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入学先要接受“专业思想”教育，历届都如此。

先是请临近附小的老师，也就是我们的“大师姐”作报告，谈她当小学教师的感受和体会，然后又请外边的小学教师作报告。给我们作报告的都是从事小学教育多年的教师，也有解放后从事教育工作的年轻教师。听了这些报告，使我对小学教师的工作有了一些了解，也感到教师是个光荣的职业，要做一个好的教师不是件容易的事。

然而听了这些报告，不知怎么，总有让我感到不舒服的地方。倒不是因为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教师千篇一律的“忆苦思甜”，也不是讲述她们如何克服当小学教师“低人一等”的思想斗争，而是在谈到小学教师社会地位低下时，常常引用这样一句话：“家有三斗粮，不当小孩王。”那意思是是再明白不过了——但凡还有别的出路，也不会去当“孩子王”。

我们这般年龄的人，虽然出生在旧社会，却一直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对解放前小学教师的生活状况一点儿不了解。从长辈们谈话中，对教师这个职业还是很尊重的。在老百姓心目中，“教书先生”是非常体面的职业，似乎没人看不起他们。报告人是否都因为生活所迫、不得已才当上了“孩子王”？继而逐渐爱上了这个职业，并从中找到了乐趣，越干越喜欢，终于干出了成绩，我们不得而知。结论：小学教师光荣无比。

我们不大了解1949年以前要当个小学教师，是否也得有一定的资格，大概也不是谁想干都可以的。因为“民国时期”也有师范学校，培养的也都是小学教师。大作家老舍先生不就是“老北师”毕业的吗？他不会一毕业就去当作家，总还有过一段“孩子王”的履历。那时他家并不富裕，倒也是事实。但得读到一定的水平才可以有资格报考师范，决不会只背过《三字经》《百家姓》就去报考师范。即便师范学校培养的都是“孩子王”，招生条件也不会降得太低。显然，仅有“三斗粮”是无法供他读书并考入“老北师”的。所以我断定：“三斗粮”带有某种程度的夸张。

当然，我更不清楚解放前小学教师的基本收入究竟低到什么程度，也许真有穷到揭不开锅，而从事拉洋车或做家教等“第二职业”的现象。但这是不是老舍先生离开小学另谋高就的原因？本人没有对老舍的这段生活考证过，不知道。

另外，我对“小孩王”这个称呼也比较反感：难道小学老师就是成天跟孩子们在一起，玩玩乐乐，像幼儿园阿姨那样带着他们作游戏？既无“传道”之责，也无“解惑”之任，与其“教书”的本职毫无干系。如果是那样的话，陶行知先生还用出国留学吗？用不着了吧。对过去小学老师的真实情况，我总是想象不出到底是什么样子。我没见过，也没有听长辈们说过被冠以“小孩王”称号的小学教师们如何施教。我的父亲也没有进过正式的小学，他只是在清朝崩溃的前夕，上过一年的“义学”，学的是清末时期由“学部图书局”编纂的《简明识字课本》。那课本很有意思，我至今还保存着。其中有一课书，讲的是大清国的龙形图案的国旗：“世界各国，皆有国旗。我国之旗，绘为龙形，故曰龙旗。国有庆贺，则升旗以祝之。”全课就30个字，告诉学生：国家有庆贺的日子，就“升旗以祝之”。这恐怕是最早的“爱国主义教育”了。这套教材共上下两册，每册一百二十课。课文都不长，文字简单，内容却包罗万象。从衣帽鞋袜到蔬菜瓜果，从自然地理到矿产资源，从行为品格到树立志向，几乎无所不包。我想，教这样的课本，没有广博的知识，非一般“孩子王”者流能胜此任。

因此，先生者，是受人尊敬的。把小学教师称为“孩子王”，是否因为后来的小学老师中确没什么本事、只是为了生计而混饭吃的？也未可知。所以，我怀疑“孩子王”——这种对教师带有歧视、轻蔑甚至侮辱的称号的普遍性。

我倒是听说过以前不少有名的人（如前所述陶行知、老舍等），都教过学，其中不乏也有小学教师，他们是否都曾被人称过“孩子王”？我们不得而知，起码他们自己没有这样“自谦”过。

我认识一位姓沙的老师，就住在我们胡同的西头，曾在一座庙里教过小学，大家对他很恭敬，叫他沙老师，也没人背后称他“孩子王”什么的。那些识字不多的平庸的北京“下层人”，对老师一向是很尊重的，即便是小学老师也不会遭到歧视，被歧视的是那些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在旧社会里，即使是社会底层的穷人，只要他不偷不抢，不做伤天害理的事，都不会被人看不起。瞧不起小学教师的或许是那些达官贵人们，但他们的孩子也得需要上小学呀。过去医生和教书先生是很受人尊敬的职业，而剃头匠、修鞋匠、搓澡的、拉车的等等才是被人看不起的行业。我上小学时，刚解放不久。教我的老师都很年轻，还都上过大学。她们很受家长的尊敬。直到现在，我还像对待母亲一样，看待曾给我知识和做人道理的“妈妈”。后来我当了老师后，一些学生家长还这样说：就跟您的孩子一样，不听话就打，没事，孩子不听话就得管教！

上了师范，准备将来也做老师的我们，为什么非要进行“专业思想教育”呢？是不是如果不巩固自己的“专业思想”，就会学习不塌实，甚至自己改行？这绝对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师范学校一切都是公费，国家培养你三年，毕业后就得服从国家的分配。在计划经济时代，一个中专毕业生，怎么敢不服从国家分配？怎么敢游离开自己的“单位”呢？简直不可思议！

