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 Dr. Paul Gerhard Fabricius (德)
1951年，母亲这条线上的祖父，在82岁时去世了，我们这才可以去研究姥爷海尔曼·韦嵩山博士（Dr. Hermann Wittenberg）留下的生活笔记。那个时候，我才5岁，但从一开始，就感觉到他记载了非常非常特别的经历，并且被深深地感染上了。一是因为他的笔记有400百多页，是用特别小的墨水字写的，只有我们的母亲能准确地认那些字并把她在那里面读到的讲给我们听；二是因为那里面有个记载，说的是我姥爷，作为一个年轻的医生，是怎么样在1894年，在香港，抗御痢疾瘟疫的，和他在1909年离开中国时，是怎么样被他的病人当成菩萨送行的。
今天，在我和你们，亲爱的俱乐部的朋友们，一起踏上韦嵩山博士在中国的足迹时，我先得给你们简要地讲一下我姥爷的生平。他是1869年生的，生在了一个老式的威斯特伐伦(Westfalen)、从来就没积累得了财富的教师家里。我姥爷想学医。要想学医，就得弄到学资才行。在我姥爷还是孩子的时候，他就对传教士写的关于非洲的事情感兴趣，所以他就一直在看传教士组织出的各种杂志。这么着，他就知道了，谁学医需要钱，巴色传教会(Basler Mission)给提供，不过必须得答应之后给巴色会干事儿。
需要补充的几点是：到1850年为止，20到25岁的传教士，只要他们离开了欧洲，死亡率是极高的，在60%--80%之间。只有大约五分之一的人活过头几个星期和几个月。那时有个”西部非洲是白种男人的坟墓“的说法。因为这个原因，原则上是，所有的准传教士必须是未婚的。只有视情况，看他们能抗住了所在传教地的热带酷暑，或拉布拉多(Labarador)严寒之后，才准结婚。这样，传教会在一开始，就减少了万一一家之主出了个三长两短，当然要由他们来管的孤儿和寡妇的数量。过了考验期之后，结婚是相隔远远地先说好，然后再把未来的生活伴侣从欧洲送到她的新郎那里。大多夫妇，在结婚之前一面儿都没见过。那本有名的《西藏婚礼》，对这样的命运有描述，你们在座的人可能有谁知道这本书。医疗方面上的事情，得由传教士自己去张罗。大多情况下，传教士上个医疗护理班，并且得知道些，在众多的危险当中，有哪些是他们要做精神准备的。无论是殖民地的公务员，还是传教士，对当地土生土长的人用的药材和器械，常常是没道理地有的用，有的不用。
要抓住的一点是：直至上一世纪前半段儿，欧洲的医学，对有效地抗御非洲，或亚洲的流行病，基本上是不合适宜的。因此，把花了很多钱培养出来的医生派到传教地也就不值了。即便这样，巴色会在上个世纪的1831年，也就是在医学史大变革之前，就已经把第一位瑞士医生克里斯提安·弗里德里希·寒则博士（Dr. Christian Friedrich Heinze）派到了西非的黄金海岸，因为相对于不停地打仗，被整得困乏的德国各诸侯国来说，巴色会有较多的资金。这是巴色会的一大功劳。然而，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欧洲医疗保健上的”突破“是晚些时候的事情了，也就是在1885年，通过又派遣一位瑞士教会医生--有“现代热带病学之父“之称的鲁道夫·费雪博士（Dr. Rudolf Fisch）到西非才有的。他行医时，把德国和法国具有革命性进展的医学成果用上了。
