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打仗

1969年3月2日珍宝岛事件爆发了。苏联军队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我们也做了必要的准备。

北京军区在锡林浩特成立了前敌指挥部，在我们所在的公社附近的几个边防站，除了日常驻军（锡盟军分区独立三团）外，还调来两个野战军：65军和24军作为机动。抽调了部分北京知青和牧民青年全副武装起来，昼夜站岗巡逻作为二线补充。

所谓边境线没有任何遮拦，只是每隔15公里一个水泥界桩，平时中蒙边境地区双方的畜群相互越境是家常便饭，此时中苏关系剑拔弩张，在中方一侧，我们以往每隔60公里设一个边防站(营的规格,连的编制)。现在备战当前，临时改为每隔30公里一个边防哨所(有的以连为单位,有的以排为单位)，在每两个部队的边防哨所之间又加了一个武装民兵的哨所(以班为单位)，叫做“二线哨所”。等于我们的边防线的哨所比平时增加了三倍，在边境线南侧一线排开与边境线北侧的苏蒙军对峙起来，大有一触即发的架势。我有幸被选为“二线民兵”，从牛群调出，加入了保卫祖国最前线的行列，实现了多年的梦想。当晚抱着新发的苏制7.62步骑枪和50发子弹，激动的彻夜难眠。毛主席的谆谆教导，“今后的几十年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间啊！现在二十多来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正是四、五十岁的人，你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这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为完成这伟大的历史使命，你们这一代人要下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又在耳边回响。在那些年里，每当想起这段话都会热血沸腾，激动不已。脑子里浮现出来的，一会儿是李向阳、刘洪、史更新…，一会儿是保尔、卓娅、斯巴达克…。为了保卫祖国神圣的领土，反抗侵略，我要向他们那样做到无私无畏、大智大勇、敢于牺牲。

除了每天轮流站岗巡逻外，大部分时间是修工事和军事训练。我们站岗的山头以花岗岩石为主体，白天修工事主要是打眼放炮起石头。在山头一个隐蔽的制高点就势修一个碉堡，碉堡东西各修一条战壕，沿着山梁直通到两边的制高点，一旦打起来这三个制高点可以互相支援。碉堡南面再修一条暗道直通到我们休息的地窨子。

修工事每天要抡大锤打眼儿，时间一长手磨起了血泡，血泡破了缠上点儿布条接着抡，虎口震裂了攥不住锤把，有时把锤子抡出去，跑到半山坡拣回来继续干。扶钎的、抡锤的要不时调换，抡锤的累了，拿不准把锤砸到扶钎的手上，鲜血四溅，晚上钻心的痛，第二天还要咬牙接着干，因为“时间就是生命”、“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要“抢时间、争速度、保质量”。当时在我的脑海里经常浮现保尔修路的那段情景,过去停留在书本上的东西，后来我们几乎天天都在经历着、感受着。

偶遇校友

 

在中蒙边境线上巡逻

当时抢修工事虽然刻不容缓,而军事训练更是当务之急。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最终解决战斗的是人”。因此苦练的基本功主要是格斗、射击和刺杀。         

带我们一起训练的24军侦查连长是我们的偶像，一天傍晚我们和边防站的几个干部战士陪野战军的同志在山梁上勘测地形，在我们哨所的碉堡前，看到离我们头顶不远处有只山鹰在盘旋，他潇洒地拔出手枪，抬手只一枪就把山鹰打了下来，大家都鼓掌称赞他的过硬的军事技术。过去我们在学校里也练过射击和刺杀，我校曾获63、64、65年全区军训先进单位，我本人也有较好的军训基础。但那时的木枪很轻，什么都是假的。现在是真刀真枪的练。射击时，苏制7.62步骑枪的后坐力较大，开始没经验，打个10发8发，命中率不高，肩膀还钝肿了。连长要求我们平时训练一定要把枪托与肩膀顶稳了，枪刺钓上石头每天练几小时。经过一断时间的苦练，命中率果然提高了，后来基本出枪就能打到8、9环，我们中的一位女生居然能射出3枪30环射点成三角形的最佳状态。

