属于两个阵营的将军走到了一起。
这一走就是整整四十年。
刚起义时，陶峙岳对共产党还心存疑虑，他在箱子里藏了六根金条，随时准备告老还乡。但是，不久他就把金条全部上交了军区。
这是因为陶峙岳从王震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磊落。后来，陶峙岳历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
晚年的陶峙岳，结束了“少小离家”的日子，回到故乡安度晚年。从那以后，王震每过长沙必去探望。
采访同期声 肖根如 （原湖南省委接待处处长）
也是很关心。陶峙岳比王老的年纪还要大一点，到陶峙岳那，后来他们两个人的感情是，谈完送下来，陶峙岳送完了到门，下来这个厅，还要走几层，下了门以后，王老又把他送回去，两个人来回就这么样。
陶峙岳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平生是讲义的。人说得一知已足矣，我倒有两个重情义有胆识的知已，一个是王震，一个是张仲瀚。”
张仲瀚出生在河北一个官宦人家。
“七七事变”后，他拉起了一支名为津南自卫军的抗日队伍。八路军进入华北平原后，津南自卫军编入一二〇师，张仲瀚当了团长。从那时起直到王震离开新疆，他和王震一直工作在一起，曾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
1952年，王震离开新疆时，曾叮嘱张仲瀚和三五九旅的另一位老兵，后任农一师师长的林海清：“谁走，你们都不要离开！”张林二人答应了王震。这一句承诺价值千金！从此，两人像钉子一样钉在了边疆，直至去世。
林海清，红军长征时期任六军团18师营长，参加过抗战、南泥湾大生产，1949年跟随王震入疆至阿克苏，后任农一师师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林海清成为王震属下的一员爱将，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林海清工作踏实，做得多而说得少。
采访同期声 段晓兰 （林海清夫人）
我们一辈子最佩服他，哪一个领导都不是像他那样，说到做到，所以我老伴林海清就跟随他一辈子，听他的话一辈子，哦呦最服了。但是王老一辈子没骂过他，没批评过他。
“文革”期间受到残酷迫害的林海清，1973年被解放后，来到北京治病。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居然是他进疆后二十四年内的第二次离开新疆。
在北京治病期间，已经60多岁的林海清，本想向王震提出退休回湖南老家的请求，但当时的王震却让他把帽子摘了。待莫名其妙的林海清摘掉帽子后，王震围着他转了一圈后说：“头发还没白呢，还能继续干，回去！”
话是这样说，王震还是给湖南当时的省委书记写了封信，介绍了林海清，并嘱托好好照顾林海清在湖南的家人。
采访同期声 段晓兰 （林海清夫人）
1952年回过一次家。从当兵到1952年第一次回家，还见了他母亲了。后来从那回来以后就一直在阿克苏。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还有一位来自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军官。他加入革命队伍的过程，颇有传奇色彩。他的名字叫麦宗禹。
1947年4月，在延安保卫战的羊马河战斗中，王震的部队俘虏了国民党军整编第一三五旅代理旅长麦宗禹，麦宗禹在他以后的追述中曾有过这样的记录：
“14日激战到下午4时，解放军全线出击，就这样被俘虏了。我见到王震司令员、王恩茂副政委，互通姓名。随即他们率部队向东行进，我也跟着同行。傍晚，到达一个小村庄的一间民房内，和他们一起吃晚饭，当晚我被安排在一个土炕上，与王司令员同睡一起。当时我在想：在前数小时，双方以步、炮兵战斗厮杀，现在像朋友一样。共产党人的伟大胸怀令我非常敬佩。”
麦宗禹后来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共产党人，并随大军入疆，在开发新疆的过程中，建立了功勋。在他的一生中，麦宗禹始终没有忘记陕北农村的那个夜晚，和那个小土炕。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30周年的时候，任中央代表团团长的王震来到兵团农六师视察结束后，王震提出要见麦宗禹。