在上个世纪下半段儿，欧洲的医学研究呈现出来的有效成果有：1876年，罗伯特·柯霍（Bobert Koch）根据炭疽病证实，鼠疫和霍乱、产褥热和破伤风、斑疹伤寒、痢疾和肺结核，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些感染病是因为微生物传染造成的。这些病，现在只要通过采取人与家里的动物隔离等专门的卫生措施，就能有效的防御。路易·巴士德（Louis Pasteur）和马克斯·冯·佩腾科弗(Max von Pettenkofer) 与罗伯特·柯霍、恩斯特·冯·贝林(Ernst von Behring)等人一起开创了一个医学全新的领域，这就是细菌学。一夜之间，在热带地区，欧洲的医学就比当地人的治疗方法高出了一大截。与此同时，也终于使欧洲人在完全另外的气候条件下，死亡人数大幅地下降了。
我姥爷接受巴色会的条件，从1888年夏季学期开始，在波恩大学读他的医学专业。那时他18岁。之后他在巴塞尔(Basel)继续求学，并于1893年在图宾根（Tübingen）通过了国家考试，结束了学业。在这些年期间，巴塞尔的计划已经有了大幅的扩张，以致提议让我姥爷去中国南部的广东省、中国客家人的都市嘉应州。在图宾根大学生圈里，当有人吃惊地问他，干嘛想去野蛮人那里时，他回答说：我不是去野蛮人那里，而是去具有非常古老文化的人那里。跟他接触时，中国人感觉到了他对中国人的基本态度，之后很快就有了互相信任。把中国人看成是有文化的开化民族，在那个时候，在威廉二世皇帝统治下的德国，还不属于被普遍认可的观点。
起初，韦嵩山博士先被派到伦敦半年，让他完善英语，并在圣·巴塞洛缪（St. Bartholomäus）医院和伦敦医院学那个时候知道的那些热带流行病。因为英国人在世界范围内都很活跃，所以，在伦敦，得什么样热带传染病的病人都有，而且足够。
1893年9月25号，我姥爷在热那亚（Genua）登上了北德罗特（Lloyd）轮船公司的“拜仁“号汽船，过苏伊士运河，绕印度和印度支那到了香港。10月26号，也就是大约4个星期之后，船在目的港抛锚了。韦嵩山博士是第一个踏上中国大陆的德国医生。在此之前，把欧洲医学带到中国的只有英国人和美国人。我姥爷不会说一个汉语词儿。那时不仅没有词典，也没有教材，不过，圣经已经翻译成了中文。借助翻译的圣经，这个新来乍到的人开始学汉语。
韦嵩山博士的最终目的地不是香港，而是在离香港大约400公里外的、坐落在山区里的嘉应州。1893年12月21号，圣诞节的前夕，他到了那儿。最开始，行医是甭想的，因为他不会语言。几星期过后，他以跟别人合干诊所的方式行医，有了中国助手来帮忙儿。他的首批患者是得了麻风病、骨折、眼病、骨炎、性病和肠炎的病人，此外，接生在开始时，也是一项重要的重点工作。
1894年6月，为了帮助英国人和美国人灭鼠疫（也叫”黑死病“，中世纪的腺鼠疫），他被叫到了香港。才过了几个星期，罗伯特·柯霍的学生北里柴三郎（Shibasaburo Kitasato）就找到了瘟疫的病原；瘟疫的病原附在大老鼠的皮毛上，到处传播。因此，灭瘟疫同时就是在这个海港城市里，消灭数千只大老鼠，用漂白粉消毒，并且把所有能传染疾病的东西都彻底地烧毁。
参加灭瘟疫的，也有中国医生，如在德国学习过的孙中山博士。孙中山后当上了1911年建立的中华民国第一任、运气不佳的总统。不光是柴三郎，而且恩斯特·冯·贝林的研究员也都带着他们的助手来到了香港，一方面进行学术研究工作，同时也积攒已明了的鼠疫病人康复的经验。柴三郎教授要给所有欧洲和美国医生做一次关于鼠疫的报告，出于对他的老师罗伯特·科赫的敬仰，选了德语来发言，这让英国人感到有点恼怒。那个时候，德国的医疗成就就是那么大，想反对，基本上也是没的可说。柴三郎请我姥爷给他做英语同声传译。
在香港这个插曲之后，韦嵩山博士又开始干起了他在嘉应州的工作。在这期间，他的语言已经好到了，除了给传教地的欧洲人看病外，还能看几个中国病人。几年之后，每年看4000多个中国病人。
