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春天，《人民日报》连续刊登了北京、上海中小学进行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些报道，还发表了题为《培养生动活泼 的主动的学习空气》的社论，对当时中小学教育存在的学生负担过重、考试方法不当提出了批评。社论说：“要解决提高教学质量、减轻学生负担这个问题，学校和教师要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错误思想，同时 ，要采取革命的态度改进教学方法，充分发挥学生在学习上的主动性。” 我们看了后都非常高兴：这真是说到大家心坎儿里去了。尽管我们没有升学的压力，但课业负担过重是确实的。我们的一位学习委员对那段生活描述得很详细：

“……每天的6节课都排得满满的。平时即使没有测验，也相当紧张。早操之后是早自习，用来语文朗读或检查背书。背课文由小组长负责，课代表最后统计成绩。匆匆忙忙吃完早饭，便是紧张的4节课，一节课50分钟，几乎是满堂灌。我们像机器一样，拼命地听，拼命地记。中午（指没有午睡的时候）如果作业多，也得写作业。下午就爱犯困，等困劲儿过去，这节课也就稀里糊涂地过去了。两节课后是学科小组活动，一直到吃晚饭。吃罢晚饭，可以自由在操场上散散步，这段时间不到一小时，晚自习的铃声就响了。如果要组织练歌，晚饭后就得马上回教室。接着就是两节晚自习。学生都怕考试，谁也不甘心落后，两三周的时间都花在背公式、背定理、背化学分子式上了，甚至晚上躺在床上还在背……”

我记得刚入学时，总是一会儿一打铃，好像成天就被这铃声驱赶着。后来才渐渐熟悉了这些铃声，每次铃声是在提示你现在该做什么。我们学的是师范，除了不开设外语外，高中其他课程都有，而且还开设了心理课。我对很多课都不感兴，尤其是代数、三角、几何、物理，上这些课真是受罪。许多年后，我还在梦中梦见在为数学成绩着急。化学课还比较爱上，老师讲课比较幽默，大家都爱听，但我的成绩也一般。到了三年级，物理课换了老师，我才对物理课感兴趣了。第一学期，我的数学期末考试不及格，开学还要补考。那年情绪简直糟透了。相对而言对心理课和语文课还是比较喜欢的，尤其对作文情有独钟。对期中、期末的考试、平时大大小小的测验都颇感头疼。有一阵我还经常失眠，半夜起来一个人去操场散步，独自一人在大操场上转，有时还碰上一个光头的地理老师，这个老师也经常失眠，性情十分古怪，上课提问，你还没说话呢，就马上让你坐下，再叫另一个同学。他讲课时总是爱咬牙，似乎很愤恨，又很着急的样子。我们就在操场上一圈一圈地走，谁也不搭理谁。

好在我们学校没有追求升学率的问题，毕业了就分配工作，也不必为今后的饭碗犯愁。对报纸上减轻学生负担的讨论，当时并不清楚为什么忽然对学生的课业负担过重如此“大动干戈”，后来才知道这是毛主席在1964年春节座谈会上，对中小学教育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

毛主席说：“现在课程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要改。我看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的时间。现在的考试方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题目出得很古怪，使学生难以捉摸，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这种做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 我很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是年3月，毛主席又批示：“现在学校课程太多， 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实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

毛主席的这些批评在《人民日报》社论里隐约地透露了一些意思，并没有把老人家的原话登出来。这恐怕也是文革时期，教育界“走资派”们的一条很大的罪状：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阴奉阳为，拒不执行”。

当时传达“上级精神”也就是讲大概的意思，没有说这是毛主席的指示。尽管如此，我们听了还是非常高兴的，觉得这些话说到我们心缝里去了，都在“没事偷着乐”。

上级关于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精神是传达了，但学校并没有有任何动作，认为师范学校的课业负担比其他学校轻多了，领导还问大家：你们感觉课业负担重吗？同学们一齐说：“重——”校领导本希望我们会顺着他的意思说，结果却相反，他只好无奈地笑了。期中考试依然如故，一点儿“减轻”的意思都没有。

直到这个学期末，才把一些课的考试变成了“考核”，大家多少感到有了些许的轻松。

大约快入冬还是已经入冬了的时候，学校团委召开全体团员大会，“非团员”即要求入团的积极分子“列席”，他们都坐在后面。团委书记传达毛主席和毛远新的谈话。当时还比较神秘，只能听，不准作记录。据说这也是“上级的精神”。那时我们也不晓得毛远新和毛主席是什么关系，听他们对话的口气，大概是毛主席的什么人。但我们对这个报告都很感兴趣，听得都非常认真。毛主席说话十分有趣，很对我们的心思。毛远新告诉主席，学校要求他们必须在星期日晚上回学校，毛主席就说，为什么要这么规定，星期日晚上你就不要回去，就造这个反；毛主席还对他说，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阶级斗争不知道，怎么算大学毕业？要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要搞启发式，这个问题在“五四”时期就提出来了，现在为什么还在搞？你们为什么不造反？老师讲得不好，你们可以睡大觉。还说晚自习可以不上。还说，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