采访同期声 华士飞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
是王震将军亲自介绍他入的党，所以当时王震同志提出来要见麦宗禹，是我专门派车去把他拉来，他们非常高兴，就像见了亲人一样，是给我这么一种感觉，我深深地感觉王震将军胸怀的博大，麦宗禹同志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共, 产党员，但是谁能够想到他原来是国民党的旅长。
王震是一个喜怒形于色的人，他的脸就是那颗心的晴雨表。
与王震共过事的人都知道，王震的脸上，一般情况下似乎可以看出两种温度，热和冷。说热，他常常开怀大笑，发自内心的笑；说冷，他又时常神情凝重，冷眼相向，有时甚至雷霆大作。
尽管这种冷与热有时会发生偏差，但始终不会脱离真实。
采访同期声 路波 （三五九旅老战士）
对人，他是从心眼里，不管是对战士，对干部，那都是很爱惜的，一个个的，有的时候我们到他那个房子里去了，也去了，也不常去，常去不行的。到他那去，就翻他的那个抽屉，一看里面有条烟，拿了。他回来了，他说，哎给我留下一包，给我留下一包，他就拿走了，别人拿走了，给他留下一包。这样的首长你到哪儿找去啊，你现在去找一找，看看还有吗？什么叫老传统啊，老传统都是通过实践，通过自己的行为，来表现出来的行为，来感动了别人，大家都说这个好，这才成了光荣传统的嘛。
彭德怀是王震的老上级，和王震一样也是湖南人。人们常说湖南人有一股犟劲，还有人形容是骡子脾气。彭德怀与王震之间常常会因为工作关系发生争执，有时甚至到不可开交的程度。彭德怀曾经这样比喻过两个人的关系：“我和王胡子像一个槽里吃草的两头湖南骡子，吃着吃着就踢起来了。但我们拉起套来，使的却是一股劲。”
就是这两头湖南骡子，在1959年以后却再也没有又踢又打的时候了，原因是在这一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受到了批判和不公正的处理。
采访同期声 王兵 （王震长子）
后来彭老总这一打倒，在庐山会议上，他在庐山会议回来就非常难过，回来第一件事情就告诉我，彭老总打倒了，非常不公平，我非常气愤。我说你和彭老总不是也挺别扭，他说那个都卵大子个事，那什么卵大个事吵吵架算了，彭老总真是一个革命家，赤胆忠心的一个革命家。
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王震在公开与私下，再也没有说过彭老总一个“不”字。后来，在为彭德怀平反的问题上，他也是最积极的倡导者之一。
采访同期声 王之 （王震三子）
他给予很大的同情，他没有说人家挨整了，哎呀你过去整我你看你得到报应了吧，一点都没有这个，完全是出于非常同情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有的时候不能说他在所有路线里怎么正确，但是至少没有包袱，没有什么历史的欠账，或者说对一些同志的欠账，应该说基本上没有。
黄振荣，原三五九旅营长，后任铁道兵三师师长，北大荒八五二农场场长。1955年，黄振荣遵照王震的指示，带领着700名官兵，深入荒原，两年开荒51万亩。就是这样一位功臣，却在“文化大革命”10年动乱中含冤死去。当人们为他更衣的时候才发现，为了在冰雪严寒中开垦北大荒，他十个脚趾头已经被冻掉了九个。得知黄振荣的不幸遭遇，王震极度悲愤。
粉碎“四人帮”后，为了给黄振荣平反昭雪，王震四处奔走。就在为黄振荣书写墓碑时，这位无数次置生死于度外的老将军却怎么也写不完那短短的几个字。
采访同期声 赵英华 （黄振荣夫人）
他当时写得虽然是挺激动，但是情绪挺好的，写完了然后他看一看我，他又看一看黄振荣的那个墓，最后把笔就扔了，扔了然后就把脸转到那边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看看他，等我转过身看他掉泪了。
1991年，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64周年的那一天，王震委托夫人王季青携家人，专程到黄振荣的墓前为他敬献了花圈。
采访同期声 赵英华 （黄振荣夫人）
拿着个花圈，写的是黄振荣千古，一九八几年我记不清楚了，王震敬挽。
在王震众多的战友和部下中，王震的孩子们难以忘怀的人中，有一位是曾任西北野战军独四旅政委的杨秀山叔叔。那是在解放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夜，一天，王震高兴地对长子王兵说：“仗快打完了，我们要胜利了，你老想打仗，我带你去前线看看。”