俗话说强将手下无弱兵，刺杀是近战夜战最有效的基本功。一位侦察兵为我们作刺杀的示范表演，他熟练的防右刺、防左刺、防下刺、向后转刺…这个战士身手矫健，手里那支枪围着他忽左忽右、唰唰作响，枪刺上的寒光充满了杀气，一套动作下来真令人打心里头佩服。别说我们知识青年没有一个人能把全套的刺杀动作做下来，就是连续做5、6个突刺，早已是气喘吁吁、身歪枪斜站不住了。连长说，一个战士要能达到连续突刺30次才算合格。要能达到50大关才算过硬。并不屑的说“你们这些学生，练吧”！这句话真让人撮火，我们当时大都18、9岁，也是当兵的年龄，“你们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并且一定要超过你们”。哥几个发了狠，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我们就爬起来，“立正”，“预备用枪”，“上刺刀”“突刺——刺！”好一阵子，静静的山谷里充满了火药味儿。结果我们不仅突破了50大关，而且达到了连续突刺500大关，手上磨破的血泡把枪托染红了，并起了老茧。此事轰动了野战军的干部战士，在后来的比武、演练中，连长多次夸我们“北京的学生，好样的”,并在我们中间挑出8位同学多次作示范(后被戏称八大金刚)。后来混熟了一聊天才知道这位潇洒的侦察连长居然是我们北京外语学院附校59级的学长，他的激将法挺灵。

图书大串联

无论是修工事还是训练，间歇时间里，总是要抽时间要看看书，否则就好像生活中缺点儿什么似的。当时所能读到的书实在有限。在那个年代，除了毛选，别的几乎都被冠以毒草的罪名统统销毁。但不少同学手里都有漏网之鱼，如：《军队的女儿》、《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朗诵诗选》《外国民歌200首》等，这些资源成了知青集体的财富，每次同学回京探亲回来就充实不少新书。对于我们这些早已不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学生，而是实实在在生活在社会底层，每天要为生计忙碌，每天都要与想不到的各种困难争斗的这批人来讲，最喜欢看的、传看最多、评论最多的是一本描写奴隶起义的书——《斯巴达克思》。史诗般的奴隶起义大气磅礴，主人公斯巴达克不屈服于命运的摆布，敢于斗争、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震撼着我们，斯巴达克与范莱利亚的爱情故事也深深的触动着我们…。这些精神食粮在我们漫长的插队生活中起到了潜移默化、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那精神生活贫瘠的

                   站岗

年代，是书——这些人类智慧的结晶帮助我们学会了思考，学会了如何战胜困难，找准了自己人生奋斗的方向。 这些书在大家传看的时候是限时间的，因为人多书少，大家都自觉地遵守这个潜规则，要抢时间看书。一天，轮我做茶，在烧牛粪火煮水的时候，就习惯性的拿出《牛虻》读起来，水开了，我随手把书放在灶台上，就去劈砖茶，正在这时被两个牧民小青年看到了这本书。平时他们就疑神疑鬼地说过，知青怎么这么爱看书，书里有什么呀？在他们翻看这本书时发现了亚瑟跪倒在琼玛裙下的插图。随即把此事汇报给了一起巡逻的边防军。第二天边防站长张汉生——一位面相生猛的壮汉带人从我的铺盖底下搜出了“黄色小说”《牛虻》和《红楼梦》并全部没收。为捍卫我们知青最珍贵的资源和读书的权力，我与站长据理力争，结果被下了枪、关了禁闭。

十几天后北京前敌指挥部下发了一份“边防哨所民兵站岗时看黄色小说”的内参材料，组织我们学习，并对我进行批判。我认为材料严重失实与前来组织我们学习的军分区宣传干事和边防站长大吵了一通。他们认为我态度不好，不接受批评，不接受改造，暂时取消了我站岗巡逻和训练的权利，让我反省。每天的工作就是饮马、做茶、拣粪、拉水等杂活儿。后来《华北民兵》居然发表了一篇“屯垦戍边，构筑钢铁长城”的通讯,文中提到嘎多布奇边防站“帮助北京知青灵魂深处闹革命”，“改造思想、反修防修”“学习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立竿见影，改变陋习，轻装前进”“不断提高战斗力”云云。真让人又生气又好笑。

一天，7辆北京吉普和嘎斯69浩浩荡荡开到了我们岗哨下，一群军官簇拥着一位白头发的老军人（北京军区刘副司令员）来到我们岗哨视察。看完我们的刺杀和格斗训练后，高兴的拍着我的肩膀说，“北京学生赶上我们的野战军了，不错，有战斗力”！旁边锡林郭勒军分区安副司令说，“北京知青是不错，就是爱看黄色小说”。刘副司令了解了情况后不以为然地说，“毛主席要求我们（党的高级干部）多读书，几次提到《红楼梦》。爱看书不是坏事，不要求全责备。北京学生是毛主席身边来的，是可以依靠的对象。现在大敌当前，没功夫扯淡,我们要集中精力，准备打仗！”刘副司令几句话，干脆透彻，掷地有声。令当时在场的我倍感亲切，据说他是老红军，说出话来就是有水平！