最初，在当时那种最原始的条件下，看病基本上只是门诊，加上嘉应州的气候是炎热的热带大陆性气候，不久后就感觉到，给病人，特别是给手术后的病人，提供住院监视的条件是必不可少的。不论是那个时候，还是现在，建一所医院都是需要钱的，而钱得从巴塞尔要来才行，但要到钱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教会的长官们也是会算账的，因此建一所医院的理由，要列得非常明确才行。1896年，嘉应州的第一所医院终于建起来了。这所医院是欧洲人在中国最早建的医院之一；可以保证的是，它是第一所德国医院。
除了医院之外，韦嵩山博士在之后的短期内还给中国人建了一所护校。起先，护校只培养男护理，没有女护士。这些男护理当中的一部分人之后到欧洲来学医，当然也有在广东和上海的。他们跟我姥爷的通信交往一直保持到40年代。
起初，德国医生看病，中国人都盯着，并且很挑刺儿。每看好一个病人，都让他们说成是负面的，并归到了邪魔那里。特别是当他使得了青光眼的老人又重新见了光明之后，中国人认为这是用正当手段不可能达到的。有一天，有个高官儿得了重病。他让疟疾折腾得很难受，好几个中国庸医给他看了，都没管用。当我姥爷给他开了奎宁之后，阵阵的高烧（打摆子）就退了。这是一个突破。这个高官的权势和影响力在旧时的中国、皇帝的天下，差不多是没边儿的。帮了这个人，就意味着将来有卫队保护，防止你被打劫，并赢得老百姓的信任。当然也希望由此传教取得成效。
富家的中国人生病，自然是在自家里看了。他们派一台轿子把德国来的医生抬到家里。我姥爷生动的描述过怎么着去看病、怎么着玩各种文字游戏，之后再慢慢儿地进入正事。在这儿，我想引用一下笔记里的话，让你们知道一下在旧时的中国，谈话是什么样的。一家之主问：”您贵姓？“回答说：”小的姓什么、什么。“”贵国是？“”鄙国是德国。“”贵府在哪儿？“”我的脏屋草庵在哪儿、哪儿。“”有几个小官人（指儿子）？“”我有两只小臭虫。“”您有几位千金（指女儿）？“我有一个小跳蚤。”问过这些和其他许多问题，如：春秋几何（意思是：多大岁数了），得到满意的回答之后，这才可以进入拜访的正题。
另外一个从西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来的传教会也在嘉应州活动。那时有不少盲女，大多是让沙眼闹的，没有人管，因此韦嵩山请他们建了一所盲女收容院。
传教会长官们从欧洲发来的指令必须要执行的。有一天，从巴塞尔来了个提议：既然传教工作这么有成效，就得建所传教的学堂啦。我姥爷给瑞士回了信，说：像在非洲和印度那样大量地建传教学堂，在中国是不可想像的。如果要建的话，就得建一所高中，并在那里传授欧洲的科学和文化，可能的话，可以在晚上传授点宗教，但把宗教当成一所学校的主课来教，在中国是根本错误的。因此，从巴塞尔过来用于建学校的钱就被撤回去了。韦嵩山博士说服了嘉应州的传教士，使他们认为他的计划是对的，并且开始为建一所这样的欧洲高中学校征集私人捐款。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瑞士才资助这所学校。
1898年，我姥爷回欧洲数月。他想修养一下，并且找个对象。他已经中意于一位门兴格拉德巴赫（Mönchengladbach）的女教师，并且在1900年结了婚。几天后，他带着太太第二次从热那亚又踏上了去中国的远途。可惜的是，他的太太得了肠炎顽疾，这样，1909年韦嵩山博士就返回了欧洲。他本来打算的只是疗养休假一下，结果却彻底地告别了中国。我姥姥的身体没能缓过来，于1913年去世了，年仅35岁。这个损失使我姥爷再也没能复原。之后他当了20多年乡间医生和外科医生，此外还主持一所癫痫病人慈善所。1937年，他退了休。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这会儿会问，在今日的中国，再重新找到这个男人的足迹有什么特别的呢？