和别人不同的是，听了这些报告后，我的“专业思想”非但没有巩固，甚至对选择上师范有种后悔的感觉。

这种感觉像病毒一样迅速在我体内蔓延开来。我开始看不惯周围的一切，我觉得许多“师哥”缺少男人的阳刚之气，言谈举止带着些女人气。我看不惯他们的做派，听不惯他们缺少了“爷们儿”语气的谈话。学习的劲头儿也松弛下来，成天闷闷不乐。我越发变得老气横秋，从我的日记里可以发现那时的心情：

※一个多月过去了，我做了什么呢？完全是在消耗着自己的青春，促进自己的毁灭，我希望有阵特大的狂风，卷走我周围的苦闷，我希望燃起熊熊的大火烧尽我所有的忧愁伤感，希望有钱塘潮那样的凶猛的潮水，冲净我自身的一切污点，使我变成一个纯洁的人，呵！我希望这狂风、烈火、潮水火速到来，好毁掉这一切。尽管是如此的痛苦，我将忍受下去，忍受下去！……结束吧！如此沉闷的生活！！（1962年10月15日）

※这里的体育、音乐之类实在如同两个小鬼，拉扯着我……（10月16日）

※……即使这三年的师范生活不能给予我快乐，我也将以孤独者的身份自慰，如果可能的话。我也不满意我的表现，对于我的行为，我是要好好检查的，但那些人对我的冷淡、嘲弄或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我，这种举动也是你们所谓的“高尚之风度”吗？

……我不（会）在集体中索取快乐，因为我不想接近任何人。……

（摘自1963年1月5日）

我开始闹情绪了。我周围没有了可以交心的人，连我同时考入师范的初中同学我也不愿意搭理他们。我经常失眠，精神萎靡不振，还常常头疼。去医务室看病，那个一嘴黄牙的校医说我是神经上的问题，让我去外边医院去检查检查。我去了医院，看了看，但依然效果不大。

    到了二年级，我们要去附小“见习”，帮助附小的老师搞课外活动或组织个中队会什么的。这可真是“孩子王”的差事：不知为什么，那些孩子都不愿意和我在一起，我更觉得孤独。我真后悔被保送到这不该进的师范学校！

夜里睡不好觉是最难受的。实在睡不着，索性就出来到操场去散步。大概已经是后半夜了，下弦月虽然只剩下了少半边，但依然很亮。水井边的那棵古老的槐树，长得非常茂盛，黑乎乎的遮盖了一大片夜空。我独自一人在300米的跑道上不紧不慢地走着。只有这时，心里仿佛才得到些许的清净。夜间散步还经常会碰到教我们自然地理的老师，他也是经常失眠。这样，操场上就是我们两人在月光下一前一后地走着，也有时是反方向散步，这样会在某一点上和地理老师相遇，我只是礼貌性地向他点点头，因为这位老师脾气十分古怪，我们之间也无话可说。

这一时期，我最大的快乐就是写诗，在我的日记里曾记下这样一首五言律诗：

《秋晓》

昨夜听风雨，花叶满前庭。小雀高飞去，绵羊草上行。

井边提晓月，茶里盛残星。斯晨无限美，请君抒衷情。

这首诗，我最欣赏“井边提晓月，茶里盛残星。” 一联，后来请教赵老师，他也说这句不错，对仗很工整，有那么点儿诗意。

对专业思想的教育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我的“专业思想”一直也没有很好地巩固住，直到我去实习，去工作，仍然对当个“孩子王”不感兴趣。

我一直梦想着上大学，非常渴望大学里的生活，那一定是充满着神秘与浪漫……。然而上了师范，就不能再报考大学了，这使我感到非常沮丧，也是我的“专业思想”一直没有巩固的原因之一。我始终也没有上过正式的大学，这是我一生的遗憾。

工作以后，我理所当然地做一名人民的小学教师。我满怀信心地走上了讲台，但我真的不适应小学的教学，我不善于管理学生，对调皮的学生不知怎么对付。上课时顾此失彼，按下葫芦浮起了瓢，课堂纪律很糟。我十分苦恼，情绪低落到了极点。小学部的周主任还安慰我，情绪不要太低沉。第一年的工作，我以失败而告结束。

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停课，复课，军训。我仍然不甘心一辈子就做个小学教师，我可以争取当上中学教师，因为我们是外语学院的附属学校，有小学部，还有中学部，我觉得凭自己的能力，是可以教中学的。我的努力终成现实。之后，我又作了进一步的“非分之想”——教高中，当个高中的语文教师！我进修了大专，取得了大专的学历。于是教高中的愿望也实现了。我自学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干别人所不想干的事情，比如给学生开讲座，别的老师不开，我来！这样就逼迫你去看书，看很多书，因为听讲座的可不仅是初中生，也有高中生，讲不出个所以然来怎么行？这样，我逐渐积累知识。后来，北京外语学院附属学校被撤消了，我到杂志社当了编辑和记者。但我对教师这个行业，还是有些留恋。上了一堂满意的课，无异于发表了一篇作品，那种愉悦感是任何人所体会不到的。

直到现在，我也闹不清，我的“专业思想”是巩固了呢？还是消失了。思来想去，自己也就是不愿做“孩子王”而已。

现在的小学教师待遇可是今非昔比了。想到一个重点小学校去谋个“孩子王”职业，可不件容易的事。学校每年收的“择校费”（或曰“赞助费”）就相当可观。小学老师有私家车已不足为奇，“家有三斗粮”已快跃为“家缠万贯”了。我们这代人没赶上这么好的时代，如果晚出生几十年，现在谁还在乎“小孩王”这个招人不待见的称呼——谁爱叫就叫，有钱就行。师范学校也就别再为师范生的“专业思想”大费心思了。

套用一句新疆歌的歌词作为结尾吧——

什么亚克西耶什么亚克西呀，小学教师亚克西！

（2008年6月9日下午4时草，12日改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