当时的王兵只有11岁。
采访同期声 王兵 （王震长子）
我说好啊，那太好了。以后我这一讲，让王之听到了，老三。王之听到说爸爸我也去，王之是最小的，爸爸也最疼他。王之一提要求，爸爸也不好拒绝，好好好，你去你去。以后我就决定，我是老大，王之跟着我们坐一个中吉普，就上吉普车。结果老二王军听到了，我们上前线，把他扔下了，我们车已经开了，他就拼命地追，一边追一边哭。我爸爸也不忍心了，停车停车，就让王军也上来了，这样我们就坐了个中吉普车就开到前线去了。
可到了前线，听到枪炮声的王震，哪里顾得上别的。他不停地听汇报、下命令，自身位置越来越靠前，竟然忘记了自己还带来三个孩子。
采访同期声 王兵 （王震长子）
我们在阵地上就跑来跑去，特别兴奋，就像过年一样，过年放鞭炮一样，很热闹，跑得就哪枪声大，我们就带着往哪去。
采访同期声 王之 （王震三子）
但是杨秀山还是顿星云的警卫员看到我们了，哎，说你们三个怎么跑到这来了？那已经是跑到差不多是最前线了，那机关枪、炮都能看得见了。
就是这位当年保护孩子们的杨秀山叔叔，解放后曾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却遭到迫害被关押。
1973年3月，刚刚脱离困境不久的王震来到武汉视察。当他向在场的湖北省一些领导人询问杨秀山的下落时，得到的回答是：还在关押。王震当场雷霆大发，质问：“杨秀山有什么问题？为什么现在还不放出来！”几天后，当被释放出来的杨秀山见到王震时，百感交集，泪流满面。
就在王震前脚刚离开武汉，告状电报就到了北京。叶剑英一见王震就笑着问：“王胡子，你在武汉又放了炮！”王震这才知道有人告了状，他坦荡地说：“我是骂娘了，滥关无辜，长期不放，岂有此理！”
当时，“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中，有多少人面对他人的冤案却唯恐避之不及，那时候敢讲真话无异于引火烧身。对此，王震不是不明白。
早在30年代初，苏区“左倾”错误路线下的“肃反”扩大化，当时的湘赣省委认定酃县县委书记张平化是敌特骨干分子，原因很简单，一是红军烧毁酃县祠庙时，张平化说烧毁文物不对；二是有人高喊“烧尽土豪的房，杀尽土豪的头”，张平化认为这口号是错误的；三是他同情“肃反中”被冤屈的同志。
此时正赶上王震去酃县，于是省委把处决张平化的任务交给了王震。
到了酃县，王震了解到张平化领导的酃县县委是湘赣边区最为巩固的苏区政权。这个一家七口被反动派杀害、毕业于师范学校的年轻人为工作奔忙，常年赤脚，脚底板厚厚一层老茧竹签都扎不透。这样一个人，怎么会是反革命呢！王震冒着生命危险，拒绝执行省委的错误命令。相反，想方设法地将张平化保护了起来。
采访同期声（资料） 张平化 （时任中共酃县县委书记）
不用说是派一个王明路线的打手，就是派一个怕负责任的人，不敢冒风险的人，也会把我抓掉。因为你不抓，省委决定了是反革命了，你不抓，你自己是不是反革命呢？他硬就不抓。这王震好大的胆子的，他相信，他不怕，不怕人家怀疑他。我看这个首先是党性强，敢于负责，再呢，他自己也是，历来知道是个英勇善战的人，信得过的人，党内都是很相信的，他自己不怕冒这个风险的。
这件事过后，王震从未向别人提起过，张平化本人也一直蒙在鼓里。直到1944年，任弼时在延安的一次座谈会上，方才揭开谜底，他对张平化说：“不知你晓得不晓得，当年是王胡子刀下留人，你才活到了今天。不然的话，你早就向马克思去报到了。”
1986年，在纪念红军长征50周年的时候，张平化深有感触地说：“由于王胡子刀下留人，使我张平化多活了55年，我将永生不忘。”
建国后，张平化先后任湖南省委书记、中宣部部长。
在外人看来，王震是个见棱见角，办事说话刚正威严的人。即便是胸中装满热情与善意，但从外表上别人也很难窥视到。对于家人来说，王震平日里的威严早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
采访同期声 王军 （王震次子）
我的父亲对我们弟兄三个是虽然表面上很严厉，但我们能体会到他对我们的真正实实在在的爱。
采访同期声 王兵 （王震长子）
也是一种享受，我有时候看他骂王军，王军在那直挺挺站着，他转过脸来他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王震的夫人王季青是1938年在太行山下与王震结的婚，而撮合两人的媒人正是贺龙。贺老总的热心肠王季青心知肚明。而贺龙对王震的高度评价，也使王季青心里有了底数。从那以后，她平心静气，不显山、不露水地跟着王震风风雨雨、相濡以沫，整整走过了半个世纪。