这个传达报告，让我们隐约感到毛主席对学校教育不太满意，好像老是在鼓动毛远新跟学校领导“对着干”。还觉得真要按主席说的那样去做了，老师的话不是就没人听了吗？我们将来也要做老师呀。但从学生的角度上讲，又觉得主席的话很有道理，思想确实感到很矛盾。那时，对毛主席的指示，还没有达到“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那样绝对服从的地步。大家讨论时意见也不统一。有的说，学校让星期日晚上返校，还是有道理的，住哪儿的都有，第二天早上来，万一迟到了怎么办？也有人说，怎么会迟到呢？早点儿出来不就行了。有人说真要执行的话，学校可就不好管理了——大家已经习惯了这种奴隶式的学习生活了。

从学校领导和老师的意思上都认为，主席和毛远新的谈话，针对的是大学里的问题，我们师范学校可以参考，但不一定就那样做。所以，这个报告虽然也传达了，并没有给我们的教学秩序造成多大的冲击。真正的冲击是在两年以后的文革。学生造老师的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最早提出的。毛主席还说，我看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历史课主要学习近代史就行了，我们有五千年的历史，都讲的话那得讲多少年？对自然学科也讲了一些类似的内容，意思是没有必要从欧基米德定律开始讲起等等。毛主席对考试方法非常有意见：认为现在的考试方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题目出得又古怪，使学生难以捉摸，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这种做法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毛主席对学生负担过重非常有意见，说这样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

我们现在来看毛泽东当年这些讲话，也不无道理。但纵观他的讲话，前后也有相矛盾的地方。总的来看系统地分析老人家的“教育革命思想”，就不能看出他对那时的教育体系、教育制度、教学方法等许多方面都不大赞成，毛泽东那带有理想色彩的教育改革主张，与他年轻时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比如他提倡生动活泼主动的学习空气，废弃“注入式”，主张“启发式”的教学方法，不就是我们教学上的弊病么？再比如，他主张“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国外就很注意培养学生动手的能力，而我们现在的学生在应试教育的方法培养下，就会考试，经常在国际什么什么大赛上拔得头筹，但我们的动手能力差，缺少创新精神，这些不也是事实么？

至于他鼓动学生“造老师的反”，以至文革中发展成学生毒打老师，这是绝对的错误，但我想这也并非毛泽东的本意。我理解毛主席的学生可以“造老师的反”，是不要迷信老师讲的一切都是对的，要有自己独立的思维，要敢于和老师辩论。你说的不对，我就可以不听。尤其是自然科学领域，出成绩的多是年轻人。而现在论资排辈，教授让研究生为自己“打工”，把学生的成果据为己有。现在有哪个研究生敢和自己的导师对着干？想着招儿巴结还来不及呢，还想“对着干”！

我看对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应该认认真真地研究研究，他的许多思想应该说是比较前卫的。现在似乎一提毛泽东，就和“怀旧”甚至跟否定改革开放联系起来，我们应该走出这个误区。

看看我们现在的教育现状，不还是旧的那套东西吗？甚至有过之无不及。我们不仅把毛泽东批评过的东西又恢复过来，甚至还把那些应屏弃的东西当作宝贝一样推崇。现在“师道尊严”似乎没有了，却出现了校长向学生下跪的一幕，有了侮辱老师的那段新视频！但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再看看那些“重点学校”老师和校长的“派头儿”，牛得不得了，一个普通百姓要走多少关系，花多少钱才能走进这高不可攀的“教育殿堂”？为了让孩子成为一个可以得到分数照顾的“特长生”，家长要不惜血本地让孩子上这个班那个班学习各种技能，苦哉啊哭哉，当今“祖国的花朵”们！

大学里的情况就好么？抄袭论文成风，弄虚作假盛行，我们每年产生数以万计的博士、硕士，数量上可以和教育发达的美利坚和众国相比肩！当然其中也不乏有真才实学者，但其鱼龙混杂良莠不分水分之大名不副实的现象之多，也是不争的事实。中学片面追求升学率，已经到了无药可治的地步，老师的“地位”真是空前提高！大学毕业想谋个中学教师的职位，在一些大城市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天方夜谭，重点小学、重点中学的门槛越来越高，家长在教育孩子上的投资，成了新时期压在百姓身上的“三座大山”（另两座一是医疗一是住房），不是戏谈吧？

假如毛主席他老人家见了今天教育的现状，不知该有多恼火！

我决无意否定我们改革开放的成果，经济方面的改革成果，人民物质生活的极大提高，是世界公认的事实；然而教育方面的改革究竟有多少是成功的呢？

我们还是把答案交给历史吧。

                    （2008年6月3日星期二晨5时于苏塔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