几天后接到通知，要我到边防站谈话。一进办公室，这位“穷横”的站长一反常态，居然满面堆笑的对我说“小张啊，你一直表现不错，野战军首长对你印象很好，前阵儿我们有点误会，事儿都过去了，以后该怎么干还怎么干，不要背思想包袱，我们交个朋友，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你的书还给你。包干事，把书拿来！”过了好一阵，包干事进来与站长伏耳嘀咕了一阵子，站长转而对我说，“小张，该开饭了，咱们先吃饭，然后你先回去，书下次还给你。”我当时没在意。后来几个月里多次汇报边境线上的“敌情动态”到边防站，顺便找站长要书，站长都把话差开了。我才犯了疑惑，就跟站长说“书你一定要帮我找到，它不是我个人的，是我们知青集体的。对于我们，这些书非常珍贵”。见此状，连长面有难色地说：“小张，跟你说实话吧，书丢了。本打算到旗里买两本陪给你，结果找遍了东乌旗甚至到锡林浩特的所有书店都没有找到，你那两本书还真不好找,实在没办法，你看该多少钱，赔你钱得了。”“什么？丢了！怎么在边防站还出现这种事？这不是钱不钱的事，花多少钱也买不来呀！”我真急了。见此状，上来好几个干部战士劝我，给我赔不是，我还能说什么！在长期的接触中，我们知青与边防军的官兵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们每次到边防站都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相比这件事，实在算不了什么，也就不了了之了。后来听包干事说，开始这两本书像瘟疫似的，谁都躲着。首长发话后先在领导层面上“审查”，后来传到了士兵层还限定时间，每人只给一两天，很多人都连夜看，传着传着书就散烂了，再后来就传没了。因为这，全连官兵结结实实挨了站长一通臭骂。我知道后反倒心里不落忍。书丢了，我们再难也总还有办法搞到，可这些干部战士大都来自农村或小地方，在那年月要找几本书会比登天还难。

我非常理解这些军人，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工作经历和环境，共同的愿望和需求。 在站岗、巡逻、训练、抢修工事等过程中，的确很紧张，很充实。但时间一长仍然不免有单调、枯燥的感觉，尤其夜里站岗，每到凌晨3、4点钟的时候，眼睛怎么也支撑不住，走一套刺杀、打一套擒拿格斗，来了精神，又能坚持一阵子。眺望着空荡荡的原野，在晨雾微明中，思乡、对童年的回忆、对未来的朦胧的憧憬…还有空虚和孤独。 作为边塞的守卫者，不仅肩负着重大的责任，也有对生活的渴望，需要丰富的知识，需要了解外面更广阔的世界，需要充实的精神生活。比如，清楚中国近现代中国被侵略、被欺辱的历史，知道我国的孙子兵法和其它国家军事知识等，会在战争中自觉的激发战士们的决心和智慧，而要达到这样一种状态，读书是最好的选择。我当时曾经梦想过，如果边防站有一个图书馆那将是干部战士、知识青年和青年牧民最好的精神寄托。只不过在当时是远在天边不可企及的梦想。

圆梦

斗转星移，光阴荏苒。不觉中40年过去了，每当我打开中国地图时眼睛总是不自觉地从北京往北划一条直线到中蒙边境线的交叉点上，眼前顿时显现出那片熟悉的山岗、山顶上的那座碉堡、战壕和草原深处的那个绿色的军营——嘎多布奇边防站，40年前在那里发生的大练兵和书的故事使我至今难忘。

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我国每年新书发行量20余万种。人们对知识的渴望、对读书的认识回到了自觉健康的轨道，恐怕再也不会出现在草原上因读书引发的具有讽刺意味的图书大串联。只要愿意，我们可以尽情的在书的海洋里遨游。我真是羡慕现在的年轻人，赶上了这么好的时代。当然北京等大城市的青年人的学习条件得天独厚，而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和边远地区就不一定有这么好的条件了。所以这也是我这么多年来一直惦念着我的第二故乡——内蒙古乌珠穆沁大草原，怀念着我们军民联防保边疆的日日夜夜。更忘不了因为读书发生在嘎多布奇边防站的无奈。

1998年我们老知青回乡，集体为嘎多布奇边防站捐书两千多册合6万多元，为他们建立了一个图书室，边防站的官兵高兴得列队高喊“谢谢叔叔！”。我望着这换了一代又一代的既陌生又熟悉的面孔，望着这熟悉的山顶的哨所、边境线上的界碑和这宽广的绿草地，这就是多年来魂牵梦绕的我心中的那片绿色，在这片绿色中我度过了我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在这里不仅有着许许多多难忘的回忆，也寄托者我们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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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