采访同期声 王兵 （王震长子）
（我母亲是）绝对正直和诚实的人，她半点假的都没有。我父亲有时候高兴还吹点牛，我母亲没有，那是一点假都没有。
解放后，王季青选择了一所普通中学，当了一名校长，这一干就是十一年，正应了她所说的一句话：我这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办好一个学校。
1958年大跃进，全国上下到处放卫星，面对刮得沸沸扬扬的浮夸风，王季青却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一向讷于言的她向区、市各级政府表达了自己的不同观点。为此，在1959年反右倾时，她受到批判，被调离了学校。
采访同期声 王军（王震次子）
我母亲被闹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了，那个时候他对我母亲那段时间都特别好，也叫我们处处都要关怀老母亲，让我母亲思想上没包袱，还给我们说，她的看法都是对的，我的看法比她还强烈。
那个阶段的王震在家里像变了一个人，一改往日惯有的冷峻面孔，同时在妻子面前出现的频率，骤然增多。孩子们都知道，不善言辞的父亲是在用一颗温暖的心安慰着母亲。
这方给予王震生命的土地，始终是他内心深处常常记挂的地方。从50年代末开始，他一次次地回到这里，家乡的贫困面貌始终成为王震心中的隐痛。他厌恶领导者到基层只是听汇报发指示，同时他也不能容忍这片土地的主人听天由命，无所作为。
采访同期声 肖根如 （原湖南省委接待处处长）
而且老人家在那里，把生产队的人（叫来）晚上开会，要怎么，要上山开会。开到两点钟了，我就跟警卫于益民，我们两个人就跟老人家讲，王老啊是不是已经两天（没休息）了，应该请他休息，他怎么讲呢，你们要休息你们去休息，我还要接着开会呢，会还没有开好呢，我们就不敢做声了，要求就这么样严。第二天，在这里住着，要种植些树，他亲自挖地。上面还下雨。又没有蓑衣穿。把头啊一身都打湿了。
采访同期声 周青云 （原湖南浏阳县委副书记）
很亲切，他也留着你不要你走，不要你走，向你调查问这问那，问这问那，所有情况，什么计划生育了，什么资源土地了。
1962年，回到家乡的王震，看到有几只鸭子跑到生产队的地里吃谷子。他生气地问：“这是谁家的？”旁边的人告诉他：“是你弟弟王余美家的”。这下他火了，对跟在身后武装部的胡科长说：“我命令你把王余美家的鸭子抓起来赔到生产队去”。当时那位肩佩大尉军衔的科长不知如何处理是好，正在犹豫，只听王震大喝一声。
采访同期声 周青云 （原湖南浏阳县委副书记）
上将命令你大尉到王余美家里捉十只鸭子赔。
采访同期声 陈国基 （王震炊事员）
不管你是谁，你是亲戚也好，什么也好，到北京来，找工作，行了，找工作可以，你，北大荒，新疆，别的地方（不成）。他出去好多年，一个什么亲戚啊全没有，北京没有。一个也没有。
晚年的王震，对新疆和北大荒的眷恋之情至今还令那里的人们难以忘怀。在王震心中，那里有他心驰神往的辽阔土地，有他割舍不下的劳动者。
1990年5月，在北京家中的王震对北大荒来的领导同志情绪激动地说：“我要回去，再不回去，就要与世告别了。”
这一年的7月，他去了北大荒。
在北大荒，王震走进了一个个当年铁道兵老战士的家，看望了许多今天都不再年轻的拓荒老兵。
采访同期声 叶剑青 （原黑龙江八五二农场计统科统计师）
我记得是1990年的8月3号，这一天呢，是我，是我家感到最光荣的一天，也是难忘的一天。这一天，当时的国家副主席、上将，王老到我家去了。
采访同期声 潘海震 （原黑龙江农垦牡丹江分局老干部办公室主任）
王震部长、司令员那么大年纪了，还跑来看我们，你想想，王震司令员对党对国家多么忠、多么爱？
那是1990年8月3号的晚上，北大荒八五二农场的数万名干部职工及家属听说到王震要离开的消息，人们打着手电、举着火把，从四面八方不约而同地聚集到了场部的街道上，他们要为王震送行。当天许多老兵的胸前都特意挂满了奖章、纪念章。
采访同期声 岳志成 （原黑龙江八五二农场党委书记）
向八五二的群众鞠了鞠躬，深情地三鞠躬，最后上车。当时负责保卫的怕影响他的健康，意思就是招招手就行了，他不同意，非要下车不行，下车深深鞠了三个躬，这才上车走的，迎接的时候也是，迎接的时候因为走这一边嘛，等了大概就是群众自觉地等他呀，就等他，队伍整齐好以后就自觉等他，等了将近四个小时，没有离开，没有散开。男女老幼都出来了，确实是（感人的）。
1991年8月，王震终于来到了让他魂牵梦萦的新疆，这已是他自1952年离开后的第十四次回家了。
这也是王震一生中最后一次来到新疆。