以前发生的事儿，通过我姥爷的记述，我们已经清楚了，但是，因为战争乱世，使通信联系在40年代中断了，再后来就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可怕的破坏，过去的那些事儿，看来是要彻底地磨灭了。好多亲戚，也包括我的兄弟姐妹，一直随旅游团去中国。他们要是去中国南方，就向他们的导游打听。得到的回答一直都是一样的：嘉应州？没这个地方。况且我们把欧洲的建筑都拆了，盖了好的、新的房子了。过去的地方都没了，上哪儿找呢？
1997年，奇迹出现了。一位客座医生到了我妹妹在菲尔绍（Virchow）医院主持的免疫学研究室。从外表上看，这个年轻人可能是个日本人，或是个越南人。我妹妹跟他搭讪，他说，他是从中国南部来的，是中国客家人，所以个子矮了点儿。“啊！从广东来的！我姥爷以前在嘉应州那儿工作过。”“嘉应州？我不知道。现在的梅州（也叫梅县），也就是我出生的地方，可能以前叫嘉应州。我可以往家里发伊妹儿问一下。”于是他便往老家发了伊妹儿。他的哥哥知道，从1920年起，嘉应州改叫梅州，名字同其所处的梅州河。13亿中国人当中的一个，突然站在了我妹妹的面前，而且是从我姥爷生活和工作过的那个地方来的。
从此开始了信息交往：当然，那所医院还在，而且医院刚刚庆祝完百年建院（我就不念纪念文章了）。在一间传统式的房间里，挂着历届院长的照片。这所医院直到1951年，都是由欧洲人来掌管，看来这对中国人并没有妨碍。一排知名人士是从我姥爷韦嵩山博士开始的。100年前把欧洲医学带到他们那里的这个男人还有后代，这让梅州的中国人高兴得不得了。
嘉应州那片地区，在1895年前后，有20万人口，现在有6百多万了；那所医院以前有20张床位，现在超过了1000张，是这个地区最重要和最大的医院。广东省现在有8000万人口，也就是相当于整个德国的人口数量了。我姥爷启动的盲女收容院和护校也还在。那所高中现在有1500多学生。基督教会甚至也存活了下来，而且有5万多非常活跃的信徒，这让我们很佩服。
非常巧合的是：中德医学协会，我现在也是会员了，1998年的年会是在广州举行。于是乎，很快就有了个计划：只在年会上把我要做的报告做了，之后就去离省会400公里外的梅州县城。本来我们也就只有一周的时间。我当牙科医生的双胞胎兄弟也应邀去做报告，他对这个计划高兴得不得了。朋友莱伦（Reihlen）给我弄资料，朋友鲁克斯（Ruks）帮我置办了一份礼物，他把我姥爷1907年和工作人员一起的合影印制成了明信片。我们俱乐部的成员就这样各自参与了这次旅行的准备工作。
还在广州，医院的团队接待我们就热情得不得了，并且把我们在梅州要待的两天进行了周密的安排。那位负责医务的院长，其本人也是心脏病科医生和助理医生、护士长都来了。我们受到如此盛情的款待，当然要归谢于我们的姥爷。非常感人的是那一番番饭桌祝酒词不断地强调，他给他们带来了现代医学，他们为自己医院的过去感到骄傲。对我们欧洲人的仇恨一点踪影都没有。有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特意从澳门赶到广州来跟我们中午会餐。他是广州著名的暨南大学病理学教授，已经退了休。他还是在皇帝时代上的嘉应州高中，说着一口流利的、没一点儿口音的德语。在长长的饭桌旁，他表达了对我姥爷的赞誉，使我深受感动。
