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17日下午，学校革委会副主任、红卫兵头头锺德鲁召集会议宣布：明天去天安门开大会，当晚12点出发，每人发两个馒头、一块咸菜作为早饭。
　　开什么会我们都不清楚，只知道是北京新市委发的票，指定我校红卫兵上观礼台东四台。因为夜里12点集合，几乎没有人睡觉，都三、五成群地聊天，等着集合时间。那几天，白天闹革命，没睡过一天舒服觉，常常是坐在沙发上打个盹就算一觉了。
　　锺德鲁让我负责整队。一声哨响，队伍马上就集合完毕，发完馒头和咸菜，我们出发。红卫兵绝大多数都穿军装,衣服的新旧程度有差别，颜色深浅不一，不过看上去还算统一，像一支队伍。我一拿到馒头，肚子就觉得咕咕叫，一边走一边吃，队伍里有人笑我，但我看见不少人也和我一样在吃馒头。
　　北京八月的子夜，天气十分凉爽。学校在和平门，出校门顺着城墙往东，不到20分钟就到了前门。我们看见有不少队伍和我们一样正向天安门方向集中。进入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有不少人，看出来他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我吹了几声哨，大伙立刻精神抖擞，随着我的口令，昂首挺胸，步伐整齐，引来路人的注目。
来到天安门城楼下，有解放军战士站岗，我们的指定位置在红四台，天安门城楼最东边的地方。大家都觉得这里距城楼太远，议论纷纷，但也没办法。时间还早，观礼台的门还没打开，队伍解散，大家找地方先休息。我靠着墙，坐在地下，眼皮直打架，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一阵汽车的刹闸声把我惊醒，紧接着是一片混乱而急促的脚步声，我一看表才四点钟，周围全是解放军，每人手里拿着一根长棒，背着一个像步话机样的东西，都戴着耳机。我急忙起身，但一条腿很麻，动弹不得，身上也感到很冷。战士们排成一条线，慢慢地、有序地用那根长棒在地上来回扫。我突然明白了，他们拿着的东西是探雷器，他们在天安门城楼下仔细地搜索探查。大家又聚在一起议论开了，猜今天都会有哪些中央首长参加会。
　　师大附中的队伍也来了，凑巧也分在红四台，和我们一样，也很不满意。他们学校的红卫兵头头是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只见她将压过眼眉的短法一甩，冲钟德鲁喊：
　　“你们怎么也分到这儿来了。走，我们一起想办法上红一台！“
钟德鲁凑到刘平平的身边轻声问：“毛主席今天来不来？”
　　“可能来！”她故作神秘。
我们两个学校决定派六个人作为代表，去找大会指挥部的人交涉。六个人中有刘平平、钟德鲁、万小穗、我，还有两个我不认识，据说有一个是陈伯达的女儿。在天安门城楼下，我们见到了大会副总指挥。他身材高大，年约五十，是北京新市委的，胸前别着一个红布条，上面写着副总指挥。我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缠着他非要换到红一台不可，可这人就是不答应。刘平平气得直冲他发火。
　　这位副总指挥其实真没办法帮我们换票，但也不敢得罪我们，只好推说有事，溜之大吉了。等了一阵，东方快要发白了，金水桥上已经布了岗，广场上也聚集了150万群众。我们决定让万小穗在那继续等，我们先回红四台和大伙商量怎么办。
　　早晨七时许，一串北京吉普从天安门城楼的门洞驶出，一拐弯，全都停在观礼台红一台旁边，正好在刚才我们与大会副总指挥交涉的地方。万小穗看见车上下来的全是军人，从第一辆车下来的人，身材高大、魁梧，身穿绿色军夹大衣，他笑着向附近的红卫兵招手问好。万小穗距他只有几公尺，但他开始没认出这人是谁，周围的红卫兵也都没人认出这人，但大家议论纷纷：“怎么这人那么像毛主席啊？”“不可能，毛主席怎么会穿军装呢？”周围的人都不敢冒失，用惊异的眼睛盯着来人，只能使劲地鼓掌。这位高大的军人摘下军帽，向大家一挥，大声说：
　　“同志们好！”
　　“是毛主席！毛主席来啦！”群众“哄”的一下炸开了锅，“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声立即响成一片，观礼台下聚的人越来越多。后面的人不断往前涌，前面的人自觉挽起手筑成人墙维持秩序。
毛主席不断地挥动手中的帽子，向红卫兵致意。