就在入疆前不久，他的腿刚刚摔断且尚未痊愈，医生不同意他外出。但王震恳切地对医生说；“我是在替这些人当国家副主席呀，就让我去吧！”
来到新疆，他迈着艰难的步伐，走也走不完，看也看不够。
当听到老兵们说：“为了新疆的建设，我们就是献了青春献子孙也在所不辞”时，王震眼里噙着泪说道：“你们跟着我受苦了。”
采访同期声 赵予征 （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
跟着王震同志进军新疆的有好多老红军、老八路、老解放军，他们在解放全国人民的时候啊，在南征北战，他们冲锋陷阵，他们好多人都是负了伤，是有功劳的。这样的有功之臣进了新疆之后，又在这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开荒种地。他们不为名不为利，一直为了开发建设新疆，为了守卫祖国西大门，一班岗站了半个世纪，有的已经长眠在天山脚下，去世了，有的现在大都是白发苍苍了，现在大多数已经去世了，跟他进疆的那一批，现在像留下我们这些很少了，大部分现在白发苍苍了。现在想一想他们是为了什么，现在有人一个月工资一下几千，就多少多少的，他们可不多啊，他们好多在农场退下来（工资）很少，他们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他们子孙还在这个地方继续为守卫祖国西大门奋斗的啊。
1991年11月，王震病情恶化。
邓小平派夫人卓琳和女儿邓榕去医院看望王震，劝他安心治疗。
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百忙中来到医院。
时任国家政协主席的李先念，听到王震病情报告后，眼圈红了。他叹了口气说：“胡子吃苦了！”
陈云也给三○一医院打去电话说：“王震对我们党是有功的，一定要尽全力抢救！”
1993年初的一个下午，和往常一样，王震由工作人员推着轮椅回到他居住的地方。到了门口，正在执勤的战士向王震行举手礼。令人想不到的是，王震竟然从轮椅上挣扎着站起身来，吃力地挺直了腰，然后深深地向这位战士鞠了一躬。
1993年3月12日15时34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王震在广州逝世。当晚，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从北京打电话给王震的亲属，表达了对王震的深深怀念和对王震亲属的慰问。
3月20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送别室，王震的遗体静卧在鲜花翠柏中，身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在王震的遗体前，摆放着王震的夫人和孩子们献上的花篮。胡锦涛、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护送王震的遗体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和中国驻外领使馆下半旗致哀。
4月4日，清明节。北京西郊机场笼罩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就在这一天，王震又将从这里启程，他要飞回新疆，飞回到他一生最为牵挂的地方。
他实现了把骨灰洒在天山南北的遗愿，他践行了与那里的老兵和各族人民永远相伴的诺言。王震终于完成了他最后的心愿。
采访同期声 郭刚 （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
王老是把他的骨灰撒在新疆，撒在天山上，他要和他带来的老兵，死了以后也一同守卫边疆。
天山脚下，那一株株胡杨，一片片农田，一座座工厂和学校，仿佛都惦记着和将军的那个约定，都在静静地等候着他的到来。
多年前，诗人柯岩在亲眼目睹了王震与新疆生死相依的情景后，曾经写下这样的诗句：
假如明天我就死去，
朋友，请不要为我哭泣，
因为我永远不会和你分离。
那长长的白杨林带是我们一起栽的，
那无边无际的良田是我们一起开的，
那宽阔平坦的大路是我们一起修的，
那遥远的雪山是我梦里的歌曲……
一诺千金的王震如约而至，万米高空，透过那朵朵白云，宽厚博大的土地早已向他张开了亲人般的臂膀，此情此景，我们可以想象，王震在九天之上，一定是像他以往胜利之后人们熟悉的那样开怀，那样爽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