当我们的车从广州经过8小时开到梅州时，医院各科室的主任都来迎接我们。医院把我们的名字、汉语和德语的欢迎词绘在了红色大标语上。我们总是以各种名义受邀参加宴会，当然也得要看一下医院啦。虽然这所医院在中国肯定是属于现代化的医院，但病房和设施给我的印象是所谓的“第三世界的装扮”，而不像是世界超级大国的医疗设施。医院让我见了一位膀胱癌患者，并且问我，明天可以不可以给他做手术。能在我姥爷以前的医院里做手术，是我极大的荣幸，我就同意了。原本向我保证说，他们可以说英语，结果相反。我很快就发现，只有一个骨科助理医生能说一点点英语，当然啦，还有那位陪我们的，在这儿、在柏林鲁道夫·菲尔绍医院的客座医生赖博士，可他偏偏第二天不能来帮我们。我不知道，没有直接的语言沟通怎么能把需要好几小时的手术做下来。我那时对非常简单的手术器材、缝线和麻醉方式没有概念，要是知道的话，我前一宿可能睡得还要糟糕。此外，手术室很简陋，没空调，热得要命。
过后我一直搞不明白，为什么手术很顺利地做下来了，那四位中国手术室女护士是怎么明白我的示意的和我想什么，给我当助手的三位泌尿科医生就都照办了。我搞不明白，那病人究竟是怎么承受的，并且一声不吭地背躺在床上忍耐了7个小时。给病人的麻醉只是局部的脊髓麻醉，他必须亲耳听我们的谈话，尤其是还得一动不能动。只是偶尔的时候，他用手指纠一下我的裤腿，示意我该快点结束了。中国人认为这是太正常不过了，因为他们一直都是这么做手术。我更不知道，我是怎么适应那些工具和缝线的，因为缝线只有一种；需要粗点的线，就三股、两股地并在一起。原先的手术方案也得改变，因为病人的癌肿已经进一步恶化了，但那儿的医生还很乐观，因为遇到这种情况，他们可以用挺有效的传统中医来治。
在我们在梅州停留的两天时间里，我至少到病房探访了5次我的病人，这让我的中国同行感到很惊讶。在咱们这儿，每个手术医生这样来关心病人是正常不过的，但在那儿不正常，而是把病人交给护理员就完了。手术后的护理也落到了家属的手里，比如：为了防止血栓形成，要不断地做脚部按摩。手术后，那位病人还是躺在他手术前的那间8床位的屋子里；门窗敞开，用这方式让他能多少经得住酷暑。令人吃惊的是，我们的病人手术后状态还挺不错。要让一个欧洲人去受这么大的罪，基本上是连想都别想的。
几星期之后，我收到了一封从梅县用磕巴的德语写来信，内容是：”病人岳 宝阳（音译），男，63 岁(年)，22 天 从 医院，之后 手术 正常人。“
医院的医护人员带着极大的兴趣听了我兄弟和我的报告；我们讲了各自专业当前的问题。特别引起他们关注的，是我们放映的我们姥爷的幻灯片。他们对我们是医院奠基人的外孙赞不绝口。
这时我们也想知道，护校、盲女收容院和高中学校现在是什么样儿。虽然只有几处百年前的老建筑，但现在确确实实是又大、又美了。护校现在培养的女护士是3000人，男护理是700人。盲女院护理的病人大约有200人。那个高中是这地方最大的学校之一。直到60年代，这儿还把德语当成外语来教。我得以看那些教材，它们都是从以前的民主德国来的，老的教科书没有。现在的重点放在了英语上。要不要再捡起德语，就不清楚了。学校最初的建筑还保存着，并且修缮得很好。
我们在中国一个星期，其中有两天是在从广州到梅州，也就是老嘉应州的路上。整整两天的时间，我兄弟和我，在几乎过了90年之后，作为韦嵩山家的后代，把1909年似乎是永远断了的线索又跟实地串联起来了。这所医院再次需要从欧洲来的帮助，对此中国人也表示愿意接受。已经有的项目是：怎样能够用更好的技术来装备泌尿科和怎样也对医院的其他科室给予帮助。我兄弟和我，在这首次访问之后，将再去中国，去那个我们的姥爷度过了他最幸福的日子和耗费了他超过15年全部精力的国家。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可以想象一下，重新找到我们姥爷在中国南部的足迹，不仅对我们年近90岁的母亲来说，就是对我们孙子辈的人来说，是多么大的庆幸。
1999年7月
(李协燕译)
保罗·格哈特·法布里休斯博士，教授，柏林新克尔恩(Neukölln) 医院泌尿科主任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